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秦始皇

“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此为强国之道，而国之衰败的道理，亦自在其中，三国蜀汉为何灭亡？人才凋零，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即指此。

225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七雄纷争，你死我活。在这中原逐鹿之际，年轻气盛的秦王嬴政却突然下了一道“逐客令”，要将从山东各国前来秦出力献计的客卿全部解职，驱逐出境。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载： “十年（公元前237年）冬，十月，文信侯（吕不韦）免相，出就国。宗室大臣议曰：‘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 耳 ，请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

因为嫪毐谋反之事，牵扯到了被嬴政尊称“仲父”、时任丞相、封文信侯的吕不韦，虽然他被免相，贬去封地，但高傲的王族和自私狭隘的秦地大臣们竟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凡来秦国的外国人，无不为为了离间君臣、削弱秦国。为免后患，建议全部驱逐出境。

嬴政因母亲蓄嫪毐为“面首”，深陷桃色丑闻，派去抓捕的官兵遭到嫪毐带领侍卫反抗，丞相又牵扯其中，这种意外带来的不安全感是让人后背发凉的，由此产生的愤怒也自然不是将吕不韦发配封地就能消失殆尽的，而作为最能信任的王族和本国大臣的建议，恰恰在嬴政疑心最重、火气最大的时候提出，自然一提即允。

那么，吕不韦牵扯其中，为何让嬴政如此敏感和光火呢？盖因吕不韦是秦国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外籍权臣。

秦昭襄王的时候，秦国和赵国为修好而互派宗室子弟做人质，秦国派了太子安国君的庶子异人（子楚）去赵国，处境既尴尬又艰难。

就在异人愁眉不展、郁郁寡欢之际，恰好被时在邯郸的卫国巨商吕不韦看到，认为“奇货可居”，便主动结交，好酒好肉，热情款待。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吕不韦，为什么没事找事去持异人这个“垃圾股”呢？普通的商人在商言商，成功的商人在商言人，只有人，才是谋深虑远、一本万利的买卖。

而这个买卖吕不韦也确实大赚特赚。异人在国内不受人喜欢，在国外不受人待见，就这么个人见人厌的“垃圾股”，吕不韦通过金钱开路，让安国君的正妻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嗣子，使异人成为了安国君的法定继承人，最终扶助异人继位成了秦王。

吕不韦的长线投资还不远止这点手段。他在邯郸物色了一个绝代佳人赵姬，自己使赵姬怀孕之后，以色诱异人，让他们结为夫妻，并生下一个儿子，让异人承诺将来继位后，立这个儿子为太子。十余年后，这个儿子果然变继位的异人立为太子，并继承了王位的儿子，他就是嬴政。

嬴政从小在母亲和那些大臣的安排之下，“以齐桓礼管仲礼之”，称吕不韦为“仲父”。

吕不韦与赵姬

可以说，从不谙世事的儿童时代开始，嬴政便成长在吕不韦的管教之下，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这种又敬又畏、又怕又恨的感觉，伴随着嬴政渐长晓事而愈来愈强烈。加上，吕不韦以一卫国人氏，异地为官，在他人的国土上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抱负，其最初的动机不由得不让人心生疑窦。对于嬴政来说，这一五味杂陈的感受在心底的不断累积，最终在嫪毐案中一触即爆，呈井喷式发作。

于是“大索”，“一切逐之”。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列于被驱逐者名单之中的客卿李斯，在接到“逐客令”、将行未行之际，便向秦王嬴政上了那篇后来闻名天下的雄文：《谏逐客书》。

那么，按这里所交待的，嬴政颁布“逐客令”，直接导火索乃是吕不韦的籍贯问题，或者说吕不韦的动机问题，总之是吕不韦的问题。

司马光的这个说法，时间依据其实是采自司马迁《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大索，逐客。”

但同在《史记》中，关于嬴政怒而逐客的原因，司马迁还记载在了另一个历史事件中。

《史记·河渠书》载：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

韩国河工郑国

韩国是天下西进东出的重要门户，秦国一旦有觊觎山东之心、吞并天下之意，东出函谷关，第一个要被灭亡的对象必然是韩国。深知这种危险的韩国人为消除隐患，想出了一个绝妙之策，派出治水河工郑国西至秦国，游说嬴政，建议开凿一条西引泾水东注洛水的渠道，以利秦国百姓，以富关中平原。

但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韩国人“游间”的目的却是： 让开渠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来拖住秦国，磨损秦国，从而延缓或阻止秦国东进的步伐。

《史记·李斯列传》载：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

李斯作为被逐一员，因此批鳞直谏，上了那篇《谏逐客书》。

后来成为丞相此时为客卿的李斯

这里，嬴政颁布“逐客令”的直接导火索的原因，转而成了郑国和他的郑国渠，或者说是郑国修渠的动机问题。而且，司马迁将吕不韦和郑国二因一齐收录于《史记》一书中，却并未说明哪一个更可靠，更可信，让人颇有些茫然。不过，仔细琢磨一下，便能释然。

我们知道，司马迁写《史记》搜集原始材料有很多种途径，但最直接的有两种：一是游历天下，直接到史事发生地或传主生活处调查走访，二是查阅史料和档案。

所以，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得来的资料，对同一事件的发生原因有不同说法，也是十分自然的，嬴政下“逐客令”的起因，两种说法皆有理有据，司马迁便并存于书中，也不论证，由读者自行辨别，亦在情理之中，可作存疑，并非自相矛盾。

如果以《李斯列传》和《河渠书》为据，因郑国渠始建于秦王政元年，即前246年，则“逐客令”下于秦王政元年，或者稍后，也即嬴政继位之初，年约十三四岁的样子；

倘以《史记·秦始皇本纪》为据，则事发于秦王政十年，即前237年。

窃以为，嬴政下“逐客令”应该在前237年，嬴政亲政之后十年。

一则，从情势上说，越是震怒之下，越易发这种与发展大计相违背的“逐客令”，嬴政在郑国身上能够激发的怒气和吕不韦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郑国在真真切切踏踏实实为秦国谋福祉，而吕不韦却引发了可能给秦国带来分崩离析严重后果的祸端；

二则，从史料上看，《李斯列传》与《河渠书》所载有矛盾处。《李斯列传》说郑国修渠过程中事情败露，秦王遂下“逐客令”，后因李斯上书劝谏而取消。《河渠书》却在郑国自辩后释然，命他继续修渠，自无再下“逐客令”的必要；

三则，《谏逐客书》对郑国和修渠一事片语未涉。倘若下令的原因是郑国或者修渠，李斯在如此严密的雄文中，不可能不对郑国或修渠事进行辩驳。

如果说“逐客令”是一把牢固的锁，那么打开这把锁大约存在两把钥匙，一把是李斯的《谏逐客书》；还有一把是嬴政的理想和胸怀。

让一个王者来改变政令、出尔反尔，其软化他的文章就非同一般了。

同时，单靠李斯一篇文章，显然还是不够的，其转变的基础，必须嬴政从内心认可，也就是说，嬴政真正意识到了此令违背了自己的内心，而这一点拨之功，才是李斯上书真正的价值和作用所在。

不得不说，嬴政是一个真正有理想抱负的君主，是一个真正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的理想逼迫他改变政令。当嬴政真正意识到这个“逐客令”与自己东征六国、统一天下的理想相冲突时，便立刻取消了这一政令。

“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任用李斯，无论为客卿、廷尉，抑或后来位极人臣的丞相，嬴政所用的仍是李斯的卓越才华，服务的仍是嬴政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也正因为此，嬴政最终统一了天下，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