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团社创始人兼CEO邓建波：这是最好的时代

青团社创始人兼CEO邓建波

作为90后，我对新中国的变化有着切实体会。

我出生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如果有人对小时候的我说，以后你的经历将与创业紧紧捆绑在一起，我很难想象与理解。

添大件是件隆重的事

上初中之前，我的家庭条件比较拮据。家境的好转大概是从我上初中开始的。初二，父亲开始尝试着自己承包一些建筑项目，家里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但添大件在当时还是一件可以轰动整个家族的事。我记得，当年家里要购置一台TCL的彩色电视机，全家人一起出动到商场，非常隆重。在那个年代，通话一分钟要6毛钱，家里的电话我们都不太舍得打。

即便现在，日子越过越好，父母省吃俭用的习惯依然延续下来。我想，对于父母这辈人来说，艰苦生活给他们留下的烙印是很深的，所以当我创业成功，想尽己所能为他们改善生活条件，给家里添些“大件”，可父母终究还是学不会“享受”。这点曾一度很困扰我，我给他们买了房，他们却仍习惯住在农村；我给他们买了车，他们却因舍不得油钱每天让它待在车库。

和父母那辈人比，我与他们的想法很不一样。但和身边同龄的80后90后站在一起，也有诸多不同。我知道，是那段特殊经历，造就了我的不同。

创业氛围初现

2010年，在我大一时，便开始了第一次创业，那时“创业”还是个新鲜词儿。

从全国范围内来说，那时杭州的创业氛围刚刚掀起，政府给予了大学生明确的创业利好政策。作为政策鼓励，我们也因此在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附近得到了一间免费办公室。我们的创业方向是做一个外卖点餐平台，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是中国外卖点餐平台的开拓者，比饿了么、美团都要早。

创业之初，启动资金要自己凑，我和另一个同学为了凑齐4万，向同学和朋友200、300元地借，借款名单写了满满3页。

我们把点餐服务范围确定在浙江工业大学朝晖和小和山校区，高峰时期每天有100多单外卖。听起来订单量不错，但由于经验不足，我们对成本的估算出现了偏差，导致最终结算时发现收入远低于预期，难以持续运营。而且，由于外卖点餐平台模式比较新颖，市场并不看好，也没有人投资，项目很快就流产了。

结果，借来的4万块钱就成了大问题。为了还这笔钱，“迫于无奈”的我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之旅。

杭州成了创业圣地

2012年，为了还款，也为了锻炼自己，我利用课余时间做起了兼职。那时候学生找兼职只能通过线下中介公司。中介公司会向想做兼职的大学生推销一张价值百元的兼职服务卡，这是找兼职的门槛，也是兼职中介行业的行规。

可事实上，即使学生买了这张需要付费的兼职服务卡，也无法享受到有保障的兼职服务。对中介公司来说，每一次兼职推荐就是一次服务交付，每一次服务交付就必然产生成本，所以，他们的服务质量普遍不高，这是行业通病。

在亲历了几场不太靠谱的兼职经历后，我想做些事，带来一些改变。

而且，2013年杭州的创业环境也发生了巨变。受到阿里的鼓舞，杭州成了全国创业者心目中的圣地，一夜之间，人人都在喊创业，天使投资机构也多了起来。创业人群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公众对新兴事物也更加包容与接纳。

同年，我创立了青团社——全国首家免费兼职服务平台。现在听来习以为常的“免费兼职”概念，在当时却是具有变革意义的。青团社的“免费兼职”概念，正是想打破传统的行业逻辑，为大学生提供更好的兼职服务体验。我们想用“免费”与“服务”做大C端，再用规模庞大的C端吸引B端入驻。

“免费兼职”在大学生群体中很快扩散开来。很多B端的用户跑到我们办公室来，要与我们谈合作，做推广。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迅速扩张，上线首月就获得了2万名注册用户。

2015年3月，梦想小镇开园，又是得益于政策扶植，青团社成为了首批入驻梦想小镇的创业公司，开启了新的篇章。如今，青团社已成为了国内头部的灵活用工平台，经过6年的运营，累计服务人次超1亿，入驻企业35万。

作为一名90后创业者，我很庆幸，自己活在最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