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作为语言单体，置于语言群体中研究，便具有了修辞学的价值，从阐释学的角 度予以研究，便具有了语义学价值。

在这些方面，研究者众多，不乏高论。然而，对词 语单体从发生学角度，探究造语始因、造语的结构体式、造语的美学追求、词语的文化 内涵以及词语所赖以生成的生态环境等等，却是被人们遗忘了的角落。

造语与文化生态

先哲有言：物有本末，事物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依发生学要求，只能循词 语发生的逻辑秩序： 求诸逻辑先，方能得其原初所自和始生义； 反之落于逻辑后，不仅 不能明其源，还会悖其义。

词语的萌发、生长始因颇为复杂，特别是文化诸因不容忽视。 这里先说文化生态因：

特定文化地域，孕育与生成特定的文化形态。因之，人们称地域为文化生态环境。

《金瓶梅词话》中的一些词语，显现着鲜明的文化生态特征。以「走水」一词为例，便是 文化地域的产物。

「走水」不是注家所释如水般光洁流动。 「走水」，是浪纹的边饰。

《词话》中两见：一为灵床饰（65）【1】、一为轿饰（43），与「水袖」构词相同，符合着中 国的地域文化观念。

以水为边饰，当然是以陆地为本体了。 这种地域文化观念，潜制约 着词语的构建； 文化生态及其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渗入到词语之中。

纵向地看：中华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为农桑文化形态。农桑文化的生态环 境，繁衍了众多的相关的词语。

《词话》中，农桑文化的词语颇多，不能繁举，只能择 其要者，以为左证。

万历本

「牛耕地」（40）暗喻性行为。男根为牛，今时某些地区仍称婴阳 为「小牛牛」。

旧小说以「牛子」作为骂语，将人蔑为性器。地指女阴，地母牛耕；农 耕文化寓于此语之中。

「旋簸箕，咂的好舌头」（23），农事特点更为鲜明。扬场、旋簸、扶犁、点种为农事四大技术，旋簸箕须有经验之老农方能为之。

难点在于，以箕之 旋簸，簸除杂物而不波及粮谷，杂物砸「箕舌」而下。（箕整体为柳编，前端箕口处镶薄木 板名曰箕舌。）砸谐音咂，遂生亵语。

再举一农耕色彩浓烈者，以说明农耕文化生态与造 语之关系。「漫地里栽桑，人不上」（23）。

由于对农桑的隔膜，注家所注皆未及其义。

漫地与漫天构词相同：漫天是无限高，漫地是无际远。养蚕栽桑多于家前屋后便于采摘；而栽桑于漫远之四野，桑树便无人上了。

此语难解，还由于结构上的原因； 这是一个典 型的歇后语：「人不上─」歇去一个「树」字，树数同音； 孙雪娥说她是「不上数」、 排不上号亦即打到赘字号的人。

对这种典型的歇后的陌生，证明今时人们（包括语言学界）对歇后语的疏离。 导致对歇后的语义难明，「苍苔透了凌波」所歇之「袜」未必人尽皆知。

不仅今人难明「六礼约─」所歇为礼之内则的「则」（《仪礼‧婚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以谐「贼」。

就连《金瓶梅》崇祯本的删定者，只知「号咷痛」 明歇哭，而因不知「控墙拱」暗歇「窟」（哭）删掉了。

其他如，「猪八戒坐在冷铺里 贼─」（76）后歇一「丑」字。 皆因对造语方式的陌生而不明其义。

附带说及，受到《词话》重视运用的尚有基因于饮食文化的词语，如「不骂他嫌腥」（75），孤立地看此语难解；若与「不骂他嫌少椒末儿」（76）两相比照，语义自明： 不 骂他难道嫌他没滋味，上不得口！ 限于篇幅，缘自饮食文化的词语，兹不赘论。

总之，考察词语如果囿于正音释义，只有语言学的局部（语音、语义）价值。 而若，把词语置于 文化生态环境之中，从发生学角度理清它孕育生成的初始基因；便有了超越也便具有了新的多方面的（特别是文化的）价值。

