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只卖崽青蛙在上海被城管追逐“落网”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大量关注。
5月12日，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徐志虎在电视节目中回应称，该卖崽青蛙实际上是在擅自兜售物品，显然不符合《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但徐志虎也表示，对于卖崽青蛙这样的情况执法人员一般还是会采取柔性执法的形式。
（卖崽青蛙上海“落网”）/视频截图
该回应随后引发了更大的争论，许多网友认为卖崽青蛙不应该受到处罚，城市应当对于地摊商贩多一些包容。
在卖崽青蛙事件中，民众的情绪是真实的，执法者的两难困境也是客观存在的。
卖崽青蛙的“落网”，似乎是对地摊经济生存处境的残酷隐喻。
比起单纯输出情绪，我们显然应该思考那些更为重要的问题。
“落网”的青蛙与两难的执法
城管赶人并不是什么稀奇新闻，但“城管追着青蛙跑”这般难得一见的后现代场面则让这一事件在互联网上有了破圈的可能。
无需任何解说，一段几秒长的视频便能让网友脑补出一个最为荒诞的故事，而新闻标题中的“落网”表述无疑加剧了这个故事的悲情感。
（各地“落网”的卖崽青蛙）
事实上，青蛙人偶早在去年就以其呆萌可爱的形象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流行起来。最初穿着青蛙人偶服上街的主要是年轻人，但由于其招徕顾客的效果很好，各年龄层次的商贩都开始穿起青蛙人偶服，以10元至20元不等的价格兜售绿色的小体型青蛙气球。
这类卖货青蛙因此也被称为“卖崽青蛙”。
（街头的卖崽青蛙/抖音截图）
呆萌的青蛙与赶人的城管，这一对主角之间似乎生来就带有非凡的戏剧张力。
青蛙可怜的形象天然就容易引起人的同情，当青蛙人偶服包裹的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流动商贩后，网友对青蛙普遍怀有同情就不是一件让人感到费解的事。
（卖崽青蛙有许多由老人扮演/知乎）
更何况，新闻媒体还将“落网”这类形容重罪犯的字眼加诸于青蛙身上，更是加重了网友的不满：
流动商贩沿街兜售货物，怎么就不符合大城市的规定了？
（知乎网友的回答）
但我们若是从市政执法人员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却会发现卖崽青蛙被驱赶一事虽然显得不近人情，但类似的事件在过去几乎随时都在发生，实在谈不上有多新鲜。
正如徐志虎局长所解释的那样，上海市的市容环境卫生条例规定商家必须拥有合法证照，并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进行经营。
像卖崽青蛙这样的流商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随意地兜售商品，因为他们可能会影响市容市貌，并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
（徐志虎局长的回应）
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
城管执法人员有充足的理由来严控流动商贩的经营活动。
一方面，从影响市容市貌的角度来看，市民举报扰民当然是执法人员出动的根本原因，但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的干净、整洁也是地方政府创建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出于以上原因，严控流动商贩在城管部门改善市容市貌工作中的优先级一直很高。
（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区）名单节选）
另一方面，
从扰乱市场秩序来看，行商与坐贾构成了直接的经济竞争关系，无证经营的流动商贩由于不用像实体店主那样支付高额的地租，因而在竞争中具备很强的成本优势。
所以尽管流商的市场地位弱势、没有合法身份，但又始终大量存在。在土地财政的主导逻辑下，城市管理者自然希望能维持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故而鼓励流商转变为缴纳地租的坐贾。更何况，无证流动商贩的卫生和商品质量的确广受诟病。
（知乎网友对地摊经济的评价）
因此，类似卖崽青蛙的流动商贩并不受到现行市场制度的认可，徐志虎局长所说的“青蛙擅自兜售”其实是在说“青蛙无证经营”。
