湃书单|澎湃新闻编辑们在读的16本书:与父亲的奥德赛
父亲节将至,继续推荐澎湃新闻思想新闻中心的编辑们在读的书,来一次与父亲的奥德赛,与阅读的奥德赛。
《爱丁堡艺术节:战后英国的文化与社会》
【英】安吉拉·巴蒂/著 李逸君/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2月版
推荐人: 杨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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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去观摩过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和艺穗节,于是就翻阅了这本有点冷门的新书,结果有些惊喜。
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市被誉为“艺术节之都”,以1947年开始举办的两大艺术节最为出名: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和独立的艺穗节(Fringe Festival)。前者需要受导演邀请才能参加,而艺穗节则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艺术节上的戏剧相对“干净”,艺穗节则用大量“下流的”和试验性的戏剧作为对干净戏剧的弥补。这本书研究的就是这两大艺术盛会的起源和发展。
这本书展示了很多有趣的细节。1947年至1955年的英国社会被形容为“非常过时的”。最初的几年,由于紧缩措施、英镑贬值所导致的对美国的依赖,以及与大英帝国衰落相关的声望上的丧失等因素,英国社会蒙上了阴影。1951年,保守党再次当选,并在1955年大选中以绝对优势连任。在艺术节成立之初的20多年里,苏格兰官方艺术节和边缘艺术团体之间如何进行文化斗争、平价书店在爱丁堡艺穗节壮大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功能、英国各团体对即兴表演中突然出现一个被推车推出来30秒的裸露模特的激烈争论……这些发生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事情,让我对一个保守社会如何发生转变有了更细致的了解,没有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是轻轻松松得来的。另外,那个时代苏格兰本土剧团和文化场所的运行和发展方式,也可令如今的文化从业者有所启发。
《不安之街:财富的焦虑》
【美】瑞秋·谢尔曼/著 黄炎宁/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2年5月版
推荐人: 盛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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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美国有钱人(尤其是民主党人的有钱人)如何拧巴,有钱人家的全职太太有多难当,这本书有很多实例细节。作为美国百分之一的富裕阶层,大部分受访者要求匿名,没有人夸大自己的资产(从这点上看,本书缺乏特朗普那样的富人样本),很多人对继承的巨额财富有愧疚感,不少人厌恶炫耀型消费。大部分有钱人会在意妻子的消费,并对之进行有形无形的限制,全职太太的感觉就是在给丈夫打工。
《城史记:我读过的十座城市》
杨早/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后浪,2023年5月版
推荐人: 臧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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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作者选取了十座城来讲述,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的出生地富顺。作者在那里生活的时间也不算很长——人生最初十年的大部分时光。但年少时的记忆他保存得太好了,写起来也有滋有味。作者的好朋友邱小石说:“杨早一写富顺就是个文学家,一离开富顺就只是个评论家。很奇怪。”在写富顺的几篇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关于“吃”的记忆——“十年一吃”。一看作者就是打小儿特别爱吃,甚至“试图用自杀捍卫一片稀米耙”,单单读他描述稀米耙的文字,虽没见过没吃过,就已经特别能够理解那种也许只有小时候才有的特别的爱:“稀米粑大约是糯米做的,如纸般薄薄的一大片,寻常果盘大小。味道很淡,有一点点甜,像软糖外层的糯米纸,但是更有质感,一片可以颇吃些时候,每片又有不同的颜色,一分钱两片,也是小时狂爱的吃食。掰一小块放在嘴里,让它在唾液中慢慢溶化,也是极满足的事。在大人眼里这是既不健康又没吃头的东西,因此决不容许购买。”
《第二十二条军规》
