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纪要｜日本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脉络和方法

2016年10月24日下午3：00，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静园二院111室举行“日本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脉络和方法”座谈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魏斌教授主持座谈；日本中央大学 阿部幸信 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铿副教授、叶炜副教授、陈侃理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自勇教授、顾江龙博士、孙正军博士、田天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安泰副教授参与讨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十余人参加座谈。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魏斌教授主持讨论

阿部幸信教 授首先谈了他对日本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学者在理解日本学术时，过于重视学术脉络、学派之类的说法。阿部教授指出，许多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的不同取向与日本的现实社会背景有密切联系。因此不同学者之间的学术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纵向的代际差别，而非横向的所谓学派的区分。阿部教授又谈到了二战后日本研究世界历史的变化。到了60—70年代，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中东爆发石油危机，第三世界开始抬头，日本政府和民众对于世界的认识有所变化，他们认为过去过度重视欧美的世界，应该更加重视亚洲的世界。所以历史学研究会编的那部教材被改编成一部规模更大的著作在岩波书店出版，即《岩波讲座世界历史》。这部书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尽管不同地区有各自的发展历程，但是如果不用统一的标准来分析，就无法认识世界历史。这种观点现在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在当时却影响了一代学者。

日本中央大学 阿部幸信 教授导引讨论

在阿部教授发言之后，刚刚从日本交换学习归国的两位博士研究生谈了他们对日本学术的看法。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黄桢称他在日本感受最深的是日本学者在搜集、整理、释读材料方面的认真。但是他认为，日本学者在借鉴社会科学理论上似乎有所不足，80年代之后，与时代分期 论一起 消失的还有对宏观历史脉络的思考。另外，中国学者在讨论日本六朝史研究的脉络时，过分强调贵族制等话题，遮蔽了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例如日本学界自白 鸟库吉 以来对北方民族史或者说 内亚史 有很深入的研究，他们重视历史语言与历史地理，擅长 将内亚区域 出现的不同政权进行对比，而这些成果没有得到中国学 者的充分重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屈涛认为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研究方法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针对特定的问题及史料，注意归纳、总结相应的研究方法，且重视方法的传承；二是从细微处入手，将具体研究与宏观问题、脉络相勾连；三是未被固有的传统与套路束缚，在读书方法上逐字逐句的训读，能够在不疑处见 疑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黄桢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屈涛

在两位博士研究生发言之后，座谈进入自由讨论阶段。孙正军博士认为，在定义一个学派时，自我认同固然重要，但是有时外界的认识会与当事人截然不同。针对魏斌教授提出的日本为什么将历史学划分为东洋史、西洋史和日本史的问题，阿部教授指出，明治时代日本的历史学只有国史和世界史，所谓世界史就是古代 东方— 希腊—罗马—西欧史。在19世纪后期，日本国家、社会最大的目的是克服与西欧国家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想要在历史中寻找欧洲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到了19世纪末，日本认识到为了对抗欧美国家，更要重视欧美以外地方的历史文化，所以出现了东洋史学科。针对黄桢博士提出的日本学者不重视社科理论的问题，阿部教授认为可能与不同研究室的学术风格差异有关。王安泰副教授指出，过去日本学者提出以汉字、儒学、律令和中国化的佛教为特征的“汉字文化圈”，但是近年来更多地使用东部亚欧大陆（East Eurasia）的说法，突破了传统东亚史的视野，更加重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交流。陈侃理研究员说他在学习过程中最早接触日本学者研究的途径主要是刘俊文先生主编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史学脉络的理解可能深受这套书的影响。王铿副教授指出，这套书的实际主编者其实是谷川道雄先生，谷川先生是一位非常可以强调学派的学者，所以这套书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中国学者，使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学界有非常明显的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的对立。其后，与会嘉宾又针对理论 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展开了讨论。游自勇教授认为日本讨论 隋 唐史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不像 秦汉史 研究有国家论，六朝史研究有贵族制论，但是中古后期的研究其实是非常需要理论的。陈侃理研究员认为历史学应从史料出发提供具体解释，成为社会科学理论反思和创新的源头活水。

左 一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安泰副教授

左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自勇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铿副教授

座谈会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与会嘉宾讨论热烈，在交流对中日两国学界的秦汉六朝史研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场研究生亦颇受启发。“近者悦，远者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将本着“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基本宗旨，进一步为此类交流活动提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