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一早，林科吉家失踪的乌龟突然露了面。结果下午发生地震，成都震感强烈。
去年年底，在四川大学念博士的林科吉搬入高层住宅新居。他从巴中老家带回两只野生乌龟，一大一小，准备养在自家屋顶花园。小的那只，在水池里游了几圈就爬上岸，钻进花园泥土中。一连半年，没它踪影，都以为是死了，或跑掉了。
地震当天晚上，离奇出现的这只乌龟再次失踪。林科吉觉得蹊跷，把这事告诉了一些亲近的师友。后来余震不断，某天，小乌龟又回到水池里。那段时间，整个成都正陷入躲余震的兵荒马乱中。林科吉犹豫了一下，还是措辞谨慎地在小范围内发了条短信：
“我家那只乌龟又出现了。”
天天喊着做田野，现在田野就在我们身边
徐新建大笑道：“他这个短信的意思是，我理解，躲不躲你们自己看着办。”
“5・12”之后，躲余震一度成了成都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乌龟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震后10天，徐新建有一半时间睡在户外，或学校草坪上，或自家车里。这位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所所长发现，生活已很难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日子咋个过呢？拿起书来看，看不进去，写东西，写不下去。甚至希望报余震，希望跑，希望有各种的传言，很奇怪，好像那种混乱才是我的身体所适应的。很怕静下来，一静你就无所适从了。”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事实是，地震期间，成都各高校都有学生因惊慌失措而跳楼自伤，川大据说有数十人，另一所大学甚至有一名学生从二楼跳下后头部触地身亡。
所以当人类学救灾特别课题启动时，徐新建一再强调，这首先是一个自救的过程，希望通过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日常训练，让学术志愿者们回到正常的轨道，从而参与进救灾的大命题中。
一位人类学导师提醒他的弟子们：“我们天天喊着做田野，现在田野就在我们身边，这既是责任，更是考验。”
人类学把自己介入研究的地域称之为“田野”。这里的“田野”，可以是偏远地区的村落，也可以是现代化大城市。
一位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前段时间正在重庆做一个墓葬的课题。他的专业是身体研究，属于医学人类学。地震发生后，他马上意识到，大量死难者的遗体处理，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突发事件后的大规模埋葬，是无法用细致的文化方式来处置的，必然会打破人们对死亡的常态处理。这在人类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战争、瘟疫。那么，当无法用文化的方式来埋葬自己的亲人、伙伴、同胞，将是什么样的一种场景？
他赶到地震的重灾区彭州，目睹了遗体处理的完整过程：从单个遗体处理到上千具的遗体处理。徐新建在与他长谈后，深感灾难过后人类学大有用武之地。人类学者通过现场考察，用学科眼光记录下来的灾后整个场景和过程，会为我们今后的文明形态抽象出重要的经验。
乌龟、老蛇与狗
还是回到上述那只失踪的乌龟。它不仅是人们震后的谈资，更有意义的是它已成为严肃学科思考的对象。在人类学救灾特别课题中，林科吉的分工是“灾难与异象”。他的记录，便从自家乌龟的异常反应开始。
他还专门跑了一趟成都市动物园。多数管理员都说，没有发现这里的动物有什么异常反应。但金鱼放养池的管理员注意到，观赏鱼类较平常有明显异常：不少锦鲤死了，还有一些鱼莫名其妙地往水池壁上撞。一位管养鸽子的大姐告诉林科吉，这里的鸽子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但在震前两天，她看到园内住所旁，有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蛇爬到树枝上，将自己的颈部紧紧缠住，结果窒息而死。
老蛇自杀，在林科吉走访搜集来的种种“异象”中，算是最离奇的一桩。每每向人提起，总会激起人们最大的好奇。
然而并非没有批评：大家都在关注抗震英雄，关注灾后重建，你搞这些岂不是干扰视线？
