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张先生，您好。我们现在搞一项工作叫“萃英记忆工程”，这是从2012年的3月份开始做起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请我们老先生、老校友甚至是兰大的一些老朋友，讲述一下在兰大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和感触等等，我们想将这些留下来，给后人们更多的了解认识兰大的资料，感谢您接受我们采访。请您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琅琊文化与家族文化——我早年成长的文化氛围

张：我这个人经历很简单，用孔子的话来说，便是一个“东西南北之人”。籍贯山东，是为“东”；早年求学在上海、杭州，是为“南”；后长期工作在兰州，是为“西”；又娶了一位东北太太，是为“北”。

我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县的一个小乡村，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家里很穷，我是放牛娃出身。小时候就生活在田间，从六七岁开始就跟着父母种地、拾草、放牛，后来又一边上学一边到生产队里挣工分，很艰苦。因为从小就艰苦惯了，所以不怕吃苦。

说到与我的成长及学术研究有关的一些因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乡土文化和家族文化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个是我的导师姜亮夫先生把我引向了学术研究之路。

先说乡土文化。我的老家是在琅琊地区，和赵俪生先生的老家相距只有几十里远。琅琊地区的文化叫琅琊文化，是介乎齐文化与鲁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齐文化的特点是博大、开放，是由姜太公封齐后形成的，后来又有管仲和孙武，为这一文化的代表人物。鲁文化呢，是比较质实和朴厚的，也是比较固守的，相对来说不那么开放，是以周公长子伯禽封鲁后而形成的，以孔、孟为代表。我的家乡从地域上来说在齐和鲁之间，在山东半岛的东南部。这一地区的琅琊文化是以秦朝设立琅琊郡开始的，后来又经过汉魏晋、隋唐宋明清一直延续到了近代。这个文化的特点是既不同于齐文化也不同于鲁文化，而又兼得二者之长。简单地说，这个地方的民风是很古朴、淳厚的，学术上是各家思想兼容，学风上则强调学以致用，不搞那些花架子。另外，这地方的人比较谦虚、谨慎，而且遇事善于作多方面的、长远的思考。琅琊文化的代表人物就是诸葛亮，还有一个代表人物是王羲之。我从小就受到了琅琊文化的熏陶，所以治学也好，做人也好，都深受其影响。

张崇琛夫妇与赵俪生夫妇在一起

再说家族文化。我家祖上在明清之际曾经是大户人家，后来破落了，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就变成贫下中农了。但是家族文化依然在传承着。我从小受到的教育，第一就是为人要忠厚，忠厚传家远；第二就是不管你穷、富，诗书一定要读。老人们常说：“三辈子不读书就会变成驴。”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读书，当时也没什么书读，家里有我二叔读过的一套“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线装的。我在上初小的时候，没有课外书看，就翻那套书。当时背了很多，但不知道是啥意思。另外，家里还有一本《庄农日用杂字》，一本《三字经》，我小时候的读物就这些。《庄农日用杂字》将庄稼人一年十二个月干什么事、怎么干都排列出来，比如开头就讲 “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要记日用帐,先把杂字观”，接着又说，“开冻先出粪，置下镢和锨。扁担槐木解，油筐草绳拴。粪到南场里，捣碎使车搬”。这书我小时候全能背过，因为有插图，觉得挺好玩的。这就是我从小受到的两个方面的影响。

后来就上高小了，1956年又上初中。我从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当地的《诸城日报》上发表文章了，记得有通讯报道、散文、小小说、诗歌等，大概一共有几十篇。当时也不知道收集、保存，直到1997年回故乡时，县档案局才给我复印了一份。我上初中是在1956年到1959年，高中是1959年到1962年。高中三年正赶上最困难时期，饭都吃不饱，饿着肚子考大学。当时报考大学稀里糊涂，家里人不懂，我也不懂，就随便填了一个山东大学，教导主任说有一个华东师范大学在山东招生，就私自给我改成了华东师范大学，说这是全国有名的大学，而且还吃饭不要钱。我说好好好，饿得难受，吃饭不要钱最好，最后我就这样上了华东师大。那一年，即1962年，全国的高考录取率是最低的。我看了一个资料，那一年的录取率是25%。具体到我们县的那所唯一的高级中学，录取率仅为5%，其中全国重点大学就只有我一个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领着孩子们回山东老家探亲，在县文化馆的外墙上看到了诸城县历年来的升学记录。在1962年下记着：毕业135人，升学7人，其中重点大学1人。我对孩子们说，那个1就是我。

