魇魅，或称魇昧，魇魔，本指噩梦，后成巫术中的代表术法，表现为使受害者神志不清，身体不受控制，进而虚弱死亡。这类似于弗雷泽所论的“接触巫术”，以感应率为原则，用人身体的一部分如头发、指甲祭献，置人于死地。在历史记载中，作为政治事件和家庭纠葛的导火索，汉代的巫蛊之祸，宋元以来的魇魅案件数见不鲜。在律法类如《唐会典》《元史·刑法》《明法》中，记载着对此类案件的严重处理方式。生活类用书，如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也把此条收入其中；而医药养生类书籍，则将此收入病症范围。各类记载说明魇魅术在生活中出现的频繁。惜此术在上述记录中，并未叙述过程，往往交代事件缘由以及病症治疗药方。然在小说，特别是在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中，对此类事件铺陈敷衍，并形成了独特的叙述方式。此题材在日本小说中也有描写，遥相呼应。相较而言，世情小说《红楼梦》对于这一故事的处理，可谓最为高妙。文本涉及这一情节的内容，是二十五回及八十回、八十一回，前后呼应，紧扣“世情”描述的主旨，细致描写日常生活，在叙述这一异于平常的事件时，巧妙安排人物和叙事，融此题材于整个世俗场域架构中，并展现全书的基本内容，“围绕着财产权和管理权而发生的家族争斗”，以小见大。
一、相关人物设置，凸显世情化特质。
（一） 人物的身份，带着鲜明世俗色彩。
《红楼梦》里，魇魅称为魇魔，在二十五回中被详尽叙述，相关人物包括贾宝玉、王熙凤、马道婆及赵姨娘。因赵姨娘对王熙凤的专权和贾宝玉的得宠不甘，花钱请马道婆做法暗害二人，后被一僧一道所破。“道婆”，原是指尼姑庵中担任仆役的女子。从身份上说，当是出家人，且地位不高，但在文中，马道婆甫一出场，“过了一日，就有宝玉寄名的干娘马道婆进荣国府来请安”，就点明其为“宝玉寄名的干娘”。“寄名”是指婴孩拜佛门中人为师或干爹干娘，借神灵、菩萨的保佑，不受妖魔邪祟、祸患灾疾侵凌。宝玉一出场时身上“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寄名琐或是干娘马道婆所赠。在后文中另一位出家人张道士被称“张爷爷”，王熙凤向他索要“丫头的寄名符”，他也应当是被寄名的干爷爷。可见，出家人已经异化为干爹干娘这种收人供奉，替他人挡灾的职业。同时，他们又拥有了掮客这一重身份，勾连佛祖道祖和世人间的“生意往来”。
而后，马道婆又熟练地去各处问安。“说毕，那马道婆又闲话了一回，便又往各院各房问安，闲逛了一回，一时来至赵姨娘房内”。马道婆作为一名出家人，她在贾府的身份，已经几乎与出家人无关。她对贾府环境了然于胸。从他人的反应看，众人已经不把她当作出家人来看，各房人员接待，及赵姨娘随意透露，与贾芹之母、刘姥姥等别无二致。总之，从人物身份来看，作者淡化了出家的一面，而是努力展现她与世情人物的关系，强调“槛内人”的特质。这层身份的设置，也为下文故事的叙述，马道婆作恶的情节，埋下伏笔。
（二）人物言行，展现市井特质。
除了身份设置上展现出马道婆与世俗紧密联系的一面，在人物言行的刻画上，也突出市井化特点。马道婆为筹集香火钱拜访贾母。开篇先为宝玉驱灾， “安利”“大光明普照菩萨”，称其“专管照耀阴暗邪祟，若有那善男子、善女子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儿孙康宁安静，再无惊恐邪祟撞客之灾”，由此谋得每日五斤的香油钱。提及香油钱时注重策略，由高到低，娴熟机巧，看到贾母的犹豫，主动说：“还有一件，若是为父母尊亲长上的，多舍些不妨；若是象老祖宗如今为宝玉，若舍多了倒不好”。脂评称：“贼道婆！是自‘太君思忖’上来，后用如此数语收之，使太君必心悦诚服愿行。贼婆，贼婆，费我作者许多心机摹写也。”获取钱财时，极会察言观色，如同一个成功的商人。这也非是她第一次如此谋求香火钱。在与赵姨娘会面中，赵姨娘问“前日我送了五百钱去药王跟前上供，你可收了没有”，可见，她就是一个熟练的掮客，为所谓的“药师菩萨”和“日照菩萨”求取进贡的顾客。
她的贪财不仅从上述描述间接看出，作者更是直接写出马道婆贪财的特质，刻画连碎布头都不放过的细节。她与赵姨娘甫一见面，就索取财物，“可是我正没有鞋面子。赵奶奶，你有零碎缎子，不拘什么颜色，弄一双给我。”赵姨娘同意后，“果真便挑了两块袖起来”。动作“挑”“袖”，从碎布头中捡出两块，迅速藏好，“袖起来”，副词“果真”，将这个贪图便宜，不顾她人难色的好财之人的嘴脸描绘淋漓。
