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阿特伍德最新的短篇小说集《林中老宝贝》（OldBabesintheWood，我认为《林中老童》这个目前的中文翻译过于古雅，而“老宝贝”在中文中确实也有对应老人的意思，我想俏皮的阿特伍德本人肯定也会更喜欢这个翻译）面世了。她忠实的读者们对于这本书可谓是期待已久。勤奋如她，最近的短篇小说集《证言》（TheTestaments）出版也已有四年之久。
这本短篇小说集究竟写了什么？她带给了我们哪些熟悉的技法和新鲜的尝试？而我们又能从这位极其高寿且高产的作家最新的落笔中，获得哪些难得的智慧和文学上的馈赠？
轻盈跃迁：阿特伍德如是写
《林中老宝贝》的开篇，是一对分别名叫蒂格和内尔的老夫妻的登场亮相。他们为了能拿到技术证书，好一同登上游轮航行，不得不参与一堂急救课程。课程的培训流程是走马观花的引子，将他们相伴多年中所遇到的那些危急，或者说感情的“淬金”时刻一一穿针引线。仰仗阿特伍德格外精妙至吝啬的编织，没有漫长到无聊的冗长笔墨，几点勾染，“细水长流”的温情脉脉便呼之欲出。
在这名为“蒂格和内尔”的第一部分，死亡和失去的阴影随即倏忽而至。接下的两篇短篇，从疏到亲，一篇揭示了他们邻居的死亡，另一篇则是他们的猫。我们的心脏开始抽紧，然后呢……会是蒂格的？还是内尔的？然而，这一部分猝不及防地宣告完结。
第二部分，题为“我邪恶的母亲”。而这部分的第一篇同名短篇，显然是发生了宇宙大跃迁，阿特伍德的笔锋一转，蒂格和内尔的世界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跳到了一位认为自己继承了母亲的女巫血统的中年母亲身上。再接着，量子级别的跃迁不断发生，比如阿特伍德若有其事地记录自己借助灵媒采访乔治·奥威尔 （对，就是那位写了《1984》的奥威尔）。此处我略微吐个槽，作为开创了自己科技专利（LongPen）的女企业家，她完全学得会借助GPT阅读奥威尔的所有作品来创建一个Copilot（类似于“数字人”）来提问。
再比如，她又跳到了一只蜗牛身上，以蜗牛作为第一人称，讲述了悲催蜗牛“魂穿”人类银行客服经理的绝望痛苦，堪称“逆文学·《变形记》”、“逆动漫·异世界穿越故事”、“逆日剧·《重启人生》”。放心，我并非过于演绎，她本人在这篇中语言的跳脱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某处“Netflix”梗用得实在是精妙至极。
甚至，她还直接跳跃到了自己的《使女的故事》的逆宇宙。在《Freeforall》这篇故事中，她假设了一种“可以通过任何形式的湿润接触，包括接吻”来传播的瘟疫，就像《使女的故事》那样，婚姻、繁衍成为了严肃的群体安排决策，留存数量更为稀少的男孩子们，情势调转下被迫披上蓝色结婚头纱，成为了另一种“使女”。
这部分最有看头和有趣的一篇，还数是重写经典故事的《不温顺的格里塞尔达》(ImpatientGriselda)，这当然是阿特伍德最爱的文学戏法。《温顺的格里塞尔达》（PatientGriselda）是文艺复兴时期作家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中一个著名的故事，讲述了出身低微的农妇格丽赛达嫁给了一位公爵，但她这位显然疑心病很重的高贵丈夫，用尽了各种方法来试探她是不是真的温顺贞洁，从羞辱到谎称杀死了他们的孩子，再到以自己已另结新欢要把她赶出家门，这位格丽赛达都忍受并接纳了丈夫的言行，最后丈夫对她心悦诚服，一家人快乐地继续生活下去。
但《不温顺的格丽赛达》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故事的讲述者就很另辟蹊径，乃是一位来到处于疫情隔离中的地球，进行“星际危机援助”任务的外星低等官员。这位有无数只腿、自体繁殖、只需生食且不需排泄的高等生物，被迫要给被TA负责照料的人类们讲故事以安抚他们的焦躁。
