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青岛会议后，李先生回校着手准备恢复普通遗传学（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课程，系领导安排我担任李先生的助教。这样，从1957年我就从师于李先生学习遗传学。当时为了执行“双百方针”，生物系安排同时开设两门遗传学课程：米丘林遗传学和普通遗传学。当时学界还是以米丘林遗传学为主，而且中学生物学课中可能因为缺少师资也还是讲授米丘林遗传学内容。所以，社会上大都通晓米丘林遗传学，更何况摩尔根遗传学在一般人思想中还戴着一顶唯心的和反动的帽子。所以当我向李先生学习遗传学时，周围有些同志为我担心，甚至对我说，只有深入懂得摩尔根遗传学派的学术内容，才能更好地批判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虽然当时在学习双百方针，也知道在青岛会议上两派争论很激烈，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但我在思想深处还是存有顾虑，不知到底是谁对谁错。后来想这是领导交下来的任务，必须好好完成，就到李先生那里去报到了。李先生笑着对我说：你来了，系领导已经通知我了。说是为了开好这门遗传学课，由你来担任助教。但你现在还不能开始工作，因为你对遗传学的内容还了解甚少。我希望你能抓紧时间先认真学习，掌握摩尔根遗传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操作技术，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我。李先生让我先读一本辛诺特（E.W.Sinnott）等人著的《遗传学原理》。在李先生的指导下我读完了这本书，这是我真正接触遗传学的开始，并初步熟悉和掌握了遗传学的基础知识。因为当时系里只开设了米丘林遗传学课，缺少有关摩尔根遗传学实验的设备、器材和实验材料，李先生让我用蝗虫精囊为材料，经过压片、染色，观察减数分裂和有丝分裂的染色体行为，从而引证书本上所讲的分离律和自由组合律，以及有关染色体结构功能的内容。李先生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耐心地想办法使我逐步地理解遗传学的内容。后来条件慢慢地好起来了，我开始以果蝇和玉米为实验材料进行实验。通过自己的实验观察，我更加理解了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所主张的遗传学理念的正确性，从而更坚定了我的学习信心。在李先生身边工作的30多年中，受到李先生在治学态度和教育科研工作多方面的言传身教，我逐步成长为一名遗传学教育工作者。
1964年李汝祺教授指导年轻教师吴鹤龄
一、严谨认真 一丝不苟
李先生认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治学态度首先必须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来不得一点虚假。要取得科研工作的成果，只有通过虚心勤恳的学习基础理论知识和进行实验工作，才能逐步使自己掌握较广博的知识和熟练的实验技能。李先生是我国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学识广博深厚，通晓细胞学、胚胎学和遗传学知识，但他还是在认真勤奋地学习，不断从新出版的书籍和文献中获取新资料，他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浏览，而是非常仔细认真的阅读，在他读过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许多注解点评的词句，重点内容下面都标有横线，尤其和自己工作有关的文献更是无一疏漏。所以他的教材内容和写作观点总是能跟得上时代的潮流。他在备课时也是兢兢业业，反复修改，每年都要增加新内容，并虚心听取学生对讲课内容和方式的意见，作为修改讲稿的参考。他编写的讲稿卡片足足装满了一个大抽屉。李先生对待教育工作的勤奋敬业精神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使我从一开始讲课就懂得了一定要充分备课，不敢有半点偷懒的念头。讲到科研实验工作，李先生曾对我说过：科研实验结果一定要能重复才能被承认，才是可信的，绝不允许靠一次实验结果就下定论，因为它可能是实验过程中受到偶然因素影响的错误结果，所以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和不严谨、怕麻烦的凑合态度。只有先用科学事实说服自己，才能有信心坚持真理，用事实去说服别人，同时自己也不会被负面压力所动摇，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是关于Barbara McClintock的可移动基因的玉米实验所遭遇的故事，使我懂得了为什么在我初做果蝇杂交突变实验时李先生让我每种实验都要重复很多遍，就是让我确认自己的实验结果的真实性，指出了科学地、严谨地取得可信实验结果的途径。
二、不可割断历史，从多方面考虑问题
李先生认为所有成功的科研工作都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如何继承历史经验是科学工作者的一个的重要课题。人类认识世界是一个去粗取精，继承和积累正确认识的过程。因此，一个科学工作者就必须学会正确的批判与继承，才能做出有益于科学发展的工作。李先生这种不割断历史的治学理念，在他的教学和著作中充分地表现出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先生讲述的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工作。他说孟德尔的工作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他继承和总结了至少100年以来前人所取得的有关杂交工作的丰富经验和成果，并能正确地改进了以前实验材料不纯，以及选择对比性状的差异不明显的缺点，又创新地第一次使用了生物统计学方法分析每一代的实验数据，才提出了作为遗传学发展的两大定律。
李先生在阐述生物学问题时总是联系到生物学各个层次加以说明。比如在讨论基因功能时，是从核酸与蛋白质、核质关系、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各层次的关系去说明，使听讲者的思路有更广阔和活跃的空间。