又作者在设计这一人物时，不仅写出她贪财的特质，也将她恶的一面刻画出来，展现出世情社会中出家人的复杂形象。最能看出她的市侩与狠毒形象的事件是唆使赵姨娘花钱用魇魔术害贾、王二人，从中牟利。马道婆在施法谋财时，并没有直言可以做法谋害二人，而是一步步引赵姨娘入坑，达到谋财害命的目的。第一步是探听赵姨娘的口风“马道婆见他如此说，便探他口气说道，先探赵姨娘的口风，看是否有缝可插。”庚辰侧批称其：“有隙即入，所谓贼婆，是极！”听到赵姨娘恐惧王熙凤的言语，适时提出恶计，“马道婆听说，鼻子里一笑，半晌说道：‘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你们没有本事！──也难怪别人。明不敢怎样，暗里也就算计了，还等到这如今！’”勾起赵姨娘的恨意，并给出计策，进一步引赵姨娘入坑。所谓“贼婆操必胜之券，赵妪已堕术中，故敢直出明言”。同时又欲擒故纵，“故意说道‘阿弥陀佛！你快休问我，我那里知道这些事。罪过，罪过’”。在引出赵姨娘施法报复的念头后，开始提出正题，要求报酬，“若说谢我的这两个字，可是你错打算盘了。就便是我希图你谢，靠你有些什么东西能打动我”。拿到报酬时，满脸的贪婪，收取了银子，迅速给了做法的道具和方法。“马道婆看看白花花的一堆银子，又有欠契，并不顾青红皂白，满口里应着，伸手先去抓了银子掖起来，然后收了欠契。又向裤腰里掏了半晌，掏出十个纸铰的青面白发的鬼来，并两个纸人，递与赵姨娘，又悄悄的教他道……”她掏出现成的纸人，可见这是早已预谋，并且并不是第一次犯案。宝玉是她寄名的干儿，贾母和王熙凤也常捐赠财物，她为了谋取更多的钱财，不顾青红皂白，毫无压力地对他们做法，可见其市侩与狠毒之心。在描写魇魔法时，作者无意写巫术本身，而有意刻画了施法者的世俗身份和所表现出的世俗特质，特别是强调了马道婆贪财的特质，表现出金钱对于人的异化，同时也为展现出当时金钱至上的社会风貌。总之，作者在人物形象建构时，从细节处着笔，并体现出世俗化的特质。
（三）人物结局的安排体现出复杂的社会性。
参与事件的两位加害者，最后的结果并非是简化的事发被惩。马道婆偶然被抓，赵姨娘则并未直接受到惩罚。在细节上的处理，作者设置了不同的案发方式，展现出世俗生活的各面。
马道婆被抓，是因偶然的失误，掉下作案工具，“这一天急要回去，掉了一个绢包儿”，“里头有许多纸人，还有四丸子很香的香”。后被搜身，又“搜出一个匣子”，“里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两个魔王，还有七根朱红绣花针”，再进一步抄家，“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几匣子闹香。炕背后空屋子里挂着一盏七星灯，灯下有几个草人，有头上戴着脑箍的，有胸前穿著钉子的，有项上拴着锁子的，柜子里无数纸人儿”。层层深入，绢包儿到匣子，再到家中所藏相关做法的物件，观者对马道婆的恨意随之加深。作者在这一情节的设计时，以巧合来安排人物下场。同时，这一人物结局，并非是直接展开书写，而是借由贾母以及王夫人的转述而呈现。她给贾王二人巨大伤害，而因为家族内部问题，贾家并没有进一步追究，仅仅是贾母和王夫人的几句话，“罢了，过去的事，凤哥儿也不必提了”，事件悄然画下句号，并未被过多追究。
而另一个当事人赵姨娘，在马道婆事发后被揭发，却因家族内部纠葛，并未受罚。“这老货已经问了罪，决不好叫她来对证。没有对证，赵姨娘那里肯认账。事情又大，闹出来，外面也不雅”。为了家族的颜面，同时考虑到探春和贾环，没有办法简单按照善恶来处理这一恶性事件。恶人并没有因为恶有恶报而被惩处，在之后的情节中依然制造各类矛盾。后四十回中，赵姨娘因为王熙凤魂魄的告状，超现实的阎罗对她进行审判处罚，然从现实生活中看，她并没有受到法律或者道义的制裁。从人物结局上看，后四十回的续书较弱，简单通过因果报应而刻画人物的结局。按照前文的设定，可能作者更想通过现实生活中的自作自受，赵姨娘得到应有的惩处，即贾母所说“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自己败露”。因此，魇魔法的施展与失败，除了一开始让宝玉和熙凤身体有恙，最终并没有引起波澜，对人物的命运的发展也起不到根本性的改变。作者已经不再关注魇魔法的奇特与施法者者的神秘，而是直接将其作为内宅争斗的一种手法，并反映出人际间的复杂纠葛。