师从国学大师——我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到了华东师大以后，眼界就开阔了，也接触了很多的名师。当时给我上课的有很多老教师，因为1962年教育部提倡老教师上讲台，像教现代文学的许杰、钱谷融老师，教古代文学的徐震堮老师、叶百丰老师，还有好些老先生，他们对我的启发确实是很大的。

但很可惜的是，我在华东师大，真正的读书时间却只有两年，即1962年的9月到1964年8月。从1964年的9月开始，华东局要到安徽全椒县、定远县去搞“四清”，因为他们的干部不够用，就抽调我们华东师大的学生以华东局的名义下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当时带队的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我们这个工作队的队长是陈琏，即陈布雷的女儿，她当时是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的处长。还有一帮子电影演员也跟我们一起下去了，如张瑞芳、黄宗英、康泰等。搞了一期，华东局反映不错，就让我们接着再搞第二期。第一期是从1964年9月到1965年5月，第二期又从1965年9月搞到1966年5月，回来以后便接上了文化大革命。按照学制，我们应在1967年毕业（五年制），结果又延期了一年，到1968年9月才毕业离校。这最后一年就算是“待分配”。按照“四个面向”的要求，我被分配到了兰州的一家国营企业，即建工部第七工程局，也就是现在七里河区的那个建筑总公司的前身。之后，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我都在建工局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学老师，局职工医院的党委秘书，直到1978年 “归队”，才就近归到了兰州大学（我想回山东不让回）。

我是1978年11月份到的兰大。这之前我虽然一直在做行政工作，但我的“业务”并没有扔。我喜欢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所以这方面的书我一直在读，这方面的动态我也一直在关注。果然，在我到兰大不久，便有了一个重要的机遇，也就是我说的影响我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即有幸能师从姜亮夫先生，从而走上了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的研究之路。1979年教育部委托姜亮夫先生办了一个楚辞研究班，时间是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0年上半年。当时从全国高校中抽调了12名讲师以上的学员，我很荣幸被抽到了，遂得以有幸到杭州大学跟着姜亮夫先生学习。姜亮夫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字：静安）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到苏州拜了章太炎为师，他的两位老师都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级的大学者，而他自己也被国家誉为“国学大师”，所以我从姜先生那里也受益匪浅。姜先生除了给我们讲楚辞外，也讲音韵学、文献学及先秦文学和古代文化。我还记得，每天傍晚，我就搀着老师沿西湖边散步一个小时，边走边聊。聊的内容除学界掌故外，便是治学途径和方法，可以说，这一小时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名师的点拨对年轻学者的治学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回想起来，姜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强调对中国古代文学必须进行综合研究。姜先生继承了他的老师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什么叫二重证据呢？过去我们研究学问只是根据书面文献，王国维提出要把地上的文献跟地下的出土文献结合起来，这就叫二重证据。姜先生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又提出“综合研究”，既包括社会科学的方法，也包括自然科学的方法，还有民俗的、国外的东西都要囊括进来。

我此后提出并终生奉行的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法，便是对王静安先生“二重证据法”及姜亮夫先生“综合研究”方法的继承。我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而应该从大文化的视野来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审视。比如《诗经》、《楚辞》，它本身就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它包含的方面是很多的，只研究文学像是瞎子摸象，只摸着了一条腿，所以必须要采取多角度、多层次的方法来研究，这就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我研究楚辞里面的“兰”，就是从植物学的角度来入手的。有一段时间我就泡在兰大生物系的资料室里面，查阅了大量的植物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我从头到尾翻了好几遍，这样我就把这个“兰”搞清楚了。原来古人所说的“兰”不是今天的兰花，而是佩兰，长得很高，上面开了一个大大的复伞形的紫红色的花。这个“兰”是可以防病治病的，“非典”时期，不管哪一个中药方都有这一味中药，它芳香、祛湿、解毒，可以抗病毒。因为南方地势潮湿，所以南方人把兰放在水里面煮，之后用这个水来沐浴，就可以防病。这样便不难理解楚辞中为何要大量咏兰了。这个研究方法我的很多学生也都在使用，他们中有的已是很有名的学者了。

