北川中学90后幸存者:

“夹缝男孩”郑海洋和他的同学们

人物档案

郑海洋

27岁,2008年“5·12”特大地震发生时,就读于北川中学高一(2)班。身处废墟夹缝中超过22小时后被救出,双腿高位截肢,被媒体称为“夹缝男孩”。

2018年4月24日,“夹缝男孩”郑海洋在北川新县城自己的家中。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4月27日下午,郑海洋坐在轮椅上,重回新北川中学校园。他穿梭在从宿舍前往教学楼上课的学生中,任凭一张张稚嫩的脸投来好奇的目光。

路过操场,他瞥见七八个男生在草坪上踢足球,忽然开玩笑说:“真可惜,我都没来得及在新操场上踢个球。”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汶川发生8.0级地震,位于北川老县城内的北川中学“L”型教学楼出现垮塌,全校遇难师生共781人。郑海洋所在的2007级高一(2)班共69名学生,幸存者仅16人。

17岁的郑海洋身处废墟夹缝中超过22小时,在被救出的那一刻,他在缝隙中摆出一个“胜利”的手势,露出一个笑脸,因此被媒体称为“夹缝男孩”。

幸存的同学中,还有为同学举吊瓶的“抗震救灾小英雄”李阳、“假小子”罗夕(化名)、“街舞男孩”李明坤等。

时间流淌,从北川中学毕业后,他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四散各地,在不同城市中打拼,独自与过往做抗争、求和解,联络时断时续。

他们的人生轨迹,终究因地震而变得与众不同。

被困在废墟中的郑海洋。 视频截图

十年

“曾经以为,17岁,我会在北川中学的废墟下失去生命,而后,现在,我坐在轮椅上,用以前从来不可想象的方式,感受这个世界……”

——郑海洋《废墟下的22个小时》

郑海洋家客厅书柜的相册里,还保留着地震时他在夹缝中比划胜利手势的照片。那时的他1米83,瘦高,平头,笑起来有着痞痞的喜相儿。

4月26日下午,初次拜访郑海洋时,他戴着宽边方眼镜,圆脸,嘴角浅浅带笑,显得斯文而内敛。

他端坐在轮椅上,因高位截肢,牛仔短裤沓拉出来一截。他调侃自己胖了,与那个笑容青涩的少年相差甚远,“但还是帅的。”

在北川新县城某个新建的小区内,他正与父亲商量着要在这套130平米的新家里添几盆多肉植物。家里65寸的小米电视、蓝牙环绕音响也是他精心添置,“这样看NBA篮球赛才痛快嘛。”这几天,他正为骑士是否能晋级半决赛捏一把汗。

晚间出门吃饭,他坐在轮椅上,靠两只手臂推着轮椅两侧的手轮圈前行,遇到小区内上下低矮的路牙,他灵活地将轮椅转180度,倒着下行。

走在北川新县城里,规整的住宅楼、车流稀少的马路、偶尔出现的两三人群、与人齐高的树木,都在彰显着崭新的气息。然而,小城居民多是从老北川搬来的地震灾民,百米内总能遇上相识的长辈。

这些年唯一难改的习惯是失眠。以前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困扰,夜里两三点才能入眠。后来是惯性所致。情绪起伏时,他干脆一个人出门散心,在马路边兜转。

轮到工作日,他便自己叫一辆顺风车坐到成都,和公司员工一起开会,谈论业务。

去年3月,他和四个合伙人共出资50万创立了“假先生”APP,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康复,通过连接社区、康复中心和医生,为患者提供免费的线上诊断和康复方案。

为了尽快争取到第一轮300万的融资,他辗转北京、上海等城市,参加创业比赛、与创投公司谈投资,发表路演等,像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一样忙碌充实。

郑海洋说,可能十年对每一个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人都有特定意义。“当我们这一代幸存的90后不可避免地被拿来与同龄人比较时,至少我也想证明自身的可能性和可塑性。”

前几日,郑海洋收到北川中学同学李明坤的婚礼请帖。今年二月,李明坤在上海结婚并定居,他计划在5月26日,回北川补办一场婚宴,“趁这机会,大家好好聚一下”。

同一时间收到请帖的同学李阳准备辞去绵阳的工作,去一家药企的遵义分部做销售。前两日,他接到入职通知,临走前约郑海洋出来喝一杯。

这一年,在北京读研的罗夕即将毕业。趁着五一假期,她回北川看望郑海洋,“我六月就回成都工作了”,她拍拍郑海洋肩膀,让他多请吃饭。

十年就这么不经意撞进他们胸口,来不及反应。每个人都感慨,时间太快,地震发生时的每一帧画面还牢牢刻在脑海中,一转眼却要跨入而立之年。

5月8日,郑海洋在北川新县城里。 新华社记者 张帆 摄

生死

“吊车终于开始抬我身上的板,一块石头被抬走,太阳光突然刺进来迫使我立刻闭紧了眼,我当场就想纵声大哭,光芒如此耀眼,这一刻仿如重生,我是多么想活着,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郑海洋《废墟下的22个小时》