对此，林科吉给出的解释是：田野调查必须尊重历史的完整性，在一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判断哪些东西重要，哪些不重要，而应该尽可能全面完整地去再现这个现场。记录老蛇自杀这类事情，是因为种种异象在老百姓的口耳相传中非常盛行，而目前被媒体引导的社会情绪却又是遮蔽这类东西的。
从异象中提取地震征兆，曾被视为民间智慧的重要一环。但在现代科学的语境中，人们却很看轻这种民间智慧，包括传统经验和地方性知识。许多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士，将其视作无稽之谈，弃之如敝屣。
然而人类学学者看问题却不这么绝对。他们往往会这样设问：为什么这些东西会一代一代传下来呢？这是因为族群生命赖以存活的经验就贮藏在其中。
林科吉访谈汶川漩口中学的老师得知，他们在办公与日常生活中经常能感到，地皮颤动一下，桌上水杯突然摇晃一下，“都是常态了”。在这样的多震区，通过田野调查能收集到大量与地震相关的民谣和谚语。
羌族更是生存于龙门山地质断裂带上，千百年来与地震相生相伴。在其经验中，对动物的震前反应特别重视，许多次地震，狗都是率先向人类发出警告的家养动物。在某些羌族地区，人们相信地震时只要大声叫狗就能制住地震。
在羌族文化中，狗被视为生活于地震带上的这个民族的守护神。著名的三眼带犬的二郎神，实际上是羌族所崇奉的猎神兼山神形象。
令林科吉担忧的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本就与传统经验形成一种断裂，它加速了人们对地方性知识的遗忘。而震后重建，羌族人可能会离开家乡，那些尚存的应对灾难的经验和心态，将如何保存？
面临遗失的，不仅是震中区域的知识系统，还包括这里的社会文化结构本身。汶川、茂县、理县、北川，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人类学的研究把这一区域称为藏彝走廊，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带。
这片地域从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空间来讲，是很厚重的地方，有着丰沛的文化留存。但目前的重建方案，主要集中在安置家园（房屋）。“这里面有很大的空白，人类学恰恰在这些空白点上，是能够做事情的。”徐新建说。
“比如，我们画个地图，从汶川到周围的村落之间有很多等级，这些等级是长期以来一个社群赖以联系维持的网络，这个地方是集镇，那个地方是一座朝圣的山……这是这里世世代代的生活。重建，我们即便要达到它原有的水平，都应该考虑到这个文化网络、社会网络。”他加重语气说道。
房子倒、道路断、桥梁垮、堤坝溃堤，这些容易得到后期的重建。社会上的震荡，文化上的受灾，一般不容易看出来。这就很可能导致一种灾后重建的空洞。而这正是让这些人类学者忧心忡忡的地方。
所谓重建，应该是看得见这个区域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结构后面的功能，并对其传承做到小心呵护和尊重。这就意味着，尽管我们的救援力量这么快就进入了现场，但其实还有一个后期的更深层、更细微、更内在的工作。
徐新建希望重建不要搞成人海战术，人类学家应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有效位置，因为“现代社会的分工，是使数量通过结构表现为一种质量，如果你在现场，不能做一个消防队员的事、医生的事、建筑师的事，那么你就做一件他们不能做的事”。
废墟上的爱与失落
面前这个老妇人，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全家15口人，地震中死了14个。一夜之间，老妇人中了风，五官全部变形，鼻子和嘴巴都歪了，半张脸扭曲着。
她已经没了眼泪，声音嘶哑，口齿也不清，用手比划着自己家人的故事，伸出指头来表明失去亲人的数量。
一张年轻的男人的脸凑向前，和老妇人的脸紧紧贴上。年轻的脸轻柔地在连皱纹都扭曲的脸上摩挲，嘴在老妇人耳朵旁，轻声祈祷。
年轻人姓唐，是毕业于牛津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博士，信基督教，此次作为教会的志愿者来到都江堰市向峨乡。
老妇人流泪了，年轻人也流着泪。面庞紧贴，泪水沾在了一起，分不清。
