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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时空裂缝中一个不近情理的梦
作者:无文堂
在张爱玲的《封锁》里,道路的临时封锁阻断了一辆电车的行进,促成吕宗桢和吴翠远在电车上谈了一场短暂的恋爱。封锁开放后,一切等于没有发生。1946年的《传奇》增订版中,《封锁》的结尾有所改动,结构变得更为精致,爱情的虚幻与人生的荒凉也更为刻骨。
一、“封锁”的三重意蕴
《封锁》写于1943年8月,故事很可能也发生在当时被日军占领的上海。题目“封锁”,首先与小说的叙事策略对应。作者采取封锁这一外界强力所造就的隔绝状态,将电车这一寻常的空间转变为“一个从日常现实中搬移出来的奇特空间”,继而打亮聚光灯,俯瞰悬置时空中的凡俗众生的庸常与跳脱。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他不发疯,因为万古不易的空虚将苦闷也吞噬为虚无。人生就像按照两条蠕蠕的车轨不断行进的电车,百无聊赖,无动于衷,却至死方休。“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一阵“叮玲玲玲玲玲”的铃声开启突如其来的封锁,“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在这样一个由强力挤压而形成的时空缝隙里,隐形的叙述者将目光投向周边的群体与个体,把平日里毫不起眼的搔头摸耳、闲言碎语逐渐铺展开来,最终聚焦于一场带有“游戏性和表演性”的恋爱。又一阵“叮玲玲玲玲玲”的摇铃,将切断了的时间与空间拉回正轨,封锁期间的飞扬与叛逆也随之消退。吕宗桢功成身退,吴翠远大梦惊觉。这“封锁”,即打盹昼梦的前提。
第二,“封锁”也指人与人之间永世难消的宿命式的误解与隔膜。封锁了,“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地沙啦啦拉上铁门”。平时骄矜自持的女太太们,歇斯底里地告求庇身之所,“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平常时刻,对方并不可惧;非常时刻,对方便与时代不安的底色、切近的死亡连坐。
与大街上东奔西顾的人不同,电车里的人相当镇静,别人的生死毕竟与己无涉,何况电车里有座位,这座位还比家里的略胜一筹。人类活着的习惯先于思想的习惯,对思想的痛苦的规避也早已驾轻就熟。理解自己是痛苦,理解别人更是无妄的痛苦。人们独自或合力消磨光阴,满脸浮油的老头子手里搓着两只油光水滑的核桃,公事房回来的乘客发挥着长舌妇的本色。人们在交谈,但是牛头不对马嘴。无论丈夫说什么,妻子只是兀自絮叨“价钱”、叮嘱“你的裤子”;医科学生画的人体骨骼简图,围观者当做西洋速写画品评得津津有味。孤独的或热闹的,陌生的或熟悉的,都是在咀嚼空虚的残渣,自说自话,谁也不在意应答。自我与他者之间充满隔膜,刹那的理解已是难得。
第三,“封锁”也意味着社会身份对真的人的枷锁。身为一个会计师,“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吕宗桢觉得妻子让他去面食摊子买菠菜包子回家实在不像话,但他还是买了。西装、眼镜、公事包以及包子,都是外在于他的。他的纠结不能说明他的体面,反倒说明他是一个摆脱不了现今的妻子且畏惧世俗眼光的男人。他跟吴翠远调情的激情,很大程度上是被她的脸红所满足的一个“男子”的欲望。他由此获得了一种舒坦,暂且摆脱了会计师、孩子的父亲、家长、车上的搭客、店里的主顾、市民等种种身份及其规范。
吴翠远又何尝不是如此,吕宗桢使她感受到单纯的女子的快乐。在学校里,校长、教授、学生、校役都看不起她,一个没有出过洋的英文助教。在家里,她一样受气,新式的模范家庭依然助长旧时女儿的悲剧。她的家里人天天洗澡、看报、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她奋力向“好”,成为一个好女儿、好学生,用功读书,“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在大学里教书,家长却还是叹息她当初不如“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家庭外在的媚雅与内在的陈腐一同建构了虚伪的藩篱,封锁了青年单身女子吴翠远的快乐。
道路的封锁,突显了人际的封锁,也帮助了男女主人公片刻挣脱身份的枷锁,好像可以去掉一切浮文,只是单纯地谈情说爱。
二、有言无情的言情
