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记忆的生命，文物是记忆的存盘。时光荏苒，今天的我们能够看到一件件饱含历史记忆和家国情感的抗战文物、革命文物，离不开一位位文物修复师的努力。近日，我们特别采访了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两位文物修复师，请他们讲讲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修复革命题材书画不比修复古画容易

我是李郑，主要做字画装裱修复。《八女投江》《转战陕北》等著名革命题材画作曾经过我的手修复。

字画装裱修复其实是门老手艺，有上千年的历史。我从小热爱字画，尤其对装裱感兴趣。记得入行之初，我对书画装裱近乎“着魔”，整天泡在工作室，周末不上班的时候也要在家支个案子，拿着我父亲的字画来练习装裱。有段时间，我甚至常常在周末的清晨突然惊醒，从床上爬起来就急着去上班，一旁的爱人哭笑不得。由于对工作的浓厚兴趣，渐渐地，我的性格越来越平和，技术也越来越娴熟。现在，我所从事的书画修复工作主要集中在重大革命题材书画作品，以及革命先辈的有关手稿、著作等红色文献方面。

对书画修复师而言，最让人激动的莫过于修复名画。我清晰地记得，2017年，我们接到了10件近现代革命题材书画的修复任务，其中包括画家王盛烈根据抗日联军8位女战士集体投江的真实故事绘制的《八女投江》、画家石鲁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创作的革命历史画《转战陕北》等众多名画。让人痛心的是，部分画作有的霉斑严重，有的老化破损，遍体鳞伤的它们都等待着我们去“医治”。

不过，要为这些书画“疗伤”并不容易。在外行人看来，革命题材书画作品因为创作时间距今较近，其老化和破损残缺可能更少，修复起来较那些年代久远的古画会更为容易。其实不然。

举个例子，一幅字画经过装裱包含了画心、命纸、背纸、装饰等多层。其中，画心是书画家最初作画的纸或绢，命纸是画心的托纸，它直接和原画接触，能延长作品的寿命，后面的覆背纸虽不表露却也影响着整个画幅。书画修复的一个重要步骤便是要揭掉原裱的覆背纸和命纸，对画心进行修补。值得一提的是，揭裱的难度与装裱时间无关，它主要取决于前人装裱作品时的浆糊稀稠度、均匀度。对于这些老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近现代革命文物，我们修复时的压力有时可能更大――揭多了，伤及画心，揭少了，重新装裱后有残留物质的部位厚于整张画面，长期下去，容易磨损画心，书画的寿命可能因我们的不当操作而受影响。这一切都提醒着我们要保持高度专注。

更重要的是，画心修补好后，还有托命纸、上墙挣干的环节。这一过程中，画作尺寸越大，装裱难度自然也就越大。众所周知，近现代革命题材作品多反映宏大主题，作品以大幅画作居多。这10幅革命题材书画都是长近3米、宽1.8米左右的大幅画作，其中最小的画作也有六七尺长，它们的上墙变得格外困难，需多个人蹬着梯子一同完成，众人力度不一或动作稍有不慎，就可能让本就历经风霜的文物“一命呜呼”。

怎么才能修复好这批革命文物？那段时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按照传统工艺，画作托心和镶绫子时要两次上墙。在摸索中我发现，要保证文物安全，除了协调众人力度，还要尽量减少上墙次数。于是，我们尝试着在画作背面喷水，趁着纸面潮湿，先镶好绫子再上墙，不仅提高了工作速度，也保证了画作安全，这一工艺革新从此也成为了大画修复的新方法。

匠心传承、法古出新，在我看来，文物修复师这一工作的有趣之处正在于此，人们能在修复时看出前人的技艺，也能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革新。

更多时候，这种穿越古今的奇妙体验不仅停留在修复技术层面。随着阅历的增长，在看着一幅幅饱含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剪影时，在抚摸着这些因岁月的流逝而长满霉斑、残缺破损的革命历史画作之时，我越来越能感受到创作者当时的心境，那段无法抹去的家国记忆在我头脑中越来越清晰，我也更加体会到文物修复工作沉甸甸的分量。

2020年是我从业的第12年。如今，文物修复对我而言已从起初的兴趣转变为一种责任，我想让那段峥嵘岁月被时代铭记，让书画文物所承载的宝贵精神财富被更多人汲取，让革命文物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用心呵护每一件国宝正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一位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文物复制是求真

我叫刘剑辉，我与文物修复这份职业的邂逅可以追溯至8年前。

2012年的暑假，当时还在实习的我偶然得知，故宫正在展出历代修复和临摹复制的珍贵文物。我本是做出土文献研究的，平时又喜好书法，这次展览对我而言，是一次近距离接触书画文物的难得机会。让我没想到的是，欣赏国宝之余，修复技艺的现场展示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在文物修复师的指导下，我现场体验了一次一直想尝试的“托画”，没成想竟意外地获得了肯定：“不错！你以后能吃这碗饭！”

也许是因为当时受到文物修复师的鼓励，转年，对文物有着一腔热忱的我，取得硕士学位后便选择进入文物修复与复制这个“行当”。

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文博机构在文物保管、陈列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对文物复制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从事的工作里有一半是文物复制，要求再现包括报章、杂志、图画、档案、货币、邮票、革命先辈的文稿、题词等纸质文物，以及衣物、兵器、旗帜、印信等实物上的一切图文信息和历史痕迹。

