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 和国家的发展特性

内容提要 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其主体民族波斯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大帝国的缔造者。历史上伊朗曾强盛一时，但是也与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俄国、英国和美国等发生过激烈的战争或冲突，被阿拉伯人征服后波斯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伊朗历史的曲线发展特性造成波斯人怀有比较明显的地区大国心态、受害者心态和对抗（或反抗）心态。从古至今，伊朗对外冲突频发，除了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外，也有其内部原因。国家决策者应该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在确定伊朗的地区角色时，应该注意其他利益方的关注；在谋求当代发展时，要恰当地面对历史问题；在引领国家前进时，更要重视民众的关切。努力遏制涉外冲突频发的历史惯性，是当下伊朗发展的当务之急。

关 键 词 民族特性 波斯人 伊朗 历史兴衰

作者简介 范鸿达，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厦门361005）。

伊朗是一个具有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国家，其主体民族波斯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世界性大帝国——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缔造者。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伊朗的帕提亚王朝、萨珊王朝、沙法维王朝、巴列维王朝等均曾强盛一时。但是在历史辉煌的另一面，伊朗亦有悲情之处，那就是在其强盛时期也往往会有着相处不睦的强大邻居，而且双方交往的方式又常常令伊朗基本处于下风，甚至直接面临亡国的战争。公元7世纪，波斯人被阿拉伯人征服后，被迫放弃了本土宗教并逐渐接受伊斯兰教，甚至在一段时期内自己的语言文字也被禁止使用，时至今日，阿拉伯人征服带给波斯人的心理创伤仍没有愈合，波斯人对（沙特）阿拉伯人的厌恶还是溢于言表，但是迄今波斯人的主体信仰仍然是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现代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语痕迹仍然清晰可见。历史发展的这些特点给本来充满自豪感的波斯人增添了浓重的悲情色彩，也令其倍感纠结，并且影响到他们对当下国家和世界的认知。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展至今的30余年历程中，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伊朗的历史辉煌、曲折和屈辱对现在的国民特别是波斯人的心态有不可忽视之影响，最突出的当代表现则是地区大国心态、受害者心态和反抗（或对抗）心态。

历史辉煌造就的伊朗大国情怀

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一样，伊朗历史上也出现过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王朝、萨珊王朝、沙法维王朝、凯加王朝、巴列维诸王朝以及不同时期的诸多地方割据政权，而且其中几个王朝还均是当时世界或所在地区的大角色，时下的伊朗之所以面临重重困难仍能保持骄傲的民族或国家精神，与其历史的这几个辉煌时刻留下的精神遗产密不可分。

（一）阿契美尼德王朝：奠定大国荣耀的根基

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第一）波斯帝国指的是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前330年），该王朝直接奠定了波斯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突出地位，并造就了波斯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大约公元前1000年，雅利安人的一个支系迁至今伊朗西南部法尔斯帕萨尔加德地区，随后他们把这里称为“波斯人的土地”，并在公元前八世纪或公元前七世纪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国。公元前550年，阿契美尼德王国灭掉其曾经的主宰者、同属雅利安人的米底王国，领导波斯人完成这一壮举的是居鲁士大帝（或称居鲁士二世），他是米底王国末代国王的亲外甥。居鲁士大帝开启的波斯人发展新阶段被称为“阿契美尼德王朝”，也就是广为人知的“（第一）波斯帝国”。在其鼎盛时期，阿契美尼德王朝拥有6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 800万人口。居鲁士大帝（公元前550～前530年）之后，阿契美尼德王朝又历经冈比西斯二世（公元前530～前522年）、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86-前465年）、阿塔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65～前424年）等知名帝王，最后在大流士三世（公元前336～前330年）手上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从而亡国、亡朝。

阿契美尼德王朝给后世留下了丰厚遗产并因此而被波斯人缅怀。王朝是在对他地、他族征服的基础上创建发展起来的，但被波斯人和史家津津乐道的是：该王朝对新土地上的人民及其信仰实行了民族和宗教宽容政策，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居鲁士大帝在征服新巴比伦王国后，下令让被称为“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故土并在耶路撒冷重建犹太教圣殿，因为这一仁慈之举，居鲁士大帝在《圣经（旧约）》中被犹太人赞誉有加。在征服巴比伦城后，居鲁士大帝还颁布了被赞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宣言”的“居鲁士文书”（亦称“居鲁士圆柱”，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宣布解放奴隶、信仰自由和种族平等。居鲁士大帝的此等风格也影响到继任者们，比如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在征服新土地后，对那里原住民的信仰一般也会给予相当尊重。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阔的世界性大帝国，国家管理显然是一项极富挑战却又不得不积极面对的工作。为了有效管理国家，王朝的统治者特别是大流士一世推出了一系列行政管理改革举措，包括设立行省、组建军区、制定法典、构建税收制度、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修筑御道开挖运河等。由于统治区域幅员辽阔，东至印度，西至东欧埃及，北至中亚高加索、南至印度洋，阿契美尼德王朝辖区各地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此外，大流士一世还把波斯人的本土宗教索罗亚斯德教尊为国教。在2 400多年以前就已经取得如此辉煌业绩，这的确是波斯人和伊朗对世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二）帕提亚-萨珊王朝：拥有强大的地区影响力

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公元前330年被亚历山大大帝灭亡后，伊朗历史随之进入希腊人统治时期。公元前323年，年轻有为的亚历山大大帝病逝，其后他创建的帝国分崩离析为三部分，伊朗隶属于中国史书上称为“条之”的塞琉古王国。虽然在希腊人统治时期波斯文化由东向西得以进一步传播，但是波斯人和其族源相近的安息人显然更愿意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经过不断抗争，以阿契美尼德王朝继承者自称的伊朗帕提亚王朝于公元前247年建立，中国史书称之为“安息”。帕提亚王朝全盛时期疆域涵盖今伊朗、伊拉克、高加索和部分印度地区，处于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的交通要道，是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枢纽。帕提亚王朝是当时西亚的显要角色之一，曾与强大的罗马帝国抗争多年，但非常遗憾的是，该王朝对自身发展情况的记载非常匮乏，现有关于它的文字描述基本来自希腊、罗马等敌对者阵营，以及与之有些往来的中国史书。