川大文学人类学所博士生王倩在一旁静静地观察。后来她知道，这样脸贴脸的按摩与抚慰，既是为了治疗面部痉挛，也是为了帮助老人将心中的悲伤倾泻出来。
王倩在人类学救灾特别课题中的分工是“灾难与信仰”。她本人也信教，通过与四川省基督教两会（三自爱国运动会和基督教协会）联系，很快就进入了灾区。
悲痛的故事到处都是，多得犹如废墟上的瓦砾。在这样的时刻，信仰自有其救助的力量，对此，王倩深信不疑。都江堰一位信徒老太太，地震中5个儿子死了4个。她不断祷告，很快平复过来，3天后就开始参与教会救助别人的行动。
而在彭州山区一个村子里，废墟前，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搭建新房的木构。“信不信还不是一样死了？就那么回事，人活着都是死，咋个都一样。”他对与他交谈的彭州基督教会的钟林牧师说。对于外界试图给予的帮助，他似乎同样无所谓，“我们就这样了，你们有多大能力帮助我们？能帮助我们建造房子吗？我看就那么回事。”
“真是一颗刚硬的心灵。”王倩带着惋惜走开了。
回程已是深夜。黑暗笼罩着山区。钟林牧师跪在车里，为灾区的人们不断地祷告。有人带头唱起了赞美诗。
这个时候，进入余震不断的灾区前所有人对她的劝阻，都不再有意义。“短短的一天，我看到了建立在废墟上的爱。”王倩写道。
她的同学高岚没有进现场。但通过对四川省疾控中心一个朋友的访谈，高岚记录下了另一片废墟。
这个朋友5月14日就进入都江堰灾区，是消尸队成员，负责给遗体消毒。他看到，部队进入灾区，当地群众刚开始是把他们当做救星，后来却成了好像是应该的。明明知道是危楼，自己不进去，却非要让战士进去抬亲人的遗体。灾区里也有盗窃行为，甚至很多军人和救灾人员的装备物品都被偷过。只是不偷他的东西，因为都知道，他成天跟遗体打交道。
还有许多志愿者，不会做事，不听招呼，完全是灾难观光的心态，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走马观花逛逛，回去好跟人炫耀：怎么样，我去过灾区了，还是一线。尤其是到了后期，灾区情况逐步稳定，“观光客”变得越来越多。
听到这些，高岚认为这完全是对公民社会的反讽。电视上，名主持人阮次山讲四川人，讲得都哭出来了，震后第九天的节目，阮说8天以来，四川灾区这么大面积，这么多人，这么大灾难，犯罪率是zero（零），全世界都没有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从人类学的角度，这当然值得研究，于是有了“灾难与公民社会”这个题目。
然而，来自灾区现场的一些负面信息击溃了她的想象：我们身边，还远不是一个能用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来加以讨论的环境。
这让高岚多少有些沮丧和失落。但她转念一想，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是这样吗？其实知道，无数的日常经验就摆在不远处。只是这次，在突发灾难面前，媒体镜像遮蔽了平时我们熟悉的某些东西。
媒体和现实之间，我们站在中间
曾有6月初去过彭州灾区的朋友告诉徐新建，到了现场，很怪，说实话没有太多的感觉，不觉得太惨，也不觉得悲痛。
徐新建给他分析，是因为情感提前透支了。就像网络上有人说的，这段时间流了一生中最多的眼泪。透支的原因，是因为被媒体调动，所看到的是聚焦的东西，加工过的东西，而不是分散的真实场景，结果一到现场，反而觉得平淡，就像戏剧和生活的差异。
在现场，是每一个人直接被激发，是什么反应就是什么反应。而现在我们很多反应是被媒体，其中经过一定的引导，在某种尺度上去释放，或者被呈现。徐新建提醒说，塑造这场灾难，这是一件有危险的事：你到生活当中去，生活就显得苍白、平淡。
而他本人一直在自我提醒：“第一，我要逃避一种图像、媒体呈现的符号式的东西。我不能不相信，也不能完全相信。所以必须走出符号的世界，进入真实的世界；第二，我是选择性地看媒体。后现代理论就讲，公众一定要对媒体有一种消化能力、过滤能力。几千公尺往下跳伞，去救援，多么壮烈，能不震撼吗？但我自己保留一部分原创性的心理，我不用。所以一上路，就能被激活。”
开车去都江堰，看见路牌，蓝底白字，写着“聚源”，徐新建顿时就觉得脑袋一麻。媒体上看见很多关于聚源的惨状，但那个聚源是不能够有所在的，是虚的一个存在。现在，真实的聚源，就在这里。
到了都江堰，联系好的人带着他们四处走。慢慢看，听人慢慢介绍情况，他感觉到，自己终于不再是一个电视观众，不再完全是通过别人的眼别人的口来看来报道自己身边的一件大事。