类似的是在八十回中，夏金桂用魇魔术诬陷他人，巩固自身地位。她借由魇魔术，不但不被惩处，甚至占尽利益。进一步说明了魇魔法本身并不是强调的重点，而是如何使用计谋和利用这一借口成为了刻画的重心。在结构上，二者相互比照。同样是对魇魔施法的刻画，一个是真做法，但失败，尽管知道凶手，却并未被追究；一个是假做法，借由计谋，占据上风。由此可见，人物的结局和术法无关，更多地是受家族生活的影响。
世情小说代表《红楼梦》将这种不受善恶有报逻辑支配的生活复杂性描写出来。施展恶意魇魔法的人物，并没有直接受到惩处，这相对简单的因果报应，要更为符合社会真实的样态。
与之相比，《新平妖传》中，蛋子和尚身有异能，破除了酆净眼的巫术，酆净眼反噬“口吐鲜血，死于坛前”，以反映“死生有命”和因果报应，“就是魇魅之术弄得死时，也是本人命尽禄绝”，而若是施法者失败，则是“邪术有验害他人，无验之时损自身”“举头三尺有神明”。《封神演义》中大致类似，赤精子救出姜子牙后，并破“落魄”阵法，杀了姚天君，按照命定的轨迹发展。又有较早的《醒世姻缘传》第七十六回中，开场诗就直接表达作者的态度，“建斋咒骂，魇镇施为。猢狲震怒，抠眼挝皮；瞽叟毁骂，淫妇歪私。且当果报，阿鼻泥犁”。在整个故事安排中，薛素姐痛恨狄希陈，把猢狲认作其鞭挞，后被猢狲重伤，她不恨猢狲，而加恨狄希陈，想借用魇魔法这一巫术，弄死狄，却不料做法完，狄希陈一点事没有，“这一向甚是精神……镇日不在家中，吃得白胖的，甚是齐整”。她想要回作法所付银钱，却被瞎子反将一军，赔了夫人又折兵。魇魔法不成，是作为因果报应中的一环。总之，“素姐做了古今的奇恶”，因得恶报。巫术在剧情中没有成功，施法者受到了惩处，是因果报应思想的一个反映。
因此，与上述二书相比，《红楼梦》在这一事件以及人物结局的设置上，跳出了天命和果报的简单架构，而是将整个魇魔法事件放入了一个大家族中，通过事件的发生发展到最后的结果，人物结局，映射出复杂的人际纠葛下，对于恶性事件，家族内部的处理方式，展现出的是人情百态。
出家人表现出世俗性的特质，在之前的话本小说以及戏曲等通俗作品中皆有展现。《红楼梦》在前代通俗小说的基础上，将这类人物排兵布局，于各处串场，勾连全篇。一是在故事叙述层面，成为了线索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如马道婆作魇魔法的事件，引出一系列事件，张道士说亲、送麒麟情节同样如此。同时，他们也树立了自己的独特形象，世俗生活中出家人市侩的一面。另外，在聚焦他们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俗世人物百态，映射社会生活。
二、生活与人情：魇魔法的最终指向。
文本从片段化的场景中，展现出民间的巫术与宗教信仰，描写中其神秘性被消解，加之以世俗色彩。这一过程成为了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并最终为反映复杂的人际关系。
（一）世俗佛教的作用，直接与利益相关。
马道婆为佛门中人，言说必提及菩萨、佛祖。她以佛家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强调佛法对于世俗众人的功效，特别是在祛除灾祸方面，马道婆出场就是为宝玉驱灾。贾母“赶着”问关于佛法祛除灾难的内容，是信徒们的常态。佛经中提及因果轮回，劝人为善，对他们来说，并非主要作用，最重要的是能够保佑平安。为获得金钱，在出家人口中，佛教一脉，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的手段，除了做善事，最直接的，就是供奉香火，捐香油钱。所以，民间佛教宣扬的内容绝非精神哲思，而是已经和肉体本身以及金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直接与世俗生活相关联。
赵姨娘问道：“前日我送了五百钱去药王跟前上供，你可收了没有？”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赵姨娘叹口气道：“阿弥陀佛！我手里但凡从容些，也时常的上个供，只是心有余力量不足。”马道婆道：“你只管放心，将来熬的环哥儿大了，得个一官半职，那时你要做多大的功德不能？”
佛教的供奉，在马道婆、赵姨娘等心中，就是一笔买卖，贡献出钱财，求得功名和后世福报。佛教中的慈悲和劝善，完全变成了金钱上的往来。香油的多少，决定了心诚的程度，功德的多少，直接和金钱的多少挂钩，可谓是被金钱异化了的世俗佛教。在这里，佛教中的教义成为了马道婆敛财的手段，赚取香油钱，糊弄内宅妇人，并掩盖了马道婆等人暗地里的作恶。