《文学语言研究》曹 炜 著

造语与戏曲文化

中国文化历来有雅俗之别。文人造言，依经循典；而且蔑视俗语谓「俗语无典」。

其实，这是错误的偏见；俗人俗语，并不是凭空而生，俗人造语，有着俗成之典，可谓之「俗语俗典」。

俗语，多源出于说书唱戏。戏曲文化，更近于俗，易为说话人所采用和为人们所接受。 戏曲文化对《词话》词语的俗文化形态的形成，起着培养基的作用。

《词话》以戏曲为典而孕生的词语颇多，「秋胡戏」出于《桑园会》，「三不归」出自《白免记》，因剧目今时仍存，易于察知。

有的剧目今已不存，仅在《词话》的词语中留下谜般的影子：「妻儿赵迎春，各自寻投奔」（86），语义并不难解，大抵与爹死娘嫁人，各人顾个人相若。

然而，赵迎春其人、其事、其戏若何？多方查考，而无所获。 种种词语表明：《词话》的一些语词是戏曲文化的凝缩，语词堪称存贮文化事象的宝库。

许多词语表明戏曲是语词的母体，是语典语源。由于戏曲在民间之普及，有戏典之 语词在语言交际时：语力、语趣、语美因典油然而生。

强化了语言效果，这也便是人们 以戏造语的动因。 「只因潘家那淫妇『一头放火，一头放水』，架的舌，把个好媳妇儿 生生逼勒的吊死了」（70）。

「一头放火，一头放水」语典出自元杂剧《博望烧屯》，剧写三国故事，诸葛亮设谋诱夏侯惇入博望城； 举火烧城，又毁闸放水淹没残军。

此语 言加害于人，使人蒙水火双重灾害。 陷人于水深火热之中，置人于死地。

人们在说听此语时，联想到《博望烧屯》，自然地生出语力与语趣。

《词话》运用的是明代的俗语，然而却是前代的语言延伸。清孙锦标《通俗常语疏证》称： 「元人词曲，俗语尤多」。

确如所言，《词话》受元杂剧影响颇大。

「丁八」一词 虽也缘自元杂剧，但造语方式特殊。

在元杂剧中虽尚未找到实例，而「丁字不圆，八字 不正」却见于马致远的《岳阳楼》「我依着他丁字不圆，八字不正，深深的打个稽首」：这是正话反说，意为规规矩矩地拜见。

圆为曲线构成，丁字横直成不了圆； 方为直线构成，曲线之八字两笔相背不成端方。

俗语：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不方不圆，实即不规不矩之义。

「丁八」为「丁字不圆，八字不正」的节缩。

「丁八着好一向了」（32），言不规不矩（鬼混）很久了。

《词话》语词，缘戏造语，典寓语中。有的语典远涉唐代。唐时有〈樊哙排闼〉之乐舞，今仅存目，乐舞情事已佚。

《词话》中「门关的铁桶相似，就是樊哙也撞不开」，此语四见，在12、17、69、93 各回。〈樊哙排闼〉事见《史记》《汉书》，略为：刘邦不理朝政，众臣无由入谏，哙破门而入，刘邦从谏，防止了黥布之乱。

乐舞不存，此语遂成了存贮这一文化信息的化石。

《金瓶梅词话》书封

造语与宗教文化

词语的文化诸元所以不容忽视，因为是文化胎孕了新的词语。当然新语反转过来又丰富了文化。然而两者不是简单的重合，而是一种新的整合形态。

新语是宏富的文化实体： 既有着多层多维结构，深层的内核又是文化的原质。内核的基因是文化的染色体，新语便是文化的新生体。

文化是新语内质内化，而结构模式又是文化的外化。结构表现 为内层外层两个空间：内构深蕴着文化内涵，外构呈示着美的传统。

因之，词语便有了 双重作用力的价值。由于词语造语结构复杂，文化信息元的高容量，所以必须把它置于赖以生成的文化之中，考察它与母体文化诸关系。

在语源学上才能真正地找到它的「脐带」； 在语义学上才能把握真义。

从整体文化上去审视某一词语，绝不意味着某一新语囊括了文化的全部。但语中摄入了、融入了某种文化事象则是确定无疑的。

佛道两教对中国文化有着较深的影响。新语中渗入两教文化是很自然的事。即便是语义的阐释，也须进行宗教文化的剖析。 源于道教文化的，《词话》中存在着大量的语证。

「半边俏」（52、58），因不明道教文化之所以而误释。「应伯爵戏谑妓女：我半边俏还动的被！」能顶起被单当然不是注家所云的「半边瘫」「半瓶醋」。

其实，它只是男根的隐语。因语构即造语方式特殊而难解。它是由语链构成，如果忽略某个环节，便因「缺环」而误解。

简言之，「半边俏」指人体「左边的」；「左边的」便源于道教文化：道教四帝之一的北方神「玄武大帝」，原型为龟蛇同体。反映了先民科学的蒙昧，误以为龟有雌而无雄，须与蛇交方能繁衍。