公元224年，帕提亚王朝被阿尔达希尔一世（224～241年）建立的萨珊王朝所取代。萨珊王朝统治者亦自视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继承者，该王朝也被称为第二波斯帝国，其领土涵盖当今的伊朗、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部分土耳其地区、高加索地区、中亚西南部、阿拉伯半岛海岸部分地区、巴基斯坦西南部等地。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是那个时代的世界强国，是继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波斯人和伊朗最为缅怀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是“伊朗”成为地缘政治概念的开始。

与伊朗此前的王朝显著不同，萨珊王朝留给后人很多文字记载和典籍。该王朝出现了编年史《阿尔达希尔的功绩》，它为后世的伊朗史诗《列王纪》奠定了基础。巴赫拉姆五世（Bahram V）统治时期，萨珊王朝的文学艺术非常繁荣，最好的萨珊文学和音乐乐章皆出自该时期。萨珊王朝统治者还有意恢复波斯帝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力，当希腊文学和哲学在东罗马帝国遭受打压时，王朝接纳了一批此类专家学者来到伊朗继续自己的工作。在宗教方面，萨珊王朝的统治者自称是琐罗亚斯德教信徒，该教被尊为王朝的官方宗教，宗教经典《阿维斯塔》（即《波斯古经》）最终的经典版本也在王朝统治者的支持下完成。值得提及的是，犹太教在萨珊王朝时期享有较大自由度，犹太社群也相当活跃。萨珊王朝还在贡迪沙普尔建立了集中多地医学人才的世界首所医学院。此外，萨珊王朝的建筑和艺术也被人津津乐道。

萨珊王朝能够取得上述文学艺术成就离不开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支持。相比较帕提亚王朝，萨珊王朝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特别是公元500年以后其行政管理非常卓越，对后世比如阿拉伯帝国最强盛时期的阿巴斯王朝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后者被视作对前者的仿效。被誉为“阿拉伯希罗多德”的史学家、世界名著《黄金草原》的作者马苏第称赞，称“萨珊王朝皇帝管理出色，政策有序关注民生，治下繁荣昌盛”。这一时期伊朗的经济也获得重大发展，实现了从乡村到城镇的转型，建立了很多行会，冶金产品和采矿业尤为突出。作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驿站，萨珊王朝对外贸易特别发达，对中国等东亚国家和拜占庭帝国等欧洲国家的交流起到重大的中枢作用。能够与强大的拜占庭帝国抗衡多年，足以彰显萨珊王朝军事力量的强大，该王朝对攻击性武器的开发是其军事强大的重要因素。当然，军事力量的强大不能仅仅体现在进攻能力，防守的水平也至关重要，萨珊王朝以重型骑兵为代表的防守力量和技巧也彰显了重要作用。

（三）沙法维王朝：重塑伊朗政治文化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和阿拉伯人崛起后，在东罗马帝国之外萨珊王朝遭遇到又一个强有力的挑战，并最终在651年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伊朗进入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其语言和文化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摧残和破坏。与此同时，国家治理能力不足、文化基础薄弱的阿拉伯人，也不得不依靠波斯人来稳定和发展自己。阿拉伯人对伊朗真正实施有效统治的时间不过200年，之后伊朗贵族纷纷建立起割据的地方王朝，例如塔希尔王朝（822～873年）、萨法尔王朝（867～903年）、萨曼王朝（874～999年）、布维希王朝（945～1055年）、伽色尼王朝（963～1187年）等。蒙古人、土库曼人也曾出现在伊朗大地，帖木儿帝国（1370～1506年）、黑羊王朝（1375～1468年）、白羊王朝（1378～1508年）等都曾控制伊朗的（大）部分地区。历经多年的分裂战乱后，伊朗在1501年进入了又一个高光的历史阶段——沙法维王朝（1501～1736年），并在此后数年中统一了今伊朗全境及其周边地区，伊朗再次成为强大的地区力量。

沙法维王朝被视为伊朗本土文化和政治统一的恢复者，开朝之君伊斯玛仪一世（1502～1524年在位）自称是萨珊王朝的后裔。沙法维王朝亦被称为第三波斯帝国，是伊朗历史从古代到现代的承前启后者,它给伊朗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是什叶派伊斯兰教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教。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萨珊王朝后伊斯兰教也随之进入伊朗，但是伊朗接受这个外来宗教的过程是漫长的：“波斯的伊斯兰化自7世纪被征服开始，约经历了2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到9世纪后期才大体完成。”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伊朗的伊斯兰化是由阿拉伯统治者大力推进的，因此是阿拉伯人的主流信仰逊尼派而非什叶派成为对抗伊朗本土宗教信仰的利器。但是在帝国时期阿拉伯人的内部矛盾相当尖锐，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分裂，政治矛盾和教派分歧的交互作用，使得伊斯兰教少数派什叶派具有浓烈的反抗精神，作为被征服、被迫接受伊斯兰教之民，伊朗人与什叶派的这一特征甚为吻合。1501年，沙法维王朝建立后，什叶派伊斯兰教很快就被宣布为伊朗国教，什叶派与伊朗本土文化的融合也因此愈加紧密。

除了国家宗教的确立外，沙法维王朝的硬实力也非常强大，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莫卧尔王国一道被视为当时世界三大伊斯兰国家。能与威名远扬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长期抗衡，更何况还要与周边其他势力作战，沙法维王朝的实力可见一斑。阿巴斯大帝（1587～1629年在位）时期沙法维王朝的国力达到顶峰，由于较好地处理了对外关系，给国家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他的支持下，手工业、商业、纺织、绘画等艺术均取得长足发展，伊朗再现了久违的繁荣景象。阿巴斯大帝对伊斯法罕的大规模重建，使其成为伊朗的建筑典范，其恢宏之势至今仍显露无遗。伊斯法罕城市的波斯-伊斯兰建筑是如此之优美，以致有波斯谚语称赞“伊斯法罕半天下”。

（四）巴列维王朝：加速经济现代化进程

有为但生命短暂的阿巴斯二世（1632年出生，1642～1666年在位）逝世后，沙法维王朝的统治者治国无方，导致外敌虎视眈眈、内部分崩离析，王朝遂步入衰败轨道，并在1736年被阿夫沙尔王朝（1736～1796年）取代，此后沙法维王朝统治者的后裔虽在部分区域复辟，但其扮演的终归是傀儡角色，伊朗历史再次进入混乱或分裂期。这一时期与阿夫沙尔王朝竞争的伊朗重要政权是赞德王朝（1750～1794年），虽然其缔造者卡里姆汗（1750～1779年在位）励精图治成绩斐然并深得民心，但是赞德王朝在伊朗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1796年阿迦·穆罕默德·汗加冕为王并定都德黑兰，开启了伊朗历史的恺加王朝（1796～1925年）。自身积弱的恺加王朝无力捍卫国家主权，再加上欧洲诸强已经崛起并四处扩张，所以和中国一样，伊朗也是饱含欧洲列强的凌辱进入20世纪。