《封锁》表面结构精致,但是内部书写散漫,情节的重心大体落在篇幅较长的吕宗桢和吴翠远的恋爱之上。《传奇》里多的是不圆满的爱情与不幸福的婚姻,有学者归纳张爱玲这一阶段创作言情的特点:“着意描写了人间情爱的残缺与破灭,可以称为‘无情的言情’”,“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于自己是和谐”的情爱并不存在。
吕宗桢与吴翠远转瞬即逝的谈恋爱,其实无恋亦无爱,属于有言无情的言情。时空悬置状态下,这一场恋爱的动机与过程依然不减庸俗。
两人相遇的契机,是吕宗桢为了躲避表侄,那个一心想取他13岁的大女儿为上进基础的董培芝,而一阵风奔到了吴翠远座位的隔壁。吕宗桢这样的“老实人”,原本是没有主动靠近女人发展罗曼史的情调的,但为了吓退终究发现他的董培芝,顺便气一气太太,“宗桢迅疾地决定将计就计,顺水推舟,伸出一只手臂搁在翠远背后的窗台上,不声不响宣布了他的调情的计划”。“董培芝一走,宗桢立刻将他的手臂收回,谈吐也正经起来。”他的正经话是家中有个暴脾气、没文化、年老色衰、无法理解他的太太,夫妻生活早已无爱。聊得情意绵绵,“他们恋爱着了”,吕宗桢所断定的吴翠远的可爱之处,却是不惹麻烦,挥之即去,“象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你不要她,她就悄悄地飘散了”。所以,吕宗桢所谓的谈婚论嫁,顺理成章顶多只是一个搞婚外情或者养姨太太的红红火火的包装。
吴翠远这样一个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人格“端凝”、装扮“千篇一律”、长相“模棱两可”的女人,在被调戏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可爱之处,当然也是“熬不住要笑的”。吴翠远知道吕宗桢花言巧语,不诚实,不聪明,有家累,但她仍然不动声色,不露底牌,欲拒还迎,实践着女人无师自通的恋爱技巧:“恋爱着的女人破例的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地她知道:男人彻底地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如果一个女人必须依仗着她的言语来打动男人,她也就太可怜了。”她给了他电话号码,但是有意不拿出笔借给对方,因为“她的电话号码,他理应记得,记不得,他是不爱她,他们也就用不着谈了。”她的恋爱也有跟家里赌气的成分,气气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但是一个“钱”字还是将这场恋爱变成了泪飞顿作倾盆雨的结局。
封锁开放,这段短暂的恋爱幻灭:
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这“不近情理”,不禁令人想到《牡丹亭》云:“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杜丽娘与柳梦梅的传奇,于理不成立,于情却感天动地。吴翠远与吕宗桢的恋爱,于情于理,都只是一个不会圆满的梦。
三、永恒的孤独与麻木
《封锁》原载于1943年11月上海《天地》月刊第二期,1944年8月收入《传奇》初版,由上海“杂志社”印行。1946年11月,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传奇》增订本,不仅增收了5篇新作,并且对原刊本的内容做了改动,两版《封锁》就有19处不同。《传奇》增订本依然是张爱玲亲自操刀,却并没有详细说明改动的原由。
《封锁》中字词的换用、句子的微调,无关宏旨,暂且按下不表。最大的改动是定本把原刊本最后的两段文字全部删除了:
吕宗桢到家正赶上吃晚饭。他一面吃一面阅读他女儿的成绩报告单,刚寄来的。他还记得电车上那一回事,可是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那是天生使人忘记的脸。他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可是他自己的话他记得很清楚——温柔地:“你——几岁?”慷慨激昂地:“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
饭后,他接过热手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上,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
有学者指出,这两段文字的删除对整个文本的语义系统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最后的“乌壳虫”有卡夫卡《变形记》的意趣,同样表达了孤独的生存体验、个体身份的迷失和人的异化,体现了作家的反省与悲悯。删掉之后,作品的结构更为精致,“自封锁始而始,至封锁终而终”。另外,删去最后两段也彻底删去了对吕宗桢与吴翠远的“爱情”前途的交代,随着“封锁”的结束,“戛然而止”,结尾结得“现代化”。