【美】约瑟夫·海勒/著 吴冰青/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推荐人: 郑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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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说,“经典就是人人谈论却无人阅读的书”。某种程度上,《第二十二条军规》就属于这样的经典,不少人都知道,“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指的是形成了逻辑悖论、令人难以摆脱的荒诞困局,然而具体到小说本身,恐怕真正读过的就不多了。说来惭愧,虽然中学时代就已知道《第二十二条军规》,也不过是在图书馆略加翻阅而已,大约只能勉强算作“书皮学”,还是因为2019年上映的六集限定剧,才让我领略了这部作品的妙处。如今得读译林出版社新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只能说是浮想联翩,小说中的种种荒诞之处,总让我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文学的功能,恰恰就在这里。置身于荒诞之中,你可能还是懵懂无知的,一旦读到经文学作品“提纯”的荒诞,你才会恍然大悟。
《革命的身体:重新认识当代中国舞蹈文化》
【美】魏美玲/著 李红梅/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版
推荐人: 丁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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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被称为“中国舞”的剧场表演性舞蹈诞生于二十世纪中期,可分为两类:中国古典舞和中国民族民间舞。前者源于戏曲,包括早期的戏曲风格舞蹈以及近期形成的敦煌风格、汉唐风格舞蹈,后者最初由汉族风格舞蹈(如东北秧歌、山东秧歌、安徽花鼓灯、云南花灯)与少数民族风格舞蹈(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藏族、傣族舞蹈等)共同组成。美国威廉玛丽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学系中国研究副教授魏美玲的获奖著作《革命的身体》追溯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中国舞的发展历史。书中每一章都呈现了中国舞研究与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第一章讲述了战争期间的舞蹈创作,舞蹈节目最终呈现在1949年首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第二章叙述国家舞蹈课程的设立以及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的成立。第三章描述了中国舞在世界舞台的传播,以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出现的社会主义民族舞剧。第四章考察了中国舞与芭蕾舞之间的关系。第五章揭示了各类早期社会主义舞蹈活动如何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的中国舞创作打下基础。最后,第六章展示了本书讲述的所有艺术劳动成果,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舞艺术活动作为前六十多年趋势的历史延续。”
按照魏美玲的说法,历史上的中国舞流派主要靠三个核心理念而确立:“动觉民族主义”“民族与区域包容性”和“动态传承”。概言之,即认为“中国舞作为流派取决于其审美形式,而非主题内容、演出场所或表演者”,它既“能够表现当代生活,带来积极的社会变革”,“又扎根本土文化”;“中国舞应该包括全中国各民族及各个地区的不同风格”;舞蹈家在“研究现存表演形式”的同时还应对它们提出新颖阐释,采取“继承与发展”的创作方法。在魏美玲讲述的故事里,清末民初的裕容龄和梅兰芳是中国舞发展的重要先驱,但它真正产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时,有重要海外经历的戴爱莲、吴晓邦、康巴尔汗、梁伦、崔承喜的个人路线汇集在中国,“这五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中国舞创始人”。
《革命的身体》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若干挑战现存叙事的观点。比如作者认为“少数民族、外国流民、不讲汉语和非中国背景的人”对早期中国舞的形成与创立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舞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在国家舞蹈流派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尽管六十年代中期迎来了革命芭蕾舞剧的十年盛世,但作者认为“芭蕾舞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过去数十年社会主义对艺术试验与多元审美进行投资的回报”。最后,作者强调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舞与革命战争时期和五十年代文化传统的连续性。
《孤星之旅:苏东坡传》