内外交困之际，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恺加王朝军事将领礼萨汗在1921年2月21日发动政变，之后成为伊朗的实际领导者。1925年，礼萨汗被伊朗议会授予可以世袭的君主地位，开启了迄今伊朗历史上的末代王朝——巴列维王朝，并于1926年4月加冕为王，即俗称的礼萨国王。礼萨国王励精图治，力求把伊朗建设成强大的不受外国列强侵略的独立国家，为此他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世俗化）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并加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横跨伊朗的大铁路就是其中的典范。此外，礼萨国王还正式把国家之名从“波斯”改为“伊朗”。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伊朗国家面貌与礼萨国王登基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伊朗也再次成为中东地区的强国。

1941年9月，礼萨国王将王位传给王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俗称巴列维国王)。巴列维国王继承了先王的世俗化、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等国家发展路线，在个人地位巩固后全力而为之。巴列维国王尤其强调军备建设，花费数百亿美元购买先进的美式武器，把伊朗建设成了中东显要的军事强国，使该国即使在战火纷飞的中东也获得足以让周边国家羡慕的外部安全。巴列维国王的民族主义情结非常浓厚，1971年10月他举行规模宏大的纪念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2 500周年庆典活动，这不仅突出说明了他的波斯民族主义特性，也是他认为巴列维王朝和阿契美尼德王朝存在内在承继关系的彰显。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列维国王领导下的伊朗已经成为中东乃至全世界的发展明星，当时伊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超正在飞速发展的韩国，比如1977年，伊朗和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146.6美元和1041.6美元。巴列维国王本人也是当时国际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不仅在中东地区影响甚大，与欧美大国的官方关系也相当密切。尝尽欧美列强的长期侮辱后，从积极的一面来看，20世纪70年代伊朗人再次品味到作为区域大国的愉悦。

综上，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王朝、萨珊王朝、沙法维王朝和巴列维王朝，伊朗都曾经发展成为中东甚至世界大国，这给伊朗人带来强烈的可以再次成为大国的信心，并催生了伊朗的区域大国心态。伊斯兰共和国秉承了伊朗是（海湾）区域大国的历史传统，而且它不仅自视为海湾地区的大国，还自认为是世界什叶派穆斯林的领袖，甚至对中东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也多有抨击，努力从宗教和政治两方面彰显自己的地区领导者地位。

在伊斯兰革命进行期间霍梅尼就给伊朗未来的外交政策定了基调——伊朗不再是别国的附庸，而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具有重要地区影响力的独立自主国家。革命后霍梅尼大力倡导输出革命，猛烈抨击各阿拉伯国家政权，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派进行反政府行动。在霍梅尼看来，当时大多数阿拉伯政权都是虚弱的、附属的，而且带来了种种弊端：“穆斯林的问题是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及人口，但是由于其无能的领导层，他们不得不遵照大国的意志行事……穆斯林的问题在于其政治体制，正是其政治体制造成了当前穆斯林的种种问题。这些政权与伊斯兰教无关，除非我们回归伊斯兰，否则我们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对阿拉伯国家的批判是伊朗追求地区领导权的一种表现形式。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也彰显了其地区大国心态。面对中东和世界穆斯林普遍关心的巴勒斯坦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给予非常大的热情并站到反对以色列的最前线，精神领袖霍梅尼曾直言：“对待以色列的正确态度是：认为它是非法的、强霸的、侵犯穆斯林权利的政权，不能与它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必须消灭以色列。每个穆斯林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对付以色列……我们与以色列绝不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它是霸权者，是与穆斯林为敌的……以色列是霸权者，应该尽快离开巴勒斯坦，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巴勒斯坦兄弟尽快消灭这一毒素……。”迄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然没有承认以色列国的合法性，在当下伊朗出版的世界地图上也看不到“以色列”字样。在阿拉伯诸国都不作为的情况下，伊斯兰共和国仍然对世界热点巴勒斯坦问题给予持续关注，这不仅仅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它还事关伊朗“负责任的”区域和伊斯兰大国形象问题。

中东事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断凸显伊朗的区域大国地位。萨达姆政权被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击败和推翻，解除了伊朗西部的伊拉克军事威胁；塔利班政权被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推翻，消除了伊朗东部的阿富汗挑战；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变局”又令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强国陷入泥潭而至今不能自拔，沙特即使在阿拉伯世界也得不到广泛认同，土耳其则因对外政策失当而内外交困……据此，尽管国际制裁还没有完全被解除，但是伊朗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其国际环境也逐步改善，这令伊朗的地区大国之心更加坚定。

历史曲折催生的伊朗受害者心态

阿契美尼德王朝、萨珊王朝、沙法维王朝、巴列维王朝给伊朗人带来巨大荣耀，尽管它们的强盛期有长有短，但是都为当今骄傲的波斯民族精神之塑造起到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令伊朗苦恼的是，每当自己强大时总有与之匹敌甚至更强的对手存在于左右，而且与这些强角色交往的方式又往往是自己不占优势甚至导致亡国的战争，或者深受世界大国之影响而不能完全自主。一言以蔽之，即使是在历史辉煌时期，波斯人也常是充满悲情；而且历史上伊朗还曾遭受希腊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以及英国和苏联等势力的占领或侵略，伊朗由此滋生了较为明显的受害者心态。

（一）阿契美尼德王朝与希腊人的战争

阿契美尼德王朝是最让波斯人缅怀的伊朗历史发展阶段，这个被称为第一波斯帝国的王朝给波斯人带来无上荣耀。阿契美尼德王朝同样让世界特别是西方铭记的，还有它与希腊诸城邦的连续作战，即“希波战争”。

