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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现状概览
2018年国际化学校新增87所创历史新高
2018年是国际学校增量最高的一年,新增国际学校87所。办学场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北京最早是在顺义,慢慢形成一个集群,开始向房山区、朝阳区渗入。上海也开始转换到新的办学区域,至青浦区、松江区。驱动国际学校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从核心区域到郊区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2016-2018年中国新增K-12一贯制国际学校地域分布热图
根据新学说数据分析,近三年投资国际化K-12一贯制学校最具吸引力城市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并逐渐开始向二三线城市渗透。
在热点城市中,上海占据主要的比例,其次是北京、广州。慢慢向杭州、成都、南京等地区开始渗透,整个办学区域发生了主要变化。
热点城市从一线向二线转移关键驱动因素是土地资源供给、监管有利性、市场需求
驱动热点城市从一线向二线转移的首要因素是土地资源供给。一线城市可供做学校教育用地非常稀少,如上海近12年只批过9块教育用地,拿地非常难。北京从顺义到房山、通州,慢慢开始转移。深圳同样因为土地资源短缺,很多学校尤其是新建校通过租赁废旧工厂进行办学。同时慢慢向周边城市转移,如向珠海、东莞延伸。支撑市场向这些城市延伸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首先是珠三角市场需求和可支付能力非常强,这些城市对高端品牌学校有非常大的需求,从而驱动市场向其转移。
其次是政府监管的有力性,有些地区市场大门刚刚打开。如济南在2017年之前没有K12一贯制学校,2017年以后,上海安生教育集团开始陆续进驻,政府主动引入高品质国际化的学校,新东方、枫叶教育也随之进入。政府监管的有力性、市场需求,加之普及资源供给,促使整个市场参与者从一线城市开始向二线城市转移。
市场变化观察
中国国际化学校市场参与者呈现多元化
中国国际学校市场参与者呈现出多元化。主要有8类市场参与者:教育机构、语言培训及留学机构、教育集团、地产公司、公立名牌校、国外学校品牌、名企跨界办学和未来创新型学校。
从起初教育家办学到教育机构开始做学校,2010年前后,公立国际部进入实现迅猛增长时期,如主要开办公立国际部的狄邦教育集团、安生教育集团以及优联教育集团,推升了国际学校在全国各地又一波迅猛的增长。
慢慢市场开始转向语言培训,留学机构也开始着办K12国际学校。除此之外,教育集团如碧桂园等也加大了扩张的步伐,同时大部分地产公司开始通过地产+国际学校的模式进行布局。而公立学校名牌校如清华附中、北外附等,开始通过公立学校输出品牌的形式在异地办学。
另外一波市场进入者主要是国外学校品牌。国外学校品牌在二线城市依旧对家长有非常强的吸引力,尤其对新建校而言是非常好的一个市场工具。还有一类是名企跨界办学,近三年来,如京东亦庄学校、华为和清华附中举办清澜山学校、马云阿里巴巴杭州云谷学校,标志名企也开始进入市场。
最后一类是未来创新型学校,如北京一土学校、人大附中探月学院也是市场参与中的一类。整体来看,市场参与者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不同类型的市场参与者有哪些?发生了哪些变化?
