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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雷|生活就是“从来如此”吗?“作茧自缚”的我们从未在凛冬见过一片雪花

2022-06-20 18:47
北京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1936年生,现为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讲席教授,创立并主持耶鲁农政研究中心。斯科特于1992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97年至1998年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2020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将最高荣誉“阿尔伯特·赫希曼奖”授予斯科特,以表彰他“广博而卓越的跨学科研究”。其主要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支配与抵抗艺术》《国家的视角》《逃避统治的艺术》均有中译本,读者众多。

“雅理译丛”系列近期推出了斯科特的最新力作——《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译者田雷教授所写的“译后记”,以飨读者。

《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译后记

文|田雷

本文原刊于“雅理读书”(ID:yalipub)

田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雅理”出版策划与主理人。

翻译本书,对我来说属于一场忍不住的冒险。作为一位宪法学者,我所属的“学科”惯常研究的是加了书名号的《宪法》,这种把政治规范写在一部成文法典中的政治技艺,一般认为起始于美国在公元18世纪末的那次合众建国,以此为准据,凡是超出这个时空范围的人类政治史,都属于宪法学的史前史。就此而言,本书所聚焦的历史一页,在人类法治文明的坐标系中,实在是一段遥不可及,或许还愚不可及的蛮荒时期。

对于这次翻译上的冒险,脱离自己在学科上的舒适区,贸然闯入一个陌生领域,作为译者,我不需要理由说服自己,毕竟,这可是詹姆斯·斯科特的书,甚至普遍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一本书。整个翻译的过程,于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智识上的愉悦,一次精神的“神游”,主要的文字劳作是在2021年春节过后的半年中进行的,很长一段时间,一大早到办公室打开电脑,译者就沉浸在书里,跟随作者肆意汪洋却又体贴入微的妙笔,译者也移步换景,仿佛穿越到了人类文明曙光初现的时刻,直到中午肚子抗议,才返回到现实。

《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雅理译丛)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 田雷-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5

当然,面对本书的读者,译者对此次“冒险”却要做必要的自辩,也许一个机智的办法就是向作者学习,斯科特教授在交待整本书的缘起时不也曾有一番自辩吗?他这么一位田野深耕于当代东南亚农村的政治学家,怎么一下子转向关注数千年前发轫于两河流域的人类早期文明了?!当然,以斯科特的学术地位却对所谓跨界进行辩护,更多是一种态度或修辞,毕竟,身处一整套学科本位的学术建制内,严肃的学者要懂得如何置身事内,不能动辄掀桌子,但话也要说回来,美式社会科学所凝固的将知识分门别类的系统,在斯科特的视野里,又何尝不像本书意旨所示,不过是一种“作茧自缚”呢?

“新冠”疫情爆发后,经常听到人类由此被进入到一个新纪元的说法,畅销书如《黑天鹅》或《灰犀牛》,大意都是在说未来于我们而言的“不确定”,所谓“未知”,不仅是不知道,也即知道自己不知道,甚至是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与此同时,曾经被我们奉为坚定不移、四海皆同的社科真理,却纷纷瓦解,没有经得起小小“新冠”病毒的检验。一个短短的“乱纪元”,似乎颠覆了我们在上一段“恒纪元”中所积累的知识以及认知体系,原本讲起来理直气壮的诸多理论,现在被打上了问号——从来如此,就应当如此吗?“从来”是从何时起算的,“应当”又是谁的应当……

2021年春季上网课的那个学期,我受邀参加了本校面向本科生的一次荐书活动,面对来自不同学科的同事,记得当时就心生感慨,至少在我所处的法学以及政治学领域,太多理论未能通过“新冠”病毒的检验,若是我们敢于舍弃附随于学科建制的利益,真诚面对现实,不少此前在学科范围内呼风唤雨的大牌学者、高引论文,也许到了“下架”的时候了。其中道理也是能说通的,奠基于“现代性”秩序上的一整套学问,只有在历史的这一页翻过之后,我们才能意识到,此前所谓的“从来”如此,不过是某个具体时空内的地方性经验而已。

想一想,美国通过一部成文宪法而建国,不过两个半世纪;美式社会科学的学科建制形成,不过一个世纪;再具体到政治科学和法学里的那些“普遍”学说,即便它们确曾主导过我们的思考,充其量不过两三代学者的时间,在此打个比方,绝无任何不敬,只是要讲清楚其中逻辑,在分门别类积累知识的漫长过程中,学者一代接续一代努力着,但历史在其自身的行程中却始终停留在一个酷暑难耐的夏天,而现在,凛冬已至,翻翻典籍的书本,我们的理论中却从来没有提到过风雪。

