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以后，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多政权分立的格局。为什么这一格局最终为新的、更大范围、更巩固的统一所取代？对于这一时期各地政权形成、发展及其内蕴的统一因素的分析，将有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历史地看，虽然北宋、辽、金、南宋等政权一统中国的努力屡经失败，但统一愿望却没有因挫折而销蚀，反而因各区域政权势力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迫切。原处于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在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中努力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努力寻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改革，从而形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内在驱动力。边疆社会发展与中原地区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趋于平衡，而新的统一的条件则在不断缩小差距的过程中越来越成熟，最终实现新的更高层次的统一。
在中华民族从统一到分裂再到更巩固、范围更广泛的统一的历程中，一些少数民族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其贡献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整合并进一步扩大了祖国边疆多民族的生活区域。历史上，汉唐时期对于边疆地区大多施行相对松散的羁縻制度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边疆的许多地区与中央王朝的行政联系并不是很紧密。但是，宋辽金西夏时期，经过少数民族政权的经营，这种间接统治、联系松散的情况得到了极大改观，为更巩固、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极重要的基础。可以想见，如此长的时间，在如此广袤区域的开发，以及对如此之多的各民族的整合，对于元、明、清王朝形成更大规模的统一，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积极作用。古代中国广袤的北疆和东北之疆，自“辽、金崛起，遂为内地”，实非虚说。
第二，发展和完善了“因俗而治，得其宜矣”的民族政策和管理制度。随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区域扩大，其域内各族居民也越来越多，其中有的经营农业，有的过着游牧或渔猎生活。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口“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北方的契丹人等则普遍过着“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生活。 针对这种情况， 一些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实行“因俗而治，得其宜矣”的统治政策及相应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兼顾了不同社会发展程度和不同习俗，虽然有统治者利其统治的考虑，但是客观上起到较好地协调民族关系、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北方地区统一的积极作用。这种“因俗而治”的政策，给予后代王朝极大的启示，直接影响到后来的金、元乃至明清的民族政策和制度建设，为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所承袭和完善。
第三，促进了民族融合。一部宋、辽、金、西夏的历史，既是不同政权争夺正统的历史，也是各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就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而言，按照清代史学家赵翼的研究，其“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至于后来元朝所谓的“汉人”其实并不单独指原金朝境内的汉族人口，实际上还包括了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等。这就是说，金朝把原辽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视为汉人，元朝把原金朝统治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等统称为汉人。由此可见，宋、辽、金、西夏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以来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不少北方少数民族或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或逐渐融入了中原。
第四，促进了北方经济大开发，北方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南北经济发展趋向平衡，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辽、西夏、金以前，北方草原与中原农业区域存在较大差异。随着辽、西夏、金政权辖区内各族人民的共同开发，两大经济区域的差异日益缩小。如，辽政权初立之时，长城以外，向北去，“封域虽长编户少，隔山不见两三家”，人烟稀少。向东北方，同样是人少州县稀，“所谓州者，当契丹全盛时，但土城数十里，居民百家及官舍三数椽，不及中朝一小镇，强名为州”。但是到了辽中后期及金以后，这里开始呈现“城郭相望，田野益辟”的繁荣景象，而辽中京地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更是农牧结合、农田与牧地交错，“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车往复还”，一派兴旺繁忙；东北的辽海地区，至金朝中期，也出现了“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的景象；至于西北地区，也因辽实行“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的屯田措施，至辽道宗即位时，已是丰收“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斗米数钱”了。此外，随着辽、金等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城镇文明也进入草原。辽、金政权建立以前，在北方草原上，有规模的城郭很少见。而辽朝建立后，随着政治、军事中心的形成，一些聚落逐渐发展为大大小小的城镇，其中辽皇都上京（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依汉制”，幅员二十里，分南北两城，北城是皇城，南城是汉城。汉城“南有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是辽朝重要的商业区。此后，辽朝“择良工于幽蓟”，在草原修建了陪都中京城，“幅员三十里……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此后，辽朝又在长城以南设立了马城、辽城等，进一步促进了长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
总之，当北宋和南宋政权迫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压力极力向南开拓的同时，广袤的北方在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努力经营下，也迅速发展了起来。后来，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之所以北移于幽燕地区，建都北京，而不是选择长安、洛阳、汴梁等古老的都城，应该说是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及其统治下的各族人民筚路蓝缕的开发经营分不开的。经过这一时期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北方与南方政治、经济发展的天平开始逐渐趋于平衡，而这也为日后更高层次、更为巩固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基础。
因此，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隋、唐王朝统一格局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伴随着唐王朝统治的崩溃，与中央朝廷行政联系相对脆弱的羁縻州府制度恰好构成了一些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组织基础。这些包括多民族的地方性政权与结束了五代分裂局面、控制了中原地区的两宋政权相互对峙，构成了“境分多国”“义若一家”的政治格局。
这些因唐王朝的崩溃而摆脱中央政权羁縻的边疆政权，并没有继续走向完全的分离，而是在建立政权不久，便立即将势力拓展的方向转向中原，努力寻求以自身政权为主体的、包含着多民族的“大一统”。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原政权与北方政权的对峙，不是相互寻求分离的对峙，而是追求将他者置于自身政治统治之下，以自身政权为核心的新统一。这也就决定了各地方性政权的政治、军事活动，蕴藏着不断向中原核心地区发展、不断追求统一的政治诉求。这些地方性政权彼此之间政治、文化上的历史渊源与联系，以及因这些历史渊源而形成的相互认同，也就成为了后来更大规模、更加巩固的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必然依据和条件。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