周文翰/著,新星出版社·读库,2023年2月版
推荐人: 郑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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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当下,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需要来一点东坡(或许还需要一点东坡肉),让我们在面对种种艰难困苦之时,也能保持乐观豁达,从周遭的人与事中发现生活的乐趣。说起来,要想阐发这种“热爱生活”的大道理,可实在不怎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显得空洞、浮泛,甚至沦为爹味四溢的无聊说教。而《孤星之旅:苏东坡传》这部传记,恰恰以记者的叙事手法和平视眼光,用七百多页篇幅所承载的丰富细节,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爱饮酒、爱吃肉、爱书画、爱诗文——爱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苏东坡。这碗用东坡生平熬出的心灵鸡汤,还是很有喝头的。
《接吻的中国史》
胡文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后浪,2023年6月版
推荐人: 郑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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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兵,曾国藩留下了“结硬寨,打呆仗”的传世名言,大意是说,踏踏实实地扎好营寨,注重在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中积累微小的优势,以图最终的胜利。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套行军打仗的办法,竟被胡文辉先生用到了《接吻的中国史》的写作中。这种选题属于“学术边缘中的边缘”,“国外关于接吻的著作本就不多,专门讨论中国人接吻问题的论著更是几近空白”,然而,《接吻的中国史》作者却锱铢积累、有闻必录,无论先秦古书、出土文献,还是汉墓画像石,抑或各类诗词、散曲、小说、笔记,都是供给他写作材料的“无尽藏”。于是乎,看似无从说起、无处着手的古代中国人的接吻问题,硬是给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写成了一部有趣有料的专著。用“笨拙”的方法研究“香艳”的题目,诚可谓“反差萌”之一种。
《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
【英】陈学仁/著 耿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3年4月版
推荐人: 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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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极端天气/气候”频频见诸媒体,让人感到我们真是历史的亲历者,不断见证若干年难遇的大水、干旱、山火、暴风雪……地球是怎么了?环境问题因而备受关注。但极端天气/气候引发的灾害,却不能单单归咎自然。一位历史气候学者曾在其访谈中说,所谓“天灾人祸”,传统社会中发生大旱和大涝,起基础作用的是自然,但是同样的大旱或大涝导致什么样的社会结果,就和社会本身有关系。他举例说,明末几次大旱就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旱灾直接促使了华北社会的崩溃;而同样是旱灾,十五世纪下半叶的旱情更严重,却没有导致明末那样严重的后果,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社会机制应对大灾害的弹性较大。所以,要深入了解一次灾害,需要更全面地深入当时的社会。
《龙王之怒》所呈现的1931年长江水灾的面相就十分丰富而细致,立足武汉这座城市,展现了一场大灾难所处的大环境(自然的、内政外交的、民间社会的)与灾难生态下的众生相(动植物、微生物、流民、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等等)。这些丰富的层面,从学术上讲,“服务”于作者提出的“致灾机制”这一术语,而对不在意所谓“学术意义”的读者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本书序言“致中文版读者”是作者用中文写成的,其中谈及他了解这场洪水的缘起——“我是在武汉的餐桌上开始了解洪水的,我和岳父母在白酒的刺激下相聊甚欢……”看起来,作者是位武汉女婿,就也无怪乎这本书所流露出的对武汉这座城市和这场大水灾的人情之味。通读全书之后,再回到如何认识“天灾”的问题上,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本书引言开篇所引的那句话:“用不着说这是什么天灾,也不必去说什么人祸……天与人还在互相诿卸责任之间。(管雪斋,1931年,《亚细亚报》)”
《清晨鱼市与深夜书桌》
