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端午节过后不久，我专程去湖南汨罗，叩拜中华民族的诗祖屈原，却意外与杜甫相遇。
提起汨罗，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屈原，他已经成为汨罗的文化标签；即使我们对汨罗一无所知，但我们肯定知道屈原。汨罗江因屈原而名动天下。每年端午节，当我们吃着粽子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屈原，想起他在汨罗江畔沉江自尽的壮举。有一年端午节，不知是谁发起的，我们几个大学同学分别以《端午》为题写了一首诗。我在诗中写道：“自古忠良多冤死，至今犹惧汨水寒。”
说来惭愧，在此之前，我其实并没去过汨罗江。所谓的“汨水寒”，不过是想象而已。屈原是我非常崇敬的伟大爱国诗人，自从中学时代开始读楚辞，屈原就成为我的精神偶像。虽然他的作品生僻字太多，读来似懂非懂，但是贯穿其中的忧国忧民的思想，高洁无瑕的品质，不屈不挠的意志，却令我长久感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读着这些或深沉、或慷慨、或忧伤、或优美、或悲壮的诗句，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三闾大夫的形象：峨冠博带，衣袂飘飘，头颅高昂，目视远方。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三峡大坝尚未兴建之前，我曾经乘船从湖北宜昌出发，游览过大小三峡。穿越雄伟险峻的长江西陵峡，到达屈原故里秭归，我弃舟登岸，拜祭屈原祠墓。说实话，那时我对屈原还了解不多，内心的感受也没有那么强烈，仿佛只是履行一个仪式而已。后来读《史记》，读《屈原贾生列传》，当我读到这句话：“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当司马迁来到汨罗江畔，凭吊屈原投江自沉处，想起他的高洁品格，不禁感极而泣，涕泪长流。在《史记》中，司马迁极少像这样任由自己的感情泛滥，可以想见他受到了多大的感动。司马迁的眼泪也感染了我。再读屈原，我对他的理解似乎加深了不少。从那时起，我一直渴望有机会去汨罗，朝拜我心中的这座丰碑。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
更没想到的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竟然也长眠在汨罗江畔。
杜甫同样是我非常崇敬的伟大爱国诗人。读杜诗，那就更早更多了。从小到大，我读过多少杜诗？有多少杜甫诗句萦绕在我脑海？记不清了。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应该是上初中时，从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听到的，当时听了血脉偾张，激情澎湃；然后我们知道了全诗，知道了诗名，知道了诗歌的作者。中国的读书人，恐怕谁都能脱口而出几句杜诗，从“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欣喜，“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豪迈，“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闲适，“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真诚，到“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无奈，“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忧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浩叹，他的诗句如斧凿刀刻般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想忘都忘不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对他的经历却关注不多。尽管知道诗人一生坎坷，晚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我确实不知道诗人最终归宿何处。所以这番相遇，在我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汨罗江，多么幸运。屈原与杜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虽然相隔千年，却先后把自己高洁的灵魂托付给她。一条江，安置了两颗伟大的诗魂，这是怎样的缘分和荣幸，又是多么罕见的奇迹。这样的河流，恐怕全世界再难找出第二条了吧？
汨罗江，是湖南省北部的一条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称汨水，北支称罗水，两支至大丘湾汇合而成汨罗江。这里正是屈原怀石自沉的地方，所以又称“屈潭”。汨罗江慷慨地收容了两位诗人，而两位诗人则把最高的荣誉给了汨罗江。这是诗人的不幸，却是汨罗江的幸运，是天下诗人的骄傲。
公元前279年的某一天清晨，湖南长沙汨罗江畔，一位中年男子在江边长时间徘徊。他身材修长、长发飘飘、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一会儿高声吟诵着什么，一会儿停下脚步久久地凝望远方，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舞。江面白雾茫茫，江堤绿草茵茵，只见这位男子踏着露珠，不知不觉来到了渡船亭内。
不远处一位打鱼的老翁，注意这位男子好久了。此时他收起渔网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一番，忽然眼睛一亮，神情变得恭敬起来。他对男子深深一拜，拱手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男子的思绪被打断，回头一看，来者渔夫打扮，60多岁，须发灰白，自己并不认识，遂拱手回礼道：“在下正是屈平。你是何人？”老渔夫说：“您不认识我了？我和你是同乡，你当左徒的时候，我见过你，一晃又几十年了！”屈原忙问：“你怎么也到了这里？”老渔夫说：“我一叶小舟，一张破网，天当被，船当床，四海为家。倒是屈大夫您，不是在朝廷为官么，怎么也到这里来了啊！”屈原长叹一口气道：“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没有地方可以容得下我，所以我就被流放到了这里。”
