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48年8月至1949年1月的国共斗争为题材的历史剧《北平无战事》正在第二轮播映，仍然引发热议。2014年11月5日，针对《北平无战事》中的历史背景问题，78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民国史学者杨天石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北平无战事》是一部以1948年国民党肃贪、币制改革与国共谍战为背景的电视剧，该剧的编剧为...
以1948年8月至1949年1月的国共斗争为题材的历史剧《北平无战事》正在第二轮播映，仍然引发热议。2014年11月5日，针对《北平无战事》中的历史背景问题，78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民国史学者杨天石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北平无战事》是一部以1948年国民党肃贪、币制改革与国共谍战为背景的电视剧，该剧的编剧为曾写出《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1566》的刘和平。而作为研究中华民国史及中国国民党史已经四十多年的知名学者，杨天石先生曾多次赴美国胡佛档案馆与台湾“国史馆”，阅读蒋介石日记等资料，其治学特色是着力于访求各种珍稀未刊档案、日记、函电等第一手史料，所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等书资料扎实，叙述有根有据，真实可信。在杨天石先生看来，历史学之所以能存在并且对社会有用，其关键就在于要真实。
“铁血救国会”存在，但当时没起很大作用
《21世纪》：《北平无战事》这个电视剧，你看过吗？
杨天石：我看过一小部分。每天只看个片段，就是吃完晚饭，我看个几分钟，有时候长一点，但从来没有从头到尾看完过。后来剧中的这些情节，我还是从报上知道的。我跟编剧刘和平有过一次对话，那次我声明，我只谈历史。第一，这个剧我没有从头到尾看；第二，历史剧应该允许作者去想象、去虚构，不能要求历史剧写得跟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个样子，这是不合理的。
《21世纪》：该剧中，有几个主要人物，比如梁经伦和曾可达，他们都是蒋经国创办的“铁血救国会”成员，这个“铁血救国会”在历史上真的存在吗？最近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国民党史专家刘维开在受访时称，他从来没看到材料，能证实“铁血救国会”这个组织的存在，只有一些老一辈人口述时说过，有些野史记载过，不足凭信。
杨天石：我查了台湾“国史馆”保存的档案，可以说，其中没有“铁血救国会”一个字的记载。现在能够查到的材料是两个人的回忆：一位是方庆延先生在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81期发表的文章。他讲到“铁血救国会”成立的情况，时间大概是1948年4月，方庆延当时加入了“铁血救国会”。此文是到目前为止保存下来的关于“铁血救国会”的最完整、最详细的一个材料。另外一篇回忆见于贾亦斌先生所写《半生风雨录》，这本书已正式出版。贾亦斌先生的回忆主要根据方庆延先生的回忆，并没有补充多少新的内容。两位先生的回忆差不多。因为贾亦斌是反对成立“铁血救国会”的，所以蒋经国后来没有找他，他知道的情况并不太多。
由于有这两个人的回忆，所以我相信“铁血救国会”这个组织是存在的。
《21世纪》：从现有资料判断，你认为，“铁血救国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杨天石：根据我的判断，“铁血救国会”这个组织当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因为在“铁血救国会”成立以后没几天，蒋经国又另外成立了一个组织“中正学社”，比“铁血救国会”更加核心，更加重要。但是，方庆延的文章对“中正学社”的活动也没有很多记载，台湾“国史馆”也没有相关档案，我认为，方庆延、贾亦斌两位先生的回忆不会假。贾亦斌先生我很熟，他不是一个讲假话的人。
《21世纪》：以往有一种说法是，蒋经国和他所带领的“铁血救国会”成员被认为是当时的第三种势力。在剧中对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及其作用也有过诸多描绘。历史上是这样的吗？
杨天石：我认为电视剧夸大了“铁血救国会”的作用。当初蒋介石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时候，是想充分发挥其作用的，他当时想把三青团作为新生的力量来培养、扶植，但后来因为党团之间发生矛盾，所以就将党团合并了。如果说三青团的作用比较大，可以；如果把“铁血救国会”讲得太重要，我想这和历史事实不符。但不过，电视剧毕竟是文学作品，这样写，可以。
《21世纪》：剧中有一个从没出现过的人物，就是“建丰”，他被铁血救国会成员尊称为“建丰同志”。蒋经国本人会让别人用他的字“建丰”来称呼他吗？
杨天石：台湾学者刘维开讲过，蒋经国只有在跟他父亲蒋介石写信的时候才用“建丰”。这一说似乎并不周全。
我了解到，蒋经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他到了台湾以后，在阻止陈洁如回忆录的出版这件事上，他在打给俞国华的电报中，最后的署名是“弟建敬叩”。这封电报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末尾所署的发电人是“建”。根据几封同类电报判断，“建”应该是蒋经国的化名，而且不止用过一次。