林楷伦/著,中译出版社,2023年3月版
推荐人: 方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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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家三代都是鱼贩。“没有生来就会卖鱼的人。阿公说卖鱼要学,学一辈子。爸说卖鱼要学,学一下子。他们都说以后不要卖鱼,好好读书。”本来,鱼贩这个志愿就太小了,小到写到作文里都“分数会很低,还会被笑赚不了什么钱”,但是,父亲的好赌动摇着这个家庭如鱼档里死水微澜般真实的境遇起伏,父母离婚,家里的三四家泡沫红茶店都收了,阿公叫爸接下鱼摊,他又把卖鱼的收入转为赌金。久了,他们都只说“要帮家里,要好好卖鱼。没有再提好好读书”。
十五岁开始在鱼摊工作,整个成长、求学、婚恋都散发着鱼市咸腥的辛劳气味,然而,就像王浩一在序言里说的:“每看完一则,有趣好笑之余,总有窥探到生活里那些阴影不扬的角落……身为鱼贩的故事能够说得这般敞亮通透……那是对生命释怀与坦然的领悟。我以为阿伦,可以称他‘鱼的哲学家’,清澈生命,勤奋却不怨天尤人。”
因此,在自己的遭际之外,他能更多地看到鱼市里“气味纷杂”的人间情味:存了钱另立商号的“背骨全仔”虽说为了立足,拼命削价跟老东家丸美大姐比拼,但彼此又慢慢拼出了默契,“两人的眼神依然不交会,但卖的品项渐渐不同”,“有感情了,相让出一条平行的路”(《背骨仔》);来阿娥姐鱼摊工作的女人“都有故事,她们不常说,只要开口或是想到什么就要掉泪,阿娥姐就会说,靠自己最实在。她们有恨谁吗?一定有。只不过忙到没有时间恨,还得留时间跟姐妹出去玩……阿娥姐养了这么多姐妹,就不养男员工,不是讨厌男人,而是让自己可靠”(《女人鱼摊》)。
“没有人兴趣是卖鱼吧,大多是为了养活自己。”而人努力生活的样子总是很动人的。这时或许也可以相信一下那位拿苦苦的鲍鱼内脏做酱汁的主厨,据说,“鲍鱼的内脏会回甘,跟人生一样”。
《犬儒主义》
【英】安斯加尔·艾伦/著 倪剑青/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3月版
推荐人: 韩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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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令人想到的是第欧根尼无所求于亚历山大的逸话,或是一些戏剧作品中愤世嫉俗喋喋不休的智者。而这本《犬儒主义》,关注的不仅是这一思想的历史,更在于其演变及其在现代的表现。比如,作者写道:“古代犬儒主义通过对抗性的、常常是挑衅的举止来宣扬自身的存在,而现代犬儒主义则更偏爱私下里表达自己,比如表现为怨恨。”
作者对现代犬儒主义的定义是这样的:“……权力者所持有的现代犬儒主义是‘机会主义的现代犬儒主义’和‘操纵他人的现代犬儒主义’。……受压迫者和被边缘化的人群所持有的现代犬儒主义则是‘卑贱的现代犬儒主义’……”
作者在书中写道:“我们为今天自己所持有的现代犬儒主义辩解,仿佛这是一场不由自主的情绪爆发,是我们自身黑暗一面的产物。而‘更好的自我’必须咬牙坚持,才能不全然屈服于它:‘我恨变得愤世嫉俗,但是……’”
《太行山上:中国共产党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成长史》
赵诺/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5月版
推荐人: 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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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绪论中说:
本书尝试以太行根据地创建、坚持、发展的过程为背景,围绕太行根据地干部整顿活动的变迁过程,尝试对太行干部群体之政治成长史做些讨论。大体而言,本书准备讨论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根据地党是如何融合来源各异的干部,将太行根据地干部队伍一步步建设起来,从而形成“太行”这个干部队伍中的著名“山头”的?这是本书讨论的起点和基础,涉及两个向度的问题,一是中共是如何在太行根据地配置干部、选人用人的,另一便是这些被选择或抑制的干部群体,其来源、结构、群体特征等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二、根据地党是如何不断地进行干部队伍内的组织整顿和思想整合的?组织手段是中共开展党的建设时的常用办法,既有常态化的组织整合、人事整顿,也有特殊时期大规模的审干、整党、整风等干部整顿活动。笔者所关心的是,在太行根据地范围内,中共的干部整顿到底有何共性与特性?最终效果如何?为何常常会走向极端却又能有所收束?
三、根据地党是如何在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上改造这些上了太行山的干部们,并逐步将其锤炼为“共产党的干部”“无产阶级战士”“人民的勤务员”的?笔者所关心的是,在太行根据地范围内,干部们在革命、战争环境中的思想到底有何种变化?那些整党、整风运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造了干部们的思想、作风?干部们自身到底是如何因应这些思想改造活动的?