我的治学——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

我这个人兴趣比较广泛，治学的面也比较散，但总的来说都是围绕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进行的。具体说，最主要的有这么几个点：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学，再下来就是楚辞，之后是诸葛亮研究及《聊斋》研究。此外还有《诗经》研究、苏轼研究、清代文学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文化史、教育史研究，最后还有琅琊文化研究，是近年来的课题。下面便举出几个方面来简要加以介绍：

国学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灵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要素，经科学的释读后，都可以转化为当代的文化资源。例如“天人合一”的观念，和谐的思想，忧患意识，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与人为善”的态度，“慎独”的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进取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尚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以及通过修身养性以养成完美的人格等，对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并构建和谐社会，都不失其重要价值。我研究国学就是从这一角度切入的。例如我研究伏羲，得出的结论就是伏羲时代是中国最早的和谐社会。伏羲时代和黄帝时代不一样，黄帝时代是战乱，许多发明如兵器、战车、指南车，都是和打仗有关的。伏羲时代的发明则大都与民生有关，如網罟、八卦、九部治理、婚配等，所以我认为伏羲时代是中国最早的和谐社会，是中国和谐社会的源头。再如，我将《孟子》与《史记》等有关典籍对读以研究舜文化，不但厘清了舜的事迹，同时也明确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源头，即“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研究孔子方面的就更多了，如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孔子的治学方法及教学方法，还有孔子的养生之道，我都写过文章。孔子时期人的平均年龄只有30到40岁，而他活了73岁。为什么高寿？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健康的饮食，孔子对饮食、蔬菜是非常挑剔的，他有九个不吃，其中就包括不吃反季节的蔬菜。二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穿衣服、晚上睡姿以及平时在生活场合该怎么样，他都有一套很严格的生活习惯。三是他高尚的品德，即仁者寿。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此外，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要义，也作了辨正和发明。如对中庸之道，过去有种误解，认为折中调和、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就是中庸之道。实际上，中庸之道是很有道理而且很有实用价值的一种学问，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教人做事既不可过头，也不能达不到，而是要做的恰到好处。我讲中庸之道时曾举过一个例子，说这就好比我们去市场上买菜，秤杆一边是菜，一边是秤砣，手提着秤系，让秤砣不停地左右移动以求得平衡，而那个平衡点就是中庸。中庸达到了，买菜的和卖菜的也就和谐了。可见中庸之道就是从两头往中间靠，最后找到一个平衡点。外交谈判也是同样，都是将两个国家的利益往中间靠，靠到某一点双方都能接受了，这一点便是中庸。国际上都说中国人很善于外交谈判，这或许与中庸之道的影响有关吧。

再如对儒家的“慎独”精神，我认为它可以从外在表现、理性自觉以及精神境界三个方面来养成人的完美人格，对廉政建设也有着重要意义。东汉时有一个叫杨震的人到山东去做官，他的学生半夜去见他，并给他送金条，说：“老师，谁都不知道，你收下吧！” 杨震坚决不收，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就叫慎独。所以，后来他们杨家就把“四知堂”作为堂号了。历史上这类“慎独”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也专门写过文章。

再如对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我也从尊重客观规律、关注生态平衡、提升领导艺术、优化经营策略等几个方面阐发过它的当代价值。生态恶化，人际关系紧张，是全球范围的两大难题，老子的思想是可以给人们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和策略的。至于对《周易》的文化精神及其当代价值，我也做过一些研究。

这些年来，有不少地方和单位请我去讲国学，我每次都强调，国学既是文献的学问，又是德性的学问，更是养成完美人格和延续民族文化传统的学问。对待国学，不但要准确理解，大力弘扬；同时也要联系实际，付诸实施，并使其常新。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的：“国学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能行。”