本土国际教育机构从公立国际部合作办学转向开办独立K-12学校
首先是2010年前后公立国际部迅猛增长的主要时期,例如中育贝拉、狄邦教育、安生教育、光华等上海主要开办国际课程中心的教育机构开始转向开办自己独立的K12学校。2005年中育贝拉在北京创办了北京海嘉双语学校;狄邦教育在无锡创办了无锡南外国王学院,并和英国品牌进行合作,开始经营自己的K12独立校;安生教育集团由于公立国际部政策受限,也开始转向K12学校,开办托马斯实验学校。
本土老牌教育集团加速扩张
其次如世外教育集团、博实乐教育集团、枫叶教育集团等最早一批老牌的教育集团也在加速扩张。1993年世外创办了第一所学校;1994年博实乐创办广东碧桂园学校;1995年枫叶创办大连枫叶国际学校。这批开办最早的国际化学校,其课程体系呈现出多元化,世外主打IB课程体系、博实乐突出多元、枫叶以加拿大课程方向主打双语双学历。
对比分析,三家教育集团扩张模式也有所不同,主流的扩张模式以轻资产模式为主,通过构建自己的品牌,输出自己稳定的运营模式。布局区域也不一样,如博实乐与枫叶等上市集团进行全国布局。世外主要在长三角区域,通过托管公立学校,在当地获得口碑后再建立自己的民办学校,相对是一种稳妥的扩张形式。
英国品牌从外籍子女学校开始发展双语品牌向二线城市渗透
早先进入中国的一批英式品牌,从起初开办外籍子女学校,也开始转向做自己的双语品牌,如德威创办自己的品牌德闳,预将在二线城市切入。惠灵顿除了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外,同时在上海开有惠立学校,今年惠立学校也在国外品牌集中开校的核心城市杭州落地。
诺德安达国际教育集团整体已经从最开始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转向在上海开设双语学校。其开办策略和其他教育集团不同的是第一年就进行K1-K10全学段招生。包括哈罗等英式品牌合作模式都趋于孤立。诺达安达在国内还没有开放股权,更多的是通过轻资产租赁模式,所布局的区域都是政府给予优惠条件最好的地区。换言之,最早进入中国拓荒的英式品牌现已开始做自己的双语品牌,研究义务教育阶段的融合课程。
学校品牌运营方偏向轻资产办学模式,合作办学趋于卖方市场
合资模式: 投资商办学需要引入品牌选择合作,但主动权掌握在合作方手中。作为投资方,想要通过合作在办第一所学校时获得一些学习经验,而优质品牌不会选择重资产合资,更多的是选择轻资产的模式办学。整体办学模式集中于轻资产输出,整个市场合作办学趋于卖方市场。
收购模式: 通过收购进入行业,但目前遇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即行业内没有可供收购的标的。
自投自建自运营模式:
行业管理人才稀缺,管理没有形成标准化。如果自建品牌运营学校,想要像酒店一样寻找托管团队来管理学校,对于整个行业而言并不成熟。首先行业管理人员非常稀缺,其次除了老牌的品牌(经过十几年的沉淀,有标准的运营流程,无论在课程或招生方面都构建了稳定的运营模式,得到市场认可,通过稳定的运营模式进行集中输出,有复制的能力
)外,其他2013-2014年间开办的学校,并没有形成完善和标准化的管理体系。在托管方面,没有成熟的团队。
租赁模式: 往往优质品牌已经有成熟的品牌积累,有自己稳定的运作模式和经验,更多的是偏向租赁而非重资产合作模式。从投资回收的角度来讲时间周期太长,财务角度来讲更多偏向租赁。合作标准无论是外方品牌还是中方品牌,只要是优质品牌,用地面积皆有要求,整个门槛在不断提升。
另外,办学面临新进入的市场参与者,面临的挑战是整个行业的市场门槛在提升,因此通过引入国外品牌办学。但实际上已经有很多英式品牌进入中国办学,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同质化的现象,无法区分品牌之间的差异。
英式品牌办学除诺德安达通过收购方式进入市场外,更多的是选择品牌加盟而非直投,合资也非常少见。另外,管理合同和品牌加盟是主流的合作模式,基于中国办学环境及行业政策环境等问题,通过品牌授权以及收取一定的管理费,以最低程度介入市场。
近几年,对于国际教育而言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未知的阶段。
比如最近,就传出了一个令青睐于国际教育的家长心一紧的消息—— 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终止 。
这也是北京第一个被终止的公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要知道, 这个项目距离结束还有一年时间 ,二十五中如此着急地作出这种选择是为了什么,目前尚不明确。
只是,目前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足以让家长们焦虑难耐。
因为, 国际化教育圈,实则动荡已久 。
近几年,各种新政的下发,似乎让国际学校举步维艰。
2021年5月,“两办”就印发 《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 (下称《意见》)要求: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世界”“国际”“全球”等字样 。
不少国际学校纷纷脱掉“国际”的洋气马甲,摘掉诱人的“高帽”——
“北京市海淀国际学校”更名为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藤飞学校”
“北京世青国际学校”更名为 “北京市朝阳区世青学校”
“清华附中国际学校”更名为 “北京市朝阳区青森学校”
...