（二）巫术施展的描写，主要为表现世俗百态。
首先，巫术的施展，和金钱利益直接相关。马道婆为赵姨娘献计，直言“就便是我希图你的谢，靠你有些什么东西能打动我”，她所作所为，全为能打动她的财物。巫术施法，脱离妖异与神秘，已经成为直观的利益交易。马道婆所谓的供奉钱财，全部进入私囊。“并不顾青红皂白，满口里应着，伸手先去接了银子掖起来”，人物的动作，先伸手拿钱，接了钱，掖起来，满口应着，表现出市侩以及对金钱的无限贪婪，巫术施法者已不具备神异性。八十一回的潘三保施法，同样是为了获得更多钱财。另外故事中的夏金桂暗借魇魔法同样也是为了获利。巫术已去除神圣化，沦为争夺世俗之利的手段。
其次，对巫术的叙述过程中，更多是对人情世故的描写。魇魔法的展开，实为写世态人情。文中对马道婆第二个场景的描绘，即与赵姨娘的谈话，写实施巫术的前因后果，里面夹杂对于世俗生活的铺叙。事件中赵姨娘被挑唆，是因为前文中贾环和她被王夫人痛骂，心有不甘，痛恨被偏爱的贾、王二人，涉及到家宅内部利益争斗。直接对话中，讨论的也是王熙凤偏袒娘家这类内宅之事。在此借由马道婆这一功能性人物，写出家族阴私，家长里短，刻画赵姨娘不甘、恶毒又愚蠢的心理与形象。同时，侧面描写文中的主要人物宝玉和王熙凤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也为后文的刻画埋下伏笔。
另外，对巫术的描写，并没有直接描写妖术的施展，而是通过写人物反应，来完成故事。马道婆施法的过程非常简单，就是纸剪成的鬼，写上生辰八字，压在床下，过程简单，没有任何细节描写与直写妖术的作品相比，较为简陋。并且，更多关注是生活中受害者的反应，用写宝玉、王熙凤中妖术后，二人的表现，侧面写巫术的施展。“宝玉大叫一声‘我要死！’将身一纵，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嘴里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了”“宝玉越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用语言，动作“跳”“乱嚷乱叫”“砍进园来”等细节来刻画二人神志不清的情况，并由此引出对整个家族人物的描写。
作者重点刻画的魇魔法造成贾王二人抱恙后众人的反应。对宝玉有好感的黛玉和众丫头，“都唬慌了，忙去报知贾母、王夫人等”。贾母、王夫人，伤心不已，“唬得抖衣乱颤，且‘儿’一声‘肉’一声放声恸哭起来”。到夜间也“寸地不离，只围着干哭”。众人“登时乱麻一般”“越发慌了”。有能力的奴才周瑞媳妇等“忙带着几个有力量的胆壮的婆娘上去抱住，夺下刀来，抬回房去”。与凤姐相关的平儿、丰儿等，“哭得泪天泪地”。
这一事件，不但映射出了内宅女性的形象，同时也描摹出了遇事时，外宅男性贾政、贾赦等人的表现。贾政等“心中也有些烦难，顾了这里，丢不下那里”。由此刻画出贾府主事者无法处理问题，茫然无措的形象，写出了贾府“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的实际状态。作者借此事写了三重状态下的贾政。一开始遭遇贾、王二人发疯，表现出烦乱和无法顾全大局的形象。再到面对二人病症无法可解，心生懊恼，不加作为，反以命数为借口，甚至阻止他人施救，“儿女之数，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强者。他二人之病出于不意，百般医治不效，想天意该当如此，也只好由他们去罢”。以言语、神态等细节，勾勒道貌岸然与无能的形象。同时，又写出他唯母是从的特质，被贾母迁怒，忍住难过，上前劝解；遇到僧道，虽“不自在”，“奈贾母之言如何违拗”，又因“心中亦是希罕”，请进僧道为二人医治。在此事中，与贾赦寻医问道相比，贾政除了懊恼、抱怨、无法可解外，只听从贾母的言语，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魇魔法一事，深层原因是他没有处理好妻妾、嫡庶关系。主事者的无能，借由做法一事揭示出来。
