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千年风雨（三）：重铸帝国
2017-09-13 mooncatcher
本文为史图馆专栏约稿，仅代表作者观点，与史图馆立场无关。
前情提要
公元312年，罗马帝国两个富二代之间长达七年的生死斗争最终以君士坦丁的胜利与马克森提乌斯的败亡为终结，而为这场战争画上句号的那场战役—— 米尔维安大桥战役 ，也因为战前君士坦丁所见之异象而永载史册。 四世纪初的罗马，灶神庙的永恒之火依旧照耀着这片罗慕路斯的后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土地，远方地平线上的躁动却已经开始让大地颤抖。
灶神庙遗址
剑与十字架
米尔维安大桥一役之所以被后代史家高度重视，绝不仅仅因为它为君士坦丁统一全罗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君士坦丁经过此役后 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而作为皇帝的他的个人态度转变自然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整个帝国的精神走向。而由于战前天降异象的传说被精心包装打扮后传播到了各地，君士坦丁在此战中的胜利自然被神学家们描绘为一场十字架对宝剑的胜利， 一场上帝对世俗力量的胜利 ，这样的观念在之后的中世纪西欧将会在战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以上自然是后话，历史上真实的君士坦丁虽然被基督徒们给予极高的评价，基督教也确实是在他的统治之下得以从东躲西藏的状态下解脱出来重见天日乃至最终攻取帝国的精神制高点，君士坦丁本人的信仰却始终处在模棱两可的状态。这倒并非是说君士坦丁缺乏纯洁的信仰——他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个人信仰的纯洁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帝国境内各宗教势力的此消彼长；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很清楚一味的偏袒一方必然导致局面失控，此时此刻对外 保持模棱两可的和稀泥态度 恰是最合适之举。因此在对许多日常事务的处理上，君士坦丁完美实践着骑墙策略，让基督教与罗马多神教两方对他都无什么毛病可挑。
比如他一方面将耶稣基督请入了罗马万神殿，但同时又保持了铸币上的战神（Mars）和无敌太阳神（Sol Invictus）图样；一方面他对外宣称自己为坚定的一神论者，但同时又始终保持自己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的头衔。（注： Pontifex一词经过演化，成为基督教主教的头衔，后来又进一步成为了罗马教皇的专属头衔 ）
身穿大祭司服装的奥古斯都
罗马城内的各派势力，尤其是仍然笃信传统多神教的 元老院 ，自然对这位举止怪异的新皇帝充满猜忌和戒备，他们于是对君士坦丁采取了一轮又一轮的试探性举动。元老院先是按照罗马传统给君士坦丁修了一座凯旋门，而在门楣的篆文中，提到君士坦丁如何在战争中受到神的护佑和祝福时，既未谈及任何传统罗马神，亦未直接言及基督教，只以“神明”“上天”等词敷衍而过； 元老院这种和稀泥的态度正中君士坦丁下怀，因为对他而言，无论是在神殿里向朱庇特献祭还是在教堂里向上帝忏悔都并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他在基督教身上看到了历代罗马皇帝一直苦苦寻找而无果的一样东西——帝国各阶层、民族、地域之间的粘合剂。
罗马的万神庙
自基督教诞生以来的近三百年间，罗马帝国历代执政者对其处理方针大体上只有两种，一是对基督教徒直截了当的 镇压与迫害 ，二是对基督教传教和发展种类繁多的 限制与遏阻 。很显然，对于罗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而言，与基督教这样颠覆传统价值观的异端邪说既没有什么理性沟通的必要，也没有任何和平共处的余地，对基督教的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不死不休的战争。然而令从尼禄到哈德良再到戴克里先的所有罗马皇帝都始料未及的是，基督教历经几百年的迫害与打压，不仅没有遭到灭顶之灾，反而愈挫愈勇，信众不断壮大，声势日渐浩大，可谓是实实在在地实践着 反脆弱理论 。到了君士坦丁的时代，想要通过皇帝的权威或是中央政府的强势镇压抑制基督教的传播已经几乎没有可能，相反，如此做反而极有可能引火烧身。鉴于以上几点原因，加上君士坦丁个人的身世经历，他最终选择宽容开放地对待基督教可以说是一件必定会发生的事情。