近一年来,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十余座城市,有超过100所民办学校更名,其中,近半数学校的原名称涉及“国际”“双语”“中英文”等字眼。
改名是一系列规定实施中,最“浅显”也最容易实现的一步,逐渐加深家长们焦虑的,在于《意见》内容。
新规之下,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所有学生都必须按照义务教育的课时走, 无论选择的是哪条路,孩子初中毕业后都得参加中考 。
海口哈罗爆出学校资质变更,申请普通高中牌照,之后升学需要有中考成绩
参加中考?这把家长们杀得措手不及。
我提前拿着国际学校的号码牌就是为了不跟体制内的升学卷,让孩子拥有更加个性化的教育。
现在境外教材被禁不说,孩子还要同时兼顾体制内的教育,这不是阻碍了孩子兴趣的发展嘛。
于国际学校而言,这一新规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这意味着原本以国外课程和教材为卖点的他们,对家长们瞬间失去了吸引力 。
这波焦虑还未平息,另一波焦虑就猛然袭来。
公参民学校的民转公开始逐步落实了 。
海淀区拟将7所民办学校转为公办学校,公办教育总学位将增加1万个左右。
杭州22所学校转为公办。
按理说,这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以省掉大几十万的学费。
但既然给孩子选择了国际教育,就意味着手里最起码已经准备好了充足的教育资金, 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会不会因为民转公缩减英语课量以及外教资源等等 。
无论是改名、中考,还是民转公,在停办面前都是小事...
北京昌平新东方双语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停办,深圳太子湾实验部停办,贵阳云岩区14所民办学校停止办学;预计到今年7月,将关停辖区内37所民办学校...
这些学校的关停,大部分都是因为受政策影响而未能及时获得办学资格证。
另外, 厦门思明区协和双语学校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办学场所,也将面临停办 ...
家长们精心择校的结果,便是听天由命:孩子将来有没有学上,取决于找不到得到新址,万一学校真没了,孩子去哪个学校读书也只能取决于分配。
家长堕云雾中、不知所措。
国际教育为什么会迎来一轮轮变革,它的未来又在哪里呢?
曾经,民办教育在自由度的优势下,迸发出了自己的活力与创造力。
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外交流频繁,留学热潮等等,这些时代红利让不少民办国际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应运而生。
但随着民办教育力量的壮大,乱象不断滋生: 权力寻租、黑箱操作,漫天要价的学费 等等,不仅没能提升教育质量,反而通过简单地贴标签,粗放发展,只知道吃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和城市红利,加剧了社会焦虑,更无益于推动教育进步。
我认识的一个姐姐家小孩上的幼儿园学费为23万一年
民办教育的野蛮生长,如不加以约束,造成家长损失不说,日后恐会造成教育的不公平 。
于是,也就有了各种政策的下发,例如2021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下称《民促法》)。
《民促法》要求, 不允许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
说得通俗点便是, 小学和初中只能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
当九年义务教育不再是资本赚钱的利器,投资人们纷纷退场。
这对于十二年制的一贯制民办学校来说, 意味着我如果想盈利,至少需要等上9年 。
不是谁都有那个等待的资本的。
于是国际高中倒得倒关得关,2015年至2020年间,上海就有30余所国际高中和国际课程项目因财务压力等原因停止运营。
民办学校即便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也需要资金去运作。
曾经有业内人士算过, 一所国际学校的学生人数达到学校总容量的35%-40%,才能保证收支平衡, 但近年来因为疫情、国际形势以及自身经营问题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国际学校已经出现了招不满学生的状况。
