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仁伟： 女，上海人，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同年分配到在沈阳的东北工业部任计划员，两个月后调入北京在中央重工业部下属的有色金属管理局人事处工作，1957年随局内干部下放到河南农村，八个半月后进入北京钢铁学院钢厂工作，1964年进入北京冶金研究所任计划调度员，1979年调入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编辑部，1987年以副编审退休。

引文： 今年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回到复旦参加校友聚会。52届的毕业生，除了在京的几人，其他同学几乎都是六十年来第一次看到。第一天在餐厅里遇到时，彼此顾视，真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个甲子后的重逢，此情此景，只有诗圣杜甫的那首《赠卫八处士》差堪况容。

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大学毕业前都没有离开过故乡。1948年，我考入了国立暨南大学。当时正值解放前夕，父亲失业，家中艰贫。父亲不许我考学费昂贵的私立大学；又因我是一个女孩子，战乱频仍，亦不许我到外省读大学。于是我只能报考上海的几所公立大学，可惜当时没能被复旦大学录取，所幸以四个“侯补名额”之一的身份进入了暨南大学。

几番周折进复旦

暨南大学从抗日战争时南迁至福建建阳办学五年之久，1946年刚刚迁回上海。1948年，我进入该校大学部学习国际贸易。记得那年是10月4号开学，但仅仅到校两个月，12月份国民党军队因面临战事而征用了我们的校园，全部学生就被疏散回家了。直到1949年3月6日，我们才重新复学。没想到在这里只上了两个月的学就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全国解放前夕，中央鉴于新中国成立必须要有自已的干部队伍接收旧政府，所以陆续成立了革命大学，大量吸纳知识青年。1949年5月27日，上海正式解放，5月上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也成立了。我也就在这年5月份进入了革命大学，成为第一期学员。当时的校舍是在暑期，借用上海大专院校的教室和学生宿舍予以解决的。而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急需干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学员只上了四十多天课就分配工作了。时值我母亲身体非常不好，持续六年吐血，亟需我照顾，所以我最终放弃了进入上海公安学校的工作。

母校暨南大学在1949年8月被合并入复旦大学，我在彼时复旦同学的感召下，便也决定到复旦继续完成大学学业。进入工商管理系也是颇为波折。我在暨南大学本是国际贸易专业的，但当时听说国贸系毕业后可能会被派出国工作，而这绝不是我父母所允准的，我便更改了专业，转到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习。

青春校园偏痴舞

我在暨南大学前后两次只待了四个多月，却也遇到了让我无法忘却的事情。时局战乱，学生根本无心读书。上海解放前夕，进步同学配合地下党在校园里开展了很多活动。1949年3月份复校时，恐怖的气氛笼罩在校园里，有不少进步同学都被特务抓走了。至今我还记得“4.26大逮捕”。当天，大家排着队吃早饭。所谓早餐也只有带沙子且非常稀的粥而已。吃得慢的同学吃完第一碗根本抢不及吃第二碗，饭就被抢光了，只能饿肚子。我为了填饱肚子，被热粥烫到导致胃出血，同学便扶我到宿舍躺下休息。哪想遇到特务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排查搜捕，而我又睡上铺，那特务根本不容同宿舍人解释，硬把我从上铺拖下来检查，核对完一切身份信息才扬长而去。

由于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大学，何炳松任校长时就说过，“暨南比其它大学另有其特殊之使命，将来本校毕业同学必须具备向海外发展的能力，能在外界立足”，故而我们当时上课的教材全是英文原版教材，学起来着实吃力，成绩仅70多分，一点都没有体会到学习的乐趣。而解放后进入复旦学习，用回了中文教材，学习方式也变成了听讲和记笔记。自此成绩逐年上升，最后每门都在82分以上。其中十分有趣的是，由于我中学的地理老师讲话语速特别快，几年训练下来，我记笔记的速度既快又准，而这对我在复旦的学习可谓大大地派上了用场。

我这个人身体不是特别好，从小就害怕上体育课。所以进复旦后的第一学期体育成绩仅60分，外号“袖珍”。后来复旦体育课改为可任选体育或舞蹈，由此，我的体育成绩总分一下升到85分。从此也成了复旦的文艺骨干分子。每逢重要的节假日，我常参加扭秧歌、打腰鼓、打连镶等文艺表演。那时我不仅担任了舞蹈团团长一职，还参加了复旦的合唱团。

