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文斌将军脱下军衣，挽起裤腿，向我细述每一处战创的来历。残酷激烈的战争，演绎出千姿百态的战创奇观，反映了将帅们腥风血雨的奋斗之路

开国将军们的成长之路是一级一级打上来的，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是他们为将为帅的普遍晋升规律。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民统计：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我军团以上指挥员，负伤者不计其数，牺牲者达3000多人，牺牲人数最多的是在红军时期，军以上干部就牺牲160多人。

颜文斌少将在1000多名少将中知名度并不高，但他却是负伤最多的将军之一，全身共有18处战伤。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老将军脱下军衣，挽起裤腿，向我细述每一处战创的来历：右臂弯曲不能直，关节处有一长条疤痕。那是在长征途中，敌一手榴弹于身边爆炸，一弹片钻进右臂，骨折筋断，肿如馒头。卫生员将他绑于树上，以小刀割开皮肉，将弹片撬出。将军说：“他妈的，那时又没有麻药，疼死了！”左上臂有两个弹洞，一前一后，状如铜钱，敌子弹前后贯穿而致。将军告诉我，负伤后，当地老乡以南瓜瓤泡盐水，裹伤口，一星期就痊愈了。左大腿根部前后两个弹洞，被敌军暗枪击穿所致，子弹由前下腹部进，股后出，战后看到血才发现自己负伤。前额有一弹疤，被敌手榴弹弹片击中，当时就昏死过去数小时……

像颜文斌这样的战将，在我的采访记录中比比皆是。人称“军中猛张飞”的刘昌毅中将，战火纷飞中历险百余次，头、脸、手、腿、腰、背、胯、臀，无论是最暴露的部位还是最隐秘的部位都留下了累累战创。他的脸部曾两次负伤：头一次嘴巴被打歪了；第二次是在1946年中原大战前夕，十多个弹片嵌入下巴，牙齿全部打落，结果把打歪的嘴巴又打正了。当时，周恩来正在前线视察，建议送将军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将军坚辞不从。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药品器械，请专家为将军做手术。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专家反复研究也难作决断，神志仍清醒的将军取纸笔写下三个大字：“大胆割！”

胡奇才中将作战敢拼命，身经数百战，负伤6次，遇险无数。将军回忆说，某战斗中，他的胸部被敌土炮打来的铁片击中，当时忽觉脑袋嗡的一声，便天昏地暗了。又某战斗中，身上像被谁猛撞了一下，手中“奉天造”步枪一下子飞出老远，这才发现右臂被炸飞一块肉，炸碎一块骨头。又某战斗，将军左腿中弹，初始只觉双腿一软，向前连打几个滚，爬起后竟一气跑了几里路。又某战斗，将军忽觉头顶一阵发麻发热，滚下山崖昏迷过去，醒来后见血流满地，方知头部负重伤。将军告诉我：“负伤时一开始都不知道，见血后才吓了一跳。”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少将，是一员鲜为人知的猛将，他是我采访过的开国将军中弹创最多的一位―――究竟身上有多少弹创，他自己也说不清。我问及此事时，年逾八十的老将军扒开白衬衣，露出麻麻点点的肚皮，用手拍拍胸脯：“你数数，就这里，起码30多个，我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的是逃兵！”将军言此笑声朗朗，豪气冲天。

许世友、钱钧、刘昌毅将军都曾“死而复生”。将军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

开国将军身上的累累弹创，证明他们都经历了非常人所能及的肉体折磨和死亡威胁。他们刚进入生命的起点，就体验了生命的终点，生命的早晨刚刚开始，便被黑夜所笼罩，他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许世友上将参加红军那年23岁，奉命攻打一个地主武装的山寨。这是一个由青石垒墙筑在两个相连山峰上的土围子，险峻无比，易守难攻。许世友将小褂子一甩，举起削得尖尖的涂着猪血、用油炸过的长竹竿\(据说这样的竹尖锋利无比，可以致人死命\)，第一个往上冲。当他快攀上墙顶时，却被寨上的敌方捅下来，掉进深山沟里昏迷了两天两夜。事后将军回忆说：“我醒来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舒坦，好像睡了一大觉。死里复生，这是奇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灯，没什么了不起!”