卖崽青蛙“落网”事件其实是大城市中地摊经营者与执法管理者产生矛盾冲突的一个缩影，一面是部分社会群体需要以出摊的形式维持基本的生活，一面是执法者出于市容市貌、居民投诉与市场秩序的考虑对其依法进行管理。
法和情的矛盾在社交媒体的渲染下变得尤其突出，网友的讨论又为其增添了更丰富的叙事色彩。
（微博网友投票结果）
事件发生后，胡锡进也在微博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称城市管理者和“卖崽青蛙”应该往中间各迈一步，底层商贩的生计应该得到更多照顾，而不是简单让他们纷纷“落网”。
各迈一步与柔性执法都是听上去十分美好的概念，但在具体的执行中，“柔性”如何实现却是长期困扰基层执法人员的难题。
现实中“枪口”抬高一寸的难度，远比A4雕花要高得多。
“枪口”抬高一寸的艺术
柔性执法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既不放任自由，也不一刀切式的禁止，这样的执法模式非常考验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
事实上，城市管理者对于地摊经济的态度，在过去的十余年里一直都处于这种“柔性”的动态平衡中。
2020年5月，中央文明办适应经济形势，在当年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一时间，地摊经济在全国四面开花，社交媒体开始批量制造“摆摊月入十万”的神话。
媒体报道，成都放开摆地摊后，两个月增加了10万就业。城管与流动商贩的关系，从未如此和谐过。
（2020年相关新闻）
地摊经济在长久沉寂后终于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平日里不为大城市所容的烟火气在那时切实地增加了一批就业岗位，为随后的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
时间来到2023年，在这个大力恢复经济的关键年份，保市容与保就业的矛盾再次成为了决定地摊经济命运的关键矛盾。
保市容与保就业，二者对于城市管理者都很重要，也都具备充分的理由。底层商贩与所有的经济参与者一样，最渴望的其实还是政策的稳定性。当保市容与保就业的矛盾轮流主导对地摊经济的讨论时，市场参与者反而会陷入更深的迷茫。
地摊经济需要的是良好的治理，既不是一刀切式的全面禁止，也不是放任自由的全面放开。柔性执法并不意味着退回到基层执法人员的人治，而是需要政府加大行政资源的投入，
积极探索对于公共空间的治理路径。
说到良好的治理，最近火遍互联网的淄博烧烤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一位知名的财经作家在总结淄博烧烤的成功经验时，称“淄博烧烤兑现了人们对于自由市场的平民式想象：物美价平的商品、畅快淋漓的消费体验、童叟无欺的市场环境、谦卑和气的小政府”。
（《淄博烧烤的隐喻》吴晓波）
前面三点经验是切实中肯的，但第四点经验则更像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曲解。
淄博烧烤之所以能火遍全国，靠的不是这位经济学家所总结的自由市场。与之相反，淄博烧烤的成功路径从头到尾都是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主导的。从前期的宣传，中期的准备，到后期的运营，每一个环节背后都是淄博政府的积极介入。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能从供应链上控制肉品价格、组织市民志愿者服务游客的城市会是由自由市场主导的。
淄博的经验证明，政府如果能实现良好的治理，是完全可以在各市场主体之间找到最大利益公约数的。
针对地摊经济的柔性执法，或许也应该遵循与淄博烧烤相似的经验。只要“卖崽青蛙”们不扰民、不危害交通、遵守基本公共道德，城市中就应该有他们的容身之处。
城市管理者应该制定更贴近现实状况的执法细则，允许流动商贩们在合适的时间与合适的区域进行经营活动，并对他们进行更好的管理。
尽管这样的做法可能又会引发新的问题，但
城市治理本来就是妥协的艺术。
知乎网友评价淄博烧烤的成功是“政通人和”的体现，政通与人和二者相互促进、互为因果。与之对比，城管追着青蛙跑这样的后现代景观则尽显矛盾与冲突。
（青蛙向警察敬礼/环球网视频截图）
“枪口”抬高一寸或许并不难，难的是让大城市应有的多元和善意能转变为稳定的制度，让城市的公共空间治理实现真正的“政通人和”。
毕竟，让每一个卖崽青蛙都能在大城市安身立命，本就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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