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

贞观之治的法治

郝洪涛

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厉精图治，出现过为人称道的“贞观之治”。主要措施是：知人善任、从谏如流、“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使“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奠定了基础。

近读《资治通鉴·唐纪》及《新唐书》《贞观政要》，对“贞观之治”有新的认识。认为法治也是其主要措施。本文就此问题从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作以初步探讨。

一、立法

唐初，统治者重视立法。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都有立法活动。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 “戊午，隋恭帝禅位于唐。”“唐王李渊即位于太极殿”，“改元武德”，“罢郡，置州，以太守为刺史。”“壬申，命裴寂、刘文静等修定律令。”“六月，废大业律令 （隋炀帝大业三年颁布的法典） 颁新格。”

武德二年二月， “初定租、庸、调法，每丁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 （租指田租，调指户调，劳役为庸。）这是赋税立法。

武德七年三月， “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次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至太府为九寺。” 这是行政立法。

“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颁新律令，比开皇旧制增新格五十三条。”“初定均田租、庸、调法。”

李渊制定的法律史称《武德律》，比隋《开皇律》刑罚减轻。

唐太宗尤其重视立法。

高祖九年八月， “甲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赦天下；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二年租调，自余给复 （免除赋税徭役） 一年。” 诏以 “宫女众多，幽闷可愍 （悯） ，宜出之，各归亲戚，任其适人。”

十月， “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傜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贞观元年（627年）正月，乙酉，改元。 “上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更议定律令，宽绞刑五十条为断右趾 （脚） ，上犹嫌其惨，曰：‘肉刑废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改为加役流 （死刑的减刑） ，徙三千里，居作 （劳役） 三年；诏从之。”

贞观五年十二月，“ 上谓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 （审核讯问） 奏，盖欲思之详熟故也。而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又，古刑人，君为之撤乐減膳。朕庭无常设之乐，然常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断狱，唯据律文，虽情在可矜 （怜悯） ，而不敢违法，其间豈能尽无冤乎！’丁亥，制‘决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而情可衿者，录状以闻。’由是全活甚众。其五覆奏者，以决前一二日，至决日又三覆奏；唯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

“上常与侍臣论狱，魏征曰：‘炀帝时尝有盗发，帝令于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讯取服，凡二千余人，帝悉令斩之。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上曰：‘此豈唯炀帝无道，其臣亦不尽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贞观十三年八月， “诏以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比来诉讼者或自毁耳目，自今有犯，先笞 （chī，刑，用荆条责打） 四十，然后依法。”

贞观十六年七月， “庚申，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

贞观十年十二月， “上曰：‘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

贞观十五年五月， “丙子，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造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榱 （cuí，椽） ，正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唐太宗制定的法律，史称《贞观律》。

贞观二十三年六月， “甲戍朔，高宗（李治）即位，赦天下。” 永徽元年（650年）正月，改元。

永徽二年 “闰月，长孙无忌等上所删定律令式；甲戊，诏颁之四方。” 此即《永徽律》。

永徽三年，唐高宗以长孙无忌等对律文逐条进行疏释，撰成《唐律疏议》三十卷，永徽四年十月颁行。

以上立法的特点：一是比较全面，有律（刑律）、令（国家制度）、格（诏敕汇集）、式（细则和程式），涉及政治、经济、行政诸方面，均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法令简约， “国家法令，惟须简约” （贞观政要·赦令）。三是宽仁慎刑。太宗 “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 。（《新唐书·刑法志》）。 “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 《贞观政要·仁义》。

二、执法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了唐太宗的执法实践。

（一）严格执法。

贞观元年，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 （大理寺次官） 。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 （放逐） 。’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顔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鄃 （县名） 令裴仁轨，私设门夫，上怒，欲斩之。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佑谏曰：‘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上悦，免仁轨死，以乾佑为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为从七品，侍御史为从六品）。 ”

贞观九年七月， “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后 （迟） 军期，李靖按 （审查） 之。甑生恨靖，诬告靖谋反，按验无状 （情形） 。八月，庚辰，甑生坐减死徒边。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宽其罪。’上曰：‘甑生违李靖节度，又诬其反，此而可宽，法将安施！且国家自起晋阳，功臣多矣，若甑生获免，则人人犯法，安可复禁乎！我于旧勋，未尝忘也，为此不敢赦耳。”