而回到当时的地缘政治，君士坦丁选择对基督教展开怀柔政策，还有着另外一层考量，这就要谈到马克森提乌斯死后君士坦丁唯一剩下的死对头——李锡尼。
李锡尼的崛起
当君士坦丁正在亚平宁半岛上和马克森提乌斯的部队短兵相接之时，帝国东部也同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 内战 。在前一篇，我们提到了伽列里乌斯在308年召开的 卡农图会议 ，这场会议 确立了李锡尼在西部的正皇帝地位 ，同时将原本 钦定 为副皇帝但却被马克森提乌斯抢马吃车一步的马克西米努斯任命为东部副皇帝。按说这个安排还是比较合理的，一方面伽列里乌斯尽量尝试修复正在日渐崩塌的四帝共治体系，一方面又将李锡尼这样自己信得过的人放到西边制约不守规矩的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可是他忘了一点：这套安排能够稳步运行的前提是他自己能够在其中撑住场面充当和事佬，而一旦自己嗝屁了，那各方开始大打出手只是个时间问题。
果不其然，311年伽列里乌斯死了之后，他的皇位和他治下的大片领土立刻成为了各方争夺的一大目标。一直对自己的副皇帝头衔感到不满的马克西米努斯得知伽列里乌斯的死讯后立刻宣布自己为东部正皇帝，与此同时他和李锡尼达成协议，分占了伽列里乌斯原来下辖各省。 以博斯普鲁斯海峡为界，李锡尼获得了欧洲部分的伊利里亚、色雷斯、潘诺尼亚等行省，而马克西米努斯则获得了对从安纳托利亚一直到埃及等东方各省的控制权。 翻过年去，到了公元312年，君士坦丁长驱直入意大利，马克森提乌斯败亡，帝国西部完全落入君士坦丁之手。君士坦丁的迅速崛起自然要令东部的两个皇帝做出反应；李锡尼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和君士坦丁结成了政治同盟，尽管这一同盟形象意义大过现实价值，但此刻他依旧不得不竭力维持住现状，于是在313年他专程赶到米兰会见君士坦丁并且迎娶了君士坦丁 同父异母 的妹妹 康斯坦莎 （Constantia），通过联姻暂时稳定了与西部的关系。当然，李锡尼的此次米兰之行更大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与君士坦丁共同起草的一纸 《米兰敕令》 ，我将在下一章重点讲到，这里则先行略过。
另一方面，马克西米努斯因为此前与马克森提乌斯曾结成同盟，此刻面对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的双重压力不得不伺机寻找突破僵局的机会；在得知君、李两家结成联姻的消息后，原本正领军与亚美尼亚人交战的他立刻领着七万步兵杀向了拜占庭。此时的拜占庭虽然地处战略要冲，也是帝国东北部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之一，其城市规模和城防体系却远远无法与之后相比，经过了十一天的围城战马克西米努斯成功占领了拜占庭，随即马不停蹄的向色雷斯重镇哈德良堡开进。如果仅仅比较双方的军事数据，优势毫无疑问在马克西米努斯一方，他不仅拥有的军队数量是李锡尼的两倍以上，且他所率领的都是在亚洲战场常年和帕提亚、亚美尼亚死磕的久经战阵的老兵；相反，李锡尼不仅兵少将寡，且大多都是新近从伊利里亚征募的新兵，战斗力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君士坦丁堡前的四铜马
然而，历史注定了要为我们上演一幕幕跌宕起伏的戏剧性画面；在随后发生的奇拉利翁战役中，李锡尼出其不意的击破了马肯西米努斯的阵线，后者随即溃败，史书记载马克西米努斯扔下皇帝的皇冠和长袍，换上了一身奴隶的装束，骑在马背上一路逃到尼科米底亚才喘上一口气。 此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李锡尼一路势如破竹，相继攻克安纳托利亚各个重要关卡重镇，马克西米努斯被逼至奇里乞亚南部的塔尔苏斯，在抑郁中病死 （有记载称其是被毒死，另有记载称其受到神怒而暴卒）。
公元313年，马克西米努斯败亡后的罗马帝国局势
