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耀
关于体制
回顾历史，早期深圳的拓荒牛，在干工作的过程中真正因为政治原因牺牲的几乎没有。反而是后来，有一些人因为经济条件好了，腐化而倒下的。我们当年招商引资部门的26个同事，可以说是一直在财路上摸爬滚打，没有一个不是清白的，没有一个倒下的。
我说，牺牲一部分人利益更有可能是在后一个30年，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要面临的难题肯定是向既得利益者甚至既得利益集团开刀。这一点难度同样很大，但正因为难度大，才考验今天的政府部门。
如果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思想解放，那他一定是个艰难的过程，甚至是到了真正要向体制动刀的时候。
无论思想还是物质层面，现在人心思定，没有乱源
我看“向体制动刀”，不会乱。
怎么会乱呢？我只是担心我们找不到好的路径。你想想我们那个年代，衣食住行极为缺乏，都没有乱。现在，无论从思想基础还是物质层面来看，人心总体是思定的，没有乱源。
思想上不乱，想让社会乱也不容易。如果真能把贪的人拿下，向既得利益者动了刀，问题就不会出现。我只是怕，有些人以乱为借口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当然，再来一次暴风骤雨式的运动恐怕也是不行的。但是我想，提思想解放，没有胆略，没有足够的勇气，没有气魄和决心，恐怕也只会流于表面。我们当年搞招商引资的时候，市里面基本没有跟我们定什么框框，只是说投资500万元以下的，招商引资办可以自己批，500万元以上的需书记、市长批。
何耀
关于廉政
那个时代的精神让人眷恋，港商送盒月饼都要上缴。
最初深圳引进的外商，多数都是港商，但港商很讲礼节，中秋清明都会带点礼物给联络办。当时市里有个规定，收到的所有东西都要上缴，包括中秋节的一两个月饼、烟、糖果。
为了防止腐败，当时的办公室有四条规定：不能单独跟外商谈合约，即跟外商谈合约时最少有两个人在场，跟外商打电话旁边需要有人。不准收受贿赂和外商礼物，如果对方一定要给也要上缴。吃饭当时没有规定，因为当时深圳市政府没有钱，所有的外商投资谈合约都是外商请吃饭。此外，工作人员还需写工作日志，几点几分跟谁谈，谁负责，何时带客商去看地形，每一步都要有详细的记载。有一点现在首问制的味道，但当时没这个概念。
话说回来，当年梁湘、周鼎、周溪舞，无论是干的工作还是工作作风确实为人称道。你在他们身上几乎看不到官僚作风。那个年代，也没人讲条件，日以继夜就是一个干字，工作的拼命劲没得说。
我1958年就调来深圳了。搞招商引资工资是在1979年。当时还是张勋甫当市委书记、贾华当市长。正式成立了对外经济技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是林中平和我。这个办公室就相当于现在的招商办。
何耀
关于早期深圳招商
深圳对外经济技术联络办公室成立之初，我们也是千头万绪，但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去招商，如何去引资。并不是现在讲官话有很大风险，那时候确实是搞不好，随时可能出现问题。但好在当年，市领导很信任同志们。
我们在实践中摸索，通过一些老乡讲讲香港那边怎么做的。然后我们几个人就研究，怎么样对中国有利，又不违反当时的法律。比如说双方要承担什么责任，利润怎么分？像来料加工，什么叫加工？为什么是合资而不是合作？就是这样小心地摸着石头过河。包括后来跟百事可乐的合作，我们在相关的法律上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框框，没有那样的一个合作模式，怎么办呢？就自己创出一个词就叫中美合作企业吧。当时，这件事曾惊动中南海，邓小平都做出过批示。后来，法律上也认可了这一种形式。
不过，那时候却没有现在说起来这么轻松，直到1981年冬天，我去中央召开对外经济贸易会时，提到百事可乐引进的情况
，外贸部门的负责人还集中“围攻”我，说我搞标新立异等等。因为与百事可乐合作，外面传言说我做了“卖国贼”，是“帝国主义的爪牙”，说帝国主义的魔掌又伸来了。直至多年后，百事可乐投产后，还有人写了五条的告状信告到省里，说我与资本家搞在一起，收受贿赂，损害了工人的利益，说导致了1亿元的外汇流失等等。还把我到福建去引进蚊香厂说成是游山玩水。把别人说的话安在我头上，说我造谣中伤领导等等。后来，我还因此被专门的调查组审查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