常有人带着戏谑的口吻问我：你们这个文物复制和文物造假有什么区别？天壤之别。

我们的文物复制讲究“复原性复制”，恪守原材料、原工艺、原工序“三原则”，它是一个追求精细化和不断求真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仿制。为什么要坚持“三原则”？以我曾参与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缔造人和首位中央主席马叙伦的长衫复制工作来说吧。

这件长衫纽扣被扯断、领口被撕裂，长衫前襟也被撕掉一片。为复制这件文物，我们找到了材质与原衣物相似的布料，进行染色、裁剪。在我的同事崔雪祯老师精工细作完成衣服缝纫后，我又“残忍”地将其做旧、做残：先将领口撕裂、擦脏；前襟也撕掉一片，留存的布扣，一个个从中间撕断，露出毛茬；最后用特制的鞋垫还原下摆的脚印。

这是文物复制工作的要求，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事实上，这件长衫之所以成为文物，就是因为穿着这件长衫时，马叙伦作为“五卅惨案后援会”主席正在进行爱国民主演说。演讲进行到一半，马叙伦遭到暴徒袭击，他的头部、胸部、腿部等受伤严重――那长衫领、襟撕毁的痕迹，下摆清晰的脚印，都是暴徒行凶的证据。

“五卅惨案”本就是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案，当时的2000余名学生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当天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造成惨案。马叙伦听闻惨案后，马上联合各界人士组织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很快就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眼中钉”。这件衣服正是那段历史的见证，马叙伦身上的伤痕我们看不见了，但这件长衫的伤痕同样承载了珍贵的历史信息，必须完整保留，不能有丝毫遗漏。这些伤痕显示出当时他是用一腔热血、冒着生命危险在斗争，也显示出当时的革命力量还很薄弱。马叙伦一生为革命奉献，九一八事变后，他痛感河山破碎、极为悲愤，常常写诗抒怀、排遣内心郁闷。1933年9月18日，他写下一首七绝：“可怜歌舞弃金城，边月仍园岁月更。我自年年歌当哭，旁人错认绕梁声。”

再以我目前正在复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烈士夏明翰的结婚照为例，这张结婚照是夏明翰被敌人杀害前一年与妻子郑家钧在湖北武昌拍摄的。为了尽可能多地还原其细节，我们要将这份结婚照的外皮、内页全部复制――首先要在纸库里选取与其相同材质的纸张，再根据其印刷方式选择相应的传统机器，还原生产工艺，所有工序严格按照文献实物的原制作工序进行。比如，其内页硫酸纸上的花纹是我们通过手工一笔一笔绘制后压出来的，照片边框要和原物尽量保持同样的宽度，对于照片上的污渍和残破，我们也要仿照着将复制品做旧，尽可能地做到与原物一致。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中华苏维埃时期形制不一的纸币、困难时期纸张两面使用的告示、记载日军暴行的《新华日报》……我成为文物修复师的8年里，修复和复制过两三百件革命文物，也从它们身上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些文物枯燥、单薄，不那么亮丽也不具有艺术性，但事实上，它们都是革命时期保留下来的，是有厚度的生命痕迹。我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们的真实故事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讲给更多人听。

在北京南四环，坐落着一个不起眼的小院。一道铁栅栏门常年上锁，院内一栋红色建筑没有标识，来往的人若非特别注意，经常会忽略它的存在。然而，正是在此，大量珍贵文物得以“延年益寿”，这里便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是刘剑辉和李郑工作的地方，也是国内革命文物复制与修复的重要基地。

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70年间，国博文保院复制和修复了数以万计的革命文物。尤其是刘剑辉和李郑所在的书画文献修复研究所，作为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评出的“薪火相传”红色基因传承者杰出团队，平均每年修复和复制百余种革命文物，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领袖的题词、手稿、信札等一系列珍贵革命文物，为“复兴之路”“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等各类主题展览和上百家党政机关、文博单位的收藏、展览、宣传提供了有力支持。

文物修复是一项严谨、细致的技术性工作。修复一件文物，就像挽救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需要文物修复师以妙手仁心使之重现往日芳华。这个过程中，往往困难迭出且耗时较长，要遵循古法也要守正创新，需要从业者极大的耐心与毅力，容不得丝毫的浮躁和懈怠。

作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重要一环，文物修复又是一项饱含感情的工作。那些饱经风霜的文物，有的是革命先烈留下的珍贵遗产，有的见证着特殊时期的峥嵘岁月，凝结着党领导人民、领导革命的伟大实践、伟大贡献和伟大梦想，承载着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保护好革命文物，就是呵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由于部分文物存放对温度、湿度有着极高的要求，库房内无法安置暖气或普通空调，文物修复师工作起来常常是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寒。修复一件文物可能要长达数年，长期的伏案工作更是让很多人难逃职业病。但是，当他们拿起修复和复制过的文物资料，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在修复毛主席睡衣、沈钧儒律师服、延安时期鲁艺版画等一系列珍贵文物的背后故事时，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择一事，终一生，将职业生涯的奋斗融入时代洪流，在个人与时代的同频共振中书写精彩故事，他们也是幸运的、幸福的。正如两位文物修复师所表达的：希望人们在重温扣人心弦的革命岁月时，能仔细聆听凝固在文物上的革命故事，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革命文物保护的实践中，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