马克西米努斯死后，他所管辖的 东方各行省 相继落入了李锡尼的手中，到公元313年8月，经过近八年的混战后，罗马帝国这个擂台上依旧站立着的选手只剩下了两位；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的最终决战已悄然拉开了序幕。而就在半年多前，一场持续了近三百年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悄无声息地以一方的胜利画上了句号。 基督教，这个一度毫不起眼的异端小教派，终于脱下了一身褴褛，走出了一片蛮荒，用它手上的十字架不断敲击着朱庇特神殿的基座和每一个罗马公民的神经，宣告着旧神祇的没落和新权威的诞生。 从这一天开始，基督教和罗马帝国将各自走上一条前所未有的 全新道路 ，他们的命运将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缺少了基督教的罗马将失去信仰的支柱，而缺少了罗马的基督教也将失去世俗的荣光。
米兰敕令
从大历史的脉络来看， 公元313年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古典世界向充满野性生机的中古世界过渡的重要节点之一： 这一年的中国，晋怀帝为刘聪所杀，南方的祖逖挥师北伐，战火肆虐的中原促使大量士族南迁，自秦汉以来一脉相传的大一统体制第一次受到来自外族的剧烈冲击，野蛮而充满新生的力量正在对日渐衰微的传统社会组织进行重构。 而在 欧亚大陆另一边的罗马帝国，同样的事情也正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发生着 ——代表着昔日罗马荣耀与辉煌的所有事物都在 加速走向衰落 。 经济上，经历了三世纪危机后的罗马百废待兴，曾经直通罗马的条条大路渐渐湮没在杂草与石藓中，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的高墙与关卡 ； 政治上，元首制的一去不复返和四帝共治的失败将罗马政局卷入了新一轮的乱流之中 ； 军事上，昔日罗马军团直捣易北河畔的豪气早已不复存在，边境线上虎视眈眈的敌人依稀可见 ； 文化上，传统多神教虽然依旧拥有广大的信众，但信仰对于人们来说越来越变得可有可无，享乐主义盛行，抓住今天活在当下成为许多人的人生信条，与此同时基督教则正在帝国全境四处开花。 虽然当时的人未必能够意识到他们正走在古典时代后期向中世纪过渡的大道之上， 但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能够感受到，他们离那个在诗歌和戏剧里被歌颂着的罗马，那个在神庙和凯旋门的铭文上被篆刻着的罗马，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
君士坦丁凯旋门遗迹
这一年的二月三日，注定是一个被永载史册的日子。罗马帝国的两位最高统治者，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在米兰共同签署发布了《米兰敕令》，正式确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宣告了全罗马境内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同时归还所有此前没收的基督教会财产。 从此，全罗马的基督教徒再也不必躲在阴冷潮湿的地窖和山洞里向上帝祷告，而可以光明正大的走进教堂，在十字架和耶稣像前与上帝对话；全罗马的牧师，神父和主教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地在不为人知的小角落里进行传教，而可以自由的走在罗马的大道上向所有人传递来自上帝的福音。听到这，是不是觉得很高大上，很有一番历经万般艰险终于得见天日的荡气回肠之感？其实这只不过这封敕令的一个部分——基督教固然是君士坦丁所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但却并不是唯一的目标。
事实上《米兰敕令》宣告的不仅仅是对基督教的信仰自由，而是包含对所有宗教思想的宽容开放态度，本质上是一条宣告宗教信仰自由的法令。 更为重要的是，与历代基督教史学经学主流的积极论断不同，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的动机并非纯粹的宗教情怀；从政治现实的角度出发，君士坦丁此举至少有 两大考量 。
米兰皇宫遗址，313年的《米兰敕令》即将在此签订
第一自然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利用宗教大义达成帝国的和平统一 ；这一点上君士坦丁和他的前辈戴克里先并无太大差别，只不过后者选中了不争气的传统多神教而前者将信心寄托在了新兴的基督教上。须知此时的罗马帝国，绝大多数民众依旧信仰着传承了近千年的多神教或者其变种；作为一个知晓分寸的成熟政治家，君士坦丁即使拥有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也绝不贸然去给基督教当传教士，最好的状态就是骑在墙头给双方好脸色看以维持帝国在精神文化上的统一和稳定。