除了对贾府众人的勾画外，外宅的贾芸和薛蟠，也被点到。此回开篇红玉寻帕，贾芸照顾宝玉，二人结识，加之宝玉病情加重的情节推动，“且说近日宝玉病的时节，贾芸带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昼夜在这里”，为二人感情升温提供环境。点出的这笔也是为红玉和贾芸后续事件的发展埋下伏笔。并且，从全文的叙述结构来看，二十五回由小红始，写贾王二人受魇魔法，二十六回又回到叙述小红事，并“借小红许多曲折琐碎之笔作引”，写到林黛玉之事。魇魔法所关涉的副线人物，也是全文谋篇中的一条暗线。最妙处在于刻画了薛蟠的纨绔形象，操不该操的心，好色无能，“独有薛蟠更比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因此忙得不堪，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呆霸王”的样态已跃然纸上。
同时，作者不忘写出即将受益者赵姨娘与贾环的“自是称愿”，展示其得意并受制于贾母的多重状态。一开始，赵姨娘在案发现场怡红院，看到宝玉、凤姐发病，内心称愿；四日后，见宝玉如同回光返照的状态，内心得意，认为得势，直接对曾惧怕不已的贾母进言尽早收殓，将她迫不及待希望宝玉死去，贾环上位的心态描画出来，庚辰本批语称 “大遂心人必有是语”。同时，贾环赵姨娘二人为作法成功的暗自欢喜，亦与上文“刚至房门前，只见赵姨娘和周姨娘两个人进来瞧宝玉”的故事情节相合。程甲本批语“补明赵妪进怡红为作法也。”然被贾母痛骂“烂了舌头的混帐老婆”，被贾政喝退，她并没有因为宝玉的病入膏肓而得势，甚而被迁怒。她内心的得意以及现实中被随意呵斥而生的各种情绪，在几句对话中能够感受出来。文中特别横插一语，“一时又有人来回说：两口棺椁都做齐了”甲本脂批称是“偏写一头不了又一头之文，真步步紧之文”，前后相照，激化矛盾，加快了叙事节奏。各色人物，穷形尽相。
家族中各色人物的情态，皆由此事展现出来，并且安排了前后比照，进一步塑造人物形象与描摹人际关系，特别是对宝黛钗三者复杂纠葛的表现。上述已分析过在事件进行过程的不同阶段，贾政、贾赦等人的表现，展现出外宅男性无法主事的形象特质。而在宝玉发病和治愈之后，作者有意设置黛玉前后表现，刻画出黛玉对宝玉深切而无法言说的情感。宝玉发病时，黛玉的“唬慌”，宝玉病愈后的放心，特别是“别人未开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暗含黛玉对宝玉的情意；宝钗对黛玉的打趣，“回头看了她半日‘嗤’的一声笑…‘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渡众生，这如今宝玉、凤姐姐病了，又烧香还愿，赐福消灾；今儿才好些，又要管林姑娘的姻缘了。你说忙得可笑不可笑’”。含蓄表现出小儿女吃醋情态，以及羞涩与意动，“不觉的红了脸，啐了一口”，暗合前文凤姐用茶叶打趣的场景。三人间的情感纠葛就此拉开序幕。
鲁迅称此事亦写出了“颓运方至，变故渐多”的世情真实样态，“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作为事件经历者的贾宝玉，虽未直写其痛苦与悲哀，但通过安布系列事件，勾出 “一把辛酸泪”，照应全文 “色空”意旨。
总之，有关马道婆作魔魇法的内容，作者对术法本身虽寥寥数笔，但精设人物与结构，在叙述时切换多个焦点，展现出不同人物神态、心理以及复杂关系，着重显现文本的世俗化风貌，体现出叙述手法的高妙。林辰先生称：“历史小说的历史题材往往成为神怪小说和人情小说的引线或构架；神怪小说的神怪事常作历史小说和人情小说的情节或表现手段；人情小说则总是历史小说和神怪小说的精髓。”在《红楼梦》中，魇魔法的施展是作为一面镜子，呈现贾、薛二家复杂的人际纠葛，并反映出金钱、利益与人性，与简单刻画神异之术相比，更具有近代化特质。
（三）人物活动的场域皆建构于世俗生活中。
马道婆作魇魔法的一系列事件，与世情生活密切相关。做法因由是马氏想谋取钱财与赵姨娘不甘在家族中的弱势地位。马道婆有心挑唆，二人一拍即合，赵姨娘付钱买凶。做法前后，是对贾王二家家族生活的敷衍。而在间接叙述马道婆结局时，相关的另一个人物潘三保，是一个房主，和当铺有纠葛，涉及到经济和艳情等问题；同时，在前一回中，也描述了夏金桂皆魇魔法设计香菱、宝蟾的事件，所有与魇魔法相关的人物和情节皆是构筑在世俗生活场域之上。
在八十一回中写马道婆被捉，借王夫人之口说出。二十五回是直写马道婆作魔魇法，八十一回则是从侧面写马道婆助潘三保做法，前后对照，写出多个家族受到民间妖术的影响。而在写妖术施行的过程中，提及市井间的利益牵扯和经商中的不道德或是犯罪行为显现世情生活丑恶的另一面。其中涉及到几层因素，潘三保需要做法，需要获取当铺内眷的贴身物品。他和当铺内眷关系好到什么程度？这含而未述的内容，足以引起读者的遐想。所相关事件已经从经济问题更牵扯到了偷情事件。而马道婆供奉了煞神，七星灯下数个做法的草人，她做法涉及的人数显然更多。她与贾府以及和南安郡王府，锦田侯府，“还有几家”中的内眷来往颇多。可以想见这样一个贪财而枉法之人，在这些世家大族中的其他龌龊勾当。