居鲁士大帝缔造“波斯帝国”后，阿契美尼德王朝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对外征服战争，一时之间国家力量和其自认的权威世界无二。对古代世界性大帝国的统治者而言，拥有更多土地和更大权威是一种内在追求，这是帝国的本质使然，也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者对希腊人有所图谋的关键原因。至于波斯人和希腊人究竟存在什么矛盾，哪怕是希腊著名史家、世界名著《历史》的作者希罗多德也不清楚，只是笼统地说那个时代的亚洲人把欧洲人视为异类，波斯人认为希腊人是自己的必然敌人。事实上，在探讨希波战争爆发原因时，希罗多德代表西方发出了震耳发聩的问题——他们（东方）为什么恨我们（西方）？

当谈及希波战争时对伊朗不利的是，伊朗自己并没有多少关于双方对抗的记载，现在人们主要是通过其敌对阵营——希腊人特别是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来认知希波战争，不管当时的客观情况为何，只此一点就已经让伊朗对世界当下的“希波战争观”心存排斥了。尽管波斯人对西方的希波战争史观不认同、不接受，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强大的波斯帝国在双方的系列对抗中非但没有让看似不堪一击的希腊人臣服，反而还极大削弱了自己的实力。即使公元前431～404年间希腊人发生严重内讧——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集团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时，波斯人也无力再对希腊人行征服之举，反而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利用希腊人的内乱对其实施了成功征服。最终，被称为第一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公元前330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而且，希腊征服者不仅把波斯帝国辉煌象征的波斯波利斯城付之一炬，还在此后的百年间把波斯人变成了自己的臣民。从世界第一帝国之民到异族统治的亡国臣民，在短时间内波斯人完成了身份的骤然转变。

尽管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对抗是发生在2 300多年前的绵延战争，但是它对时下的东西方关系认知、对伊朗仍然有不可忽视之影响。约十年前笔者参加一个伊朗问题研讨会时，与时任伊朗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有一个对话，期间他猛烈抨击美国对伊朗的敌意——彼时好莱坞大片《斯巴达三百勇士》刚出炉不久，该片反映的是希波战争中最著名战争——发生在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大战，伊朗方面认为该影片是对自己历史的丑化与贬低，从中可以部分感知希波战争在当代伊朗人心目中的分量。

（二）帕提亚-萨珊王朝与（东）罗马帝国的战争

伊朗摆脱希腊人统治后进入帕提亚王朝，国力日渐恢复，并且在其后的萨珊王朝达到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此时,欧洲也迎来又一个辉煌时期——罗马帝国。尽管帕提亚王朝与中国汉朝建立了友好交往，开启了丝绸之路，也曾与印度政权建立了一些合作，但是就与周边政权的关系而言可谓是冲突频发。帕提亚王朝于公元前247年建立后，与临近的塞琉古王国、亚美尼亚王国陷入连绵的冲突，凶悍的游牧人也对王朝构成威胁。对伊朗尤为不幸的是，帕提亚-萨珊王朝与强大的（东）罗马帝国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战争，双方在西亚和高加索展开了激烈争夺。战争双方虽然互有攻守胜负，但是与正在崛起的罗马人的长期对抗严重削弱了帕提亚王朝实力却是不争事实。再加上内部的不和，曾经盛极一时的帕提亚王朝在公元224年被萨珊王朝所取代。

萨珊王朝不仅从帕提亚王朝那里获得了国家的统治权，还继承了与罗马帝国的战争。萨珊王朝以恢复第一波斯帝国的疆土为己任，但是这时罗马人已经控制了一些这样的土地，萨珊王朝的此等诉求不可避免地会与罗马帝国发生冲突。萨珊王朝与罗马帝国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争夺地区权力和势力范围，随着萨珊王朝力量的壮大，它与罗马帝国的战争频率加强，而且它们之间的战争还被赋予了东西方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以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成为萨珊王朝的首要外部敌人。尽管在面对强大的东罗马帝国时萨珊王朝在某些时期和区域并不处于下风甚至还占有一些优势，比如621年萨珊王朝击败东罗马帝国并完全控制了埃及，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强大东罗马帝国的长期战争严重消耗了萨珊王朝的实力，特别是622年以后萨珊王朝在与东罗马帝国的对抗中节节败退，这不仅影响到它应对其他外部威胁的能力（比如在面对阿拉伯人入侵时的软弱无力），而且还引发了激烈的内部斗争，自628年始的五年间该王朝竟然更迭了5位帝王，其混乱程度可见一斑。而就在此时，高举伊斯兰教大旗、崛起中的新兴力量阿拉伯人对萨珊王朝展开了进攻，在637年的卡迪西亚战役中一举击溃萨珊王朝的主力军，被称为第二波斯帝国的萨珊王朝最终在651年灭亡。

（三）沙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

“第一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历经长期与希腊人的战争，最终被亚历山大帝国所灭；“第二波斯帝国”萨珊王朝历经长期与（东）罗马帝国的战争，在实力消耗殆尽之时被新崛起的阿拉伯人所灭。“第三波斯帝国”沙法维王朝的对外关系也不甚理想，它与当时国力强大威震欧洲的奥斯曼帝国长期对抗和作战，把自己带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灭亡东罗马帝国后，奥斯曼帝国进入了最为强盛的时期，在此后的两百年中展开了迅猛的对外扩张，成为欧洲的梦魇。沙法维王朝于16世纪初兴起于今伊朗西北部临近土耳其的地方，1501年建立后也奉行领土扩张政策，因此与奥斯曼帝国发生了利益冲突，当时这两大伊斯兰强国主要围绕伊拉克和高加索地区进行争夺。沙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个矛盾源于宗教信仰，奥斯曼帝国立逊尼派伊斯兰教为国教，沙法维王朝的国教则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宗教的分歧加剧了双方的矛盾。这样，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冲突，把沙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一再推到了兵戎相见的境地，由于武器和军队组成的先进性，起初奥斯曼帝国占据着双方交战的上风。

阿巴斯大帝时期沙法维王朝迎来自己最为强盛的发展阶段，也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沙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爆发了更为频繁的战争。借助改良的武器和军队，沙法维王朝越发有了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双方在战场上互有胜负。让伊朗自豪的是，沙法维王朝不止一次地在战场上打败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让伊朗忧伤的是，对阵奥斯曼帝国时不仅仅是失败的战争、即使是取胜的战争也让自己实力受损，沙法维王朝的都城从大不里士到加兹温、再到伊斯法汗一路南迁，也有远离奥斯曼帝国威胁之考虑。此外，什叶派的沙法维王朝与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的持续交恶，亦给之后中东穆斯林间的关系造成较大伤害，加剧了伊斯兰教教派间的矛盾。