当时中国和苏联仍处于“蜜月期”，有许多苏联专家被派驻到上海助济各行各业的工作。复旦也被分来了不少苏联专家。在开中苏联谊会的时候，苏联专家希望可以跳交谊舞，却发现学校里没有开展交谊舞，于是学校就把它作为一个工作任务交给时任舞蹈团团长的我。好在我姐姐从小就喜欢交谊舞，我便跟着她勤学苦练，终于能跳出非常优美的交谊舞来。这样的锻炼不仅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印象，也让我在这里找到了持之终身的业余爱好。

工作后，我曾为单位组织每年五一、十一的天安门狂欢，多次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北京饭店、新侨饭店、劳动人民文化宫演出。现在退休后，我还每天都在校园锻炼健美操、太极拳、广播体操、民族舞等。年轻时在复旦习得的这一爱好已融进了我的血液，成了我生命中极重要的部分。

感会风云奋智勇

时至今日，我还能清晰地记起那年毕业奔赴大东北的火热场面。上海各大高校三千多名毕业生，于1952年9月12日那天登上开往东北的火车。火车行驶了整整三天三夜，9月15日，我到达了位于沈阳的东北工业部去报到。由于各地解放时间不同、地区差异较大，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省和省以下地区的条件尚不具备，因而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建立起了大行政区。1949年前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国设立了六大行政区域，东北地区即成立东北人民政府。因此，东北工业部就统一管理东北地区轻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直属企业有鞍山钢铁公司、本溪煤铁公司和抚顺矿务局；集中管理的工业局有：有色局、化工局、建材局、机械局、电工局、轻工局、纺织局、电业总局、煤矿局、兵工局，后来还成立过一个石油局；内部设有计划处、经理处、基建处、设计处、人事处、行政处、卫生处、专家办公室和部长办公室等业务处、室，我当时就是被分在人事处做干部培训计划。

大行政区的成立保留了战争年代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点，形成了相对分散的局面，随着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它逐渐不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从1950年开始，中央逐渐削弱大行政区的职权，高岗于1952年11月被任命为号称“经济内阁”的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赴京。同时赴京工作的还有其它几位地方局书记，史称“五马进京”。而随后的“高饶事件”则直接导致了大区制的撤销。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随后，各大区便将权力部分上交中央，大部分移交给省、市，人员也向中央机关和省市地方分流，移交工作在10月份全部完成。具体到我所在的东北工业部则在高岗赴京前就被裁撤，并入了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的各个工业局，我就随同入京进入了中央重工业部下辖的有色金属工业局人事处负责干部的调配工作。1954年9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按照《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接替相关工作。我依然在有色金属工业局一直工作到1957年1月。此时，我放下才5个月正在哺乳的儿子，和部里1200多干部一同参加下放劳动锻炼，在河南劳动了八个半月。在这八个半月中，我由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城里人成为一名方圆百里闻名的“铁姑娘”，胜过当地18岁的小伙子。更大的收获是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决心学习他们的吃苦耐劳、朴实憨厚的优良品质。因此，尽管因劳累而得了肺结核与肝炎，不顾领导的相劝，不回北京养病，坚持到了最后。

1957年年底，在河南下放劳动后返回北京，我又被重新分配到北京钢铁学院的附属钢厂工作。北京钢铁学院是1952年由北洋大学、清华大学等六所国内著名大学的矿冶科系组建而成。我工作的钢厂相当于大学的校办工厂，我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64年。由于当时的“关停并转”政策，该钢厂在1964年被关闭了，大部分人分到红冶钢厂，钢厂所在的清河厂址被指派给北京冶金研究所使用，原钢厂的少部分人员包括我也被扩充进该所。

进入冶金研究所工作不久，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我被下放到机修车间当了六年钳工。这六年是我终生难忘的六年。使我从对钳工一无所知的知识分子成为酷爱钳工再到痴迷的地步。每天清晨醒来，就会想“我今天将做什么活”，很有成就感。甚至认为我应该以此为终身职业。