待到龟从四灵之一跌落到与生殖器同值，道教不得不将神由全兽型改为全人型。于人化的神象两侧分置龟蛇二将军。 龟将居左，是为「左边的」。以龟象男阳，盖取其形肖而已。

《词话》由「左边的」生出「半边俏」 无疑是一个创造，由使秽言雅化，进而使之趣化，追求语言美的效应。

当然，不能从「俏」字上认定它是生殖崇拜的复归，但秽言得到了美的洗礼，新语便具有美的质量与价值。

《与艺术论》傅憎享 著

《词话》中有为数不少的语词与道教文化有着血缘关系，不能胪陈其全般，再以「扒灰」（33）及其相关的词语略事申说。 注家皆陈陈相因，沿袭谐音解语。

清李元复《常谈丛录》以为「扒灰」是爬行灰上，以污膝谐「污媳」；清王有光《吴下谚联》以为扒开灰「偷锡」谐「偷媳」。两解仅从字面谐音而未及造语的道教文化内质。

道家的丹铅术，以女体为「鼎」为「炉」；性行为曰「冶」曰「火」。大冶升火，炉须加「柴」。

柴，在《词话》及其他小说中，隐指男根；由柴又派生出棍、棒、杵、把等。明乎此，《词话》中称性行为过滥为「九焞十八火」（25），称性行为之再重复为「回炉」，便不言自明了。

「扒灰」，指翁在其子冶过之炉内，扒其余烬而已，无他。明代笑话集《笑府》有笑话可资参证，翁：灶内灰满！ 媳： 扒了就是！扒其杂烬或取复然（燃）之义欤！

清代小说《跻春台‧卖泥丸》一回「那个妇人偷汉，某人烧火……」「烧火」即助燃者。

《跻春台‧活无常》媳骂翁「你总想，来烧火；未曾打你扒火棍，逼住都要把灰扒！」烧火，可以泛指任何婚外「助燃者」，「扒灰」则特指翁私其媳了。

以谐音污媳、偷媳解语，是逻辑后的，所以难释其义。逻辑先的语词史实是：道教文化才是造语始因。明确了道教文化是这些词语因子，便掌握了解语的钥匙。

于语义上才有了正确的阐释；于语源上，才找到了真正的母体。

《词话》中不仅有为数不少的根源于道教文化的词语；尚且有着根源于佛教文化的词语。如「用五轮八宝玩着两点神水」（6、63），便是源于佛教文化的。因为对语源生疏， 人们多略而不解。

印度教谓人体起自会阴沿脊柱向上，有数个轮宝（因教派不同，轮宝数不等）。 而且有《六轮宝》之经书。

五轮宝体位大抵为：力源轮（阴根）、应神轮（脐部）、法身轮（心区）、报身轮（喉部）、眉心轮（双目间）。

「玩着五轮八宝」意谓导气引神、 以意领气，自会阴起沿脊柱经由各轮位，达至眉心之慧目。等于说凝气聚神，定睛一看。

以「五轮八宝」言之，便强化、神化了慧目。

此外还可举与宗教文化相关的信仰习俗的语例，14 回有「过阴」一词，便是由灵魂 崇拜而生。人相信万物有灵，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肉体，升天堂或下地狱。