这三方面话题在太行根据地的政治史中自然不是逐次递进、单独呈现的,而是交叠杂糅、混同一体的,但其间并非没有关键性的线索。在初创期干部队伍大体结构建立后,主要通过1940年前后的第一次整党、从1942年延宕到1945年的整风运动、1947年到1949年初的土地改革过程中的干部整编(也称土改整党)这三次大规模的干部整顿活动对干部群体进行集中的整合与训教,这就构成了本书的基本线索:整党、整风、整编。 (第7-8页)
作者认为,以往相关研究,或者关注宏观和高层干部问题,或者关注基层干部问题,本书关注的是中层干部的成长史,因为“中共上层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没有中层干部予以转接、整合、下达。甚或,由于‘农村包围城市’而形成的各个根据地地理上相对独立的分布形态,中层干部在方略运筹、政策实施上其实也并非没有作为,‘承上启下’并不足以概括其在组织内发挥的作用。本书将中层干部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即在此处” (28页) 。至于史料和文献的情况,作者也有说明,主要是档案史料、地方党史、报刊材料、干部个人史料、口述史料等,从阅读的感受来看,材料非常丰富,这从书中各种数据分析以及细节的描述可见一斑。其中非常精彩的是373-392页分析的一份不具名的《温村整风日记》,作者还根据其中的线索考证出这份日记的作者及其基本经历,令人感慨万千。
初上太行根据地的干部“英杰初聚”,具有怎样的特点呢?作者认为:“他们与大革命时代加入中共的那一代地下党干部总体上已有所区别,他们作为党内原本处于较为边缘位置的干部,并未与此前党内上层路线斗争抑或权力斗争有太多牵涉,身上的历史包袱较轻,而北方地下党的经历也让他们在思想上受苏维埃时期‘左’倾思维惯性影响相对较少,这让他们多可以轻装上阵适应革命之新形势。但在艰险的环境中,尚显稚嫩的他们在未来仍须经受肉身与精神的双重考验。” (166页) 所以,在接下来的“大浪淘沙”“苦中求索”“淬火而成”三章中,作者通过整党、整风、整编这三次运动的过程,描述了他们的艰难探索。几乎每页都能读到让人或唏嘘、或沉思、或愤怒、或无奈的地方,限于篇幅,不再摘引具体的细节。个人阅读所见,第272页、330页、333-334页、381页、420页、447页、502页等处均感受到心灵的各种洗刷和冲击。
这么厚重的五百多页的著作,还只是作者关于中共干部成长史写作的第一部分 (32页) ,让人很期待第二、第三部分的出版。
《屠海:北美生物灭绝档案(16世纪到20世纪)》
【加】法利·莫厄特/著 高见、刘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版
推荐人: 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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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路易·西霍尤斯导演的纪录片《海豚湾》以日本某小渔村杀戮海豚的真相震撼世界,尤其是血染海水那残酷一幕触目惊心地展示了人类对于海洋生态的毁灭性破坏。加拿大环保作家法利·莫厄特《屠海》( Sea of Slaughter )一书的书名则概括了这种破坏行为的本质。本书初版于1984年,最早被译介至国内是在上个世纪末,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作为“人与自然丛书”中的一种推出,该丛书还包括法利·莫厄特的另外三本代表作《与狼共度》《鹿之民》《被捕杀的困鲸》(新版本更名为《鲸之殇》)。
时隔20多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法利·莫厄特这套经典的“生态文学四部曲”重译再版,将现今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再度抛入公众视野。不同于作者的其它三本代表作,《屠海》论述的对象不是某个单一物种的故事,而是大型海鸟、野牛、白熊、狐狸、狼、鲸鱼、海象、海豹等业已灭绝或者遭受灭顶之灾的生物种群集体面临的生存困境。
动物对人类的利用价值无非关乎衣、食、住、行,鸟羽可以装饰衣帽、北极熊皮被披在人类身上御寒、金枪鱼肉成为餐桌上的珍馐、“黑色金子”鲸油一度是重要的照明燃料、海象牙成为高档工艺品的原材料……书中讲述的种种案例虽然局限于北美洲大西洋海岸一带,但这种逻辑适用于地球上的任何角落。尤其是进入工业化社会后,人类无限的贪欲和捕猎技术的进步使得失去控制的灭绝式杀戮成为可能。
作者揭示了超过50种物种减少甚至灭绝的真相,例如“渔业技术的突破使海鸟正遭受着灾难性的损失。该技术利用人工合成的单丝做成刺网,这种单丝在水下几乎是看不见的,潜到水下的鸟儿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网住,然后被淹死”。
