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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深度报道的灵魂。深度报道所关注的,应是有强烈时代性的、大众普遍关注的、暂未完美解决的社会热点问题;通过调查现实问题、寻求事件真相、解释问题本质来唤起舆论的关注,并吸引相关部门介入,从而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文字通讯和深度报道类一等奖《青海“隐形首富”:祁连山非法采煤获利百亿至今未停》(以下简称《青海》)令人印象深刻。这篇刊发于2020年8月4日经济参考报第四版的深度报道,出自该报首席记者王文志之手。作品以近4000字的篇幅,深刻揭露了“隐形富豪”马少伟在祁连山南麓持续14年掠夺式盗采煤炭资源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这篇报道与作者拍摄的《聚乎更矿区一井田煤矿非法开采后伤痕累累的山体》《聚乎更矿区一井田煤矿非法开采现场》两幅新闻照片一同刊出,让受众难以置信又不得不信,触目惊心之感伴随阅读始终。

在本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青海》是为数不多的批评性报道。值得一提的是,在小组评议和大会评选过程中,评委对于这篇报道高度认同,认为这是一篇敢于直面现实问题、勇于承担监督职能的不可多得的精品力作。作品刊发和多次传播后,引起舆论热潮,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对此作出重要批示。随后,青海祁连山木里矿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迅速开展,商人马少伟和青海省多名官员先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用户阅读习惯的逐步改变,以文字为主要内容、以纸媒为主要载体的深度报道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一度陷入了困境。然而,《青海》能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和舆论关注,足以证明深度报道本身依然蕴藏着巨大能量,保留着独特魅力。

问题意识

我国新闻学界普遍认为,深度报道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新闻奖的前身——全国好新闻的评选,于1986年设立了“深度报道”奖项。1987年,中国青年报刊发的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三篇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被称为深度报道的经典“三色”,这一年也常被称为“深度报道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央视开辟《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电视深度报道栏目,南方周末等报刊则专注于报纸调查报道。虽然二者代表不同的舆论监督方式,但其监督对象都是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进入21世纪后,深度报道又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走向新媒体,从单纯的文字媒介形态发展为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介形态,发挥着舆论监督的作用。尽管深度报道的载体和形式在不断变化,但“问题意识”始终是深度报道的核心内容之一。可以说,“问题”是深度报道的灵魂,深度报道所关注的“问题”应是有强烈时代性的、大众普遍关注的、暂未完美解决的社会热点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政治、经济、生态等各层面的社会问题也相继显露,如贪污腐败、权力滥用、环境污染等。打好污染防治硬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就生态保护和反腐败斗争作出重要指示。由此可以看出,《青海》一文紧跟时代步伐,体现中央精神,具有鲜明、强烈的问题意识。

文章导语部分便引人入胜,阐明了祁连山生态保护的历史情况和现实状况。即便尚未直接提出问题,但已经留住了读者的目光,让受众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被中央通报后,木里煤田聚乎更矿区的非法开采一直没有根绝,祁连山的生态环境还继续面临破坏?这一系列问题背后的原因有哪些?这样的疑问会引发受众的好奇心,吸引受众读下去。

思想深度

应该说,深度报道之“深”表现在作品的思想深度上。优秀的深度报道往往具有深刻的思想,其思想可以穿透表象而直抵本质。这就要求记者需要通过独立思考,揭开事件的迷雾,还原事件的真相,阐述问题的本质。“报道不是一个各方观点的简单罗列,实际上是有价值判断的,当然也有一些新闻事件一时扑朔迷离,就像一个罗生门,这时需要的只是尽可能客观呈现。当采访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支持你的判断时,就需要对采访的东西进行剪裁,把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部分提炼出来。”“最困难的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说出全部真相。全部有两层含义,一是整体,对问题全局的把握;二是深刻,进入本质,不流于表面,从真相到全部真相需要付出极大努力和极高代价。”①从新闻事件的选择到对现实问题的批判,《青海》体现了深度报道作品深邃的思想性。

记者从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等自然问题的“表象”出发,通过一系列典型事实和关键数据揭露了马少伟等人“顶风作案”,非法开采煤炭资源获利百亿元,笔锋最终直接指向造成资源流失、生态破坏等恶劣现象的人为“本质”,即权力腐败和监管失位,发人深省。

采写过程

深度报道之“深”还表现为采写过程的深入。有关《青海》的采写过程,中国记协网介绍道:记者多次只身深入海拔4200米的祁连山南麓腹地青海木里矿区内部,克服高原缺氧、人迹罕至、环境凶险等困难和风险,采写完成了此篇揭露式重磅报道。