这种打发时间的任务实在是烦闷，让这位低等官员懒得再惯着人类。当TA提出自己要讲的故事名叫《不温顺的格丽赛达》，主角是两位孪生的格丽赛达，一位温顺，一位不温顺时，自认博学的人类听众立刻表示反对。这位高等生物不失暴躁地表示“现在是谁在讲这个故事？我！所以，我说两个就两个！”不用提故事中充满着各种“跨文化”的笑料，就像多条腿的TA以为“马”不过是用来吃的“零食”，最后的结局更是让TA的人类听众们一片哗然——这两位姐妹竟然合力谋杀并且吃掉了公爵丈夫！这位外星官员不得不解释几句：跨文化交流肯定是充满误解和障碍的，毕竟，TA也只能“讲述如果我是格丽赛达，会如何做。”何等细思极恐而又邪典迷人的、内核以颠覆和反思为主题的故事！
对于那些只听说过《使女的故事》，偶然翻开这本短篇小说集的读者而言，肯定会被吓一大跳。这种轻盈而又间隔极大的叙事跳跃，对于他们原本的期待而言，消化起来肯定是相当吃力的。但是，对于阿特伍德的老读者而言，这种“典型阿特伍德”的风格，不过是熟悉又温馨。
她最好的长篇小说《盲刺客》，就是这种轻盈的量子跃迁的史诗级嵌套再嵌套。《盲刺客》的文本在跨越几十年的报章剪报、老妇人写给阔别多年的外孙女的自述和发生在一个遥远星球上的奴隶社会中的爱情故事中不断穿行。欣赏她如何在半遮半掩间，举重若轻地讲好每一个分裂的故事，并让它们最终有机圆满，本就是阅
读阿特伍德的最大趣味之所在。
文学也会变老吗？
第三部分，“内尔和蒂格”，我们的主角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开篇那对老夫妻。她不再跳跃，如此纯净、深入地要完成那被剩下的一个人的故事。是的，文本的靴子已经落下。丈夫蒂格已经不在人世，妻子内尔一个人生活在他们的房子里。丈夫的留下来的踪迹，无时无刻不存在，然而却只剩空洞的残影，不可不溢出悲伤。
但阿特伍德无意将之处理为某种“遣悲怀”的文学传统。这相当聪明。显然当代读者对于元稹、纪德这样的空头“鰥夫”，在“进步”时代到来之前所创造的这种类型文学，实在再难提起兴趣。在这部分的第二篇小说，《寡妇》（Widows）中，阿特伍德借助内尔给年轻友人所写信件之手，相当直截了当地袒露出了她对于这种处境的“白描”，而非“构想”。阿特伍德的丈夫格雷姆·吉布森（GraemeGibson）于2019年去世。他们共同度过了长达46年的漫长婚姻，有着共同的对自然的爱好，始终相当情投意合。
“悲伤”，不是这篇被写为未寄出的信件的小说的主题，取而代之的，是“衰老”、“时间”和“死亡”。对于一封写给年轻友人的信而言，没有什么比调侃自己的“衰老”更适合打开话匣子的了，“对于年轻人而言，事物总是被称为他们现在知道的名字——但对于老年人来说，不是。”接下来，内尔，或者背后的阿特伍德，直接回复了他小心翼翼的问候的言外之意，人们总是期盼被留下的人在“勾选了规定的悲伤过程的所有方框”之后，又可以像穿越黑暗的隧道一样，顺畅地走出来。
她给出的答案远在意料之外。于被留下的人而言，线性的时间本身，也就是“隧道”不再存在。留下了时间编码的记忆附着于物件，散落于曾经称之为“家”的空间的每个角落。每每触之而生，过去、更遥远的过去和现在便“扭曲和折叠在一起”，而逝去的人借此“仍然存在，没有完全消失”。于是，她可以相当大方地谈论“死亡”，就像年轻人常常取笑死亡一样。
只是，出于对于这位“所爱之人仍旧有形”的年轻人的不忍心，她最终“取消”了所有的书写。她重写了这封信,以日常寒暄充斥，仅仅保留下一句古怪和不合时宜的祝词，“保持安全”。没有人会比老年人更能了解生活中是多么危机四伏，铲雪、费力打开天窗……都可能摔断脖子直面死亡。他们知道，“安全”，才是最切实的祝福。
《盲刺客》中的那位独居的老妇人艾丽丝，对此也一定相当同意。在艾丽丝的自叙中，对于摔倒的恐惧像秃鹰一样徘徊在她日常生活的上空，对于被发现倒下的难堪状态的羞耻，甚至盖过了对死亡的惧怕。
事实上，现年83岁的阿特伍德，在2000年出版《盲刺客》时，刚刚迈入耳顺之年不久。“衰老”成为了她人生和文学生涯中的新课题，就像1969年30岁的她在出版自己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可以吃的女人》时，面临婚姻的年轻女人的彷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那时的她的主题一样。
老实说，在《盲刺客》中，阿特伍德处理和描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的细节，要远比那些还原年轻男女间的欲望纠缠要熨帖和有阅读趣味得多。对于衰老的艾丽丝而言，衣服成为了“脚手架”，笑会变得像“淤泥裂开的缝”；而皮肤紧致的年轻人客气的亲吻呢，则让她丧气地觉察出自己的皮肤“虽像小羊皮一样柔软，但起了皱、涂过粉，已经苍老了”。