马道婆的几次出场，一来写出她自己的市井身份，二是描述了相关的世情生活，更是侧面展示了贾府以外，受到巫术伤害的世家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样态。
而用魇魔法的另一位人物是八十回中的夏金桂。她借由魇魔术陷害宝蟾和香菱。两回中，发生多起魇魔事件，由此说明魇魔术，在当时并不鲜见。具体来看，夏金桂把宝蟾送给薛蟠，设计摆布香菱，又借机装病，称被魇魔，以此处置宝蟾及香菱。
金桂暗暗的发恨道：“且叫你乐这几天，等我慢慢的摆布了来，那时可别怨我！”一面隐忍，一面设计摆布香菱。……半月光景，忽又装起病来，只说心疼难忍，四肢不能转动。请医疗治不效，众人都说是香菱气的。闹了两日，忽又从金桂的枕头内抖出纸人来，上面写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针钉在心窝并四肢骨节等处。……如今习惯成自然，反使金桂越发长了威风，薛蟠越发软了气骨。
故事的结局是香菱被赶走，险被发卖，薛蟠等被发作一番，夏金桂在家庭中占据上风。整个故事是在薛家发生，相关人物皆是普通民众，没有任何秘法，就是假借这样一种形式，根本上是家族内部利益的纠葛。由此可见，在世情小说里，超现实的事物在世俗生活中，还是让位于人谋，作者的宗旨不在于刻画术法本身或人物的神异，而是将其作为反映内宅生活的手段，表现出施法者或用法者的狠毒，最终是为了反映真实社会生活的复杂。在《红楼梦》中，不管何种人物，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俗场域中。除了马道婆这位参与情节的出家人，还有如张道士、王道士等有独立形象，影响故事发展的僧尼，他们表现出的全然非出家人的状态。在二十九回中出现的张道士，招呼宝玉去玩，并给他说亲，和贾母说话较为随意，宝玉称他为“张爷爷”，关系熟稔；包括之前的净虚、智通和圆心等，利用各种手法敛财，身心皆在市井之中。《红楼梦》构建了一整个世俗场域，包容各色人物，方外人物和神异之事，皆融入到其中，并沾染世情色彩。
现代科学观念的普及之下，有学者认为“‘魇魔法’实为‘精神病’或‘神经病’的代名词”。然在明清时代，受到民间信仰的涵咏，魇魔等术法确令人深信不疑，或至少是将信将疑，无法以超现实的眼光去看待。曹雪芹以锐利之目，将魇魔法事件作为一个触角，点及世情生活各面，展现红楼内外的各层生活。
此外，魇魔法的作法过程，展现出作者的宗教观念，非前辈学者所谓的佛道观，而是一种普化宗教的观念，即民间信仰。中国历史中，民间一直有着对“神明、鬼魂、祖先、圣贤及天象”的信仰和崇拜，这是一种民俗宗教，带着自发性的精神信仰。前文中“王夫人见贾环下了学，便命他来抄个《金刚咒》”，有脂批“用《金刚咒》引五鬼法”。《金刚咒》据《红楼梦语言词典》所言，为“《金刚经》后面所附的咒语，据说念此咒可消灾祈福”。然《金刚咒》不但不能消灾，反倒是引出一系列问题，贾环和赵姨娘等人的嫉恨，使得宝玉、熙凤再三被害。此处的“引”，一来是故事情节上的引入，二来是事件类型的相似，都是民间信仰中的内容，《金刚咒》为驱灾，“五鬼法”则是制造灾害。
马道婆拜见贾母，称宝玉受害之事，佛典上有说“祖宗老菩萨那里知道，那经典佛法上说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长下来，暗里便有许多促狭鬼跟着他，得空便拧他一下，或掐他一下……”脂批中说“一段无伦无理信口开河的混话，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作者和脂砚斋常见的这种借佛典之名做法消灾，或是当时的一种民间信仰。另外，马道婆施行五鬼召唤之术，画五鬼符，和写上生辰八字的纸人，一起压在床下，这个法术召唤五鬼上二人身。五鬼，又称为五瘟神，是民间传说中的瘟神，每年通过祭拜他们，以求家畜平安，驱邪避灾；亦有送五鬼的习俗，通过术法送走五鬼来治病驱灾。《梁山后代小八义》中就有花云平称赞阮英“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晓人和,他不但能呼风唤雨,还会拘神,他还会送五鬼”。