王文志曾详细地谈起《青海》一文采访过程遇到的困难。采写深度报道的记者只有获得关键的调查证据,找到可以反映事件的典型客观事实,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强化报道立论,使深度报道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为此,王文志深入兴青公司内部,搜集到了该公司非法采煤的详细数据材料。“最后,我拿到了想要的证据:从2014年到2020年,每个月的采煤量,拉了多少车,甚至每个司机的电话号码、身份证复印件我都有,就为了做扎实。三年间,我去了4次矿区,总共待了两个多月,大部分时间是为了拿证据。”②可见,对于采写深度报道的记者而言,收集材料的过程非常关键。相比一般性的新闻报道,深度报道要求记者进行更全面、更深入、更充分的采访工作。

在深度报道的采访过程中,记者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调整采访思路,既重视在事发现场的采访,也要重视在现场之外的采访。具体来说,即全面地把握新闻事件的成因、现状、本质和细节等。在此过程中,特别能够显示出深度的,是追根溯源,不断探寻造成特定结果的深层次原因,从而满足受众不仅希望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想知道此事为什么发生的新闻需求。③关于《青海》采访过程中的具体突破,王文志曾经设想了多种方案,在尝试接触矿区保安未果后,他将采访重心转向了运煤车的司机。显然,对于矿业公司而言,司机是最了解该公司生产能力的角色之一。通过对司机人脉和需求的分析,王文志又接触到和司机生活直接相关的修车师傅、餐厅老板娘等人,并同这些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通过建立虚拟身份,以购买焦炭、投放卡车等名义进一步和兴青公司的职工接触,王文志深入、周全而细致地完成了采访,逐步勾勒出这家企业长期进行非法采煤活动的景象。

除了要克服采写过程的艰辛外,还要应对监督对象的威逼利诱。“首先是要证据扎实,其次是牢记底线,不要被人抓着小毛病。采访中,也有人许诺给什么好处,但我从来不理会,可能是我对物质的追求没那么强烈吧。”④记者耗费数年时间进行扎实、深入的采写,充分诠释了一名新闻记者的职业准则、道德操守和理想信念。

写作逻辑

综观《青海》全文,作者写作逻辑清晰严密,证据充分扎实,无可辩驳。

首先,所报道新闻事件的历史背景材料简洁、充分。篇幅虽短,却清楚地交代了新闻事件的背景。

其次,全文共有4个小标题:“‘开膛破肚’式采挖触目惊心”“14年非法开采获利超百亿”“两轮中央环保督察期间仍不收手”“‘破坏性’开采暗藏巨大生态‘黑洞’”。4个小标题所引领的4个部分,既从各个角度阐发文章主题、陈述重要事实,提供了深度报道宏观的“情景化环境”;又按照递进的逻辑结构安排不同素材、展示关键数据,不断回应并深化全文的中心思想。

再次,首尾呼应强化了文章论点。导语部分提到“大规模、破坏性的煤矿露天非法开采,正给这片原生态的高寒草原湿地增加新的巨大创伤,黄河上游源头、青海湖和祁连山水源涵养地局部生态面临破坏。”结尾部分则引用权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福的言论,指出这样的非法煤炭盗采行为“不仅破坏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而且使优质焦煤、可燃冰等不可再生资源遭受毁灭性破坏,有关部门必须予以彻查。”

最后,作者使用了大量数据材料,充分发挥了数据的表现力和说服力。例如描述巨型凹陷采煤场的情况:“自东南向西北方向蜿蜒5公里,形成一条宽约1公里、深达300米到500米的沟壑,犹如在高原湿地上劈出的一道巨大伤口”;反映开采过程的破坏性:“优质煤炭资源在兴青公司挑肥拣瘦的开采过程中,被白白扔掉80%。聚乎更一井田5号井储煤1.55亿吨,兴青公司采掘最深处已达500米,采掘范围已过多半,超过6000万吨煤炭资源被兴青公司白白扔掉,相当于年产300万吨大型矿井的20年产煤量,估值高达360亿元左右”……

深度报道通过调查现实问题、寻求事情真相、解释问题本质来唤起舆论的关注,并吸引监管部门介入,从而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只有突出的问题意识、深刻的思想深度、深入的采写过程、周密的写作逻辑,报道才能反映历史、批判现实、揭示未来,履行媒体责任,守望时代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新闻摄影七十年”[项目编号:19AXW004]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甘险峰系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评委,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靳睿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张垒:《今天,我们如何坚守深度报道?——来自第五届全国深度报道研讨会的观点与方法》,《中国记者》2014年第7期。

②④刘万永:《我的初心就是做一名好记者——访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青年记者》2021年第7期。