“要使地球上现存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人类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人类与其他生命的存在不可分离;人类必须充分地认识到,作为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具杀伤力的物种,人类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人类必须坚决地为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改过自新,将功补过。”法利·莫厄特写道。40年过去,人类似乎并没有做得更好。
《为人父母:那些证据告诉我们的事》
【英】维多利亚·库珀、希瑟·蒙哥马利、基伦·希伊/著 白亦玄/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5月版
推荐人: 钟源
推荐语:
《为人父母》并不是一本育儿实用指南,作者通过考察近40年来关于养育孩子的种种研究、理论、观点,犀利地指出对于“怎么养孩子最好”这个问题,专家们都达不成共识,什么都没有定论,父母自己的困惑和忧虑其实都可以理解。这本书尤其强调孩子的声音,父母的教养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而不是单方面的强加,儿童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孩子很清楚自己的能动性,他们能够变得既坚韧又自主。如果做个简单概括,作者要告诉读者,为人父母并非完美主义者的比拼,幸福的童年多种多样,大多数家长最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即使偶有失误,养出的孩子依然可以“工作愉快,会玩懂爱,心怀期待”。
《与父亲的奥德赛》
【美】丹尼尔·门德尔松/著 卓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2年9月版
推荐人: 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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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现实中本书作者丹尼尔·门德尔松与父亲的人生,一边是史诗《奥德赛》中儿子寻找英雄父亲奥德修斯的过程;一边是数学家父亲去旁听教授儿子的《奥德赛》研读课,一边是父子两人一同踏上《奥德赛》主题游轮之旅,实地走访史诗的发生地……这本书,从书名到内容都蕴含了多重的面向,并互为对照,十分的巧妙。就比如作者在开篇不久对比英文中表示“旅行”的几个单词:voyage侧重物质,关涉人们在空间中移动时所携之物,以及移动时所踏之物——道路;journey基于时间层面,意指一天的进程;travel,早先源自的拉丁词汇意为“刑具”,所以它点明了旅行的情感层面,侧重感受,说明旅行是困难、痛苦、艰巨的行动;而在英语中,同时概括了voyage、journey、travel“三个词各自带给我们的不同感受的单词——在距离之外亦囊括了时间,时间之外还顾及了情感层面那种艰巨与危险——源自希腊语而非拉丁语。那个单词是odyssey”。所以,“奥德赛”用在这里实在太过贴切了。而作为读者的我,跟随作者调用各种知识的书写,也完成了一次阅读的奥德赛。
《早期中国的鬼》
蒲慕州/著 黄咨玄/译,新星出版社,2023年5月版
推荐人: 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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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先生曾经说,很多人觉得神话研究的门槛低,人人都能说上几句。可能在很多人看来,鬼的研究更是如此,甚至不被认为是研究,就是讲讲鬼故事嘛。谁小时候没听过几个鬼故事呢?所以,也许不少人读到《早期中国的鬼》会比较失望,因为本书并不是讲鬼故事的,甚至可以说,早期中国的鬼,主要不是以故事的形式出现的。比如作者提到:“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一份公元前3世纪的文献中记载的著名复活故事,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对鬼特征的描述。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丹的人——是一个名叫犀武的官员的仆人——因为在打斗中无意打伤了一个人而自杀。在下葬之前,他的尸首在市场上曝露了三天——显然是对他所被认为犯下的罪行的一种惩罚。不知为何,在他死后三年,他的前主人犀武重开此案,认定丹罪不该死。于是犀武将此事上报给司命史——掌管人们生死名册的官员。司命史,其名公孙强,让白狐将丹从墓中挖出。丹站在墓顶三天,然后和司命史一起去了柏丘(柏树之丘)的北部地区。四年后,他已经能听到狗和鸡的叫声,能像常人一般进食,但他的四肢仍很虚弱。这个非同寻常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战国末期的社会、法制、丧葬风俗,以及当时政府体系下层人物的生动想象力和极为罕见的文学表达手法。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死亡和冥间的概念上。” (34页)