「过阴」便是人的灵魂去地狱，经过巫术还阳为之还魂。「过阴」在这里为死的替代语。

不论本土的道教文化，还是东土的佛教文化，一进入口头词语（特别是《金瓶梅词话》）之中，便被俗化而呈俗文化形态。 鼎炉火冶等词在道教典籍中，保有着宗教文化的原义。

然而在《词话》与其他小说中，便不复是它本来面目了。尽管来自宗教文化母体，然而经由《词话》世俗化之后，它便失去了复归宗教本原的可能。

如佛家言： 落花无返树之期。 尽管落叶不能复归返树，然而叶与花化为春泥，益养着文化之树。

文化的多元，构 筑着中华文化的整体。在文化上开掘词语的原质，在文化上认同。这既可以说宗教（或其他）文化是开启语原的钥匙； 反转过来何尝不可以说词语是活化石、是存贮或一文化的宝藏呢。

这样，即可以用宗教（或其他）文化解语，当然语词自然地丰富宗教、语言文化诸史。前述语例，有的展示给人们双重轨迹：性文化与宗教文化同轨。

这样，其意义与价值便远远大于宗教文化了。下面转入造语与性文化的论述。

《金瓶梅隐语揭秘》傅憎享 著

造语与性文化

尽管涉性之词以单体形态，存活于《词话》语言群之中，然而涉性隐语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 不像一般常态语，据显义语素，便可判定指归。

隐语有着常语所无的隐义语素。 加之，造语奇思巧构： 外构奇巧多变，语符间关系十分复杂，内涵幽隐宏富，包埋 着深邃的文化原质。仅奇思巧构便使隐语成了难解之谜。

「鸦胡石影子布朵朵云儿了口恶心」（76）。

此语被海内外学人视为《金瓶梅》难语之最。所以难，因其结构是多维多层次的，即以多种格式造语。

其第一层次是藏头格，把四个语节的「干扰素」排除，得所藏之头为「鸦、影、朵（躲）了」。

进入第二层次「鸦影躲了」与另一隐语「寒鸦儿过了」同义异构； 同为时间观念的喻指：暮鸦归去，天光晚了。

然而两语不同，一个外延、一个内涵：「寒鸦过了，就是青刀马」（32）是谓 天晚了，耍大刀了。 而「鸦影躲了」不直指目的，而将目的隐涵在四个语节之中，这使 隐语跨入更深的层次。

四个语节皆寓隐义：「鸦胡石」《水东日记》有载（明‧叶盛《水 东日记‧卷三》：「鸦鹘石中贵，有再遭营火者，珍珠皆灰化玉器窑器或裂或变唯诸色鸦鹘石愈精明。 」），谓是火烧不变其质的坚硬的玉，隐「硬」义。

「影子布儿」，民间皮影戏的影 窗，供耍影人儿之用，隐「耍」义。

「朵朵云儿」为「四平市语」（见明田汝诚《西湖游览 志余‧卷 25‧委巷丛谈》），隐「大」义。

「了口恶心」了与鸟通，隐「鸟」义。

全语外层 为「鸦影躲了」，喻天晚； 内寓「硬耍大鸟」。 两语，「寒鸦过了」「鸦影躲了」，所指皆一，然略有差异，「青刀马」较易解青为大、刀与鸟同、马（午）舞即耍。

刀、了 皆古之鸟，《广韵》「鸟：丁了切」。 故此隐语取声取韵皆鸟。

「哨子石望着南儿丁口 心」即取「丁」声。丁了皆复归为鸟，是由鸟文化衍生而出。 许多涉性隐语皆与鸟相关。

或以为「老咬虫」与「鸟」何干，误释「精虫」之精液；这是未名「虫」的原始义。虫为鸟，仍是男根之异名。

「老咬虫」与「含鸟糊狲」取义相若，其义为「老咬鸟」。古 时，虫不仅称昆虫，尚且代指鸟甚或兽。

《水浒》（62）燕青所射的「虫蚁儿」，便不是昆虫蚂蚁，而是鸟雀儿。

《词话》中多次出现的「城楼上的雀儿，好耐惊耐怕的虫蚁儿」（24），也是一句隐骂，鸟雀对举，同隐男根。

《词话》又人化为「王鸾儿」（86）， 仍然是鸟。今时，人们仍呼男婴之阳为雀儿、鸡儿。 凡此种种皆为鸟文化之遗存。

鸟文 化闻一多先生称之为卵文化，实质是生殖文化。《词话》中的「狗骨秃」，不是注家所释「狗骨头」。

骨秃，为花苞、蓓蕾。狗骨秃指狗的胚胎，以尚未出生的狗胚胎作骂，以示其比狗崽子还轻贱。「狗骨秃」近于另一骂语「黄子」，谓物种由卵黄而生，足证 卵文化烙印之深刻，涉性仍为时忌，不详加论列。