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67位北川中学高一(2)班的同学坐在五楼教室里,这一节是杨汉德老师的政治课。

二十多分钟过去了,坐在后门边的郑海洋把书立在课桌上,埋着头昏昏欲睡。

14点28分,教室一阵摇晃,持续几秒,头顶一些细碎的粉末和颗粒掉了下来。

杨汉德老师猜测是地震,他正考虑是否继续上课,就感受到更强烈的震感,像是冲浪时接连涌来一浪比一浪高的波涛,“人根本站不稳”。

一位同学大叫“地震了,快跑。”郑海洋和一些男生相互推挤着到了后门,才发现门是关闭的。

每个人都极力求生。

这一瞬间,天花板张裂、垮塌,碎石、砖板和房梁向下砸来,地面和墙壁的缝隙刹那裂开,窗户的玻璃碎片飞溅,伴随着惨叫和救命声,所有人急速下坠。黑暗代替了那一刻所有的记忆。

醒来时,郑海洋发现自己的双脚已经被掉下的天花板死死压住。旁边还有他的同桌廖波。

彼此的存在成了他们延续生命的动力。“没关系,即使我被救出去,我也不会走,我会留下来陪你的,等到你被救出后,我们再一起进医院”,廖波对他说。这让郑海洋“认定了这个兄弟”。

那个噩梦连连的夜晚,郑海洋说,疼痛让他产生太多次放弃的念头,但听说民兵和吊车已赶到附近,求生欲让他条件反射般地留给外界一个微笑。

记者为他拍摄了照片,图片迅速在网络走红,无意中促成郑海洋的“成名”。“夹缝男孩”的标签跟随他至今。

被埋在废墟下的其他同学,有的死去,有的重生。在郑海洋获救之前,廖波身上两块石板被移除、座椅被锯掉而救起。坐在教室靠窗一侧第三排的女同学罗夕,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被救援人员用电钻破碎她身上的水泥钢筋而获救。

地震发生时,因去县委礼堂参加五四青年表彰大会的李阳和李明坤,侥幸逃过一劫。他俩压在头顶的天花板很快被救援人员移开,两人走回学校,看到了废墟。

去年5·12,郑海洋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废墟下的22个小时》的文章,描述了地震发生至自己被救出的22个小时里,废墟下的他和身边九个同学的生死故事。

这篇收获263万点击量的文章写于2009年。发表前,这段记忆尘封八年,他从未开口对人诉说。

伤痛

“右脚要利用自己的力量脚尖先着地,然后轻轻地抬腿,迈出的步伐也不要太大,十厘米就好,着地的时候要用脚后跟先着地,将右脚的膝关节牢牢锁住,接着就开始迈左腿……”

——摘自郑海洋日记

再醒来时,郑海洋已失去双腿。第一周,他不知道自己是高位截肢,幻肢痛让他忍不住想去挠脚趾。

神经疼痛在清创手术后逐渐加深,每天吃完两片止痛药,郑海洋还是疼得整夜睡不着觉。轮到医生给伤口换药,他几次把放在嘴里的小木条咬断。

一个多月后,有同学统计2班幸存学生的名单,多数伤者分布在重庆、武汉和北京的医院里,其中,三四个人肢体残缺。相似的情形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手术,发烧,意识不清,失眠交替发生,然后转向康复。

在其他人学着重新站起来走路时,郑海洋开始尝试使用假肢。

一副假肢30-40斤,他需要借助平衡木才能站立行走。每步最多前行10厘米左右,走了不足500米,大腿根部肌肉便隐隐疼痛,每隔一天,缝合处的皮肤便磨烂蜕皮。

2008年底至2009年5月,高一(2)班的同学们陆续回校。

“学不进去,每天胡思乱想,可是又想和同学们待在一起。”发呆之余,郑海洋迷上了韩寒书里“离经叛道的那股劲儿”,每天晚上,他在电脑前记述地震前后的个人经历,两年写了近十万字。

“原来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直面灾难和摧残”,他不再总想着命运不公,伤痛被书写出来就没那么疼了,留下的疤痕说不定让这块皮肉更结实,没什么不好。

同学罗夕,右手不能活动,便用左手练字。她坚持在电脑上玩《劲舞团》游戏,刺激手指活动,一学期后,她单手赢了郑海洋好几局。

走在路上,罗夕总会想起自己每晚牵着父亲的手一起散步,躺在沙发上讨论球赛,看枪战片……连撒娇的权利还没学会使用,她失去了想一直陪伴的人。

地震时,李明坤的父亲被压在县财政局楼下,遗体未找到。高三那年5·12,李明坤拨打了父亲的电话号码,竟然接通了,接电话的是一个盐亭县的陌生男人。李明坤打车过去,买回了这张被重新启用的移动卡,“那是我爸的东西,想拿回来。”