渔夫劝道：“圣人不拘泥于外物，而能随同世俗一起进退变化。既然世上一片浑浊，您何不随波逐流呢？既然世人都醉眼蒙眬，浑浑噩噩，您为什么不去痛痛快快地喝他个一醉方休呢？为什么要独自忧思国事，保持志行高洁，而遭受放逐的厄运呢？”
屈原正色道：“我绝不能跟着别人胡说八道，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坏的说成好的。乌鸦就是乌鸦，凤凰就是凤凰，我是楚朝廷宗臣，对社稷危亡，生灵涂炭，怎能袖手旁观？我宁可跳进汨罗江葬身鱼腹，也决不能让皓皓之身，蒙上半点污垢尘埃！”
屈原越说越激动，好像又在朝廷上跟奸佞之徒唇枪舌剑一样。渔夫知道说服不了屈原，无奈一笑，用木桨敲着船舷，哼着小调慢慢划走了。老百姓听说后，都称赞屈原的品德高尚。屈原殉国后，人们把这座渡船亭改名为“独醒亭”，以激励后人学习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这是流传于汨罗的一则传说，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类似的记载：“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浑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五月初五，汤汤流淌的汨罗江水，有幸收纳了诗人洁净的躯体和灵魂。从此，汨罗江成了中国人景仰的河流。从那以后，每年的端午节，人们都会来到这条江边，吃粽子，赛龙舟，吟诵着他美丽的诗句，缅怀这位伟大的诗人。“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一千年以后，另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追随着他所景仰的前辈诗人屈原的脚步，也来到汨罗江边。
据史书记载，杜甫晚年，漂泊西南，先是辗转于天水、成都、奉节、江陵、公安等地；唐大历三年年底漂泊到湖南，流落于岳阳、长沙、衡阳等地。这一段时间，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生活非常困苦。唐大历五年（770），臧玠在长沙作乱，杜甫欲由长沙去郴州投靠舅父，但行到耒阳却遇江水暴涨，只好掉头北行，乘船由湘江转汨罗江，途中贫病交加，在昌江（今平江县）病死在船上，时年五十九岁。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并最终长眠于此。据民间传说，在他离世前，已半旬不得食物，县令闻讯送来酒和肉，诗人饱餐一顿之后，当晚或次日即在凄风苦雨中病逝于一叶扁舟中，正应了他自己的诗句：“乱离难自救，终是老湘潭。”（《楼上》）关于杜甫的死因，史学界向有五种说法，分别是病死、赐死、自沉于水而死、食物中毒而死、消化不良而死，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甚至有人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传说虽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杜甫与他景仰的先贤屈原一样，也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汨罗江上。
一代诗圣，就此凄然谢幕，令人扼腕！
这似乎是一个偶然的巧合。然而，考察两位诗人生活的时代背景，他们的人生轨迹、政治理想、人格品德等，是那样惊人地相似，甚至是高度地一致。也许，我们不能把他们的选择完全归之于偶然。
两位诗人的家庭出身、时代背景和人生轨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名门之后，都生活在由盛转衰的历史转变时期，都因言获祸遭到流放，最后都安息在汨罗江畔。
屈原，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出身贵族。他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三个王朝，这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时期——战国末期，楚国由盛转衰。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联齐抗秦，遭到上官大夫、子兰等奸佞党人的谗害，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城，听到这个消息，屈原悲愤交加，他留下了流传千古的《怀沙》，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出身士族。杜甫的一生也经历了三个王朝：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时期。这个时期是大唐帝国从开元盛世转向衰落的时期，他的诗歌记录和反映了这段历史。杜甫为人正直，忧国忧民，敢于仗义执言。唐至德二年（757）五月十六日被授为左拾遗，很快就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而被贬职出京，随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最终病逝于湖南，与屈原同眠于此。
当然也有不同。屈原当过大官——左徒、三闾大夫；做过大事——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杜甫仕途不顺，除了短暂担任过左拾遗——一个七八品的谏官外，在政治上几无作为。
如果说，人生轨迹的相似是一种巧合的话，那么，杜甫与屈原在政治伦理思想、爱国精神、性格品德等方面的高度一致，则是一种心灵契合的结果。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创立了“楚辞体”，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创造了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时代，被后人称为“诗神”“诗祖”“诗魂”。
