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5.0该有的样子：让创新科技加速金融价值观回归

10月21日，证监会同意蚂蚁集团（下称“蚂蚁”）科创板IPO注册，A股迎来首个互联网巨头。

此前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上市首选地通常是美股或港股，A股投资者少有机会分享互联网发展红利。随着蚂蚁在科创板上市，这一历史将会改变。蚂蚁也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第一梯队中，第一家在A股上市的公司。

作为中国乃至全球普惠金融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历经16年不断试错，蚂蚁利用创新技术将“金融服务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每一位普通消费者都可以随时随刻获得”这一梦想变成了现实，为超过10亿位国内消费者和8000万家小微企业带去了金融和科技双重便利。

立足于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升级，蚂蚁的普惠金融，见证了中国普惠金融从1.0版本向5.0版本升级转型。

回顾普惠金融的创办初衷

从上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本着“穷人有信用，信用有价值”的理念创办了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并首次推出无抵押小微贷款服务；再到2005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本着重点关注金融弱势群体原则，首次正式提出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概念，我们从这两次普惠金融的早期探索中不难发现，在技术的有限创新下，尽管初级普惠金融在实践中逐渐凸显高成本、低效率、原始粗放等弊端，但它倡导的便捷性、公平性、包容性、利他性、尊严性、民主性六大前卫理念，是贯穿其发展始终的自然属性，为普惠金融成长奠定了健康的方向。

所以，未来无论普惠金融如何更新，坚定普惠金融的创办理念、服务愿景和未来使命都是极为关键的，这不仅将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更有助于纠正金融体制建设方向并推动金融行业整体本质回归。

普惠金融革新趋势

创新技术的变革极富经济意义，当前我们依然处于技术创新浪潮之中。除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老牌”相对成熟的技术外，2020年最具关注热度的非5G技术莫属。通过梳理普惠金融1.0至4.0的进化过程和移动技术1G到5G的革新，我们发现二者演变的阶段几乎是交叉重合的，而且每次技术革新都带动了普惠金融的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如下图）。

在移动技术传输速率极低（4.8~9.6Kbit/s）、商用成本高且仅能实现通话功能的1G时代（1987~1995年），以孟加拉乡村银行为代表的普惠金融1.0版本（1976~2004年）只能依靠原始人力来完成信贷服务，技术限制导致它存在运营成本高、耗时多、市场拓展效率低等问题，同时其包容性金融理念无法得到充分施展。

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质变。与1G~4G的渐进式进步不同，5G技术是一种建立在之前发展成果上颠覆式创新，除了在传输速率上可以达到10~20Gbit/s的大跨越，具有超低延时、超大连接特点外，为万物互联搭建底层逻辑、为行业新生态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新商业模式是5G技术与1G~4G最本质的区别。

基于技术进步造就普惠金融革新的事实，我们认为普惠金融5.0版本势必会在不远的将来凭借颠覆式的技术创新以全新的面容出现。那么普惠金融5.0应当如何发展？

普惠金融 5.0 ：回归创办初衷

《朱子语类》 ：立志不坚，终不济事。不能坚持初衷且以盈利为重心的普惠金融服务结局往往是可悲的。P2P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的创办初衷是降低金融门槛，解决小微实体融资难、融资贵难题，但在贪婪、利益、过度投机的驱使下，P2P逐渐演变成了不透明的套路贷、高利贷等代名词。尽管市场中存有少量依然坚持初衷的P2P机构，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已经让正规P2P失去了市场信任。普惠金融应以此为鉴。

纵观普惠金融1.0~4.0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普惠金融的理念正在慢慢分化。由于技术限制，1.0~3.0虽不能有效缩减金融成本，达到普惠目标，但总体上都坚持着创办初衷。相比之下，虽然4.0版本的成本和效率都大幅优化，但其谋盈利、守初衷的天平也似乎开始向高盈利、不透明、套路贷一方倾斜。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2018年之前我国金融业基本实行的是刚性兑付，这种兑付方式在社会稀缺金融资源的竞争中，只能以虚高且不可持续的利率存在，因为在各金融机构都提供相同利率的情况下，提供较高理财利率的金融机构才更有可能获得金融资源，庞氏骗局就是其中一种；其二，大多数金融消费者是非理性逐利且对风险没有意识，也就是哪一个金融机构提供更高的利率，金融消费者就更愿意参与哪个金融机构的项目；其三是监管的滞后介入。