重回学校的第一年,他们每周末都在校外聚餐,聊得兴起也会笑起来。只是,地震这个话题,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跳开,生怕刺痛彼此的神经。

他们曾作为高一(2)班的幸存者们拍过一张合影。13名同学站在操场上,彼此紧挨在一起,第一次在镜头前露出笑颜。

重生

“我青春的任性已经无法让我在校园里学着老虎的样子纵横跋扈了,我变成一只乖巧小猫。”

——摘自郑海洋日记

在朋友眼中,轮椅上的他曾是个忧郁少年。

曾经,北川中学高一(2)班是重点班,郑海洋早早确立了志愿,报考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后来,他因成绩下滑,去了天津一所职业技术学校读大专,学电子商务。

地震后结识的长辈伸手拉了他。几位长期志愿帮扶的叔叔阿姨帮他解决上学费用,筹集创业资金,陪他安装假肢和做康复训练,从外地飞到成都为他过生日……“我足够幸运了”,他说。

身边人的陪伴和鼓励,让他慢慢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

复诊常去康复机构和医院,他察觉到,假肢交易市场上信息不对等,残障人士通常无法获取自己需要的假肢信息和优质的购买渠道。

犹豫再三,他从运营两年的网站辞职,着手创立了为残疾人提供康复和挑选护具的网络平台。

自从2015年开始创业,时常有记者询问他的近况。只要有人登门拜访,不管是要求他反复叙述地震的场景,还是为逝去的表妹写信,他有求必应。

“我没关系啊”,他重复这句话,“现在聊起来没那么沉重了。”随即又低头腼腆一笑,承认接受采访也是出于宣传创业项目的考虑。

变化在缓慢显现着。近几年,郑海洋的笑容更多出现在照片外的世界。话少,喜欢独处的他关闭了QQ,和朋友去北京看周杰伦演唱会,参加隔壁班5·12纪念的同学聚会,唱K,逛街,看电影……

回望

“以前的自己畏惧死亡,现在我开始慢慢解构死亡,读懂死亡的另一层含义,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消亡了。”

——摘自郑海洋日记

今年清明节,郑海洋又回到老北川县城遗址,追悼遇难的同学们。

老县城遗址里,随处可见歪斜的五六层建筑,残缺的楼房,政府办公单位楼前竖起了遇难者牌子,道路两旁木栏杆上插着一朵朵纯白干花。一公里外,北川中学那片废墟已被草坪覆盖,草木繁茂,与远处低矮的山脉连成绿茵茵的一片,盎然春意蓬勃而出。

地震后十年,郑海洋和他的同学们在不同的城市重启人生。

曾在废墟中为他鼓劲的同学廖波,被救出后左腿高位截肢,现已结婚生子。

同学李阳,作为享受国家政策的抗震救灾优秀少年,高考前十天被保送至上海交通大学,“人生的路就是这样了”,李阳比划了一个上升的手势。在他看来,“谁也不能一直活在过去,要向前看。”

罗夕则躲得远远的。在外读书六年,她从不与同学交流自己的经历,“不愿提起过去,怕人施舍同情”。

五一假期,她回到北川,29摄氏度的气温下,她身穿黑色的长裤长袖,怕手臂和脚踝处延伸的深褐色伤疤令人感到不适。“夏天也这么穿,习惯了。”

今年5·12是罗夕研究生毕业答辩的日子,她想答辩顺利结束后,再找时间去老北川祭拜父亲。

郑海洋依然念旧,心情糟糕时,他还会给一位去世三年的志愿者“杨叔叔”发微信,会突然跟罗夕说前几天心情不好。今年3月底,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希望联系上志愿者小雨,那个曾在地震后陪他康复、给他辅导英语功课的女孩。

去年8月8日晚9点19分,九寨沟发生7.0级地震。郑海洋在家里,感受到与九年前5·12第一次摇晃相似的震感。那十几秒里,他只想了两件事:1.这次地震不算大,不用跑;2.新买的电视机会不会掉下来?

他没有一丝心慌,“无感”,他轻飘飘地说。

夜里,他却梦到了地震的场景,整夜沉浸在好几个断续的梦里。原来的同学们聚在一起聊天、喝茶、打麻将,他已记不清有些人的姓名,亲切感却没变。

梦里有人叫他“戳男”,这是属于郑海洋的外号。以前,他总在班上开玩笑说自己是超级大帅哥,说着还要加一个曾在地震中摆出的耍帅手势。

只有在他的梦里,北川中学2007级高一(2)班还“活着”。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遇难的同学们都长大了,还是当年的模样。

新京报记者 赵蕾 北川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