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古時期的中國，洛陽不僅是帝國的政治中心，也是一座具有宗教象徵意味的神聖之都。漢晉洛陽故城以銅駝大街為主體的軸綫，和以明堂、辟雍、靈臺、太學等為代表的南郊禮制建築，構成了北魏洛陽的背景和底色。舊都平城的既有傳統 , 尤其是城中林立的佛寺、浮圖，則是其必須承續的另一重背景和底色。孝文帝遷洛之初的規劃和宣武帝初年“景明二年體系”的成立，奠定了北魏洛陽的基本格局 ；而在靈太后當政之後，永寧寺、景明寺、秦太上公寺等一系列佛塔的興建，則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宣武帝時期洛陽的中軸綫，使當時已經有所衰落的南郊禮制區域相形見絀。靈太后的浮圖，不僅是其個人權力和佛教信仰的見證，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洛陽的都市景觀和天際綫。此番營造，有著兩個明顯的對手方和參照系，一是長期處於追趕者地位的蕭梁，二是迦膩色迦時期所興建的雀離浮圖。在此之外，靈太后試圖在諸州分建五層浮圖，部分地是效法阿育王分舍利建塔之舉，建立其政治導向的全國性浮圖體系。至少從靈太后的時代始，高聳而莊嚴的佛塔，已經不再僅僅是佛陀行跡和佛教信仰的象徵，而是在相當程度上豐富和挑戰了以皇家宮殿和儒家禮制建築為主體的都市空間，重塑了中古時代都市的文化景觀和地理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