第二个考量说来也颇有历史。自三世纪危机的时代起，由于中央权威日益衰微，尤其是在军阀混战多帝纷争的年代里，一个统治者自然要想法设法争取来自社会各界的最大程度的支持，而随着基督教的逐渐崛起， 争取基督教信众的支持就变得日益重要。 历代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往往都面临着抉择，要么大肆迫害基督教以获取保守势力相对单一但更坚定的支持，要么对基督教采取怀柔政策以获取各派势力相对微弱但更广泛的支持。签署《米兰敕令》的历史背景即是君士坦丁和李锡尼计划合伙对东部不听话的马克西米努斯开刀，要知道东部基督教人口稠密，又是其发源地，自然要利用这个机会来一波精神攻势。
事实上《米兰敕令》签署之后不过六个月，马克西米努斯就已经一命归西，东部只剩下一个李锡尼主政； 这对君士坦丁而言又是一个绝大的利好消息，因为《米兰敕令》原来对马克西米努斯的制约作用很快就被转移到了李锡尼的身上。 李锡尼本人对宗教事务原本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但由于他自己是一个 多神教信徒 ，在与君士坦丁这个全罗马人尽皆知的基督徒（事实上如前所叙，直到死时他的基督教信仰都是一件颇具争议的事情）博弈时自然不占上风。在对敕令的实际实施过程中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反差，李锡尼在东部照本宣科的宣读了敕令，许基督教徒以信仰自由，但在归还教会财产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以至于许多主教感到不满；而在西部，君士坦丁一面按着敕令内容在他的辖区内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一面又在暗地里扶持基督教的势力并在各种场合悄然抬高基督教的地位，这使得东部的大量基督徒对李锡尼的不满进一步升温。
李锡尼虽然明白君士坦丁的套路，却并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他和君士坦丁有盟约在先，自己又与其缔结了联姻关系，如果自己这边搞出风吹草动，舆论自然会一边倒的指责自己。就在这样的 尴尬状态 下，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又 维持了近十一年的大致和平局面 ；这其中双方自然是明争暗斗，也偶有擦枪走火的案例，比如314年（一说316年）的塞巴莱之战和317年的马蒂亚之战，二者均以君士坦丁的胜利告终。在日渐强大的压力下，李锡尼对身边的基督徒的恐惧和不信任达到了顶点，生怕他们为君士坦丁做内应而要自己的性命；在饱受精神折磨几年之后，他终于犯下了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320年，他毅然决然的撕毁了《米兰敕令》，重新对基督教展开暴力镇压。 与此前历次镇压不同是，以前对基督教所采取的行动最多算维稳目的的迫害，可李锡尼因为惧怕基督徒集体充当内应，所以在东部大开杀戒，焚烧教堂和神像，处决主教和牧师，并且恢复了戴克里先时代的一大批针对基督徒的荒唐法令。结果东部基督徒的反抗一时间风起云涌，君士坦丁岂能放过这样天赐的机会？
君士坦丁一世塑像，位于英国约克大教堂广场
公元324年，他看准机会，举大军东征，以少胜多，一路所向披靡，经过哈德良堡、赫勒斯庞特、克里索波利斯等几场大捷，再无斗志的李锡尼在以保全自己性命为条件向尼科米底亚向君士坦丁投降， 而君士坦丁保持了他一贯的实用主义作风，表面答应，在第二年以李锡尼伺机谋反为由将其与其儿子处死。 至此，君士坦丁的创业征途终于告一段落，他成为了全罗马帝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而与此同时四帝共治制度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不过，面对着历经战乱千疮百孔的帝国，君士坦丁非常清楚， 自己只不过完成了第一轮创业，第二轮的挑战眼看就要到来。 如何从革命战争时期切换到建设时期，这是一个自古以来难倒无数英雄豪杰的大问题，君士坦丁又将作何表现呢？
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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