③丁柏铨:《深度报道:概念辨析及深度探源》,《新闻记者》2014年第10期。

“问题”是深度报道的灵魂。深度报道所关注的,应是有强烈时代性的、大众普遍关注的、暂未完美解决的社会热点问题;通过调查现实问题、寻求事件真相、解释问题本质来唤起舆论的关注,并吸引相关部门介入,从而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文字通讯和深度报道类一等奖《青海“隐形首富”:祁连山非法采煤获利百亿至今未停》(以下简称《青海》)令人印象深刻。这篇刊发于2020年8月4日经济参考报第四版的深度报道,出自该报首席记者王文志之手。作品以近4000字的篇幅,深刻揭露了“隐形富豪”马少伟在祁连山南麓持续14年掠夺式盗采煤炭资源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这篇报道与作者拍摄的《聚乎更矿区一井田煤矿非法开采后伤痕累累的山体》《聚乎更矿区一井田煤矿非法开采现场》两幅新闻照片一同刊出,让受众难以置信又不得不信,触目惊心之感伴随阅读始终。

在本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青海》是为数不多的批评性报道。值得一提的是,在小组评议和大会评选过程中,评委对于这篇报道高度认同,认为这是一篇敢于直面现实问题、勇于承担监督职能的不可多得的精品力作。作品刊发和多次传播后,引起舆论热潮,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对此作出重要批示。随后,青海祁连山木里矿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迅速开展,商人马少伟和青海省多名官员先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用户阅读习惯的逐步改变,以文字为主要内容、以纸媒为主要载体的深度报道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一度陷入了困境。然而,《青海》能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和舆论关注,足以证明深度报道本身依然蕴藏着巨大能量,保留着独特魅力。

问题意识

我国新闻学界普遍认为,深度报道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新闻奖的前身——全国好新闻的评选,于1986年设立了“深度报道”奖项。1987年,中国青年报刊发的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三篇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被称为深度报道的经典“三色”,这一年也常被称为“深度报道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央视开辟《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电视深度报道栏目,南方周末等报刊则专注于报纸调查报道。虽然二者代表不同的舆论监督方式,但其监督对象都是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进入21世纪后,深度报道又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走向新媒体,从单纯的文字媒介形态发展为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介形态,发挥着舆论监督的作用。尽管深度报道的载体和形式在不断变化,但“问题意识”始终是深度报道的核心内容之一。可以说,“问题”是深度报道的灵魂,深度报道所关注的“问题”应是有强烈时代性的、大众普遍关注的、暂未完美解决的社会热点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政治、经济、生态等各层面的社会问题也相继显露,如贪污腐败、权力滥用、环境污染等。打好污染防治硬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就生态保护和反腐败斗争作出重要指示。由此可以看出,《青海》一文紧跟时代步伐,体现中央精神,具有鲜明、强烈的问题意识。

文章导语部分便引人入胜,阐明了祁连山生态保护的历史情况和现实状况。即便尚未直接提出问题,但已经留住了读者的目光,让受众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被中央通报后,木里煤田聚乎更矿区的非法开采一直没有根绝,祁连山的生态环境还继续面临破坏?这一系列问题背后的原因有哪些?这样的疑问会引发受众的好奇心,吸引受众读下去。

思想深度

应该说,深度报道之“深”表现在作品的思想深度上。优秀的深度报道往往具有深刻的思想,其思想可以穿透表象而直抵本质。这就要求记者需要通过独立思考,揭开事件的迷雾,还原事件的真相,阐述问题的本质。“报道不是一个各方观点的简单罗列,实际上是有价值判断的,当然也有一些新闻事件一时扑朔迷离,就像一个罗生门,这时需要的只是尽可能客观呈现。当采访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支持你的判断时,就需要对采访的东西进行剪裁,把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部分提炼出来。”“最困难的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说出全部真相。全部有两层含义,一是整体,对问题全局的把握;二是深刻,进入本质,不流于表面,从真相到全部真相需要付出极大努力和极高代价。”①从新闻事件的选择到对现实问题的批判,《青海》体现了深度报道作品深邃的思想性。

记者从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等自然问题的“表象”出发,通过一系列典型事实和关键数据揭露了马少伟等人“顶风作案”,非法开采煤炭资源获利百亿元,笔锋最终直接指向造成资源流失、生态破坏等恶劣现象的人为“本质”,即权力腐败和监管失位,发人深省。

采写过程

深度报道之“深”还表现为采写过程的深入。有关《青海》的采写过程,中国记协网介绍道:记者多次只身深入海拔4200米的祁连山南麓腹地青海木里矿区内部,克服高原缺氧、人迹罕至、环境凶险等困难和风险,采写完成了此篇揭露式重磅报道。