斯科特教授也许不知道“夏虫语冰”的典故,不过他在书的“导论”章中就说过,“就好像鱼儿不会意识到水一样!”,如何揭示这些日用却不自知的习性,让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意识到水的存在,斯科特教授的方法就是进入到他所说的“深层历史”(deep history),如他所言,“最好的历史学,应当是一门最具颠覆力的学科,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那些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怎么才能让鱼儿意识到水的存在,在“历史学”的意义上,就需要展示出鱼儿不是从来都在水中悠哉游哉的,或许在它们还没有成为“鱼”之前,也曾有过岸上生活的时光,又或者说,未来某一阶段,它们可以与水作别,成为陆地上的生物——不是有本畅销书就叫《你身体里有条鱼》(Neil Shubin, Your Inner Fish)么?总之,要让鱼儿意识到水,就必须告诉它们,它们不是从来就在水中,当然也不会永远在水中,它们在水中划来划去的动作,人类有首歌称之为“一天到晚游泳”——由此,意识到了在水中游泳,它们就从自为的鱼晋级为自觉的鱼。斯科特所说的“深层历史”,在我看来,就是同夏虫语冰,与鱼儿谈水,而本书所要做的,就是这么一趟“深层历史”的旅途,只不过故事的主角不再是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东南亚的狡黠农民,而是近万年前在两河流域刀耕火种的先民们。

“深层历史”,首先是长时段的,大历史的也因此是“简史”体例的写作,在作者笔下,数千寒暑不过弹指一挥间。如斯科特教授所说,关于“人类世”的讨论虽然聚讼纷纭,但几乎都拘泥于某种“深”的人类世版本,最远不过追溯至两个世纪前的工业革命,他在本书中一如既往地打破束缚我们思考的茧房,要把人类早期国家的形成放到一个“浅”的人类世中去理解,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从原始人类掌握了用火开始……在这种智人简史的大视野内,斯科特真正关注的是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尤其集中于其间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这大致两千年的时段,正是在五六千年前,两河流域冒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初形态的“国家”,其中杰出代表就是公元前3000年前后崛起于此的乌鲁克城。

读到这里,译者推己及人,相信本书读者也会赞叹,你永远可以相信斯科特教授的想象力!对于言必称民主、宪政、人权这些学科关键词的当代政治学者来说,斯科特一下子又冲破了学科设置的茧房,脑洞一旦打开,就好像原来2D的理论遭遇到了3D的现实,方才明白此前思考的单薄,归根到底缺失在于少了历史维度的大纵深。

斯科特之所以以政治学家的身份去孤军深入至这段“深层历史”,就是要与鱼儿谈论水,把现代观察者日用却不自知的隐含预设给挑明,同时又与夏虫语冰,颠覆政治学以及相关学科基于单薄历史的残缺之见。书中点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于二十万年前,以此作为尺度,则农耕社群在近一万年前的形成不过只是人类简史上的最近一页,而欧美国家所代表的“现代性”秩序,更是一眨眼的功夫而已,对于本书读者来说,只要你看过美剧《生活大爆炸》,想一想那个迅速加快到目不暇接的片头曲,就是这个感觉了,我们还在纠结到底有没有终结的“历史”,在人类物种的尺度里,甚至连一帧画面的定格都抓不到。在此意义上,很多社科理论之所以脆弱,经不起折腾,就在于其历史维度的单薄,错把历史的一帧画面当作历史本身,由此去推演某种社会的理想秩序及其构建之道,往往又是一种“作茧自缚”。

如此,我们就遭遇到贯穿斯科特一系列学术论述的一个思想内核,熟读斯科特此前著作的读者对之不会陌生,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学说。当然,我们不能认为,斯科特之所以要跨界涉足这场“深层历史”之旅,就是为了宣扬他个人所推崇的一种政治学说,斯科特出生于1936年,出版本书时已经81岁高龄,作为学者,他从不天真烂漫,当然也不会无聊到相信“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系统可以被灌输。细读本书,斯科特的“无政府主义”,恰如其分地构成了作者去凝视这段人类文明破晓的一种方法,也是在这种脑回路里,不断涌现出本书诸多最精彩的论述。

斯科特作为学者的卓越就在这里,他从别人以及别的学科中拿来最新的研究,融会贯通在自己的思考中,从中提炼并释放出原创者都未曾意识到的威力。这其实就是作者在书的前言中所说的,若说有“雄心壮志”,就是要将现存的知识“整合出新的图景”,凝聚知识以反思理论,在书中是两面一体的,在此意义上,专家在学科疆域内靠头脑生产出知识,而斯科特教授则赋予了这些知识以灵魂,没有斯科特的综合、解析并随时辅之以脑补的想象,这段文明破晓、农业奠基、城镇初现、国家诞生的历史怎么能在当代人笔下如此妙趣横生?翻译时,我经常为作者的分析所折服并被说服,心底的潜台词此时大致如此:他怎么会这么想,好吧,请收下我的膝盖……