安置点内，当天室外温度大概有三十四五摄氏度。徐新建想进帐篷去看看，一探身，几乎是砰地被弹了回来：里面起码有四十几摄氏度，热浪稠密得成了一道有形的墙。
“这就是现场感，这就是真实的灾后生活，不一样的。”他说。
那么，电视镜头里显然是一个被切割的世界。在目前这种社会分工甚至是资源垄断中，普通民众对现实的认知是很苍白的，这让徐新建为人类学救灾特别课题的田野记录找到了另一种定位：媒体的记录是有漏洞的，媒体和现实之间，我们站在中间。
成都人，灾民？
到都江堰、彭州，成都人总说是“去灾区”。可谁又能肯定地说成都市里就不是灾区呢？
博士生李菲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她能感受到成都人在地震后的那种尴尬。“我们看汶川、都江堰，认为那里是灾区，我们在救助。但实际上对于整个外围，我们是灾民，在被救助”。
她在小区楼下做了一个调查，受访的人当中，有的认为自己是灾民，有的认为自己不是。凡认为是的，都有外在文化指标。有人说是因为外地朋友打电话来慰问，你们灾区咋样啊。还有人是因为移动和联通发了通告，这期间手机欠费了也不会停机。
看到这个，哦，我享受了灾民待遇，所以我是灾民。
与此相对应的，是李菲认识的一个女孩，老家在什邡重灾区，房子都垮了，但她一直不认为自己是灾民。到震后第十天，政府开始发放救灾物资，她在领到物资那一刻才意识到，哦，我是灾民。
灾民这个概念迅速成为一个调节杠杆。“它调节所有人的情感投入、全国的关注重点，调节物资调配，包括政策倾斜。比如，同样的一个救灾帐篷，我就觉得我们成都是灾区，那成都人用了这个帐篷为什么不行呢？”李菲反问。
她指的是前段时间在成都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事件：一些小区内发现了印有“救灾专用”字样的帐篷，市民们一拥而上，拍照，放上网，查车牌号，查身份，开始“追杀”。
李菲觉得这种现象“很不正常”，灾民明明是一个范围可以被界定的概念，但这个时候它被道德化了。帐篷本来可用可不用，没有一个绝对的界线，但一旦上升到道德层面，你一旦用了，你就要被“追杀”。
“那是否意味着，成都人自己有清晰的划分，在成都市区范围内不能自认为是灾民或者享受灾民待遇？”记者问。
“问题恰恰在这里。成都人的自我定位极其模糊，是症状性的。别人认为他是灾民，他认为别人是灾民，在这个夹缝当中，他的认同会往两边走。灾民这个概念看似客观，最后变成了一个主观选择的结果。”李菲说。
“那你自己怎么认为？”
“我觉得，我是。”她几乎没有犹豫地说，“灾民有几个指标嘛，可能有人身伤害，经济上的损失，但其实还有心理伤害这一层。只要你的常规状态被打乱，你都应该被纳入这个范围。当然，我们国家的标准只有物质层面。”
灾难过后的灾民化过程，构成了一个文化事件，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提供了认识人类社会的极好契机。至少，李菲相信，这样的田野记录足以深化人们对一个城市及其市民的认知。
你毕竟是一种被过滤了的痛苦，别人却是直接面对
李菲自认为，自己作为成都人的经历非常有价值，“因为大家在关注灾区的时候，就把成都忘了”。然而这样一个“极有意义的题目”，却在她去了一趟都江堰的受灾群众安置点后，非常坚决地换成了另外一个。
在都江堰，由于有当地工作人员接应，他们“很有幸地”进入到了一般人进不去的安置点。
安置点内，一个都江堰原来比较成熟的社区被集中安排住在露天帐篷区。帐篷里热得难受，几十号人，聚在外面聊天。话题有很多是抱怨。李菲马上就晓得，这个点很值得关注，“因为你可能会遇上个人、零星的家庭，但在灾后还能保持一个小规模社群的状态，太难得了”。
遗憾的是，管理者并不喜欢这样保留了原有结构和功能的社群，认为他们“抱团，不服从管理，总有自己的一套”。所以这个社区正面临被迁出或拆散的命运。
看她挂着相机，这些人以为李菲是记者，于是抱怨给她听。安置点里听到的看到的，使李菲觉得“受了刺激”，因为很多状况，和之前通过媒体了解到的，并不完全一致，比如管理秩序。“这个我恐怕不能详细去阐述了。”她有些抱歉地说。
这个过程中，一个老大爷瞅准机会拦了她三次。老人“看得出是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腹部有伤，由于手术后养护不当和没休息好，伤口已经开裂、翻红。老伴有高血压，正躺在一边。老两口因为到安置点晚，没分到帐篷。老伴被一家帐篷收留，他白天闲逛，晚上就去混帐篷，今天这家，明天那家。
头两次，他在李菲身旁说自己的情况，没提要求。但李菲知道他对自己有期待，而田野调查是要避免这种情况的，所以把持住了，回避他，不搭话，“眼神都不和他碰”。