这可能是先秦最重要的鬼故事之一(另一则大概是北大简的《泰原有死者》),姜守诚先生还有长文讨论其中的宗教信仰问题,但大多数爱好鬼故事的人都没有看过,即使看了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趣味。实际上,作者根本不是要解答鬼是否存在的问题。他明确地说:“即使鬼只是人类想象或幻觉的虚构,想象的结果本身仍然是对人类社会造成影响的真实文化体”,同时他也告诫读者:“不要将任何文化中对鬼的信仰看作一个前后连贯的意义系统的体现,没有内部矛盾或偏差。” (第9页)
如果我们不再纠结于鬼的有无、鬼故事的文学性艺术性,会发现古代鬼文化与社会之间互渗的奇妙、有趣的呈现,而且在其中能发现很多有意义的题目。比如:
从商代到战国这一时期的文献中,仍不太清楚的是鬼的归宿。虽然坟墓显然是死者进入那个未知领域的第一站,但于那些对鬼这个话题有意见要表达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既不曾认真地询问过,也没有系统性地回答过,人死后到底会如何,死者最终会去哪里。如我们所见,招魂的仪式假设死者的灵魂/鬼可以自由地旅行。对这一时期墓葬演变的研究表明,墓葬的结构曾发生变化,尽管过程是渐进的,这个变化反映出人们对墓葬意义——不仅是对生者的意义,也是对死者的意义——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从广义上讲,是为坟墓从藏尸之所,转变为死者可以在此生活的地方,这预示着一种将坟墓当作生活区的更具体的想象。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个人坟墓被视为死者的居所,正如丹复活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而集体坟墓形成了死者的社区,那么伴随在死者社区之后的下一个层次是什么?死后世界大致上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在随后的汉朝,当有更多证据逐渐浮现时,这些问题就会得到解答。 (63-64页)
为什么汉代之前的鬼,有那么多未知的领域未被关注。在我看来,在统一的帝国形成前,鬼世界必然是零碎的,汉武帝以降的帝王整顿祠祀、巡视东方、封禅泰山,既逐渐统一了帝国内部的政治、文化格局,也影响到鬼世界的整合。泰山府君在东汉的出现,冥府的建立,与现实世界的整合,不是没有关联的。
又如,作者引述了《后汉书》的驱傩仪式后指出:
耐人寻味的是,恶鬼最终没有被消灭而是被驱逐。当鬼被驱赶,文中的说法是方相氏和十二动物灵“送疫出端门”。因此,虽然咒语中发出了毁灭性的威胁,但这种驱鬼仪式似乎并不是要消灭瘟疫恶鬼,而只是将它们赶出人间。这隐含着恶鬼明年还可以回来的意味,因此必须再进行下一次的驱鬼。因此,这种驱鬼行为背后的宇宙观非常有趣:这些恶鬼虽然对人类充满恶意和危险,但却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它们可以被暂时地驱逐出人间,但似乎没有办法一劳永逸地消灭它们。因此,年复一年,季复一季,驱逐它们的需求反复存在。鬼能被驱赶而不能被消灭,这可以从睡虎地《日书》驱鬼文书和前述东汉墓葬文献中的驱鬼咒语中得到证实,其中恶鬼被命令“疾去三千里。汝不即去,南山给,令来食汝”。这与大傩驱鬼时所说的类似:“女(汝)不急去,后者为粮。”
《后汉书》记载的傩虽然属于国家级祭祀仪式,因为它的目的是将鬼赶出皇宫,而且有很多官员参加这场仪式,但县郡和乡村也举行相同的驱鬼仪式,这些仪式直到如今仍然能看得到。所有这些仪式的共同点是咒语的宣读和特定仪式行为。换言之,驱鬼仪式中的基本要素都是共同的。 (88页)
国家最高级别的驱鬼仪式,最终的结果是必须年复一年地驱逐,没有办法一劳永逸地消灭。我觉得,彼时的鬼世界仍然被视作混乱的、不可交流的,就像作者在55页描述的那样,“类似一般害虫存在于社会中”。你会跟害虫交流吗?一方面那时人们认为鬼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又没有赋予鬼魂“人性”,双方只能以对抗的形式存在。在东汉后期慢慢有了变化,“人们开始以更‘可亲近人’的方式想象或描述鬼的性质或性格。逐渐地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性’角度被倾注到对鬼的描述中,因为它们开始被赋予‘人性’,并被赋予与活人相近的个性。这种重新认识鬼的人性的过程,很明显地,不能被精确地建立起来。 (97页)
