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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6年，功勋卓著，被人民群众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为什么能赢得人民这样的称赞？他为什么能出色地管理好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情最为复杂的大国的国务？他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的大国总理？

这与周恩来的才能分不开，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这也与他的勤劳分不开，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好像不知道疲劳。这更与他的忠诚分不开，他对党和人民、对国家、对领袖始终忠心耿耿。这还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分不开，他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在政府管理方面，周恩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政府管理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政府管理方法，并通过悠久而深厚的中国文化表达出来。这里，对周恩来政府管理常见的几个思想方法作初步的归纳和梳理。

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做统一战线工作时就重视“求同存异”。夏衍回忆：抗战时期在重庆与有些党外人士看法不一致，他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周恩来在中共七大《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既批评了“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的右的观点，也批评了“‘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强调要“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周恩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与他重视求同存异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对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周恩来政府管理智慧中最具魅力的范畴之一。

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如何在同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各国间差异的问题。周恩来及时地将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运用到外交工作中，为解决这一问题开辟了正确的途径。他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这早已成为外交佳话。然而，这之前，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他就阐明了“求同”与“存异”的辩证统一，指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

在指导推进中国同英国的关系时，他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在指导推进中国同印度的关系时，他指出，在宣传上，“应该根据求同存异的方针”，强调“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后来，周恩来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这一重大外交活动中，再次高超地运用了求同存异的方法。他以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提出了既讲分歧点又讲共同点的公报草案，令尼克松、基辛格为之叹服。他提出“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打开中美友好往来的大门正是按照这一方法进行的。同样，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是按照周恩来指出的途径――经过中日“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去实现的。怎样才能和平共处？周恩来的观点是：“先把双方不同的立场说清楚，然后找共同点，这才是诚实的态度，这样才能相处下去。”

在内政管理中，如何处理不同思路、不同性格、不同方面的人的关系？如何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国家建设服务？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求同存异。1950年8月，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周恩来作《建设与团结》的讲话时指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仍然强调坚持求同存异。他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

针对文化工作，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大同小异原则”。他指出：“每一个人的思想或有着不同，或大同而小异，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从一部影片来看，它是静止的、统一的，但它却是暂时的、相对的，把它和另外一部电影一比较，就有着不同，就有着矛盾，也就会有着发展。”抓电影工作，“要在大的方面求同，在小的方面保留着一些不同，这样就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内政上善于求同存异，善于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善于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所以他具有能把各种不同思路的人凝聚到一起的人格魅力。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国际交往中善于求同存异，才既能保持独立自主，走好自己的路，又能融入世界，实现和平共处。

在外交工作中，如何处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在内政上，如何处理管理者与老百姓的关系？对此，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以大事小”。

据周恩来外事秘书陈浩回忆，1952年召开使节会议时，周恩来发现有的大使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便抓住这个问题，讲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提倡对外平等待人。周恩来指出：“对亚非国家，我们应当有‘以大事小’的胸怀，要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倡导“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指出：“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我们在人民中就经常提出警惕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问题。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万隆会议后，周恩来主张各国以万隆会议精神相互约束。他认为，“这就是一种国际保证，使得国家不分大小都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发展而不附带任何条件”。周恩来在处理中国同柬埔寨、缅甸等国关系时，尊重小国、“以大事小”的做法，给西哈努克亲王、吴奈温总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65年9月，西哈努克亲王在《怀念中国》的诗中写道：“你是一个大国，毫不自私傲慢，待人谦虚有礼，无论大小，平等相待。”周恩来逝世后，1976年1月15日，吴奈温总统写道：“虽然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大国领导人，但是，他同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待人；他处理同较小国家的关系时，在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和解精神。”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当官的被称为“大人”，如“知县大人”、“知府大人”，属下百姓则被称为“小民”。尽管贤明的思想家和官员们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但“小民”从未被放在主人的位置上。与以往的统治者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依靠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都要“以大事小”，服务好老百姓。周恩来认为政府总理这样的“大官”也就是人民的“总服务员”。他经常说：“我是总服务员。”他要求各级政府管理者，都要服务好老百姓，当好人民的服务员。他从昆曲《十五贯》的内容联想到政府管理，提出要处理好“官”与民的关系。“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1946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时，周恩来指出：“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6年，实践了这一诺言。

“小”是“大”的基础，没有小就没有大。江海之所以成为一切小河流的领袖，是因为它善居其下，有容乃大。周恩来的“以大事小”的思想方法，反映了大国对小国善居其下的智慧，反映了政府管理者“人民至上”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