《水浒传》书封

造语与文化动因

隐语的造语动因是什么呢？简言之，一为语讳、一为语趣。

语讳，对性讳莫如深，是生殖崇拜的跌落，性及其器官皆不能直称，异名遂多，甚至曾有《二根异名录》之载籍。对此，无庸赘言。

从语趣上看，人们在语言交际中，有厌旧求新的心理。常在一般 常态语言之外，重构「变态」新语。追求的是在语言授受过程中，产生新的审美效应。

由于新语荷载信息方式之奇变，受语者乐于听闻。

由于新语信息容量高、结构复杂，语义不能直接获得；须经译解的思维加工，而且不是简单的粗加工，甚至是多级转换的深 加工，才能认知。

这种思而得之，便是一种语美的享受。隐语难解如谜，解谜与喜新同是人们认知求深求新的思维追求。

厌旧，因为直白浅露之词，已经磨光了刺激的棱角；新变的隐语符合着求异之心。荣格说：

「一旦达到能清晰地解析的程度，其魔力就会立即消失；一个有效的或生动的符号，必定具有不可解释性。」

隐语的力、趣、美三者皆隐藏在深层结构之中。 尽管隐蔽很深，然有端倪可寻； 如果无从索解，人们便不去解它 了。

解谜心理驱使人去解悟隐语。一旦顿悟破译，豁然开朗的喜悦涌生。对于已明新语的人，仍有重历佳境的再度欣悦。

人们不满足不假思索的简单认知，不愿意「不劳而获」；追求思而得之的创造和参与。发语者输入的密码，为受语者译解认同，双方获得同样的审美愉悦。

正因为隐语有着常语所没有的语力、语趣与语美的质量，故而人们不断地创造新的复杂幽隐之语，置换旧的简单的直白的常语，使之充盈着鲜活的诱人魅力。

或以为只在东西方语言间有着思维差异，其实，在汉语的常态语与「变态语」之间，思维差异也是显著的。

由一般常语转换为特殊隐语，不是意念符号的简单更易的同事异言； 而是变直线运动为曲线运动。常语取的是直线位移之法：「天晚作爱」指向直露、 界限明确，思维在局限空间之内。

而变异的「寒鸦儿过了就是青刀马」以及更复杂的「鸦影躲了」其位移方式，不再是直线，而是曲线，这曲线又是九曲回环的方式。

指向由直露而幽隐。 思维边界扩大：由有限而「无限」。尽管两点间以直线为最短，走向省时省力； 然而曲线的回环盘旋，经过译解的拉申，语力、语趣、语美得到了延长。

意味所以深长，恰在于「曲径通幽」，于幽隐中生出诱人的魅力。

语力、语趣、语美，皆缘于奇思巧构。

奇巧的语构，给隐语蒙上了层层幕障，遮蔽了语义指向。尽管语构奇变，看来似乎怪诞，如「鸦影朵了」； 然而绝对不是无序的杂揉，而是有序有机的融合。

外构的表现形式与内构的语旨，呈现最佳状态： 是形式与内容完美和谐的统一体。

尽管隐语转而取特殊的结构方式传递信息，不论其外构多么复杂、内构多么幽深，均须依循一定的逻辑秩序。而且，造语的逻辑秩序是建筑在传统文化之上的。

如「鸦影朵了」之藏头、朵之谐音、全语歇后内寓等等。如果说这是反逻辑的，只不过打破了陈旧的模式； 而绝对不是非逻辑、更不是无逻辑的。

传统文化，制约着造 语与受语，形成了共同守则的逻辑规范。同时，造语方式又是由美学原则决定与制约的，都是植根于民族思维习惯与文化传统，质言之，是民族思维形式与民族文化的结晶。

如 果离开共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共同思维形式及其逻辑规范，语言便不为人们所理解。

语 言一旦丧失传递信息的功能，语力、语趣、语美的价值便也不复存在了。

《傅憎享、杨国玉研究精选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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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单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收录于《傅憎享、杨国玉<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转发请注明出处。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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