蒋经国和1948年币制改革没有很大关系
《21世纪》：编剧刘和平截取了从1948年8月到1949年1月那段时间，以经济战线作切入点，试图展现当时发生的一件特别重大的事情，即当时的币制改革。蒋经国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杨天石：当时的币制改革主要是财政部长王云五做的。这个在当时，是蒋介石、翁文灏（时任行政院长）、王云五在莫干山会议上决定的，蒋经国并没有参加决策。应该说，蒋经国和1948年的币制改革没有很大的关系。剧中说蒋经国派了“铁血救国会”成员去关切、过问币制改革，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
1949年以前，蒋介石有意培养蒋经国；到了台湾，他继续意培养、扶植蒋经国。这是事实。但是在1948年，蒋经国的作用还没有那么重要。他有时会给蒋介石提一些建议，出点主意，但他还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人物。
《21世纪》：剧中，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请燕京大学教授何其沧参与修改币制改革方案，何其沧答复，“币制改革，银行有准备金吗？那些垄断了市场的财团愿意拿出物资来坚挺市场啊？没有这两条，写什么币制改革方案？！”王云五这批人当时推行币制改革的主要动力和困局是什么？
杨天石：当时王云五他们想通过币制改革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因为物价涨得太厉害了。当时国民党打内战，政府的经费，特别是战争经费都太大，只能滥发钞票，结果引起物价飞涨，老百姓受不了。币制改革主要是想解决物价飞涨的问题，但是最后没有解决。因为只要内战不停下来，军费就不可能减少；军费不减少，通货膨胀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停止内战，但国民党不愿意把内战停下来。所以说，不停止内战，而只去搞币制改革，那抓的都是次要问题，并没有抓到根上。
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人知道，币制改革是改不下去的。而且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就是搞币制改革是潜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员冀朝鼎提出来的，有意给国民党添乱，陈立夫就持这种看法。但是，这个说法是否属实，能不能站得住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一方面的研究。
蒋经国上海“打老虎”，并没有打到官员头上
《21世纪》：当时蒋经国被派往上海担任经济管制员，他的主要职责范围是什么？
杨天石：蒋经国在上海实行经济管制，他主要是做几件事情：一是，管制物价，当时国民政府以1948年8月19日为界限，规定物价不能够超过这一天，如果超过了，就犯法，所以蒋经国在上海做的事情是主要管制物价，不允许涨价；另外，蒋经国在上海期间，他也参与了要求老百姓把黄金外汇卖给中央银行的事。蒋经国找过上海的几个银行家，跟他们谈话，要求这些银行家把黄金和外汇交出来。这些人中有当时上海很有名的银行家李铭、大中华企业集团董事长刘鸿生，还有一个是当时上海很有名的资本家、银行董事长周作民，这些事情，蒋经国是参加的，在他的日记里有记载的。
《21世纪》：反腐在蒋经国上海工作期间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在他的日记里能看得到他强烈的反腐决心吗？
杨天石：蒋经国当然是赞成反腐的。但是他当时在上海做的“打老虎”，打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所谓奸商，即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抬高物价的商人；另外一种是所谓社会名人，包括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当时，蒋经国主要不是打击官僚，而是打击商人、社会名人，如资本家、经理、公司负责人之类，牵涉到官僚资本的，主要就是孔令侃。
《21世纪》：对于当时发生国民党官员内部的腐败，在1948年，蒋经国有过很多触动或涉及吗？
杨天石：那时他基本没有触动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员。抓了几个人，主要是商人和企业的负责人：一个是申新纺织集团的负责人荣鸿元，一个是证券公司负责人杜维屏，这是杜月笙的第二个儿子，另外是一个纸业公会的理事长，一个是水泥公司的常务董事，还有一个是证券公司的总经理。所以，当时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老虎”，应该说没有打到政府官员头上。
《21世纪》：在剧中蒋经国说，“局势糟到今天这种地步，关键不在共产党，而在我们国民党……共产党没有空军，我们有空军，可我们的空军在空运走私物资。”这让人印象深刻。在历史上，特别在1948年、1949年间，蒋经国有没有意识到腐败就是来自于国民党内部，而且有可能有些就是来自于官商勾结？
杨天石：这个蒋经国当然知道。他在到上海之前，就跟蒋介石讲过：上海的问题不好办，上海的问题和南京都有联系。这是什么意思？蒋经国的意思是说，上海那些搞投机倒把的、囤积居奇的人，后台都在南京，都在政府衙门里边。可见，蒋经国很清楚。但是实际上，蒋经国在上海打击的主要对象不是政府官员。
扬子公司事件背后的角力
《21世纪》：在你看来，这是蒋经国考虑到当时的局势，经过了一些权衡或取舍吗？