蛮有意思的是，就大众阅读而言，那些“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文学，往往才被视为真正的、纯粹的（大家更愿意阅读）的文学。古今中外皆有的“27岁俱乐部”（27Club）现象，与其说是天才容易早夭，不如说是大众更爱那些充满年轻气盛、无衰颓可能的遗留物，如永恒的青春期般爆裂、摇撼，却也混乱、无病呻吟，甚至言过其实到本几无价值。
尤瑟纳尔曾言，“当代文学中，很少有人关注智慧问题”。在我看来，或许大半可以归咎于此。一体两面的是，大众也很难想象文学，或者文学家处于衰老、独身的状态。张爱玲在美国的独居，就被臆想成了“颓唐晚年”。而这又反过来成为隐含的舆论环境，让我们畏惧老年生活。
而就像小说家丽贝卡·麦凯（Re－beccaMakkai）为《纽约时报》所写的这本短篇小说集的书评中所说的，阿特伍德为我们这些大多数要远比她年轻的读者们提供了一种“前卫的智慧”，就像一骑绝尘提前去到了几十年后的斥候，所传来的既真实又珍贵的情报。她并不掩饰应对年老处境的困惑，“就像重新成为一名学生：同样的混乱、无能和突然的冲动想法，同样无形的焦虑、凑合的简餐”。她将之形容为“倒退六十年”。对于那些正处于或离中青年经验不太远的读者而言，这何尝不是一种古怪的安慰呢？毕竟我们对于年老的恐惧，大部分来自于这种少于文字分享的未知。
与死者协商，让石头说话
写到此处，容我再折返，略微谈一谈这部小说集里最受关注的一篇《采访死者》（TheDeadInterview）——阿特伍德通过灵媒“采访”了乔治·奥威尔。
特别要指出一点，死于1950年的奥威尔，对于生于1939年的长寿的阿特伍德而言，其实曾经算得上“当代”作家。他的《动物庄园》发表于1945年。3年后，9岁的阿特伍德读到了它，深深为之吸引，对“公正”主题的兴趣随即贯穿了她的一生。“奥威尔，在我人生的后半段开始后，成为我的直接榜样。”阿特伍德曾在文章中如此感叹道。在1984年，她开始写作《使女的故事》，是对奥威尔的致敬，某些程度上也是超越。简而言之，奥威尔可以称得上是她的文学“引路人”，近似于文学“偶像”。虽然阿特伍德说当别人用“偶像”这个词称呼她时，简直是让她毛骨悚然。
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采访。她没有像《巴黎评论》那些专门采访名作家们的有些恼人的美国记者一样，抓住宝贵的时机喋喋不休地引导出“金句”、追问各种琐碎的细节。其实，奥威尔饶有兴趣地问她的现在、他的未来发生的事情，才是这次采访的重头戏。站在“谈古”的立场上，阿特伍德得以一次性地将自己对于“论今”的兴致淋漓地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于“取消文化”是如何重演奥威尔所处历史的。我猜想，这多半也是出于一种寂寞。年轻的记者们总是坚持不懈地追着她问“女性写作”这样空洞而带预设的问题，她索性自己采访自己，把大家希望她表态的事情和她真正关心的事情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不祈求有人能真正读懂——但同样聪明、透彻、坦诚，以身供奉文学的“引路人”奥威尔一定能懂。所以，她索性在形式上直接“跨服”，找到奥威尔聊一聊了。
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她的这种形式的野望追溯到更久前。在阿特伍德出版于21年前的评论集《与死者协商》中，她认为，所有的写作,都是“与死者协商”，冒险往地府一游，将那些伟大的头脑带回人世。“所有的作家都向死者学习。只要你继续写作,就会继续探索前辈作家的作品,也会感觉被他们评判,感觉必须向他们负责。”而停留在现世辛勤写作的作家本人，将这些过去的声音和自己的声音，刻于石头之上。当终于和合适的读者相逢，这些默默风存的石头，便会如同神迹一般，缓缓开口说话，让所有声音复现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