可见“送五鬼”当时民间信仰中的常见行为。而马道婆没有送五鬼，而是招致五鬼去危害人命，由此表现出作者对民间术法的复杂态度，一方面，认为这种民间方术祸害家庭，提醒众人警戒，“作者一片婆心，不避嫌疑，特为写出，使看官再四着眼，吾家儿孙慎之戒之”；另一方面，也客观展现出作者对鬼神、术法的认知。遭受五鬼法后，宝玉和王熙凤无法控制自身，而解救五鬼之法的方式千奇百怪：“有的说请端公送祟的，有的说请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荐玉皇阁的张真人，种种喧腾不一。也曾百般医治祈祷，问卜求神，总无效验。”这反映了当时基于民间信仰之下的治疗疑难杂症之法。最后，一僧一道通过悬挂宝玉，念经驱邪，来解救二人，这与前文的《金刚咒》情节相契合。作为宝玉副体的通灵宝玉，也成为作者书写民间信仰中的一环，而书中呈现的鬼怪、妖异等信仰问题，则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
三、不同题材对魇魅术的书写演变及其在东亚的流变。
魇魔法的故事安排，从故事主体情节来看，是主人公危害到施法（或施法委托人）的利益，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施法，魂魄离开身体，意识不受控制，后经多方救助，通过宗教（释道）念经或巫术作法的方式，魂魄归位，施法者（或和委托者）一起受到惩罚。内容是相似的，但在不同的题材中，作者处理故事的重点相异。魇魅术在记录类书籍中，往往只是提及事件，或者加之受害者的反应，很少对术法本身和事件内容有详尽地描写。关于这类故事的文学化呈现，详尽进行叙述，可能较早在话本小说“妖术类”作品中有展现，惜其已亡佚。而明清时期流行的长篇通俗小说，对这一故事情节，有了更多的发挥，并且根据不同的文本形式而有了各自的偏重。
通俗小说被分为讲史、演义、神魔和世情四类，这并不仅仅是题材层面的展示，事实上也体现出了不同的文体特征。在处理同一材料时，作者在小说主导情节的影响下，会有不同的处理范式。在文本设计时，作者会结合大的题材类型，在具体故事的安排中，考虑到写作侧重点和宗旨，在行文风格、语言使用、结构安排、叙事设置等方面，有所差异，因此，按照题材分类的通俗小说，其实也暗含了文体分类的意味。目前存在的通俗小说中，对魇魅术有详细记载的是明代后期的小说《新平妖传》《封神演义》《归莲梦》《醒世姻缘传》以及清代的《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因题材的差异，在刻画相似情节时，偏重不同。总体来说，讲史、神魔类重写奇，人情类小说重写人物关系和社会百态，公案类小说关注案件的解决和侠义。
（一）讲史、神魔类小说中重刻画巫术的神异与既定命运轨迹。
在较早的讲史和神魔类小说，如《新平妖传》《封神演义》《归莲梦》等作品中，魇魔术作为文本叙述的一个部分，以表现人物的超能力和神秘色彩，同时按照既定的结局，设计故事发展。比如说蛋子和尚受酆净眼的施法，为写蛋子和尚的神异，自然地破除术法；姜子牙是命定的代理封神者，辅佐帝王，由此安排赤精子下山救助，并由燃灯等人协助破阵。这一时期的讲史和神魔作品，文体本身是讲述宏大的历史事件，对魇魔法的描述，主要是为了表现历史人物身上的神异以及既定的命运轨迹，所以，重点在于刻画主人公受难，受难后被解救的过程以及施法恶人被惩处的内容。人物结局必然是好人破除诡计，坏人得到惩处。当然，不同文本也有些许差异，《平妖传》中的蛋子和尚是因为天生神力，而通过自身的特殊来克制，以显现他的神通，为其学法埋下伏笔。而姜子牙则是通过赤精子等人的帮忙而回归本体，重点写赤松子等人聚集讨论如何解救姜子牙的过程。为后文与闻太师斗法，协助文王伐纣奠定基础。可以说，十绝阵的实行，拉开两军对战的帷幕。而《归莲梦》中，因为文本本身掺杂平妖，言情多种内容，因此，在描写施法和破解时，只是作为平妖内容铺展的一个方面，能够有效解决是因为平妖正义性，在平妖的目的方面给予了篇幅。由于文体的驳杂，而导致叙述重点的不鲜明。但总体来说，因为体裁的限定，在刻画这一类故事时，神魔小说重视对于神异事件本身的刻画以及展开克服困难并合乎史实的内容。
（二）人情小说中重描写魇魔事件相关的人情百态。