杨天石：这些蒋经国的日记里没有记载，他也没有讲到他在官僚和商人之间怎么选择的问题。
在孔令侃的问题上，蒋经国是有矛盾，有思想斗争的，他觉得不好办。矛盾主要体现在，他讲，孔令侃并没有犯法，孔令侃所囤积的东西都不是日常的生活用品，所以没有办法抓孔令侃。现在还是有一些人有同样的看法。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孔令侃不可能没有违法行为。
当时贾亦斌曾为此当面跟蒋经国吵起来。蒋经国说，孔令侃没有违法，他怎么能抓孔令侃？贾亦斌就说，如果孔令侃不违法，那么谁违法呢？当时，贾亦斌很生气，拍了桌子，从此贾亦斌跟蒋经国决裂，跟中共联系，后来他就在浙江嘉兴起义，反对国民党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孔令侃和扬子公司案，有一位台湾学者表示不同意，认为孔令侃没有犯法行为。我就讲，当时的国民政府的监察院有个调查报告，可以证明孔令侃确有违法行为，他囤积的也确实有日用百货，并不全是非日用品。
《21世纪》：剧中提到，扬子公司偷运民生物资，然后高价倒卖，囤积居奇，其中有个片段说是他们靠倒卖大米，牟取暴利。
杨天石：当年监察院的检举书没有提到孔令侃囤积的东西里有大米，但是有譬如西药、颜料、化妆品、玻璃用品、汽车、食糖、煤油等物资。蒋经国所称，孔令侃所囤积的都不是日用品，这个说法好像不能成立，也和监察院的检举书不一致。糖、煤油都是生活用品，关于孔令侃囤积的糖，台湾有人替孔令侃辩解，说那是医药上用的糖。我觉得，孔令侃囤积的东西肯定有日常生活用品。后来蒋经国把孔令侃囤积物资的单子交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了以后非常生气，这在蒋介石日记中有记载。如果孔令侃囤积的都不是日常生活用品，蒋介石不会很生气。
《21世纪》：在孔令侃与扬子公司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宋美龄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直有人说她过问了此事。
杨天石：扬子公司案件发生时，蒋介石在北平，肯定是宋美龄给蒋介石打的电话。另外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有回忆，他本来不想管这个事，但是宋美龄跟吴国桢说，你不能不管，你一定要管。吴国桢这个回忆的价值就证明了，宋美龄肯定是插手了这件事情的。
当时蒋经国把扬子公司查封了，但他还没有采取更多的动作，监察院就派了两个监察委员到上海来调查，蒋介石就打电报给吴国桢，说监察院的监察对象是政府官员、政府机构，扬子公司是商业机构，不在监察院的管理范围之内，监察院没有资格调查孔令侃，如果一定要调查，那孔令侃可以聘请律师跟监察院争论。不过后来，两位监察委员还是查了扬子公司。当然由于不许查，调查很困难，但最后还是把调查报告公布了。从调查报告看来，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确实有问题。
《21世纪》：后来对扬子公司的处理并无下文？
杨天石：不久，孔令侃就跑到香港，从香港再到美国去了。上海的经济管制搞不下去了，蒋经国也辞职了。后来上海的检察机关要传唤孔令侃到上海来出庭，孔令侃不来。上海还是判了，对他的东西分几种情况处理，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决定：日用品部分等待法院判决，工业原料部分收购以后出卖，还有一部分东西发还。当时上海市的判决看来，扬子公司的这些物资中确实也有日用品部分。
国民党运黄金，不是飞机，而是海运
《21世纪》：剧中，北平解放前夕，飞行大队队长方孟敖接受蒋经国命令，把通过1948年币制改革从民间搜刮的黄金白银外汇等运到台湾。历史上是怎样的？有这样的事情吗？
杨天石：在币制改革的过程里边，国民党是搜罗了大量的黄金、银元和外汇，这是事实。但是这批黄金、银元和外汇既不是通过飞机运走的，也不是从北平运走的，运送黄金这件事跟蒋经国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本《黄金密档》，是当时负责运走黄金的国民党联勤总部预算财务署长吴嵩庆的儿子写的。我为这本书写过序言。我了解到，这批黄金和外汇，从1948年12月1日到1949年5月18日，前后分4批通过海运从上海运到台湾去。最早一批是1948年12月1日的夜里，数量是260万两黄金，400万两银元，经办这个事情的人是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第二批和第三批是在1949年1月份运走的，一共是价值相当于1.5亿到2亿美元的黄金和银元；第四批是在1949年5月18日运走的，大概是19.5万两黄金，这是由汤恩伯经手的。前后4批，加起来大概总共相当于黄金700万两。
《21世纪》：现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国共内战这段历史？
杨天石：我认为，对于当年的国共关系、当年的国共内战，只有两个原则：一个，要实事求是，忠实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个，要考虑到两岸和平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近年来，中共领导人不断提出，要“面向未来，捐弃前嫌”，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两岸一家亲”，提出“两岸复归统一，结束政治对立，这两点都是要考虑的。
（此稿已经杨天石先生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