把握利己与利他平衡并适度利他

利己者生，利他者久。自金融诞生于人类社会以来，围绕金融产生的矛盾和治理始终都围绕着金融资源的利己和利他性展开。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思考。其实一开始古希腊产生金融的原因，是为了积极解决因社会生产力低下而导致的社会矛盾以及帮助那些因意外而无法生存的公民，但是后来逐渐演变成高利贷，即“六一农”，收成的六分之五要给债主作为利息，自己只能剩下六分之一，若无力还债则自己和妻儿都要卖身为奴。

久而久之，偏离金融初衷并失去财富公平的希腊城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越来越多的公民卖身为奴，其中不乏一些贵族。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一眼看出了当时的本质：金融赋予了富人更多的财富，却抢走了穷人仅有的剩余，放任不管，雅典要完，于是梭伦大刀阔斧进行了改革并颁布了解负令：一律释放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做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

除古希腊外，中世纪欧洲因极度利己性金融爆发的矛盾也数不胜数。由此可见，金融的极度利己对于金融的可持续性是不利的。同理，极度利他、满足其他人的福利或许也不具有普世意义，因为这有悖于人的自然心理属性。

关于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哪种效率更高，支持利己主义的亚当·斯密认为将利他主义极端化，并在大部分经济活动中代替利己主义是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同时利己主义也更容易利用市场交换达到共赢局面，但适度利他依然具有持久价值。当市场失灵或出现囚徒困境时，互惠利他主义能有效弥补市场缺陷，降低交易成本并能够在某些竞争激烈且进步空间有限的行业领域化解恶性循环危机，提高企业的生存几率。

关于利他性的积极影响，从蚂蚁的利他价值观中我们能看到一种健康的生态，即利他生态。从最初蚂蚁以利他、客户为导向、为用户创造价值，再到最后用户在信用生态中为蚂蚁回馈价值，最终提升整个行业和社会的信任度。这其实都是由企业利他观念引发的价值再创造。因此，只有把握利己与利他的平衡，并适度利他，普惠金融5.0的整体行业生态才能获得良性长足发展。

深耕长尾市场

根据恒大研究院报告，截至2020年6月，我国短期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到8.08万亿元，2009~2019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2%，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40.7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但奥纬咨询（Oliver Wyman）提供的研究数据表明，我国消费贷款余额占现金和存款比重仅为14%，落后于美国33%但高于德国13%和日本的5%。在中国7000万家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到总数的98%，但占绝对数量的中小微企业，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却不到22%，原因在于小微企业需求量大、融资期限短、金额小、频率高、时效性强，又缺乏符合条件的抵押物。

套用长尾经济模型可以看出，我国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在金融方面处于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长尾一端，未来普惠金融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以蚂蚁旗下网商银行为例，依托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尖端科技，2019年全年其累计服务小微企业与个人创业者数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超过了全球各大银行，甚至超过了孟加拉乡村银行。

成本优化方面，根据公开信息搜集，传统商业银行模式下，中小企业贷款的平均人工成本约为2000元，但应用互联网智能技术后，网商银行的平均运营成本仅为2.3元。这是由技术带来的长尾市场的拓展与创新，完全具备商业可持续性。

鉴于中国巨大的长尾市场体量和未来智能技术效率的进一步提升，相信普惠金融5.0的发展潜力还会得到深度挖掘，为更多有实际需求的个人和小微企业提供实质性帮助，赋能实体经济。

坚持走金融民主化路线兼顾公平

从西方金融的几百年发展史可以发现一条定律，即金融极大地服务了资本家和家族财团，并催生出了一大批家族垄断企业，造成了赢者通吃和社会贫富加剧的局面。相比由更多元金融消费者组成的群体，这种金融少数化、精英化、阶级化其实对于金融体系良性循环和金融风险冲击的抵御其实是比较弱的。

金融的本质是什么？社会大力推广金融的意义又是什么？金融的本质其实就是解决个人、家庭以及企业生命周期中现金流不匹配的问题，这一点与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提出的保护观点是相似的，他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提出：人们对金融知识的运用被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金融业长期以来都忽视了其最基本的职责，也就是对我们的基础资产、职业、住房以及我们发挥职业创造力的能力的保护，因此，就金融创新而言，并非过度，而是不足，我们应该鼓励进一步放开金融创新的步伐，防止其在财富和权力分配上的随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