杜甫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爱国诗人。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被誉为“诗史”。杜甫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称为“诗圣”。
屈原和杜甫都以爱国爱民、忧国忧民而著称。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有所作为，造福国家与百姓。
屈原的主要政治和伦理思想可归于儒家的范畴。他始终不渝地忠君爱国，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能力超群，“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大力改革，致力于国家强盛。他讲仁义道德，“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提出美政主张，主张贤臣辅政，学习先王商汤、夏禹、周文王、武王，对尧舜的高尚行为和目光远大更是极力颂扬。“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九章·哀郢》）他关心民生疾苦，“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九章·哀郢》）即使被楚王放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仍以国事为重，眷念楚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祸福。
杜甫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有着儒家思想的家学传统，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杜甫习惯以儒自称，如“乾坤一腐儒”（《江汉》），“有儒愁饿死”（《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儒术岂谋身”（《独酌成诗》）。杜甫秉持儒家的社会理想，一心为国着想，念念不忘国家的命运。入仕前，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对人民的苦难十分同情。入仕后，他以稷契自比，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任左拾遗时，他勤勤恳恳，宵衣旰食，常常“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挂冠之后，他挂念国事，“中夜起坐万感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他在《塞芦子》《春望》等诗篇中倾吐了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困难深重的沉痛哀愁。直至晚年潦倒时，还念念不忘国家命运，“欲倾东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与屈原一样，杜甫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他衷心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展示了一种豁达博大的胸怀。
在人格品质方面，屈原和杜甫都是正直刚强、品格高尚之人。他们注重个人品行修养，不愿与奸臣同流合污，更不愿为一己私利而趋炎附势。
屈原品行高洁，正道直行，虽遭谗害也不改初衷：“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他为了实现崇高理想，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面对渔父“举世浑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的劝告，屈原慷慨回答：“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屈原沉江自尽，与其说是以身殉国，毋宁说是以身殉道、以身殉志、以身殉节。他是为了保持灵魂的洁净而自尽。在无力改变现实的绝望感下，他选择了放弃现实，用自杀寻求解脱。他通过毁灭自己，升华精神，最终达到了对污浊世俗的超越。
杜甫是一位正直、善良、有着阔大胸襟和宏毅精神的优秀诗人，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人格美在杜甫身上几乎都有体现。他一生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为了国家和正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他不怕献出生命，“济时敢爱死”(《岁暮》)。疏救房琯事件便是他正直人格的完美体现。为拯救并无深交的宰相房琯，他冒死直谏，逆鳞抗争，差点掉了脑袋。直到生命里程即将走完之时，还关心着国家命运和人民的痛苦，托付友朋，完成自己未竟之事业：“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
徐可，江苏如皋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启功研究会理事，编审，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散文家、评论家。致力于散文写作实践、散文理论研究和启功研究，主张真情写作，认为优秀的散文必定具有高远的境界和思想的力度，并倡导回望传统、弘扬中华散文的古典美。出版有《三读启功》《为了我们的明天》《三更有梦书当枕（之一、之二）》《背着故乡去远行》《写在文学边上》等，译著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六个恐怖的故事》《热水河》等。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人散文奖、丰子恺中外散文奖、中国海洋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