2007年11月在北京参加中央文史馆国学论坛

《楚辞》研究

我研究《楚辞》是受我的老师姜亮夫先生的影响，所取的也是综合研究的方法。《楚辞》这个书是一本百科全书，是楚文化乃至环太平洋文化的活化石。什么叫做环太平洋文化的活化石？我简单作一解释。环太平洋国家在文化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说太阳崇拜，在日本有天照大神，在中国也有日照等地名。还有神树崇拜，中国古代认为树是有神的，过年要祭树神。北美国家也崇拜神树，甚至对仙人掌也有崇拜。这是环太平洋文化的一个特点。另外还有共同的审美习俗。比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中，当时的青年男女都以敲掉一颗门齿为美。无独有偶，我们发现太平洋的岛国上也有这个习俗，不但敲掉一颗门牙，而且还把前额涂黑，这就是《楚辞》里记的“雕题凿齿”。而像太阳崇拜呀，神树崇拜呀，雕题凿齿呀，其他地方都没有记载，唯独《楚辞》中都记载下来了，所以说它是一个活化石。

基于此，我研究《楚辞》便突破了单由文学的角度来研究的局限，而改用综合研究的方法来对《楚辞》进行全面审视。我围绕楚辞文化这一中心,分别从哲学、政治、教育、美学、文学、历史、地理、民俗、方言乃至植物学的角度,对《楚辞》进行了较全面、亲统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成果。如从昆仑文化的角度以追寻楚辞及楚文化的来源，本《天问》以梳理殷先公之事迹，通过《离骚》的“神游”以探讨屈原对西北地理的认识，假齐鲁方音以破解《楚辞》中的疑难词语，以嬴秦故地方言而释《招魂》中的“些”字，由《山鬼》篇以揭示“山鬼”之原型即“野人”，以及从植物学及医药学的角度来研究楚骚所咏之“兰”等，皆能言前人所未言，并拓宽了文化史研究的视野。

诸葛亮研究

我研究诸葛亮，最早是受地域文化的启示。诸葛亮的祖籍就在山东省诸城县，古代叫诸县。他祖先的那个村叫葛陂，离我的老家只有几里路远，这是经我考证出来的。诸葛亮的祖先原本姓葛，后来他们从诸县南迁到了阳都，也就是现在的沂南县，因为那里也有姓葛的，为相区别，所以就把诸县来的葛氏称做“诸葛”，这就是诸葛一姓的由来。诸葛亮十四岁时离开阳都，先随其叔父到了南昌，后来又到了湖北的隆中，再后就一直在隆中隐居，直到27岁时，47岁的刘备三顾茅庐才请他出山。

学术界研究诸葛亮的人很多，研究的面也很广。我主要是侧重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诸葛亮的人生及其家族。诸葛氏家族出的人很多，三国时期，大哥诸葛瑾在东吴，诸葛亮在西蜀，诸葛亮还有一个堂兄弟诸葛诞在魏国，所以当时人开玩笑说，诸葛有三，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龙虎狗”就是指他们弟兄三个。另外还有不少族人也在从军或从政。诸葛氏家族是深受琅琊文化影响的，诸葛亮本身就是琅琊文化的代表人物。所以我是从琅琊文化这个大背景来研究诸葛亮及其家族的，这一点学术界似乎也比较看重，连新华社等媒体都专门作了报导。二是研究诸葛亮的人格。诸葛亮的人格是非常完美的，古人已经说了，诸葛亮的人格之完美是夏商周以来“绝无仅有”的。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中国人几乎所有的美德，如忠贞、智慧、清正、廉洁、勤奋、俭朴、澹泊、谨慎等。而“忠”与“智”则是他人格最突出的特点。他死后被朝廷谥为“忠武”，又被民间称为“智星”。其所谓“忠”，当然不能排除对君王之忠，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忠于国家，忠于自己的理想、事业和职守。我们看他直到晚年，为了实现北定中原、统一中国的理想，仍亲自带兵北伐，足履陇原，并最终以身殉职，便可以体会其一腔忠心了。他的“智”，即使剔除其被小说家所夸张的部分，也还是超常的。而更为难得的是，诸葛亮能将“忠”与“智”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他“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他用自己的忠心和智慧来报效国家，来实现理想，而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人格，没有人格就不成其为人了。我们现在经常讲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君子，要品德高尚，这都是对人格而言的。诸葛亮的人格在今天仍有着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所以我写了十几篇文章专门谈他的人格。至于诸葛亮的智慧，也很值得研究。今天，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已经看到，资本的权威正在日益为智慧所取代。当今世界，国家要想强大，人们要想致富，单凭资本的拥有已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要靠自身的智慧。因之，智慧学的研究也便被提上议程。而诸葛亮的超常智慧，恰可为智慧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凡例。所以我最近又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诸葛亮超常智慧的来源》，专门谈这个问题。

