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
津门风雨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22日夜,
第二次直奉战争
中直军第三军总司令
冯玉祥
突然倒戈回京,软禁了贿选总统
曹锟
,导致了
吴佩孚
的垮台。这一政变对缓终结束
北洋军阀
的统治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但冯玉祥很快发现他又处于旧势力的包围之中,“革命”举措步步维艰,
于是,索性于11月5日,无视优待条件,派
鹿钟麟
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并获得大量宫中财物。民国十三年(1924年)1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会议决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清室应该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执行者为警卫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而以李煜瀛为国民代表会同办理。 5日上午10时,鹿钟麟等与溥仪方面接洽,经反复协商,溥仪仍不肯即日迁出,最后,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强行责令溥仪出宫。下午3时,以五辆汽车护送溥仪及其妻妾由神武门离开皇宫迁居后海甘水桥醇王府。
继而于11月29日又逃进日本公使馆
。次日,日本公使
芳泽谦吉
对外界宣布“容留”溥仪。
[31-32]
面对
国民军
的步步紧逼,曾经为帝的溥仪是难以忍受的。北京政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他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如何能逃出国民军的监视,尽早远走高飞,准备复仇。对此时的溥仪来说,离开眼前这个是非之地才是当务之急。
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溥仪移居
天津租界
张园
和
静园
,与清朝遗老遗少以及
张作霖
、段祺瑞、
吴佩孚
等往来,谋划“复号还宫”,再次复辟,是为“
后逊清小朝廷
”。民国十五年(1926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后,吴佩孚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进驻。当时,清室方面公然以内务府名义移书国务院及吴佩孚,谋求溥仪复宫并恢复原《清室优待条件》。一时反响甚烈,各报纸加以披露,众议院议员李燮阳、全国商联会等纷纷提案反对,章太炎亦电诘吴佩孚。政府方面则实已密谋计议推翻故宫现状的折衷方案。而1924年与故宫同时收封的颐和园,此时被联军交给了清室。
溥仪被
逼宫
后,日本各大报章都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伪
满洲国
造势。不久,被日本人护送到
天津
。到了天津的溥仪,就放开了手脚,打破了自己在紫禁城时的种种陈旧规定。溥仪把大量的金钱都花在了如何装扮自己上,用外国的衣饰来装扮自己,带着自己的一妻一妾出入各种场所。西方的文化,已经慢慢的侵蚀了溥仪。而且,在天津的溥仪似乎又找回他
清朝皇帝
的感觉,在外国
租界
里,他受到了极高的待遇,不仅在这些外国人当中恢复了自己皇帝的称呼,一些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场所还特殊为他开放,他充分的享受着他“特殊
华人
”的殊遇和荣耀。对溥仪来说,保持现有的生活状态,甚至是超越,只能通过恢复自己的地位来实现,而这一切,在溥仪不断形成的复辟思想中,又起到了
推波助澜
的作用。
溥仪在租界期间受
列强
尊重,这些国家领事、驻军司令尊称溥仪皇帝,在溥仪生日会到场祝贺,并在各国国庆等节日的时候邀请溥仪出席。
通过庄士敦,溥仪认识了
英国
的
领事
和驻军司令,并辗转的认识许多人。尽管各国给予溥仪足够的礼遇,但真正能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支援的却寥寥无几,很多国家都只是处于政治的需要时才想到他这个前清皇帝。
对于到访的
军阀
,无论大小都积极与他们接触,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从中获取支持。然而在天津的几年里,让溥仪的自尊心不断的受到打击,各方势力的冷淡又让溥仪想到了一直庇护他的
日本
。为了进一步说服溥仪,日本方面派出了
土肥原贤二
来游说溥仪。尤其是他们提出新国家是溥仪做皇帝的帝国,这个诱人的条件使得溥仪再也按捺不住,几乎毫不犹豫的同意了土肥原贤二所开出的所有条件,即刻动身去东北。
爱新觉罗·溥仪
担任执政
从1925年到1932年,溥仪在天津生活了七年,这七年是他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也是他积极活动、寻求复辟的七年。对于与日本相互勾结以实现复辟的梦想,溥仪并不否定,他曾说:我在日本公馆里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溥仪自是年3月1日至民国二十三年(大同三年、1934年)2月18日任伪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