王文志曾详细地谈起《青海》一文采访过程遇到的困难。采写深度报道的记者只有获得关键的调查证据,找到可以反映事件的典型客观事实,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强化报道立论,使深度报道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为此,王文志深入兴青公司内部,搜集到了该公司非法采煤的详细数据材料。“最后,我拿到了想要的证据:从2014年到2020年,每个月的采煤量,拉了多少车,甚至每个司机的电话号码、身份证复印件我都有,就为了做扎实。三年间,我去了4次矿区,总共待了两个多月,大部分时间是为了拿证据。”②可见,对于采写深度报道的记者而言,收集材料的过程非常关键。相比一般性的新闻报道,深度报道要求记者进行更全面、更深入、更充分的采访工作。

在深度报道的采访过程中,记者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调整采访思路,既重视在事发现场的采访,也要重视在现场之外的采访。具体来说,即全面地把握新闻事件的成因、现状、本质和细节等。在此过程中,特别能够显示出深度的,是追根溯源,不断探寻造成特定结果的深层次原因,从而满足受众不仅希望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想知道此事为什么发生的新闻需求。③关于《青海》采访过程中的具体突破,王文志曾经设想了多种方案,在尝试接触矿区保安未果后,他将采访重心转向了运煤车的司机。显然,对于矿业公司而言,司机是最了解该公司生产能力的角色之一。通过对司机人脉和需求的分析,王文志又接触到和司机生活直接相关的修车师傅、餐厅老板娘等人,并同这些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通过建立虚拟身份,以购买焦炭、投放卡车等名义进一步和兴青公司的职工接触,王文志深入、周全而细致地完成了采访,逐步勾勒出这家企业长期进行非法采煤活动的景象。

除了要克服采写过程的艰辛外,还要应对监督对象的威逼利诱。“首先是要证据扎实,其次是牢记底线,不要被人抓着小毛病。采访中,也有人许诺给什么好处,但我从来不理会,可能是我对物质的追求没那么强烈吧。”④记者耗费数年时间进行扎实、深入的采写,充分诠释了一名新闻记者的职业准则、道德操守和理想信念。

写作逻辑

综观《青海》全文,作者写作逻辑清晰严密,证据充分扎实,无可辩驳。

首先,所报道新闻事件的历史背景材料简洁、充分。篇幅虽短,却清楚地交代了新闻事件的背景。

其次,全文共有4个小标题:“‘开膛破肚’式采挖触目惊心”“14年非法开采获利超百亿”“两轮中央环保督察期间仍不收手”“‘破坏性’开采暗藏巨大生态‘黑洞’”。4个小标题所引领的4个部分,既从各个角度阐发文章主题、陈述重要事实,提供了深度报道宏观的“情景化环境”;又按照递进的逻辑结构安排不同素材、展示关键数据,不断回应并深化全文的中心思想。

再次,首尾呼应强化了文章论点。导语部分提到“大规模、破坏性的煤矿露天非法开采,正给这片原生态的高寒草原湿地增加新的巨大创伤,黄河上游源头、青海湖和祁连山水源涵养地局部生态面临破坏。”结尾部分则引用权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福的言论,指出这样的非法煤炭盗采行为“不仅破坏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而且使优质焦煤、可燃冰等不可再生资源遭受毁灭性破坏,有关部门必须予以彻查。”

最后,作者使用了大量数据材料,充分发挥了数据的表现力和说服力。例如描述巨型凹陷采煤场的情况:“自东南向西北方向蜿蜒5公里,形成一条宽约1公里、深达300米到500米的沟壑,犹如在高原湿地上劈出的一道巨大伤口”;反映开采过程的破坏性:“优质煤炭资源在兴青公司挑肥拣瘦的开采过程中,被白白扔掉80%。聚乎更一井田5号井储煤1.55亿吨,兴青公司采掘最深处已达500米,采掘范围已过多半,超过6000万吨煤炭资源被兴青公司白白扔掉,相当于年产300万吨大型矿井的20年产煤量,估值高达360亿元左右”……

深度报道通过调查现实问题、寻求事情真相、解释问题本质来唤起舆论的关注,并吸引监管部门介入,从而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只有突出的问题意识、深刻的思想深度、深入的采写过程、周密的写作逻辑,报道才能反映历史、批判现实、揭示未来,履行媒体责任,守望时代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新闻摄影七十年”[项目编号:19AXW004]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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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艳珍

注释:

①张垒:《今天,我们如何坚守深度报道?——来自第五届全国深度报道研讨会的观点与方法》,《中国记者》2014年第7期。

②④刘万永:《我的初心就是做一名好记者——访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青年记者》2021年第7期。

③丁柏铨:《深度报道:概念辨析及深度探源》,《新闻记者》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