广东(留服)国际化学校专委会副主任、广州新侨学校执行长袁拔预测, 2020年全国纯国际高中的整体需求可能下降20%,至少一半以上的国际高中完不成招生计划,即便是那些头部的国际学校 。
2022年6月末,深圳查特豪斯书院结束运营
但国际学校面临的冲击,还远不于此。
2022年3月28日,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中再次强调了 “公民同招” (即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同步招生)。
以往家长常按先民办、后公办的顺序报读,但 “公民同招”一出,彻底断了民办学校招生抢跑的优势,二者被拉回同一起跑线 。
除此之外,又有两件事让家长认为,国际学校和公办学校似乎没有区别,而且国际学校还贵。
第一件事是上文中提到的 禁止引进境外课程、使用境外教材 ,第二件便是,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提到,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要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 。
说人话就是,在杭州审批的学校只能在杭州招生,在西湖区审批的学校只能在西湖区招生。
公民同招、禁用境外教材、地域受限。
这三个情况结合起来,让国际学校的生源数量大打折扣。
一环套一环的新规,让国际学校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难道国际教育真的没有未来了吗?
比起前几十年的疯长,国际学校似乎已逐渐显露出了萎靡的暮气。
招生困难,增速减缓,不少国际学校宣布停办。
种种迹象让不少人开始唱衰国际教育。
国际教育真的不行了吗?
至少主页君不这么认为。
看似“冷酷无情”的政策其实是在为属于中国人的教育公平保驾护航 。设置准入门槛,国家干预民办教育,是因为近些年民办教育乱象频生,质量得不到保证不说,其资本化的运营也扰乱了教育公平。
毕竟, 教育的本质从来都是育人,而不是盈利 。
新规之下,不符合要求的学校会被淘汰, 想要活下去的学校则需要在自省中寻求变革 。
这或许是国际教育从大而散的乱象变成小而精的分水岭。
残酷的淘汰制也给国际化学校留下了一道道思考题:
当学校名称里没了“国际”这个自带生源的标签,国际化学校还剩下什么?
如何在遵纪守法、规范化运营,以及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之上,办出真正有特色的、高质量地融合了国际元素的本土教育?
长远来看,这场大浪淘沙的获利者,或许是我们这些家长和学生 。
去掉标签和红利,国际教育精耕的时代已然到来,现在想要存活、壮大,插科打诨是不行了,需要依靠真正的实力。
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民办国际学校们必须“卷”出更高的办学标准,想出更多的办学方法。
事实上,近两年已经“逼”出了一个新的办学模式—— “双轨制” ,即 一所学校同时拥有高考和留学两种升学通道 。
例如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就将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的理科大类进行了融合,老师根据国内课程知识点和AP、A-Level等国际考试知识点进行了重新编排 ,这样一来,学生既能应对高考,也能不耽误国外大学的申请。
“逆境”,会倒逼国际学校更加精进自己,也必定会催生出一批让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本土学校。
那有没有可能,国际化学校还没完成自我优化就先被中国家长给抛弃了?
目前来看,大可不必担心这种情况的发生,国际化教育仍被广大中国家长和孩子需要着。
据2020年9月QS发布的国际学生报告显示, 仅有4%的准留学生因为疫情放弃了留学计划 ,大多数学生只是选择延期或更换目的地。
虽然疫情带来了很多变化,但仍有很多方面保持不变: 中国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学生对跨文化交流的需求、优质教育资源的吸引力 , 以及国外大学对中国学生的欢迎程度 等等。
国际教育仍有它的市场,但无论它最终将与政策发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我们都需要摆正一个心态——
无论孩子上的是什么学校,家长们都应该培养孩子的国际思维和全球视野 。
而这种培养,不也正是国际教育的初心吗?
回归初心,浴火重生,也许才能迎来国际教育行业真正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