没料想一个个厄运接踵而来。由于我平素心直口快、活泼开朗，就常常成为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对象。1967年，毛泽东主席指示要彻底揭露“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这个极左造反派组织的反动本质，却被江青、林彪利用，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在首都各个单位开展了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适逢1971年，我突然接到河南驻马店干校方面的通知，告知我丈夫（1951届毕业的陆许栋）在下放劳动时在河南驻马店突发脑溢血死亡，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顿时觉得世界崩塌。平时在单位快人快语、爱说爱笑的我突然变得呆若木鸡、沉默寡言。

纠斗“五一六分子”的红卫兵就以我前后判若两人，判断我一定有问题。当晚几个战斗队成员轮番批斗我一整夜，还进行“坐飞机”体罚，并不让把我给孩子买的馒头送回家。每天下班后，都要对我进行两小时的办班学习，强迫我“坦白交待”。直到当年的9月13日林彪坠机才不了了之。

实时艰难，我又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确实不易。由于丈夫去世时，我没向领导提任何要求，只凭每月70.6元的工资拖着一对儿女。由于营养缺乏、过度劳累，在下乡时落下的迁延性肝炎传给了孩子，自己的肝炎已转化为肝硬变，血小板仅有正常值的1/10。我母亲含泪托人从上海将一麻袋的花生米衣带给我治病，父亲带来治肝炎的针剂。

1974年经人介绍我又再婚，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乐燕平组成了新的家庭，全家的生活有了明显的变化。我虽经六年更年期的严重反应，将以前就有的病轮番得了一回，但最终迎来了第二青春。

人大哲学系成立之初，就肩负着为全国高校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和为文科教师提供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任务。当时苏联专家来人民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联共（布）党史四门课，在苏联专家离开中国以后，我们自己的一批学者开始建设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体系，一方面是编写了发行量巨大的教科书体系，同时，对马恩的经典原著也是作了详尽的解释。我先生长期在人大哲学系工作，他写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解说》就是这一时期的著作。由于人大马哲专业在建国后的特殊地位，这部书在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1984年三版，已流传到美、日、德、丹麦等国。他发表过十余本著作，带过一名越南留学生及十几名人大研究生，后来有的学生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务委员、山东大学校长等职务。他还曾任《反杜林论》协会会长及恩格斯研究会顾问。

我上班的地方清河距离人大很远，我先生体恤我上下班往返太过辛苦，就请示中国人民大学，想把我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经批准后，我就在那里从1979年1月一直工作到1987年5月退休，先后任编辑部经济组组长和编辑部副主任，职称是副编审。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退休后的生活在我动荡起伏的一生中是最为安逸和快乐的一段日子。我和老伴曾一起被聘到位于上海奉贤的上海旅游专科学校工作了两年，那是我从复旦毕业离校后三十多年重回故土定居。也是因为这样，我得以和留在上海的亲人时时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但2006年我因陪护乐燕平住院住院做眼科手术，不幸得了急性类风湿关节炎。头两年寸步难行，手也无法活动，成了残疾人。幸得老伴悉心照顾，恢复了健康，又能开始跳舞，迎来了一生中的第三青春。

现在我的儿女都事业有成，也都很孝顺。儿子陆炯曾任中美合资惠普公司、安捷伦公司的高管；女儿陆洁（大山洁）在日本东京大学取得了双硕士及博士学位后，近二十年来除在东京理科大学等几所高校任教外，还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从事翻译话剧《骆驼祥子》的工作。孙子陆云洋两年前在英国伦敦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这些是我最感欣慰的。

而陪伴我大半生的先生乐燕平却在不久前永远地离开了我。但由于他捐献了遗体和角膜，他的部分生命已在别人身上得以延续。涉猎于人世间艰难情伪几十年，见过高山之崩，亦见过深谷之窒，得失祸福早已看破，我也释然许多。现在我虽已年过八旬，但由于当年下乡劳动和六年钳工的锤炼，使我成了能肩扛三四十斤爬上五楼、跳两个小时健美操不知累的“另类”。这都和我几十年的坚持锻炼，笑对人生有密切关系。

今年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回到复旦参加校友聚会。52届的毕业生，除了在京的几人，其他同学几乎都是六十年来第一次看到。第一天在餐厅里遇到时，彼此顾视，真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个甲子后的重逢，此情此景，只有诗圣杜甫的那首《赠卫八处士》差堪况容：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儿女罗酒浆。

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