第三次，他又来了，想说点儿什么的样子。
“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没有办法，一步一步到了那个情境，你晓得要是不那么做，肯定回去觉都没法睡。”李菲决定要“打抱不平”。
当时安置点内正在分活动板房，要求根据帐篷号登记。她上前问一个工作人员，“请问他这样的情况怎么安置？”
“问对面那个。”甩过来一句。
对面那人眼都不抬一下，“这个下来再说！”
“啥子呢，下来再说？下来好久呢？”李菲没退。
那人转过来跟她打了个照面，见挂着相机，有点儿慌，“主要是现在太忙了，他的情况下来再说。”
李菲跟进道：“耽误你两分钟时间，麻烦你给这个老人家讲清楚，到底需要哪些材料，他好去准备。”
那人给老大爷讲了。老人对李菲千恩万谢。“他不这样还好，这样我就更难受了。我晓得我干预了。我脑袋里当时就是这个词。学科术语马上就在头脑里转，糟了，干预了。但我想，管他的，干预就干预了，反正我的调查主体上并不受影响。”
但导师徐新建却不这么想。他判定，作为一名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者，李菲的工作心态和方式已经影响到了调查质量。因为人类学者要了解的是，这个地方平时是什么样子，没有自己在的时候，它是如何运行的。“如果我们去了，对那里指手画脚，实际上已经改变了那个地方的真实情况。那还怎么深描呢？已经没有办法深描了！”
这涉及学科规矩。人类学对社会记忆的保存，对口述现场的采集是有一种敏感性的。新闻有导向性，而人类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保持价值中立，主位客位结合，尽量不作道德评判。
所以此次人类学救灾特别课题一开始就明确：不要介入讨论，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原封不动地、完整地、立体地、客观地记录，为今后的人认识这个事件和这个地区发生的这些情况，提供其他方面所难以获取的真实。
“这些原则是人类学本来就有的，这次我们只是重申了这些原则。因为我们的学生容易激动，会有一些情绪，直觉的判断是同情老百姓，觉得官僚一般是有问题的。但实际上，人类学者在安置点，应该是第三方的角色，既不偏听受灾群众的抱怨，也不完全轻信组织者的表白。这才是对这门学科身后的公众负责。”徐新建分析道。
无论如何，李菲在都江堰安置点所受的刺激，都促使她在3天的“亢奋期”内，写出了数万字的调查报告。
她说：“作为成都人的经历肯定要写，但我必须把这件事摆在前面，因为它让我有一种职业和道德上的双重责任感。成都人，你不管作为灾民也好，非灾民也好，处在什么样的夹缝当中，但你的痛苦毕竟是一种被过滤了的痛苦。别人直接面临的是烈日、食物状况、没有隐私权，包括出入自由。”
李菲的题目是“灾民安置与社群重建”。这是震后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话题。四川大学教授赵毅衡在一次人文学者座谈中，曾专门论及此。
地震中，个人会被切断社会联系，被“原子化”，这时能否度过，比如震中区的人在被深埋后能否保持镇定，靠的是个人品质。而社群能不能组织起来生存、自救，则要靠集群品质。
赵毅衡说，他非常想看到有关社群的深入报道，比如汶川被隔断了两天，汶川人民是怎么样集合起来的？一个村子被隔断了，那么村子里的一两百人怎么过？这个时候领袖怎么产生？凝聚力怎么产生？一个学校的人，校长如果消失了，余下来的人是怎样集合起来的？
社群受灾，若能自动做出良性有序的基本反应，如骨干分工、食物分配、居住安排等，那么他认为，这个民族就是有希望的。“为什么呢？”赵毅衡自问自答，“因为我们随时都可能被隔断，比如飞机失事，比如在外国遇到暴民。那么，这个时候人群靠什么方式凝聚起来？我说的不是民族凝聚力，也不仅仅是个人品质。社群凝聚力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素质的表现。”
关于这场大地震，从国家到个人角度的思考已经不少。赵毅衡提出，在民族团结精神与个人镇定力之间，还应当更加关注一种社群凝聚力。“中国人是不是还像孙中山说的那样是‘一盘散沙’？我觉得主要就是要看是否具有这种社群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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