和许世友将军一样，钱钧中将也是从少林寺出来的著名战将，身上有战创15个，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等甲级残废。一次战斗中，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政委的钱钧左腹被敌弹击中，昏迷一天一夜。官兵们都认为将军已经断气了，将他装进一口没有盖的棺材，盖上一块门板，停放在屋后一牛棚里。第二天，将军竟奇迹般地醒来了。他清楚地听到团长与战士的对话：“钱政委呢？”“牺牲了。”“在哪儿？”“抬回来啦。”当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揭开棺材上的门板时，惊喜地发现钱钧将军正躺在棺材中眨眼呢！将军忆此幽默地对我说：“阎罗王不要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前面写到的刘昌毅中将也有死而复生的经历。万源保卫战中，时任连长的刘昌毅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被装殓于棺木。警卫员拿出将军生前用的手枪放在他的手掌中：“连长最喜爱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这时却突然发现将军的手指微微颤动，立即叫了起来：“连长还有气，连长还有气！”此后，刘昌毅作战格外勇猛，他说：“我这条命不值钱，是拣回来的。我已死过一次，还怕什么？”

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使将军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我至今仍清楚记得采访杜义德中将时他说的一段话。杜义德将军鼻翼有一疤痕，花生米大小，自称“生死疤”、“光荣疤”。当时将军指着自己鼻翼上的疤痕，站起来做了个拼刺刀的姿势，大声说：“这是当红军时与敌人拼刺刀留下的。他的刺刀已捅到我这里(鼻翼)，我用刺刀一下捅到他的脑瓜上，把他捅死了。”接着将军强调说：“什么叫你死我活，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将军身上有9个弹创，鼻翼上的这一个“花生米”是最轻的一个。

开国将帅们经历了死亡的考验，而在以后的人生中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们比一般人更珍惜生命的质量，不但是战争的强者，更是人生的强者

正因为开国将帅们都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对死亡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因此，他们的生命力异常坚韧，智慧超常发挥。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人，是一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1936年冬天，国民党大举清剿陈毅元帅的驻地梅山，白天放警犬追踪，晚上用探明灯搜索。当时陈毅腿部负伤又罹病，被敌人围困于丛莽间达20天之久。在苦虑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他写下《梅岭三章》藏于衣底，作为自己的绝命诗：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生死炼狱的考验，使陈毅元帅在人生旅途上，始终保持视死如归的超然，遇大难而不惧，视艰险如坦途。“文化大革命”开始，陈毅元帅首当其冲遭受了冲击，但他毫不畏惧，谈笑风生，与造反派面对面交锋。1967年2月，陈毅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拍案而起，反对“文革”的一些做法。有人诗赞陈毅元帅：“就是到了地府，也要大战一场”。

1936年3月，余秋里中将率红二方面军十八团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激战中将军两次中弹，均创左臂，筋露其外，微微颤动。将军强忍疼痛，涉滔滔江河，登皑皑雪山，过莽莽草地，行程两万余里，9月方实施截肢手术，从此断左臂。新中国成立以后，余秋里将军接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率千军万马会战大庆油田，以断臂之躯创造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奇迹，也创造了他生命的辉煌。

左齐少将在1938年伏击日军的战斗中失去了右臂。战争年代，他用左手指挥打仗；和平时期，他用左手批阅文件；离休以后，他又用左手苦练书法，独创“左齐左笔书法”。

方强中将一生负过三次几乎致命的重伤，其中一块弹片在肺部留存了65年，直到78岁才动手术取出来。至今仍健在的方强将军数十年如一日，用高声唱歌把身体中的浊气呼出来，数十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写了《红军战士》、《为祖国而战》、《生命之光》等七本书。