笔者认为,删去吕宗桢下车回家的状态,实际上是把最后的视点落在了吴翠远身上,借吴翠远的视角,观看并体会整个事件的结局。作者自身不自发的女性意识,使这篇小说富有女性主义解读的维度。吴翠远可以凝结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一个共相,在“幽闭空间里幻想爱和罗曼史,而同时心里又明白爱的易逝和男人的不可靠”,进而消解爱情神话。吴翠远其实也还没有打算嫁给吕宗桢,与其说她对吕宗桢怀有幻想,不如说她是对真的爱情充满渴望。她对自然的纯粹的恋爱到底有一点希冀,所以“她只要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谁也不稀罕的一部分”,只要他打电话给她,“她一定管不住自己的声音,对他分外热烈”。她的最后一点希冀,毁灭在了灯光下的一瞥,料想这场调情对吕宗桢而言,甚至不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连那一丁点的对爱情的期许,也被证明是白日大梦。
开篇那对长得颇像兄妹的中年夫妇像是作者安排的“对照组”,证明就算是在封锁状态下的电车里,面对熟悉的配偶,女人关注的仍然是限于家庭的琐碎,男人手里拎一包熏鱼,夫妻二人并不会在电车上复燃罗曼蒂克的激情。无论吴翠远与吕宗桢的恋爱走向究竟如何,世俗社会里,美好纯粹的爱情都难以为继。夏志清先生概括张爱玲小说的特色,有种苍凉的意味:“悲剧人物暂时跳出自我的空壳子,看看自己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增订本中,吴翠远就是这个偶尔自觉的空虚的悲剧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确切而言小说并非从封锁开始到封锁结束,而是从开电车的人开始,到开电车的人结束。最后一段,开电车的人放声唱着乞丐的歌:“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却毫无怜悯之心。碰到一个缝穷婆子慌里慌张掠过车头,横穿过马路,便大喝道:“猪猡!”悠久的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东风过耳,有人跟唱,但从来没有舒缓人类的可怜,只是论证了生命在时间长河里的单薄与慈悲的稀缺。人自艾自怜游刃有余,体谅他人却是无心无力。人与人之间,是永恒的麻木、隔膜、冷酷,是无解的永生的孤独。
在吴翠远看来,只有被自己的目光所触及,那些人物才算活了,一旦被电车撇在身后,他们又重新死去。与自己不再发生感觉的联系,那吕宗桢也无异于死了。张爱玲在《烬余录》里说: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电车让吴翠远体验到时空裂缝中一个不近情理的梦,梦醒之后是加倍的空虚与孤独,又好在它像一个梦,只是留有一丝捉摸不定而又无伤大雅的怅惘。
参考文献
书籍
1、张爱玲《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3、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上海三联书店2008
4、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5、刘志荣《张爱玲·鲁迅·沈从文:中国现代三作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论文
1、周云龙《<传奇>(增订本)篇目修改校评:原刊本与定本》,厦门大学2007
2、寇嫒丽.《解读张爱玲<封锁>中的美学时空》,《现代语文》,2014年第6期
3、王晓平《封锁于倾城之内——对张爱玲小说<封锁>的五重分析》,《名作欣赏》,2015年第28期
6、庄萱《时空艺术与精神分析的多棱镜——重读张爱玲的<封锁>》,《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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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曾有人这样说,某种程度上而言,文艺界还是低估了张爱玲对当代青年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她的书写赋予日常、世俗和现代的生活方式本身以意义,捎带着金属般窒冷的痛楚,也有些森然、暧昧,像是被困在雨幕中的电话亭里,有点 “幽闭恐惧症的意味”。翠远的寂寞和细致如蔓草,牵牵连连地生长、因年轻而微微震颤着,竟也爬满爱玲的人生,青春虚度的怵惧成为创作的原动力。
