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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家

一提起大屠杀或种族灭绝,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影视剧里对于这一人类暴行的表现。无论是《辛德勒的名单》里触目惊心的一袭红衣,还是《钢琴家》中满地的遇难者和他们生前的行囊,亦或者是《卢旺达饭店》中在生死边缘奔逃的图西族人,种种或可怖、 或感人 的影像,都是人类真实历史的复刻与注解。

而对受害者的书写似乎也是艺术中永恒的主题,被屠戮者遭受的恐惧,幸存的心有余悸,人生道路的残酷逆转,无一不引起人对受害者的共情与对加害者的谴责。谴责之余,又不免想要知道,究竟是何种心理导致人类挥刀向自己的同类乃至邻居亲朋?人类又真的能从历史上的诸多次惨剧中吸取到什么教训?在理想国M译丛053,法国记者、作家让·哈茨菲尔德的《与屠刀为邻》一书中,就让我们听到了卢旺达大屠杀中的不同“声部”,不仅包含受害者的声音,还有加害者的声音。由于这些丰富而真实的叙事,对于这本书的阅读也因此变得如同身临其境一般,带领我们回到那场发生在比邻而居的熟人之间的大屠杀。

对一场大屠杀的沉浸式阅读

文 | 苏琦

大屠杀中的“多声部”

尽管出于政治正确人们难以将自己关于非洲的真实想法宣之于口,但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非洲还是化外之地。国家像儿童国度,军事政变马不停蹄,政府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战乱、饥荒和屠戮是常见剧目,似乎舞台上的主要演员就是独夫、杀手和难民,《黑鹰坠落》和《卢旺达大饭店》这类电影更是加深了人们的上述印象,还加之以这样的画外音:连美国这样强横的帝国面对这片大陆也束手无策铩羽而归。

在此心态下,人们似乎普遍缺乏细究非洲灾难的耐心甚至兴趣。饶是如此,发生在20多年前的卢旺达大屠杀,还是以其骇人的规模、手段的原始和持续的时长激起了人们掺杂着恐惧的好奇心:世间居然还能有如此非人的事件?

《卢旺达饭店

一旦好奇心勾起,常见的冷战终结导致既有地缘政治秩序坍塌、仓促推进的民主化导致威权垮台引发族群仇杀、国际社会或冷眼旁观、或勾心斗角、或好心帮倒忙的宏大叙事,以及哲学加人类学层面的非洲被现代世界抛弃、在现代化的赛局中屡屡出局、因此常有自我毁灭的冲动等中观解释,便显得平庸和苍白:在各种可解说的原因之外,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情境和动因,让那里的人们能够说服自己跨过区隔人兽的那条红线,踏上泯灭人性的不归路,从事如此大规模长时段的暴行?

《与屠刀为邻》将此前在宏观和中观视角中缺席的当事者的声音予以呈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去摆脱宏观视角的傲慢疏阔和远距观察的伪善鄙陋,通过沉浸式阅读去身临其境,从而更深刻地体认人性黑暗之深不可测,以及同样出人意料的人性的丰富及救赎的可能。

当前现代社会遭遇现代性的邪恶力量

在这场回忆之旅的开端,幸存者往往以困惑与不解来表达自己至今难息的愤懑之情。这样的描述也常见于犹太以及别的大屠杀的幸存者。事实上,对于受害者而言,没有哪一场大屠杀是可以被理解的。人们可以理解彼此间的矛盾、仇恨乃至杀意,但在战场外以大规模无区别的杀戮来宣泄恨意,总是超出正常人的想象和揣度。卢旺达大屠杀的尤为可怖之处,在于 这一发生在前现代农业社会的熟人屠杀,居然比现代社会还要更高效更无忌惮。

这无疑颠覆了人们习见的大屠杀与现代性的关联。而之所以强调现代性,除了凸显工业化大屠杀的技术维度外,更多还是想将锅甩给官僚科层制和现代社会工程,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这些现代性的扭曲导致的恶的远距化、除罪化和平庸化,在一个熟人社会里这样漠视人性的大屠杀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发生在卢旺达的熟人屠杀更加罪无可赦。悲天悯人的作者忍不住去拿卢旺达大屠杀和其他各种大屠杀比较,有意无意间凸显其更匪夷所思超乎常情的面相:人性的灭绝更完全、更绝对,狂欢节式的全民参与,放不下的屠刀,务必赶尽杀绝,宗教人士居然发挥带头作用,作为行凶者的胡图族中几乎没有任何女性流露出母性,等等。