大同
”。3月6日,清朝废帝溥仪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秘密来到“
汤岗子温泉
”,并与关东军司令官
本庄繁
的代表
板垣征四郎
签定了“汤岗子温泉密约”,密约内容主要包括:“(一)伪满洲国的治安维持及国防委以日军;(二)国防上所必需的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的管理及新建均委以日本;(三)任命日本人为伪满洲国参议,中央、地方的官署也要任用日本人。他们的选任、解任需经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四)以上宗旨及规定是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的基础。而溥仪在这封书信上所签字落款的时间是3月10日,这是关东军为了使本书信有效化、合法化
民国二十三年(康德元年、1934年)3月1日,溥仪在“
新京
”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国号“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元“
康德
”。还兼任伪“满洲帝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满洲帝国”协和会名誉总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率日本200多名官员出席仪式,并与出任“满洲帝国”总理大臣的
郑孝胥
换文,表示当场予以承认。溥仪作为当时
亚洲
一个政治人物两次登上《
时代
》周刊,特别是该周刊有关“解决远东危机的四个人”的画像中。
民国二十四年(康德二年、1935年)4月6日,溥仪首次访问日本
东京都
。民国二十九年(康德七年、1940年)6月26日,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东京都,日本
昭和天皇
裕仁亲自迎接。据美国《历史》杂志报导,民国二十九年(康德七年、1940年),溥仪秘密联系
萨尔瓦多
外交代表团人员,希望能逃亡萨尔瓦多,摆脱日本人控制。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返国后,将溥仪的意愿报告给萨尔瓦多总统
马丁内斯
。正好马丁内斯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认为溥仪前往萨尔瓦多是上天的安排,便不顾与日本关系恶化的危险,亳不犹豫地答应了溥仪的请求。马丁内斯认为和溥仪都是蚂蚁转世,他曾对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说:“杀死一只蚂蚁,比杀死一个人罪行严重得多!”
民国三十年(康德八年、1941年)10月,又有
萨尔瓦多
外交代表团人员到达
新京特别市
(今吉林省长春市)
,溥仪把逃亡萨尔瓦多的计划告诉了一名伪满洲国禁卫队军官,打算让伪满洲国禁卫队护送自己前往萨尔瓦多大使馆,然后再装扮成大使馆职员逃离伪满洲国。没想到的是,伪满洲国禁卫队早被
日本关东军
收买,那名禁卫队军官向日本关东军告密,溥仪逃亡计划完全失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立即派出宪兵队,将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驱逐,关闭萨尔瓦多驻伪满洲国大使馆和数间萨尔瓦多驻伪满洲国贸易公司以作惩罚,从此萨尔瓦多中断与日本的外交结盟关系。日本关东军人员前往伪满洲国宫内府向溥仪提出威胁性交涉和斥责。
民国三十四年(康德十二年、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进攻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政权覆灭。
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13日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8月15日,
日本投降
,溥仪颁布《
退位诏书
》。
8月19日,溥仪在沈阳
东塔机场
候机,准备前往日本,与日本
关东军
的将兵们于奉天机场的候厅室被
苏联红军
空降逮捕
[42-43]
,留在通辽至8月20日。
[44-45]
8月21日,溥仪被1架
杜格拉斯
载到苏联
赤塔
一号
军用机场
,被囚于莫洛可夫卡30号特别监狱直到11月初。
后被拘押在伯力45号特别监狱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
[47-48]
[49-50]
然而,在拘留所里受到优厚的待遇,令溥仪多次上书向苏联表示愿意永久居留苏联
,请求加入
苏联共产党
,但也有推测认为有可能是溥仪害怕日后追究责任,故而申请永居。
[52-53]
溥仪出庭作证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夏之交,苏联内务部门对溥仪以下各伪满大臣开始了一系列传讯。溥仪开始不知道苏方这样做是为什么,直到8月苏方通知他到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当证人,他才明白。溥仪在苏联军方押解下前往日本。1946年8月10日,溥仪作为证人出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在法庭上,溥仪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过程。他详细叙述了“