罗瑞卿大将23岁时就经历过生死之劫。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一颗子弹从他头部靠太阳穴的地方穿了出去，医生不敢动手术，后勤部门也做好了棺材，但将军还是站立起来了，连毛主席都说，罗瑞卿是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文革”中罗瑞卿将军失去了左腿，但并没有失去往日的倔强。1977年，罗瑞卿复出就任军委秘书长。将军复出后曾多次对夫人郝治平说：“光阴如箭，时不我待。从今后72岁要当个27岁来过。”1978年初，罗瑞卿将军向党中央写了出国治腿的报告。他曾听一位德国医生介绍，如经手术安装一个人造股骨头，他左腿的功能可以改善许多。但这种手术对一位70多岁患有多种疾病的老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同年8月，将军不顾家人劝阻，毅然决定出国治腿。将军说：“我一生摸过多次阎王鼻子，每次去报到，他都不要我。这次他也不会要我的。”1978年8月2日，在波恩的一所医院，手术顺利完成，但由于突发心肌梗塞，将军却永远地倒下了。此时，离将军出任军委秘书长职务正好一年。

近十多年来，我所采访的200多名开国将帅大多数已离开人世，但他们含笑赴死的乐观主义精神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曾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傅秋涛上将，在74岁时已同胃癌抗争了整整六年，临终前将军平静地说：“够本了，我有二十年的生命早就在九公山预支了。”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九公山游击战中，面对重兵围困，为了活下去，将军和战友们什么都吃过。有一次缴获了几块肥皂，一眨眼就啃光了，他的肠胃就是这样被摧垮的，胃溃疡、胃穿孔、胃癌，一直折磨他到死。

1982年冬，曾经在战争年代4次负伤的杨勇上将患了不治之症。但他总是那么平静，凡有人探视，都神态自如、谈笑风生，对来访者说：“我还有两个月时间，现在已过去了一个月，还有一个月时间。”许多人听了他的话，都悄悄背过脸，泪水夺眶而出。杨勇将军直到临终神志都很清醒，他是睡着走的，比他自己估计的多活了5天。

1986年10月，聂凤智中将在他的住处笑眯眯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我那时才知道，在这之前四个月，将军已被确诊患了肺癌，右肺有一个乒乓球大的阴影，接受采访时正在发烧挂吊针。将军夫人何鸣告诉我，大家都很担心，但他总那么乐观。有一天，张爱萍到医院来看他。张爱萍问：“老聂，怎么样?”聂凤智轻松地说：“没什么，癌症!”开始，张爱萍还以为聂凤智与他开玩笑呢!当他得知真相后，感慨地说：“老聂这个人死不了，他的精神好得很!”聂凤智将军在写给党小组的一封思想汇报上说：“我得知病情后，精神状态一直很好，没有因病受到影响，思想上也没有什么负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对于生死问题并不看重。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时刻准备流血牺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人民，献给党的事业。比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我是幸福的。虽说，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我一定能够保持乐观镇定的情绪，积极配合医生，坚持把治疗做好，向疾病进行斗争。”将军患绝症后又坚强地活了五年。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战创，并不是一个个简单的疤记，而是他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一个个战创，展示了一部部战争传奇；一个个战创，体现了一股股不灭的精神力量。

在走进21世纪的今天，昔日曾经辉煌的开国将帅们正在消逝，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我无法知道我们的后辈将会如何评价这一代开国将帅。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比起过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自然灾害频频降临，生老病死纠缠着人们，苦难和死亡仍是人类无法破解的课题。开国将帅们在战胜死亡和苦难中战胜了自己，走向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表现了人类最为旺盛的生命力。我深信，只要人类还面临着苦难和死亡，他们的传奇就不会过时。(吴东峰)

吴东峰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广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从1985年开始，先后采访开国将领200余人，用白描手法、文言句式撰写的《开国将军轶事》(上、下)影响广泛。新作《开国将军轶事》精选版和《寻访开国战将》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曾获首届中国报告文学正泰杯大奖、第七届广东鲁迅文学艺术奖、江苏省首届长城杯报告文学奖等奖项。

（责任编辑：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