三、坚持真理 坚信双百方针
解放后，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下，政治介入学术界，给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派的遗传学戴上了唯心主义的帽子，在大学和中学只开设米丘林和李森科学派的课程，并曾一度支配着我国的遗传学教学和科研工作。李先生是摩尔根的学生，深知遗传学原理，他从不参与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所谓的遗传学的教学工作，他宁愿中断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讲授动物学和畜牧学的课程。直到毛主席的双百方针发表及1956年青岛会议后，李先生才开设了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课程和胚胎学的研究工作。尽管当时来自学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李先生坚信党的双百方针，满怀信心地开始着手讲课的准备工作。他对我说科学界进行争鸣是好事，让大家拿出科学证据说明自己的观点，真的就是真的，假的也真不了，真理是愈辩愈明的。李先生坚持科学真理的态度给我们树立了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榜样。
四、学以致用 善始善终
李先生做任何事都是真学真用，认真消化吸收有用的内容，再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使我感触最深的是他对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的态度。他在学习这几本政治理论书籍时，不是只停留在形式上和口头上走过场，而是逐字逐句地去理解和思考，在他读过的书页上可以看到许多书写的心得和体会。在谈学习心得时，他说这几本书的观点对他的治学思想有很大帮助。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阐述遗传学中的各种问题，正如他在《发生遗传学》一书中的前言中所写的：“如果说这本书也具有某一特点的话，这就是本书编者试图把他所学到的点滴唯物辩证法运用到他所处理材料方面。……而对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运用，编者在第十二章遗传学的概论中也有所发挥。”
李先生反复认真地学习双百方针，并在青岛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许多遗传学家一道澄清了对摩尔根学派学术上的错误批判，对此他很有感触也很兴奋。他写了一篇《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在1957年4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毛主席看后非常赞赏，并把文章的标题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把原来的标题改为副标题，还为其写了按语，于当年5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这篇文章对推动我国遗传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正确进行百家争鸣做出了贡献。李先生是一位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的正直科学家。
李先生做事都是有始有终，从不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比如他曾提出细胞学、胚胎学和遗传学三门课程可以合并成一门课程讲授，有利于使学生深入地理解生物的遗传与变异。当生物学研究进入分子水平时代，他认为把三门课合并成一门课的时机到了，于是他想写一本“发生遗传学”以完成自己的心愿。从1977年开始动笔，花费了7年时间，克服种种困难，阅读和分析了大量参考文献，精心写作，完成了《发生遗传学》一书，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学界和读者的好评。
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一提，李先生非常喜欢看小人书，他认为小人书易看易懂，内容包括了人文、历史和传记等各方面的知识，是一个能从阅读中获得大量知识的书库。于是萌发了要收集珍藏小人书的想法。他不遗余力地从各种渠道找来大量的小人书，经过分类编号，按顺序地摆放在书架上，他对国内小人书的发行了如指掌，出一本买一本，对短缺的书，想方法也要买回来配齐成套，有出差开会的机会总是要抽空让我陪他逛书店寻找要买的书，我每次到外地开会，他会给我一个书单让我代买。可惜他老人家精心收藏的小人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散落丢失，无法再补齐，一位老人在工作之余，为了自己的爱好，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这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毅力，这种善始善终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李先生治学严谨，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坚持原则、豁然大度，从不以势压人。他在担任全国遗传学会主席时，坚决执行双百方针，不计前嫌，不打压米丘林学派的同仁；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伤害过他的人，在工作中，也还是一视同仁。李先生这种朴实无华的优秀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经教师的成长。我多年从师于李汝祺教授受益匪浅，终生难忘，我们永远怀念他。
（作者/ 吴鹤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编辑：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