我几十年来研究诸葛亮的成果，基本都收在今年出版的《诸葛亮之人生与人格》一书中了。

2002年在汉中全国诸葛亮研讨会上作报告

《聊斋》研究

我研究《聊斋》注重考证。最近商务印书馆给我出了一本《聊斋丛考》，基本的东西都在那里面了。我首先考证的是，《聊斋》里写的这些故事究竟有没有事实依据，它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蒲松龄又进行了什么样的加工，我要将这些故事进行还原。比如莫言在诺贝尔奖颁奖会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三个人在一个小庙里，狂风暴雨，小庙摇摇欲坠，三个人就说我们中肯定有一个得罪上苍了，是谁呢？我们来占卜一下吧。于是三个人都把草帽往外面扔，看看谁的草帽会被风刮走。果然有一个人的草帽被风卷走了，剩下的两个人就把那个人给推出去了。不料这个人一出庙门，哗的一下庙就塌了，被推出来的人安然无恙，其余的两人都被砸死了。莫言是我大学同学的弟弟，很会讲故事，而且也深受《聊斋》的影响。他讲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仿照《聊斋》的。《聊斋》里有一篇叫《孙必振》，讲的是孙必振过江的时候，天上降下一张金字招牌，上写着“孙必振”三字，于是船上的人就认定是孙必振得罪上天了，忙把他从大船赶到了小船上。结果他一下船，大船就倾覆了。孙必振究竟有无其人，他渡江在什么时间，故事的本来面目又是怎样的？我对此作出了考证。另外，对《聊斋》的文化蕴涵，我也作了发掘。我发现《聊斋》里有两个很有趣的事情。一是《聊斋》里的狐狸精，在自报家门时都自称是陕西人。二是《聊斋》里凡是女狐狸精都是好的，男狐狸精都是坏的。这是为什么？我便从中西交通的文化背景来找答案。中国人在传统上常把狐狸的“狐”和胡人的“胡”联系在一起，即所谓“狐者胡也”。因为西域来的人毛发很多，身上有狐臭，而且这些人很聪明，很会做生意，很有钱，这就和民间传说的狐狸精形象差不多。而汉唐时期这些胡人来了以后都住在长安及其周边，而且来了就不想走了，有的还传了很多代，并说他们就是陕西人。这就是连狐狸精也自称是陕西人的文化背景。而到中国来的西域女子即所谓“胡姬”，都很开放，比较活泼、外向，于是受到了中国读书人（如李白等）的喜欢，并与书生们发生了一些恋情。对此，西域来的这些男人不能接受，就从中破坏。这样，到了《聊斋》中便形成了女狐狸精好、男狐狸精坏的现象。类似的考证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2001年４月在蒲松龄故居

琅琊文化研究

前面说过，琅琊文化是一种兼得齐鲁文化之长的文化形态，我本人自幼就深受其影响。而我对琅琊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阐述，包括对琅琊之得名及其地望、琅琊文化之形成及其特征、琅琊文化之演变的界定与论述；二是对琅琊地区文化名人及文化现象的梳理与研究。不料我的这一研究竟引起了青岛市的重视。青岛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他们的领导人很想找一个文化背景，因为光是土财主不行，还必须要有一个深厚的文化根基。他们找来找去便找到了琅琊文化，又通过种种渠道找到了我。2008年他们把我给请去了，先是参观啊，考察啊，接着给他们开了几次座谈会，最后我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指导他们写了一部四卷本的《琅琊文化史略》，还得了个山东省的社科特等奖。

这里我还想说的是，琅琊文化确实是很值得研究的，自古及今这一文化所孕育出的文化名人很多。除诸葛亮与王羲之及其家族外，像宋代的赵明诚、张择端，清代的刘统勋、刘墉父子，以及近代的王尽美、王献唐、王统照、陶钝、崔嵬、孟超等，都曾接受过这一文化的熏陶。