被称为 “现实背景里的一种梦幻叙述” 的《封锁》初载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天地》第二期,彼时陷于 “孤岛” 状态的上海中西文化混杂、危急荡乱,老辈人仍不忘烧烟泡、装烟枪,如此这般生活在《阳关三叠》的古曲中,年青人深谙于袅袅鸦片烟中的旧有生活方式,成为新式教育与没落文化之间相互推拒的殉葬品、平抑生活和沸扬时代里的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 思想往往是可怖的,往往是一刹那的动荡和洞见,从希冀到失望转了一圈子,继而复归原处或者没入下一个同心圆的运行,可谓是 “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无从逃脱 。” 沦陷时期于 “故纸堆” 中记载的大大小小、有形与无形的 “封锁” 实在平常,在某种程度上也映照了萨特所指的 “ 放达 ” 状态:在生死交汇的偶发事件面前,铁门里的人相互猜测、迟疑、笃定,看到街上彼此防范、互相忧惧着,左冲右突的人群;路边乞丐扯着喉咙吟唱般的讨叫声被 “不经见的沉寂吓噤住了”,开电车的人鹦鹉学舌般地唱将起来,大骂横过马路、慌张地掠过车头的穷婆子;公事房里回来的人借折扇半掩着脸,邻座的老头子手心里骨碌碌搓着两只油光水滑的核桃。 宗桢眼中的乌壳虫自房这头攀到那头,不长的一段距离,顿了好几顿,稍停下来就有时间思想了;被挤压得怯怯的、脆脆的憧憬恰好借机从窠臼中挣脱出来,包裹在厚茧里的心得以裸露 。温吞水一般的对话在莫名动因的驱使下,于市井生活的线条针孔中渐渐荡开,短暂地栖居在封锁时的电车内,内容也无外乎是工作、家庭、日常琐事:从 “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 到 “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 如果宗桢原先存心有将翠远 “看扁了” 的心思,末后心中所感也还是阵阵哀矜和爱怜,无来由地便觉得这街中车厢里的一隅是温暖、腻人的,已经倦于去奔忙和躲闪了 。从 “看见了他搁在她身后的那只胳膊,整个身子就僵了一僵” 到 “她只要他的生命中的一部份,谁也不稀罕的一部份”、“他是一个死去了又活过来的人”, 翠远是有着自身都难意识得到的虚弱、空乏的人,是看似圆融实则抱憾的 。我想正如诗人翟永明所道:“如果少女必定在春日遭受残杀 ——‘你将被爱,爆裂地承受,清晰的死去’ ”,她不知道以一个核心点推波出去的、更荒芜的余生是否会有新的希望和欢愉,没法躲避开惘存于一瞬的“这一刻”:“准确的悲伤,准确的快乐,准确的安慰,准确的沉沦、矛盾、虚妄”。怎么说呢,“相对于平静的矇昧和未经检视的温驯,就算是令人无可奈何的庸俗和模糊地带,也要半脚踏进去,那些狼狈的挣扎和违抗都是喜悦的一部分”。我记得刘再复曾在《西寻故乡》一书中写道:
张爱玲的作品具有很浓的苍凉感,而其苍凉感的内涵又很独特,其独特的意义就是对于文明与人性的悲观。这种悲观的理由是她实际上发现人的一种悲剧性怪圈: 人为了摆脱荒芜而造文明,但被文明刺激出来的欲望又使人走向荒野 。人在拼命争取自由,但总得不到自由。他们不仅是世界的人质也是自身欲望的人质,说到底只是 ‘屏风上的鸟’、被 ‘钉死的蝴蝶’,想象中的飞翔毕竟是虚假的,唯有被囚禁和死亡才是真实的。
所幸的是 “文学上海” 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空间是多元而包容的,孕育出张爱玲、苏青、王安忆和白先勇等三十年代后的作家,年轻有力的、盛年稳健的、老来遒劲的,对青年人精神欲望的满足强过物质欲念。年轻人喜爱上海,想要仰仗一个城市和有关传统、旧文化的私人记忆攫取慰藉,就像张爱玲 “喜爱市声”,在凡俗里亲近着。爱玲的文字绵密而静、幽微且细腻,在阅读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想要构建的大抵是这般的雰围:
盘缠的小径连接田畈与田畈、山坡与低谷,曾被人结实地踩着,在广漠的绿野之间透着乳白色的光,而如今早已渐次荒没、荒芜湮灭,仿佛不曾存在过。然而我记得小路的弯曲与歧途,那里有我们真实的生活,同时盈满了温柔与痛苦,并不因为如今已付与荒草便应该被抛诸大路。
放达:喻指上帝缺席、指导人生的功利原理和世俗规则荡然无存,人的自由感、欲念得以短暂地洋溢于狭小的、非常态的封锁空间,两个 “扁的小纸人” (已婚男人吕宗桢与未婚小姐吴翠远)之间迸发出的热恋在电车脱轨之余得以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