与奥斯曼帝国长达两百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对沙法维王朝的对外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使其无暇全力对付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阿富汗人、俾路支人、俄罗斯人等势力的挑战，导致国家经常处于外部威胁的阴影之下，而且为了对付奥斯曼帝国，沙法维王朝还不得不放弃一些权益以求得与他国（比如新兴起且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的合作。如前所述，在阿巴斯大帝之后沙法维王朝就步入了日渐衰落的轨道，由此在面对奥斯曼帝国时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再加上统治者的治国无道，沙法维王朝最终于18世纪前期灭亡。

（四）巴列维王朝与英、苏、德、美的复杂关系

沙法维王朝灭亡后伊朗再次进入了分裂期，直至18世纪末恺加王朝的建立才重获统一。但是统治者的治理无方和欧洲列强的趁机而入，让恺加王朝成为当下伊朗人不愿回忆的历史。巴列维王朝取代恺加王朝后，英国、苏联和美国对伊朗事务干涉有加；在整个巴列维王朝时期，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始终是伊朗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甚至是难题。

如前所述，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国王是心怀强烈民族主义的领导者，他励精图治希望把伊朗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成功国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面对两大外部强敌——英国和苏联的干涉。为了制约英、苏两强的钳制，礼萨国王想到了“第三国外交”，即再引进一个世界大国来抗衡英、苏在伊朗的地位。美国是礼萨国王的第一选择，但无奈那时美国在伊朗并没有切身利益存在，因此不愿意冒得罪英、苏的风险来满足礼萨国王的愿望。当时，正在大肆宣扬雅利安人荣光的希特勒德国遂成为礼萨国王合作的新目标，妄图称霸世界的希特勒德国非常看重伊朗的地缘战略地位，结果二者一拍即合，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迅速发展成为伊朗的最大贸易国和最亲密的合作者。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伊朗之于英、苏的地缘战略价值同样重要，由于担心伊朗会落入希特勒德国之手，英、苏联合向礼萨国王施压，要求他驱逐在伊朗的德国间谍，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英、苏两国于1941年8月联合出兵伊朗，并战而胜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不仅是盟国向苏联运送作战物质的重要通道，也是同在伊朗有驻军的英、苏、美的角斗场，特别是随着二战局势的明朗和冷战思想的抬头，美、苏、英对伊朗的争夺日趋激烈，正如巴列维国王所言：“我认为，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将会论证这一点：冷战实际上是从伊朗开始的。虽然冷战的迹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但是冷战的形式及其影响首先在伊朗清晰地展现出来。”二战后，英、美联手帮助巴列维国王把苏联势力赶了出去，然后美国又帮助国王摆脱了英国势力的钳制。这样，随着1953年美国支持的伊朗政变的成功和次年伊朗石油国有化危机的解决，美国成为唯一对伊朗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外部大国。

出于冷战和控制中东的需要，美国给予巴列维国王全方位的帮助与援助，努力把伊朗强化为自己在中东的战略棋子。再加上世界石油价格攀升的因素，到20世界60年代后期，伊朗已经发展成为中东的显要角色。面对如此巨大的发展业绩，本就心怀民族、国家复兴之宏愿的巴列维国王豪情万丈，为了把伊朗建设为受人尊重的中东甚至世界强国，他日益重视外交的独立自主性，在很多事项上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而是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这样，一方面是巴列维国王的国家独立发展之倾向，另一方面是美国赋予伊朗的其中东利益维护者的角色。随着伊朗力量的增强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结果当旨在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日益临近之时，国王对美国的疑心越来越重，而美国对江河日下的国王也最终采取了任其被国内革命推翻的态度。

由此看来，历史上伊朗曾与外部国家爆发多次冲突甚至是战争，特别是其强盛时刻的终结基本上都与对外战争有关，这导致很多伊朗人产生如下心理：外部敌人不希望伊朗强大，它们总是在阻止伊朗的健康发展，伊朗是国际社会的受害者。这种思想认识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也有比较明确的体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非常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中东特别是海湾大国，应该在本地区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是事与愿违，其诞生以来非但没能成为受尊重的地区领导者，反而还遭遇地区内外势力的联合打压，这令其倍感委屈：别人为什么总是要和我作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几乎一直在追问这个令其痛苦的问题，特别是在两伊战争和核发展问题上遭遇严重孤立或重大挫折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受害者心态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两伊战争留给伊朗人的受害者心理至今没有平复，这既是与伊拉克作战带来的巨大牺牲使然，更是战争期间美、欧等大国和阿拉伯多国采取与伊朗对抗的立场所致。尽管两伊战争是以萨达姆主导下的伊拉克入侵伊朗拉开帷幕，但是因为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采取了与阿拉伯诸国、以色列和美国等国政府对抗的立场，所以两伊战争爆发后上述国家及其盟友都陆续站到伊朗的对立面。到1982年6月，里根总统断定美国不能承受伊拉克败于伊朗之后果，他要把萨达姆引导成为温和且富有理性的阿拉伯领导人，于是决定美国要做任何必需和合法的事情来阻止伊朗在战争中击败伊拉克。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1984年对《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则说：“我们不愿看见”伊朗胜利，因此“我们有意改善我们和伊拉克的关系……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和伊拉克人合作。”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可谓四面楚歌，富有的阿拉伯石油国不仅直接向伊拉克提供巨额资助，还帮助伊拉克卖石油，美国等西方大国则是伊拉克武器和作战情报的供应者和国际政治的支持者，即使是伊拉克在战场上使用了化学武器，美国也没有停止对萨达姆政权的支持。

国际社会对两伊战争的反应深深刺痛了伊朗人的心，时至今日，当谈及这场伊拉克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战争”时伊朗人仍然愤愤不平——国际社会竟然普遍站在侵略者一边打压被侵略者，哪怕是伊拉克使用了违反人性的化学武器都没有阻止其他国家对伊拉克的支持，孤军奋战的伊朗难道还不是受害者吗？事实上，现在还有一些伊朗人把两伊战争视为公元680年卡尔巴拉战役的当代显现——在这两次战争中，伊朗人和伊玛目侯赛因都是面对强敌孤军奋战，充满了悲情。

