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朋好友爬上一所学校教学楼的外墙，站在各个楼层的窗沿上，伸长手臂努力地将“小抄”递给教室里正在考试的学生。这是在3月17日~24日印度比哈尔邦十年级的升学考试（相当于中国“中考”）考场外的惊人一幕。这一肆无忌惮的大规模作弊场景，经由媒体报道和社交网络传播，让全世界都大为震惊。而这种现象，在当地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据媒体报道，在2013年比哈尔邦的一次升学考试中，多达1600多名学生因作弊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在这次作弊风波中，参与作弊的学生和家长受到了最直接的指责。当地教育部门事后称，有600名学生因作弊被开除，数位家长因帮助作弊被逮捕。有言辞激烈的批评者甚至认为，应该把比哈尔邦的所有学生都“请出”印度的高等教育体系，因为他们“实在难以忍受与靠作弊获得成功的人一起学习”。
但是，在出生于比哈尔邦的桑杰·库马尔（Sanjay Kumar）看来，仅凭一篇新闻报道或一张新闻图片，并不能反映事情的全貌。桑杰·库马尔目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梅森学者”，27年前，他曾在家乡印度比哈尔邦的格蒂哈尔小镇参加过同样的考试。当他从新德里电视台看到家乡学生和家长集体作弊的新闻后，他在社交网络上写道：比哈尔邦的今天的教育现状与1978年相比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作弊体系’当中的一员”。在桑杰·库马尔看来，考试作弊确实是很大的过错，但是大规模作弊的现象事实上是比哈尔邦治理系统失败的一个“副产品”，板子显然应该打在所有利益攸关方的身上。
桑杰·库马尔回忆起自己在比哈尔邦的学生生涯——父母从不关心教学质量，唯一关心的是结果，关心他们的期望是否能实现；政府监管则是不存在的。桑杰·库马尔写道：“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命运……许多和我经历过同样教育模式的人都能感同身受的理解是，整个环境让学生陷入了作弊的泥潭。”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环境酿成了作弊猖獗的后果？
比哈尔邦的人口数量，在印度各邦中高居第三，人口增长率更是全国第一。在历史上，比哈尔邦曾经是印度主要的教育中心，是印度现代大学的起源地。比哈尔邦见证了在英国殖民后期教育体系的复兴，巴特那大学、比哈尔工程学院、比哈尔理学院等大学都是在那时建立的。但是，现在的比哈尔邦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政府腐败和管理不善，是造成混乱局面的一个主因。
桑杰·库马尔在自己的文章里举例说，在印度政府2009年启动的“全国中等教育任务”计划中，比哈尔邦不仅表现不佳，而且还未能充分利用政府下拨的资金。2013~2014年度，原定要建设的315所女生宿舍，实际上只有3所竣工；38所负责教授职业课程的学校尽管已获得政府核准，但却并没有实际运作；7~10年级的学生辍学率高达30%；教师职位也存在巨大空缺。一位在出现大规模作弊现象的学校任教的老师说，他和另一位老师负担着5个教室1700名学生的教学任务。另一位比哈尔邦的教师则称，当地学校实验室的设备应该被淘汰扔掉，“这里就像英国19世纪50年代的大学”。
教师有牢骚，学生家长也有怨言。一位家长对新德里电视台讲述了自己帮助孩子作弊的原因：“老师在学校里不教授任何东西，大多数时间他们都不到教室去上课。这使我们不得不采取作弊的手段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桑杰·库马尔也在文章中提到，许多老师热衷于课后向学生收费“开小灶”，而不愿意在课堂上向所有学生教授同样的知识。
桑杰·库马尔指出，来自比哈尔邦的学生并非天资愚笨，只是不能在公立学校中很好地发挥自身天赋。他举例说，尽管在过去几年中比哈尔邦的学生在印度理工学院和公务员考试中都发挥得很出色，但这些学生大都是在别的邦备考的，或者就读于私立学校。除了这少数人之外，比哈尔邦的整体教育状况令人担忧——58%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识字率却仅有63.4%，在全印度居第28位，人均受教育程度更是在全国排名中下游。
在一些分析看来，经济因素是导致地方政府不重视教育的原因之一。
有媒体引述印度经济学家戴伊（Atanu Dey）的话说：“政府并没有做任何事帮助学生，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没有必要的。比哈尔邦矿产资源丰富，所以腐败的政府官员无暇关注教育。”戴伊把这种现象称为“自然资源带来的诅咒”。他同时例举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有很高的受教育率，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自然资源，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不得不寄希望于他们人民的素质。
作弊事件发生后，比哈尔邦教育部长夏希表态说，“政府对此无能为力。”他说：“平均有三四个人在帮一个学生作弊，这就意味着总共有600万到700万人在帮助学生作弊。要想管理这么巨大的人数、保证100%的自由公正的考试，难道是政府自己能承担的责任吗？”
但桑杰·库马尔不那么认为，他说，作弊现象猖獗，是因为“掌权的少数政客并没有将应有的注意力放在改善比哈尔邦的教育体系上”，“他们应该明白，他们自己有钱将孩子送出比哈尔邦或者送到私立学校去接受教育，但是穷人却无力负担这些”。