九·一八事变
”后,天津日本驻军司令
香椎浩平
如何强迫他去旅顺,关东军参谋长
板垣征四郎
怎样威逼他从旅顺到长春去当“满洲国皇帝”,以及他如何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监视,无权甚至无个人的人身自由。当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妻子谭玉龄时,情绪开始失控,他用手使劲地拍打证人台。在讲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再次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认为这是攻击
日本天皇
的祖先,溥仪大声回击:“我可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但是,被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后,溥仪承认由于惧怕日后被中国政府追究,作证时将部分责任推卸给日本方面(含如何到达内满洲),在部分涉及双方责任的地方皆有所保留。
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作证完毕后,他又回到了收容所,继续他的特殊俘虏生活。
1947-1948年,溥仪被前苏联转移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看守所里,他仍享受与其他被拘人员不同的生活待遇。如仍可单独用餐,不必参加劳动,甚至不用打苍蝇、蚊子。
爱新觉罗·溥仪
获得特赦
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发表《
论十大关系
》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
蒋介石
”,对他们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从这以后,溥仪在
抚顺战犯管理所
度过三年时光。其间,他认真进行改造,或者在东北各地参观游览,或者专心写前半生的自传,或者在高墙内的医务室以及房前屋后参加轻微劳动。
毛泽东与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一起(1962年)
1959年12月4日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召开。由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的代表宣读给特赦人员的通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溥仪特赦后,在妹妹家住了半个月以后,溥仪搬到了政府安排的一间旅馆里。
1966年,
文化大革命
开始。8月下旬,溥仪家里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溥仪被迫参加劳动改造。
后因
周恩来
将溥仪列为保护对象之一,并未遭到文革冲击。
12月23日,溥仪因患
尿毒症
,住进了北京人民医院。
1967年,溥仪因患尿毒症病倒。
周恩来
总理闻讯后指示将他安排到首都医院进行中西医会诊。在病情最危急时,周总理又指派
蒲辅周
去给他看病,并转达周总理对他的问候,后因医治无效,于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去世。溥仪的遗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规火化,骨灰安放在北京
八宝山革命公墓
。1995年,他的遗孀李淑贤将他的骨灰葬于北京西南120千米的河北省易县
华龙皇家陵园
,溥仪墓在
清西陵
附近。
丁巳复辟时北京街头挂起龙旗
民国六年(1917年)5月,张勋以调解“
府院之争
”为名,带3000
辫子军
入京。6月30夜,张勋等潜入故宫,与
陈宝琛
等会议,将复辟事告知前清宗室。7月1日凌晨,张勋率康有为、王士珍等50余人进入宫中。
[93
]
溥仪将当天改为宣统九年。溥仪连发九道上谕封官授爵: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七位内阁议政大臣,他们是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授各部尚书: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张镇芳为度支部尚书、王士珍为参谋部大臣、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授赵尔巽等为顾问大臣;授原各省督军为总督、巡抚;授张勋兼
直隶总督
、
北洋大臣
,仍留北京;
冯国璋
为
两江总督
、
南洋大臣
等。7月2日,授瞿鸿等为大学士,补授
沈曾植
为学部尚书、萨镇冰为海军部尚书、
劳乃宣
为法部尚书、
李盛铎
为农工商部尚书、
詹天佑
为邮传部尚书、贡桑诺尔布为理藩部尚书。
[94
]
要求全国“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当天,北京街上出现大门挂龙旗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