用魇魔术的情节，在引入世情类小说中，与上述题材有所不同。他类作品中，施法者和受害者均为男性，且多为影响历史的大人物，而人情类小说中，施法者和受法者，兼及男女，且以描写女性为重，反映家宅琐事。世情小说重在写家常，不重神怪，“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因此，对于这类故事的刻画，用世俗生活消解魇魔法的神异性去反映人情世态。比如，在《醒世姻缘传》中，作者以因果报应设置框架，薛素姐请瞎子施魇魔法，并没有取得成功。这部分描述中，传授法术的是一个瞎子，而非有异能的非常人，虽然有具体施法步骤，但最终的结局是狄希陈依旧活得很好，薛素姐失败并被讹诈。在世情作品中，神异类事件虽然作为故事情节，但并不影响故事走向，而是表现日常，反映人物关系与形象特质。此篇中，魇魔术直观表现薛素姐对狄希陈的恨意与恶意，以及素姐本人的恶妇形象。又如《金瓶梅》中所述“回背”法术，作为潘金莲固宠手法，亦是衬托潘氏形象的情节。
在《红楼梦》中，进一步借此发挥描摹世间百态的能力，即使在叙述魇魔法和涉及民间宗教的内容中，也已经与政治事件无关，而仅用作反映复杂人际关系的手段，“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重在刻画人情的一面。并且将眼光聚焦女性与内宅和琐碎生活，这是世情化重要的表现。此外，这一情节所有涉及人物，皆是市井中人，家长里短的叙述成为刻画重点，不脱离俗世生活的场域。
（三）公案类作品中中以此事设悬念，并写侠义。
这一故事内容，在公案类小说中，又有新的呈现方式。《三侠五义》作为清后期侠义公案小说的代表，其中也有对魇魔法的刻画，其本质为“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小说中，魇魔法的施展和破解，成为“易嫁案”的破解线索。先设置悬念，包公在破案中，突然有恙，“包公坐在椅上身体乱晃，两眼发直，也不言语，也不接茶……忽然将身子一挺，说道‘好血腥气呀’，往后便倒，昏迷不醒”。将缓慢的叙事节奏加快，引出了下文，众人为解救包公各显神通。而后，引出另一条叙事线索，描述展昭解决术法和破案的过程。展昭因为义行，资助受难妇人，并无意中发现庞太师请道士作法暗害包公之事，处理施法道人，解救了包公。同时，听到暗害包公的同时，也了解“易嫁案”的始末。在这个情节中，魇魔法是案件中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案件展开的线索，成为了破案的关契。在这部公案类小说中，魇魔法的破解依靠展昭的侠义，这也是描写重点，将展昭如何救助妇人，获取施法信息，并成功破案的过程展现出来。
类似的公案小说中虽有时并不写魇魔术，但类似的捉鬼、还魂等情节，也是与案件和侠义书写相关。因此，魇魔等神异情节，在公案小说中，是为案件与侠义主旨服务。
魇魅术的故事题材，在中国甚至是东亚都很流行。在日本，它成为“阴阳家”们的术法代表，所谓式神。而在最近流行的小说《阴阳师》《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中，对于此术，又有细致描绘，并且叙述也有所变化。《阴阳师》借由魇魔术，是为写斗法之奇，展现出安倍晴明和芦屋道满的术法之高深，这种手法与《新平妖传》《封神演义》等书中的主旨相同，特别之处在于作者已经将魇魔术设置为纯粹的斗法之术，具有了战斗的功能，在术法本身的刻画上，更为详尽，以书写奇事为能事。到了《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中，作者详细叙述了魇魔法东渡日本的过程，并介绍了中国书籍中对此类事件的记载，类似科普性质的描述，不再过多描述施法双方的具体情况，而是突出魇魅术的妖异，并引出后文中重点刻画的妖猫。从文体上看，日本这两部作品类似神魔小说，因此，作者重点刻画术法的奇异，也是有迹可循的。
来源于巫术，并在社会生活中屡现的魇魅之术，在书写中，不断演进，从重神异到反映因果。在《红楼梦》中，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以刻画世俗生活为宗旨，其对人物形象的叙事的构思与设计，具有典范意义。其后的通俗小说文本，根据题材和文体的需要，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叙述上各有所侧重。这一内容的离奇与妖异，被人们津津乐道，甚而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成为文化共荣的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