持续多年且给本国发展带来重大困难的所谓“核危机”也深深伤害了伊朗人。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伊朗核问题始终是华盛顿关注的焦点，美国政府一直指责伊朗是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幌子下从事谋求核武器的活动，英、法、德等国则在一旁为美国摇旗呐喊，从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伊核危机”，伊朗也因此遭受到严重的国际制裁。伊朗视“伊核危机”为国际社会对本国的不尊重和赤裸裸的歧视，是对伊朗尊严的严重冒犯。事实上，伊朗发展核能不是始于伊斯兰共和国，早在前王朝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就已经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开始了，而且现在的以色列也拥有民用甚至是军用核资源，但是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要“和平利用核能”时，却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遏制和严重的国际制裁，这不能不让伊朗现政权感到尊严被侵犯，正如伊朗前总统内贾德所言：“伊朗民族希望在核问题上维持公正，伊朗认为在该领域的国际法应该适用于所有人，如果要禁止，就应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美国因为“伊核危机”倡导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了苛刻的国际制裁，这严重恶化了伊朗的国际处境，增加了伊朗的发展困难，直到2015年7月，伊朗才和美、俄、英、法、德、中六大国达成了全面的核协议，部分缓解了伊朗面临的国际压力。伊朗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仍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在民众的支持下坚持与美国等国在核问题上针锋相对，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伊朗认为自己在核发展问题上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正对待，身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签字国的伊朗认为自己“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被无端剥夺，这是国际社会对伊朗赤裸裸的伤害。笔者在伊朗工作生活期间，每次和伊朗人谈及两伊战争和核问题，都能明显察觉到伊朗人因为自感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正对待而导致的受害者心态。

历史起伏带给伊朗的反抗心态

伊朗历史不乏光辉灿烂的时刻，但是它也经常在与外部的争斗中归于黯淡，或者在大国的干涉中失去自主，因此，纵然波斯帝国给伊朗带来了自豪，但历史上的失败屈辱也足以催生出民族和国家的悲情。这种情绪恰恰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色彩相吻合，而且二者结合后还产生了交互影响，因此若要理解波斯人和伊朗的民族、国家特性，就必须要理解波斯人对伊斯兰教的皈依，以及什叶派的发展特点，特别是其中蕴藏的反抗（或对抗）之特性。因为前文已经对伊朗和希腊、罗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英、苏、美的对抗关系做了阐述，因此本部分史实论述集中在阿拉伯人征服及伊朗其后的反应。

（一）阿拉伯人的征服及伊斯兰教什叶派信仰在伊朗的确立

就波斯民族对外关系而言，时至今日最不能让波斯人释怀的就是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如前所述，萨珊王朝的长期作战对象是（东）罗马帝国，双方的持续战争严重削弱了萨珊王朝实力。就在萨珊王朝苦苦面对东罗马帝国的威胁时，其身旁又兴起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敌人——阿拉伯人。高举新诞生的伊斯兰教大旗，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前期迅速崛起，并于637年在今伊拉克境内的卡迪西亚击败萨珊王朝的主力军，之后大部分的萨珊王朝土地被阿拉伯人占领，伊朗历史从而进入阿拉伯人统治时期。与光辉灿烂的伊朗历史与文化相比，当时还未完全脱离部落发展阶段的阿拉伯人之文明相形见绌。事实上，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的大部分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印象仍然非常差，甚至可以说达到嗤之以鼻的程度。但不争的事实是，历史上阿拉伯人的确征服了萨珊王朝、征服了波斯人，而且对波斯人历史发展影响甚巨的是，之后其语言文字和信仰都被阿拉伯人纳入征服之列。

随着阿拉伯人的到来，促成其走向强大的伊斯兰教也进入伊朗，不过伊朗对伊斯兰教派的最终选择却与阿拉伯人多数不同。公元610年麦加人穆罕默德开始传播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阿拉伯人正是借助这一利器迅速崛起。不过，随着穆罕默德的去世，阿拉伯人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伊斯兰教遭遇严重挑战，并逐渐衍生出不同的宗教派别。支持穆罕默德堂弟和女婿阿里作为继承人的少数派认为，穆罕默德生前曾当众明示要阿里做自己的接班人，因此其他人无权接替穆罕默德之位，在这部分逐渐演变为什叶派的穆斯林眼中，穆罕默德之后的所谓阿拉伯“四大哈里发”是不存在的，因为前三个不合法，只有第四个哈里发也就是阿里才是合法的。但更多的穆斯林既承认阿里的合法性，也承认前三任哈里发的合法性。

作为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征服者，统治波斯人的阿拉伯人显然不会给予伊朗适宜的什叶派发展空间；作为被征服被统治之民，本就自认文明超然于阿拉伯人的波斯人也不愿轻易屈尊就范。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统治者在伊朗大力推进伊斯兰教逊尼派力量的发展，波斯人在被迫接受伊斯兰教的时候，则在深具反抗和斗争精神的什叶派那里找到些许共鸣。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在伊朗的互相竞争，随着16世纪初沙法维王朝开国之君宣布什叶派伊斯兰教为伊朗国教而尘埃落定，之后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便成为延续至今的伊朗主流宗教信仰，而且随着王权或政治力量对获取宗教支持的需求，总体而言之后伊朗的什叶派教士阶层地位不断上升，这一群体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也日益彰显，1979年伊朗更是成立了什叶派教士集团主导国家大权的伊斯兰共和国。

（二）什叶派较为强烈的斗争、反抗和殉道精神

但是就信仰而言，在阿拉伯人征服萨珊王朝并传入伊斯兰教之前，伊朗原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诞生于2600年或3500年以前的琐罗亚斯德教是伊朗迄今最重要的本土宗教，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时期被立为伊朗的官方宗教，其经典为《阿维斯塔》（或称《波斯古经》），汇集了雅利安人最古老的传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献之一。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后伊朗历史进入希腊化时期，而且之后的帕提亚王朝也是多元文化并存的伊朗朝代，所以琐罗亚斯德教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萨珊王朝时期琐罗亚斯德教迎来了光辉时刻，梦想恢复（第一）波斯帝国荣耀的该王朝统治者再次把琐罗亚斯德教尊为国教，并且资助重修了被希腊人破坏的宗教经典《阿维斯塔》，使之成为最终且最权威的版本。尤为重要的是，萨珊王朝时期琐罗亚斯德教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宗教制度，并成为政权的重要依靠力量。