亲朋好友爬上一所学校教学楼的外墙，站在各个楼层的窗沿上，伸长手臂努力地将“小抄”递给教室里正在考试的学生。这是在3月17日~24日印度比哈尔邦十年级的升学考试（相当于中国“中考”）考场外的惊人一幕。这一肆无忌惮的大规模作弊场景，经由媒体报道和社交网络传播，让全世界都大为震惊。而这种现象，在当地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据媒体报道，在2013年比哈尔邦的一次升学考试中，多达1600多名学生因作弊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在这次作弊风波中，参与作弊的学生和家长受到了最直接的指责。当地教育部门事后称，有600名学生因作弊被开除，数位家长因帮助作弊被逮捕。有言辞激烈的批评者甚至认为，应该把比哈尔邦的所有学生都“请出”印度的高等教育体系，因为他们“实在难以忍受与靠作弊获得成功的人一起学习”。
但是，在出生于比哈尔邦的桑杰·库马尔（Sanjay Kumar）看来，仅凭一篇新闻报道或一张新闻图片，并不能反映事情的全貌。桑杰·库马尔目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梅森学者”，27年前，他曾在家乡印度比哈尔邦的格蒂哈尔小镇参加过同样的考试。当他从新德里电视台看到家乡学生和家长集体作弊的新闻后，他在社交网络上写道：比哈尔邦的今天的教育现状与1978年相比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作弊体系’当中的一员”。在桑杰·库马尔看来，考试作弊确实是很大的过错，但是大规模作弊的现象事实上是比哈尔邦治理系统失败的一个“副产品”，板子显然应该打在所有利益攸关方的身上。
桑杰·库马尔回忆起自己在比哈尔邦的学生生涯——父母从不关心教学质量，唯一关心的是结果，关心他们的期望是否能实现；政府监管则是不存在的。桑杰·库马尔写道：“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命运……许多和我经历过同样教育模式的人都能感同身受的理解是，整个环境让学生陷入了作弊的泥潭。”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环境酿成了作弊猖獗的后果？
比哈尔邦的人口数量，在印度各邦中高居第三，人口增长率更是全国第一。在历史上，比哈尔邦曾经是印度主要的教育中心，是印度现代大学的起源地。比哈尔邦见证了在英国殖民后期教育体系的复兴，巴特那大学、比哈尔工程学院、比哈尔理学院等大学都是在那时建立的。但是，现在的比哈尔邦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政府腐败和管理不善，是造成混乱局面的一个主因。
桑杰·库马尔在自己的文章里举例说，在印度政府2009年启动的“全国中等教育任务”计划中，比哈尔邦不仅表现不佳，而且还未能充分利用政府下拨的资金。2013~2014年度，原定要建设的315所女生宿舍，实际上只有3所竣工；38所负责教授职业课程的学校尽管已获得政府核准，但却并没有实际运作；7~10年级的学生辍学率高达30%；教师职位也存在巨大空缺。一位在出现大规模作弊现象的学校任教的老师说，他和另一位老师负担着5个教室1700名学生的教学任务。另一位比哈尔邦的教师则称，当地学校实验室的设备应该被淘汰扔掉，“这里就像英国19世纪50年代的大学”。
教师有牢骚，学生家长也有怨言。一位家长对新德里电视台讲述了自己帮助孩子作弊的原因：“老师在学校里不教授任何东西，大多数时间他们都不到教室去上课。这使我们不得不采取作弊的手段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桑杰·库马尔也在文章中提到，许多老师热衷于课后向学生收费“开小灶”，而不愿意在课堂上向所有学生教授同样的知识。
桑杰·库马尔指出，来自比哈尔邦的学生并非天资愚笨，只是不能在公立学校中很好地发挥自身天赋。他举例说，尽管在过去几年中比哈尔邦的学生在印度理工学院和公务员考试中都发挥得很出色，但这些学生大都是在别的邦备考的，或者就读于私立学校。除了这少数人之外，比哈尔邦的整体教育状况令人担忧——58%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识字率却仅有63.4%，在全印度居第28位，人均受教育程度更是在全国排名中下游。
在一些分析看来，经济因素是导致地方政府不重视教育的原因之一。
有媒体引述印度经济学家戴伊（Atanu Dey）的话说：“政府并没有做任何事帮助学生，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没有必要的。比哈尔邦矿产资源丰富，所以腐败的政府官员无暇关注教育。”戴伊把这种现象称为“自然资源带来的诅咒”。他同时例举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有很高的受教育率，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自然资源，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不得不寄希望于他们人民的素质。
作弊事件发生后，比哈尔邦教育部长夏希表态说，“政府对此无能为力。”他说：“平均有三四个人在帮一个学生作弊，这就意味着总共有600万到700万人在帮助学生作弊。要想管理这么巨大的人数、保证100%的自由公正的考试，难道是政府自己能承担的责任吗？”
但桑杰·库马尔不那么认为，他说，作弊现象猖獗，是因为“掌权的少数政客并没有将应有的注意力放在改善比哈尔邦的教育体系上”，“他们应该明白，他们自己有钱将孩子送出比哈尔邦或者送到私立学校去接受教育，但是穷人却无力负担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