下面谈谈我的治学特点。这问题过去媒体也多次采访过我。简单地说，我的治学方法实际是继承了王静安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和姜亮夫先生的综合研究方法。其治学特点，一是注重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张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二是主张思辨与考据的结合，既重文献的根据，又重理性的思辨，二者缺一不可；三是主张博与专的结合，文与史的融通，并力求通过“聚合效应”以获得新的研究成果。因为我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化，而重点又在先秦，所以我特别注重文史哲的融通和多学科的介入，如民俗学、美学、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生物学、思维科学等学科，我都用在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上。举例来说吧。先秦寓言中，很多干蠢事的都是宋人（如拔苗助长、守株待兔之类），这是为什么？记得郭沫若先生曾经提出与周公有关，据我考证，也确实如此。周人推翻了殷商政权之后，曾封殷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的故地，并把武王的三个弟弟也封到周围，史称“三监”。但没有料到的是，“三监”联合武庚进行叛乱。于是周公平叛，灭武庚，又封微子启于宋（今商丘），并把反叛的殷人即所谓“殷顽”全部迁到了商丘，这样宋国就成为“殷顽”的大本营。但周公还是不放心，又要从舆论上把他们搞臭，让“殷顽”失去号召力。于是，经过官方的大力宣传，所有干蠢事的便都是宋人了。今天人们对河南同胞的偏见实源于此。

再如汉乐府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为什么孔雀要往东南飞而不往西北飞?上世纪三十年代，陆侃如先生在法国巴黎师范学院博士答辩结束后，曾有一位答辩委员调侃说，你们中国的孔雀东南飞，为什么不往西北飞？陆侃如脱口答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这是玩笑对玩笑，问题没有解决。我通过诗篇的小序和有关描写发现，孔雀是刘兰芝的象征，而刘兰芝从婆家被休回娘家的路线，正是由西北往东南。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样一来，美丽、善良的刘兰芝在遣归路上之依依不舍、顾盼流连，恰成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的比喻意义了。再联系到诗篇结尾焦仲卿的“自挂东南枝”，其义蕴就更清楚：这一对为封建势力强行拆散的恩爱夫妻，真是无时无刻不在眷恋着对方呀！

又如古书中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个“三”通常被解释为“多”，但“三”为什么当“多”讲？我研究的结果是与原始思维有关。人类早期的思维与语言和小孩子三岁之前的情形非常相近，这个我观察过，我儿子小时候说的话，很多都是古汉语。比如小孩子把“哥哥”发成“dede”， “ge”、“de”在古汉语中是可以相通的。我还做过实验，小孩子两岁时刚会说话，给他糖，给一个他说一，再给一个他说两个，再给一个他说三个，最后给他四个、五个，他还是说三个。为什么？三，多也。又，中国人的审美习俗也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的。原始社会对于美人的要求是膀大腰圆、能干活，今天的那些所谓“人比黄花瘦”的美人，古人认为是病态。所以《诗经》里的美女都是“硕人”，《楚辞》中的美女都是“姱女”。还有古代神话里的“夸父逐日”，所谓“夸”就是大的意思，“父”是男子美称。而“夸父”就是大个美男子。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美的，才能“逐日”，奶油小生怎么能逐日呢！这种以壮大为美的习俗大约一直持续到唐代，唐代的杨贵妃仍是很胖的。

我的教学——以优秀传统文化育人

我到兰大后，领导给我分配的任务是教先秦两汉文学。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古”的一段，也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所在。虽说有相当的难度，但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当然，此后我的教学也并不限于此。我粗略地回顾了一下，这些年来我为本科生所开设的课程，除《先秦两汉文学史》外，还有《传统文化与礼仪》、《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古代公文选》、《楚辞研究》、《蒲松龄研究》等，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古代文化史》、《经学概论》、《古代神话研究》、《先秦散文研究》、《两汉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法》、《中国文化经典著作选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这些课程，总的来说，都是围绕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而开设的。