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军事征服后，伊斯兰教随之而入，琐罗亚斯德教在伊朗信仰体系中的超然地位轰然倒塌，再加上此后本土语言文字也受到阿拉伯人的强制影响，曾被波斯人引以为豪的“软实力”竟然被“蛮夷之族”阿拉伯人控制在股掌之间，这大大增加了波斯人因为军事失利而滋生的民族或国家之痛苦。作为被征服者，波斯人不得不接受伊斯兰教，在这种情况下，突出（什叶派）伊斯兰教与自己的密切关系，强化自己对（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发展贡献，就成为波斯人反对和抗衡阿拉伯人的思想武器。伊朗什叶派穆斯林认为，第三伊玛目侯赛因娶了萨珊王朝末代帝王的女儿，也就是波斯公主，并生了第四伊玛目，因此从第四到第十二的历任伊玛目也都具有波斯人血统。在塑造自己的伊斯兰信仰时，波斯人把自己本土的思想文化甚至政治传统也注入其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伊斯兰信仰，这与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信奉的逊尼派伊斯兰教有较大差异，与当下沙特阿拉伯尊崇的瓦哈比伊斯兰教派的冲突更是突出，以致很多沙特阿拉伯人认为伊朗的什叶派根本就不是伊斯兰教，其信众也不是穆斯林。当然，伊朗什叶派穆斯林也视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为极端势力。

从一开始，作为少数派的什叶派就和作为多数派的逊尼派陷入了无休止且处于下风的争斗中，公元680年势单力薄的穆罕默德之外孙、阿里之次子、第三伊玛目侯赛因在今伊拉克境内的卡尔巴拉被同教他派的敌对大军杀害，这更加助长了什叶派的悲情，延续至今的哀伤节日“阿舒拉”就是什叶派伊斯兰教悲情的集中体现。什叶派宗教的悲情已经渗透到波斯人的生活中，并成为其民族悲愤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什叶派穆斯林的悲情和波斯人的悲情已经较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比如在参加伊朗“阿舒拉”系列活动中，笔者就清晰感知到对两伊战争烈士的深切缅怀。一位伊朗大学教师曾告诉笔者，两伊战争就是导致伊玛目侯赛因罹难的“卡尔巴拉战役”在当代伊朗的再现。同样，笔者在伊朗不同城市观摩伊斯兰革命纪念的系列活动时，也看到听到什叶派宗教在其中的存在。伊朗的另一个生活场景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街上或清真寺里，什叶派宗教人物基本都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至少在公开场合很少看到他们畅怀大笑，这也许是民族、国家和宗教悲情的一个外在表现吧。

由此看来，具有辉煌历史时刻的伊朗曾被他族他国灭亡或操控，更有本土宗教被伊斯兰教取代、民族语言文字被阿拉伯人禁止的惨痛经历，如是发展历程令自视为地区大国的伊朗倍感受伤和委屈，并因此迸发出强大的抗争精神。从军事政治上对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俄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等的反抗，到宗教上严重本土化的什叶派对阿拉伯逊尼派的对抗，均显示出伊朗鲜明的反抗（或对抗）精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此给予继承。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视为世界反抗不公平的支持者，就像其缔造者霍梅尼所言：“我们与各国人民没有任何矛盾冲突，我们所要反对的是那些残暴欺压的政府，无论它们压迫我们，还是压迫我们的穆斯林兄弟，我们都要反对他们。”“我们是被压迫人民的支持者，任何人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受到压迫，我们都是他的支持者。”伊朗伊玛目霍梅尼著作整理机构：前引书。事实上，伊斯兰共和国之所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前述立场，除了有区域大国心态的推动外，也有反抗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剥削与不公的原因。另外，伊斯兰共和国对美国和沙特的立场也显示了其反抗（或对抗）心态。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高举反对美国的大旗而进行的，革命成功后美国成为伊朗宣传中的头号外敌，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美国在两伊战争中对伊拉克的支持、美国对伊朗核发展的强力反对，以及美国倡导发起的对伊朗旷日持久的严厉国际制裁，也佐证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激烈对抗。在霍梅尼看来，美国是伊朗民众饱受痛苦的根源，他认为伊朗人民和其他所有伊斯兰国家人民的全部灾难都是由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认为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关系，是被掠夺者与掠夺者的关系，因此他大力号召伊朗和所有伊斯兰民众要把美国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不要对它抱有任何奢望，而是要把它踩在脚下，只有在它痛改前非、不再压迫别人之后，伊朗才有可能与它建立关系。基于霍梅尼在伊朗的突出地位，导致虽然他已经去世20多年，但是其思想观点对伊朗的内政外交仍然具有难以逾越之影响，这也是伊斯兰共和国迄今仍坚持与美国政府对抗的关键因素，即使因为与美国对抗而不得不付出沉重代价也在所不惜，因为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看来，有些价值观是一定要坚持而不能用物质利益来交换的。从这一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何伊朗要在核问题上与美国对抗那么长时间，因为“伊核危机”在伊朗看来是事关公平正义与尊严的问题。

伊斯兰共和国尽管在宣传中把美国、以色列列为自己最主要的敌人，称之为大、小撒旦（恶魔），但是从民众的心态来看，伊朗人特别是波斯人最反感的国家不是美国、以色列而是沙特阿拉伯，最厌恶的群体也是（沙特）阿拉伯人。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后波斯人被迫接受了自己的敌人阿拉伯人的宗教作为自己的信仰，这一历史经历对伊斯兰共和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有直接的负面影响。由于自身在伊斯兰教发展中的特殊地位，逊尼派的沙特一直自视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如前所述，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主导的什叶派伊朗也有志于取得伊斯兰世界的话语权。而且值得关注的是，沙特和伊朗的教派分歧与对抗还因波斯-阿拉伯的民族仇恨而被进一步强化。此外，作为中东大国，沙特和伊朗都怀有一颗争当地区领导者的心，因此它们的角逐既有地缘政治层面上的博弈，也有宗教意义上的竞争。今日伊朗对于沙特的仇视，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波斯人对阿拉伯人历史征服的当代抗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抚慰。

伊朗主体民族和国家发展特性

纵览伊朗的历史发展，可以清楚地发现，不管是强盛时期还是衰落时期，冲突甚至是战争常常成为其对外关系的主要特征。强盛时期遭遇挑战，衰落时期备受欺凌，曾被迄今最深恶痛绝的阿拉伯人征服但仍然信仰源于沙特的伊斯兰教，身为海湾大国却还在身背国际制裁而难以发挥地区领导者作用，民族国家的如此经历让波斯人或伊朗国民充满悲情和纠结，继而催生出上述的各种心态。