简史不简,概论也贴切入微,对作者的要求不只是异于常人的智商,同时还有与常人能共情的“情商”,凡是在斯科特发前人未有之所见的论述中,我们就能看到这种与“对象”共情的能力,这里的“对象”,可以是马来西亚某个村子里的农民,可以是数千年前乌鲁克城的一位无名收税官,甚至可以是生活在先民田间地头的驯养物种,不仅是羊、狗、猪,就连田地里的一株大麦、一棵伪装为农作物的稗草,在斯科特笔下都可以是有生命的,可以随时活起来。或许可以说,之所以优秀的学者常见,有趣的学者却越来越少,就在于社会科学的训练变成了某种偏狭的智商拔尖,新一代的学者故而失去了斯科特的共情能力。前段时间,我读到一篇对教授的长篇专访,其间谈到他于1985年出版的《弱者的武器》,斯科特回忆起他为写作此书而在马来村庄近两年的田野调查,其中一番话令人感叹:

我会在晚上记笔记,就着煤油灯工作,快被小虫子咬死了,经常到午夜或一点钟才完成作业,而其他人早就入睡了。然而,终于上床转进蚊帐时,我会把手电筒放在肩膀上,读简·奥斯汀、左拉或巴尔扎克的著作,这些情节曲折的优秀文学著作让我心驰神往。

在访谈中,斯科特把做研究的这种体验称为“全神贯注”,想必在写作本书时,他也进入了那种“心驰神往”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个体学者来说不仅是天赋使然,如斯科特以上所言,后天的教养大概也不可缺少,扪心自问,当你要去某个偏远山区做两年田野调查时,规定你只能带三本书,你会在背囊里装入谁的著作呢?回到本书,人类最初形态的国家是如何在两河流域突然之间冒出来的,在整合现有研究并思考这个问题时,斯科特教授必定是置身其中的,他不只是在观察和评论,而是设身处地地尝试体验和想象,不仅求诸史学研究的传世文献,考古学发掘出的断壁残垣,而是要去听到沉默、发现空白,解读“潜隐剧本”,“努力避开国家自我呈现出的光芒,转而去探究那些隐藏起来的历史力量”。

前不久,我有一位朋友在微信上问,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斯科特?我想了想,给了一个回复:也许是他活得通透——一位研究人类政治的政治/人类学家在21世纪的那种通透。就此而言,本书对有心人来说,还随处可见一种豁达开朗的人生智慧。作者是悲天悯人的,故而他不断逼着我们去面对这种终极命题:人类从狩猎采集“进化”到春种秋收,到底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当人类驯化谷物、动物时,是否被驯化的对象也在驯化着人,说到底,究竟是谁在驯化谁呢?看看我们的周围,究竟是孩子在刷题,还是题目在刷孩子?年轻人究竟是在工作,还是“被打工人”?教授到底是在写论文,还是被论文所监工?在一个绩效为王的社会中,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宁可累死自己,也要卷死别人”的时候,那些因五谷不分而被我们嘲弄为愚昧未开化的先民们,难道他们的四体不勤不是处处闪烁着质朴的生命智慧吗?

“在很多时候,成为一个蛮族人,就好像是一次逆天改命的努力”,斯科特教授书中的这句话,曾让译者会心一笑。在工作不息、内卷不止的竞争文化中,斯科特教授那种有事写作、无事放羊的生活节奏,难道不是活出了学者应该有的样子吗?

写到这里,作为译者,我完成了翻译一本书的最后一道工序,终于可以同一段绞尽脑汁、字斟句酌的日子说再见了。期待它在如期出版后能为读者所喜爱。感谢王绍光教授、王明珂教授、侯旭东教授推荐本书。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没有联系过斯科特教授,2019年秋,我的老同学欧树军受斯科特教授邀请赴耶鲁访问,我当时曾托他转去对教授的问候,以及对翻译过程不断延期的致歉。

最后,请允许我以中文的一首词来结束这篇译者的后记,这首词写于1965年春,词作者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缔造者,当时斯科特还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学生,还有两年即将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这首题名《读史》的词,不知道斯科特教授是否知晓,不过在译者看来,或许是本书读者打开这本书的一种适宜也诗意的方式:

贺新郎·读史

文|毛泽东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田雷,2022年2月12日

原标题:《田雷|生活就是“从来如此”吗?“作茧自缚”的我们从未在凛冬见过一片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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