宋代的著名思想家张载曾经说过，搞教育和教学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教育的指导思想就应该放眼于“天地”和“生民”，放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所以我在教学中始终贯穿了一条红线，那就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如爱国主义的传统、热爱和平的情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以及孝悌、仁义、诚信、礼让的优秀品德等。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胜任他们毕业以后的工作，我在教学中还注意培养他们的三种能力，即驾驭文献的能力、理论思辨的能力以及实际写作的能力。在教学内容上，我既不脱离大纲，同时又尽量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引入课堂，并尽力做到文史哲融通。至于具体的教学方法，我的做法是“三点”，即抓住重点，突破难点，透析热点。此外，我的每一堂课都力求要有新意，或新的观点，或新的材料，或新的思路，总之，每堂课都有一个亮点，也就是精彩之处。这样学生就爱听，一堂课都不愿意缺。我把这个叫做“课眼”。小时候在家种地有“地眼”，后来读古诗词有“诗眼”，讲课也应该有个“课眼”。学生听了你的课后，几十年过去，其它的东西也许会忘了，但唯独那个“课眼”他永远不忘。这也是多少年后老学生跟我说的。正因为我教课有这些特点，所以我教的那门《中国古代文学史》被评为省级精品课，我自己也多次获得过省级、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王：张老师，问你一个题外的问题。您平时除了教学和科研外，还有没有什么业余爱好？

张：有，不多。一是喜欢京剧。在我们老家，京剧叫“大戏”，不少男人都喜欢的。而女人们则喜欢一种叫“茂腔”的地方戏，称“小戏”。记得小时候跟父亲一起到田里干活，一出村，父亲就唱起来，像《空城计》、《甘露寺》、《武家坡》等，我从小就从父亲那里灌过耳音。1994年兰大京剧社成立，水天明为社长，我和张华为副社长。1995年7月我清唱的一段《借东风》还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过。后来因为教学忙，我很少参加了。但京剧社的活动在张华的组织领导下一直没有间断，还到上海等地演出过，并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京剧大奖赛”的组织奖。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涵咏其中，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二是品茶。上世纪九十年代，兰州电视台曾以“茶韵”为题介绍过我的饮茶。我认为，茶性温柔，含蓄绵远，品茶既有着独特的情趣，也是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之一。每次与二三好友或学生静坐聊天，一杯茶在手，那份幽韵如云、不绝如缕的感觉，常常令人陶醉。茶道还讲求“澹”和“静”，而“澹”不单指性情的恬澹，也包括对名利的澹泊；“静”则除宁静、纯静外，也还有静中致远，静中寓动，动静相辅而相成之义。所以，饮茶并不意味着消极和无为，相反地，倒是一种寓有创造潜能的文化生活方式。我的不少著作和学术论文都是在品茶中完成的，而我为研究生讲课也常常是在茶香融融中进行的。

王：听说当年“百家讲坛”请您去讲，结果您拒绝了，为什么？

张：是有这么回事。2005年的下半年，当时“百家讲坛”一个记者给我来了三次电话，想让我去讲。同时邀请的还有一个人，叫易中天。第一次给我来电话时我还没有退，便答应先考虑一下。到了最后一天下午再给我来电话，我接完电话，文学院的领导就找我谈话，让我退休了。我当时一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老年人戒之在得；同时也有一点情绪，都让我退休了，还干啥呢？因为这活我一个人也干不了，需要有听众，需要有单位的配合呀！所以我随后就给那边回话说不讲了。又过了好多年，周绪红校长来了，他听说这事后，便让宣传部的领导给我打电话，说学校领导对此很重视，想让我参加。我说我要是不退，可以去；但我已经退了，就老老实实做一个退休教师吧，不再张扬了。事情就这么回事。后来一个媒体记者听说了，来采访我，并登了一个整版。报纸为了轰动效应，大标题就是 “我拒绝了百家讲坛”。这样做伤人嘛！人家也是好意呢！此后我一般不再接受记者采访了。

【人物简介】

张崇琛，1943年11月出生，山东诸城人。196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师从著名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为王国维、章太炎先生再传弟子。是国内外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专家。兰州大学教授、古代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荣誉会长，并为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曾获宝钢教育基金“全国高校优秀教师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著作有《楚辞文化探微》、《中华家教宝库》、《中国古代文化史》、《古代文化探微》、《名赋百篇评注》、《诸葛亮世家》、《古代文化丛谈》、《聊斋丛考》、《诸葛亮之人生与人格》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担任新华社摄制的大型电视文献片《一代智星诸葛亮》（16集）学术顾问，2014年并应邀担任全球华人公祭伏羲大典电视直播嘉宾。《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甘肃电视台及《新民晚报》、《齐鲁晚报》、香港《文汇报》等媒体多次介绍过其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