地理位置是历史上伊朗取得辉煌业绩以及与外部世界频发冲突或战争的重要原因。处于欧洲与东亚交往的必经之地，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中转站，这使伊朗可以充分享受到东西方交流带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收益，并因此丰富和壮大了自己，比如（第一）波斯帝国时期波斯波利斯城的建设，就汇集了帝国多个附属国的能工巧匠和材料。多文明、多文化的交汇给伊朗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而且伊朗强大王朝的出现也塑造了波斯人民族精神，这些因素使伊朗在历史上一再拥有外扩的能力与动力。但是不言而喻，地缘位置突出的伊朗也往往会成为胸怀缔造世界帝国之梦想的他方政治家觊觎的对象，或者会成为世界大国之间竞争的棋子。这样，地处多方势力易于角逐之地，一方面有强盛时期的外扩，另一方面有衰落时期的被攻伐，再加上更强大势力之间争斗时自己无奈的棋子角色，历史上伊朗对外关系自然也就呈现出冲突或战争多发的特征。

时至今日，既往经历对伊朗的发展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比如，就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而言，阿拉伯人征服和伊斯兰教传入的后遗症仍然明显存在。如前所述，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的辉煌赋予波斯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们对前伊斯兰时期伊朗文化的力量也深信不疑，但是在阿拉伯人征服后，阿拉伯语言和伊斯兰教强势进入伊朗，令波斯人引以为豪的本土文化遭到猛烈打压。但是阿拉伯人在历史上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迄今再也没有重塑自己的辉煌，而曾被其征服的波斯人则逐渐恢复了元气，沙法维王朝和巴列维王朝也让波斯人再次品味到伊朗是中东大国的美好感觉。波斯人的这种历史起伏和沙特阿拉伯人的一蹶不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波斯人对沙特阿拉伯人素养的根深蒂固之蔑视，以及源于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之信仰在伊朗确立并主导至今，这些因素使波斯人在看待沙特阿拉伯时具有多种情感——自豪、鄙视、仇恨以及挥之不去的纠结。

同样，伊朗和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糟糕关系之现状也有明显的历史痕迹蕴含其中。很大程度上讲，伊朗至今都还没有摆脱历史对于当下发展的严重钳制（当然这并非伊朗所独有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目前伊朗和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关系紧张或不甚融洽，但是由于历史上伊朗更多的是与欧美发展关系，再加上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强势崛起带给伊朗的冲击，造成现在伊朗人更愿意和欧美国家发展更深更广的关系。而且，鉴于伊朗历史发展之强盛和衰落的起伏性，在观察伊朗时务必要注意到当下伊朗人的一个强烈信念——尽管目前伊朗发展遭遇到困难，但是伊朗一定还可以再度发展壮大并崛起为地区大国、强国！

地理位置的确给伊朗的发展进程带来重大影响。历史发展对当下伊朗内政外交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地理位置是难以选择的，民族和国家的既往也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从古至今伊朗发生了那么多的涉外冲突，尽管这有其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但一定也会有伊朗自身的原因。对很多政权来讲，把国家发展不顺归咎于外敌是一个便利之举，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可取的。就当下的伊朗而言，如果不顾及其他域内国家或域外大国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利益，伊朗的地区大国之路注定不会平坦；如果不能放下历史心结，伊朗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以及美欧的关系也难以获得根本性改观；如果不能对国内民众的需求做出恰当反应，伊朗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为了伊朗能够更好地发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决策者亟需先从可控、可操作的自身角度出发，努力遏制与外部世界冲突多发的历史惯性，尽快找寻并推出解决此问题的富有成效的路径和方法。

当然，外部国家在与伊朗交往时如果不注意波斯人的民族特性或国家特性，也很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在伊朗当下地区大国心态、受害者心态和对抗/反抗心态的背后，其实有强大的波斯民族主义做支撑。波斯人有非常强烈的获得外部认可的预期和渴望。尽管伊朗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是其宗教的波斯民族特性是如此之鲜明，以至于很多逊尼派穆斯林认为伊朗什叶派穆斯林不是伊斯兰教信徒。我们面对伊朗时，一定要注意并务必重视其伊斯兰面纱下的波斯特性，这才是其国家精神的核心来源。如今，位于德黑兰的伊朗国家博物馆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伊斯兰前的，一个是伊斯兰后的。相较而言，前者的游客络绎不绝，后者可谓是门庭冷落。事实上，现实的落寞已经让富有思想的伊朗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并努力在前伊斯兰时期的本土文化中找寻自己的发展之路。伊朗当代学者、本土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的选编者贾利尔·杜斯特哈赫曾啼血直言：“（伊朗）人们的内心深处积淀着悲戚和忧伤。究其原因，不仅在社会的底层，还在于国家及其引进的不良教育制度，以及我们对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宝库的忽视和冷漠……我们没有认真地思考，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住在什么地方？应该做什么事？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发人深省。”的确，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波斯人对其伊斯兰前时代历史的态度，他国与其交往时就很可能会陷入盲区。

而且，基于波斯人在伊朗的主体地位，其大国心态、受害者心态和反抗（或对抗）心态对当下伊朗内政外交的影响不言而喻。比如，在遭受国际制裁特别是石油制裁非常严重的2012年，时任伊朗最高利益委员会秘书长、前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2013年伊朗总统大选候选人雷扎伊向领袖哈梅内伊提交了建设“抵抗型经济”的报告，旨在应对制裁并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最终提高伊朗经济的独立性和韧性。哈梅内伊高度评价并批准了这份报告，并说敌人正通过阻止伊朗经济发展使人民脱离伊斯兰教义，实行“抵抗型经济”将是抵御外部冲击、打赢“经济战”的有效途径，之后哈梅内伊还亲自公布了建设“抵抗型经济”的24条纲领。需要注意的是，波斯人的上述3种心态表现在国家政策上，有时也会交织在一起，比如“伊核危机”就同时蕴含了这3种心态——伊朗需要核发展，所以伊朗就可以从事核发展，因为伊朗不是任人摆布的小国，而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大国；针对伊朗的这一正当诉求，欧美等国际社会竟然强力打压伊朗，这是对伊朗赤裸裸的仇视与伤害；作为独立自主的地区大国，伊朗当然要对此等不公和迫害加以坚决反抗。伊朗波斯人的上述3种心态交互作用于国家决策，是导致“伊核危机”旷日持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文请参见《西亚非洲》2018年第1期）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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