鬼魂的“人性”的建立,一方面是鬼的主体性的逐渐形成,另一方面,也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恐惧消失。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鬼世界的想象呈现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志怪小说对于鬼世界乃至冥府的描写如同拼图一般,慢慢按照人类世界的样子描摹出轮廓(并非镜像);二是道教对于驱鬼活动的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两者并行不悖并形成张力。作者引用了大概在六朝时期编著的《太上正一咒鬼经》提供了数大类的鬼名表,详细表明它们的起源。有趣的是,其中竟然有“思想鬼” (150-151页) 。在这个意义上,道教依然保持着对鬼魂的敌视态度,所以作者说:“这些(道教)文献中的鬼通常没有个性;它们仅作为一种类别而存在。这些鬼在道教文献中的作用可以说是相当简单直白了。它们自始至终都是充满恶意,只会对人造成伤害。在这些文献中它们一再被提及,其意图就是在表明世间正被这些恶鬼邪灵所困扰,道或道士是世人得到救赎的唯一希望。” (154页)
而道教的这一特点在志怪小说中一直有体现。比如,唐宋以后的志怪小说中,佛教与道教都有到冥府“捞人”的情节,道教则是一切照章办事,符箓、咒语、仪式都按照规定的流程操作,以至于清代纪晓岚问某位道士“捞人”的原理时,道士仍然稀里糊涂。而佛教到冥府“捞人”则显得很随意,甚至可以大闹冥府,强行带人还阳复活。
这大约涉及佛教在冥府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作者作了扼要的分析:“佛教和道教对鬼起源的理解不同,也是区分它们所采取不同传教策略的一个重要因素。佛教利用地狱中受苦的鬼的这个观念来鼓励人们依从正道,过正直的生活,以免堕入这种悲惨境地。另一方面,道教运用报复的鬼的这个观念来说服人们在驱除鬼时服从道士的带领。在劝说的过程中,两者都不得不对现存流行的鬼观念做出一些妥协。正是借着容许鬼存在的在地观念——无论是透过将各种灵体和恶魔翻译为‘鬼’,或是透过与在地的宗教信仰发生对话——佛教才得以将前佛教时期的中国鬼吸收到它的系统中,这个系统才因此可以被视为‘中国的佛教’。另一方面,佛教和道教的重叠之处即在于向在地的鬼观念妥协,这一重叠将成为佛教与道教共享的立场,也为后世‘民间信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192页)
作者提到了佛道对于现存流行的鬼观念做出的妥协,也许可以补充的是,对当时流行的鬼魂观念,儒学也做出了妥协,我甚至觉得,整个鬼世界的建构,是民间鬼魂观念作为主体吸纳了儒道佛的教义形成的,在鬼文化的权重构成上,三教都不是大股东。面对死亡的恐惧和想象,无论什么教派都要妥协,提出自己的方案。所以如果把幽冥世界视为一个操作系统,那些志怪小说就是以讲故事的形式给这个操作系统提供认证和打补丁。
《自我决定的孤独:难以建立亲密感的社会》
【德】伊丽莎白·冯·塔登/著 顾牧/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3年3月版
推荐人: 龚思量
推荐语:
过去几年来,现代社会的日益原子化、人们的孤独感愈发强烈等现象已经成为了各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另一方面,随着AR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甚至是Apple Vision Pro的问世,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正变得更加模糊。在数字化的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各自技术满足自己的需求,却无法摆脱肉身的存在。《自我决定的孤独》一书,将目光聚焦于现代社会对于身体和接触的复杂态度。作者伊丽莎白·冯·塔登在书中写道,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有意识地保持着距离,这不仅仅是心灵上的距离,而是实实在在的空间距离。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进行身体接触,牵手、拥抱、爱抚似乎成为了某种稀缺品。对于接触的恐惧和陌生,让人们对他人的接触感到不安,甚至将其视作某种威胁。自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之后,精神的重要性开始凌驾于肉体之上。然而不可忽略的是,过去人们正是通过与他人的接触,才确认了本体的存在。但是,现在的人们更习惯于将目光聚焦于自我,来确立自身的存在,或许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害怕无人愿意与自己接触的深深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