贞观二十年三月， “陕人常德玄告刑部尚书张亮养假子五百人，与术士公孙常语，云‘名应图谶’，又问术士程公颖曰：‘吾臂有龙鳞起，欲举大事，可乎？’上命马周等按其事，亮辞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养此辈何为？正欲反耳！’命百官议其狱，皆言亮反，当诛。独将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上遣长孙无忌、房玄龄就狱与亮诀曰：‘法者天下之平，与公共之。公自不谨，与凶人往还，陷入于法，今将奈何！公好去。’已丑，亮与公颖俱斩西市，籍没全家。”“岁余，刑部侍郎缺，上命执政妙择其人，拟数人，皆不称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议张亮狱云‘反形未具’，此言当矣，朕虽不从，至今悔之。’遂以道裕为刑部侍郎。”

（二）不搞株连。

贞观十四年十二月， “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 （谋反，谋大逆，谋叛，谋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者，御史劾 （弹劾） 之。上曰：昔唐、虞大圣，贵为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为刺史，独能使其民比屋为善乎！若坐是贬黜，则州县互相掩蔽，纵舍罪人。自今诸州有犯十恶者，勿劾刺史，但令明加纠察，如法施罪，庶以肃清奸恶耳。’”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刑部以反逆缘坐侓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敕八座 （六尚书，二仆射） 议之，议者皆以为‘秦、汉、魏、晋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请为定。’给事中 （官名，五品） 崔仁师驳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变隆周中典！ （周法，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上从之。”

（三）亲自督办，复核案件。

贞观三年，“三月，已酉，上録 （审查） 系囚。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上曰：‘若天将与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乃释之。”

贞观二十年正月， “丁丑，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条 （汉武帝时考核官员的准则） 巡察四方，刺史、县令以下多所贬黜，其人诣阙称冤者，前后相属。上令禇遂良类状以闻，上亲临决，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

据《新唐书卷二·太宗》记载：

二年 “八月甲戍，省冤狱于朝堂。”

六年三月 “丁丑，降雍、歧、邠三州死罪以下，赐民八十以上粟帛。”“十二月辛未，虑囚 （审查囚犯罪状） ，纵死罪者归其家。” 七年 “九月，纵囚来归，皆赦之。”

十年十二月庚辰 “虑囚”。

十三年 “五月甲寅，以旱避正殿，诏五品以上言事，减膳、罢伇、理囚、赈乏，乃雨。”

十五年四月乙未，十二月辛丑，十七年二月乙亥，十八年十一月戊寅，二十一年正月甲寅，二十二年十二月闰月癸已 “虑囚” 。

二十三年 “三月辛酉，大赦”。“五月已巳，皇帝崩于含风殿。”

唐太宗直到去世前五个月，还在 “虑囚” ，前两月还在 “大赦” 。

（四）减轻刑罚，慎用死刑。

《新唐书·刑法》记载：

“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箠 （сhuǐ鞭打） 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致死？’遂诏罪人无得鞭背。”

“五年，太宗谓群臣曰：‘死者不可复生。昔王世充杀郑颋而犹能悔，近日有府史取赇 （贿赂） 不多，朕杀之，是思之不审也。法囚虽三覆奏，而顷刻之间，何睱思虑？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决日，尚食勿进酒肉，教坊太常辍教习，诸州死罪三覆奏，其曰亦蔬食，务全体撤乐、减膳之意。”

“十四年，诏流罪无远近皆徙边要州，后犯者寖少。十六年，又徙死罪以实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轻重为更限。”

唐朝初期，从《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到《唐律疏议》，形成了完整的封建法典，是为《唐律》。《唐律》之实施，对贞观之治以至后来的开元盛世，起到了重要作用。《唐律》影响，不仅及于宋、元、明、清各代，而且远播日本、朝鲜、越南等五洲诸国，甚至在世界法系中，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

应当指出，法律属上层建筑。《唐律》是皇权时代的产物，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意志，其任务是巩固李唐政权。但其中一些法治理念、执法作风是值得借鉴的。

二〇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于海口

二〇二四年四月七日改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