《卢旺达饭店》

研究民主化、大众政治与种族清洗的学者迈克尔·曼在提及卢旺达案例时指出,无论胡图人还是图西人都不是内在的谋杀性民族。他们也不是因为落后或者单纯而被恶意领导人操纵,所以才具有谋杀性。 卢旺达与布隆迪是贫困但组织十分有效的国家,同时主要的施害人将他们自己视为现代化的化身。 胡图力量“伟大的大多数”和“大多数人的民主”的口号使人想起现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所以他们唤起了群众的支持。

迈克尔·曼或许高估了卢旺达的组织化也即现代化程度,同时低估了其前现代程度,但如果人们能把现代性的维度更多纳入到对卢旺达大屠杀的检视中,或许能够得到一幅更全面的解释性图景:一个前现代凝聚性社会组织崩塌的社会,面对现代性的邪恶力量,格外能生成杀戮的倍增效应。

我们有可能避免惨剧再次发生吗?

在卢旺达大屠杀中,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生成大屠杀的通用配方,仔细阅读行凶者的回忆便不难发现其中的共通要素:威权统治格局的突然混乱、日常秩序的崩塌、政党和民兵组织的层层动员、直抵人心的充满仇恨宣传的广播、对异己族群的物化 (以“害虫”称之) 、裹挟与攀比下的从众心理、外界尤其白人目光的缺席、集体作恶而不受罚的可能、通过突然的财富再分配摆脱日复一日劳作的诱惑等等。

潜藏于心的兽性一旦爆发,屠刀一旦挥起,一条不归路就此打开,直至被外力强行遏止。一般而言,被操纵与被放纵的大屠杀一旦达到阶段性目的,操纵者便会以恢复秩序为己任。然而忙于应对来自乌干达的图西族武装的操纵者的缺席,令胡图族暴民陷入了无头苍蝇般的重复性暴力,如一位刽子手事后坦言: 我们已经杀红了眼停不了手,如果不是图西族武装攻打过来,估计我们杀完图西族邻人后会互相残杀。

在恩特拉玛教堂避难的5千图西人被杀死于手榴弹、弯刀、步枪,或被活活烧死,教堂的墙壁上还有残留的血迹。

胡图族也为自己的暴行付出了惨重代价。面对一步步逼近的图西族武装,数百万胡图族集体逃亡,除了害怕报复外,更多也因为他们非人的杀戮已亲手毁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把自己从文明范式和人类网络中连根拔起,在历尽劫难之前再也难以找回安身立命之处。

后来图西族执政者考量种种现实,选择了一条民族和解之路,放胡图族流亡者归来,且在惩办了一批首恶之后默许赦免了大批平民凶手,因为如果认真以牙还牙,无异于另一场种族大屠杀。

这是个无奈的结局。在图西族幸存者看来,大屠杀发生后两个族群从未实现真正的和解,逃亡归来的胡图凶手们依然和他们比邻而居,也并没有深深的忏悔。更令他们耿耿于怀的是,普通战犯事过之后一般都会真心求得宽恕,而这些胡图杀手却好像从来不让自己被任何事情淹没。

至此,本书迎来了最令人动容的篇章,在那些深深的控诉和深沉的悼念之外,幸存者们舔舐伤口、疗伤自愈的努力让人肃然起敬。那些低徊心语中丧亲的切肤之痛,破灭的人生梦想,错失的职业机遇,特别让人共情,一下子拉近了他们和我们之间的距离: 他们并不是充满傲慢与偏见的人们眼中前现代的化外之民。

或许没有人能不怀着沉重的心情结束这场沉浸式阅读。但愿如此滔天血海能够真正炼化成解药,让人们从此加倍警惕任何形式的仇恨教育,及时化解社会和族群矛盾,避免日常秩序的坍塌及其毁灭性后果。至于这是否能真正避免惨剧再次发生,答案依然在风中飘摇。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