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 文 | 林秋艺

编辑 | 龚   正

今年3月7日，BBC播放了纪录片《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围绕日本死去的娱乐大亨——杰尼斯前社长强尼·喜多川（JohnnyKitagawa）性侵男童的丑闻展开。这家公司专门培养男偶像，木村拓哉、山下智久、岚等诸多在亚洲受欢迎的偶像及男团，都来自杰尼斯。

纪录片震惊了世界上许多喜爱杰尼斯偶像的粉丝，但两个月过去，至今日本主流媒体和社会仍几乎全体保持沉默。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娱乐财阀与日本传媒界拥有巨大的共同商业利益，杰尼斯通过偶像是否出演、间接控制着各类综艺、乃至新闻节目的收视率和广告。然后日本的社会风土对性侵男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属于讨论禁忌。在商业与社会心态的影响下，日本选择了视而不见。

娱乐财阀巨头的双面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住在宿舍。Jr.（练习生）都在假装制作电台节目，我记得有用录音机录东西、玩耍，我挺开心的。然后Johnny桑（喜多川）告诉我‘去泡个澡吧’，我说‘好的’。然后在那，他脱掉了我的裤子、内裤和袜子，给我洗了全身，就像对待洋娃娃那样。”

这是出自今年3月7日BBC发布的纪录片——《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中的一段受访者自述。该纪录片指向的主角，就是有日本娱乐大亨之称的杰尼斯死去的前社长强尼·喜多川。

在片中，BBC记者莫宾·艾萨尔采访了与该事件相关的各界人士，包括曝光喜多川性侵丑闻的多位曾经的男偶像、早在1999年就曾经报道该事件的日本杂志《周刊文春》的调查记者。当然BBC也向当事方杰尼斯事务所发去了采访申请，虽然最后得到了完全顾左右而言他的官式回复。

提起杰尼斯，中国的80后、90后不算陌生。从这个艺人经纪公司走出的木村拓哉、松本润（日版道明寺司扮演者）、长野博（迪迦奥特曼扮演者）、山下智久，都是响彻亚洲的知名偶像。

而这背后的制作巨头，就是强尼·喜多川（下称喜多川），一个日裔美国人。在1975年，他和姐姐玛丽·喜多川组建杰尼斯之前，组建过乐队，也组织过棒球队，最后才选择娱乐经纪，直至2019年7月9日以87岁高龄死去。

杰尼斯的主要经纪业务以推广男性艺人及男性偶像为主，并开创了偶像养成系的先河，在日本乃至整个东亚都是元老级的地位。

国内知名组合TF Boys所属的娱乐公司“时代峰峻”对旗下艺人的培养模式就被认为借鉴自杰尼斯。

按照杰尼斯的养成系模式，年龄约在13岁左右的潜力男孩会被挑选进杰尼斯，他们会为已出道的前辈担任舞者，如果才华出众，则有可能正式出道。而决定这些少年前途的，只有一人，就是喜多川。

喜多川有多面性。在杰尼斯少年的眼里，他慈爱温柔，男孩们以得到他的认可为荣。很多时候，是喜多川决定着这些男孩是否能卖座。从成绩结果论而言，他似乎也在甄选潜力男偶像方面，也展现出过人的眼力。而在日本娱乐界，他则是一只商业大鳄。

▲ 图 | 杰尼斯日本总部

杰尼斯不算是大公司。日媒的公开报道中，他的员工只有130多位，但其却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粉丝经济帝国。

杰尼斯的商业版图主要包括粉丝会员费、演唱会、周边、唱片这4大项，其余还有艺人片酬、广告代言收入、舞台剧收入等。

在BBC的纪录片中，记者莫宾指出，杰尼斯年均营业收入在5亿英镑（约合43亿人民币）左右，但这个数字被认为还比较保守。

首先从会员费这一项来看。加入偶像的付费粉丝俱乐部，是杰尼斯构建一切娱乐生意的基础。

据Johnny’s Family Club（FC）公告，杰尼斯旗下已经出道艺人的入门会费为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1元），会员费为4000日元/年（约合人民币204元）；未出道的艺人的会员费为2500日元/年（约合人民币128元）。

杰尼斯旗下人气最高的偶像团体“岚（Arashi）”的会员数目前最高，达到了307万人，单从4000日元的会员年费来计算，一年的会员费就高达122.8亿日元（约合6.2亿人民币）。

而这仅仅是一个团体的会员费，杰尼斯旗下的大大小小的团体有十几个，会员数量排名第二的团体Snow Man会员数量也有100万人。如果一位粉丝，同时粉多个偶像男团，则需要缴纳多个团体的会员费。

虽然以上数据包括了废号不续费的会员，但光从新增会员人数来看，FC一年的收入就不容小觑。

截至2023年2月数据，2022年-2023年已出道艺人组新增会员165万5千人，按照新入会员会费5000日元计算，一年收入的会费就高达82.75亿日元（约合4.2亿人民币）；未出道艺人组新增35万会员，一年会员费为8.75亿日元（约合0.44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假如之前的会员全部废号不续费，光一年新增会员的会员费，杰尼斯就能收4.6亿人民币。

除了基础的会员费之外，粉丝花费最大头的当属唱片、专辑等支出。

以杰尼斯多年来最卖座的组合岚（arashi）为例，其在2019年发行的出道20周年纪念精选专辑《5x20 All the BEST！！1999-2019》，以330万张的销量打破了当年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套专辑，分为通常盘、初回限定盘1、初回限定盘2，售价（不含税）分别是4259日元（218元）、4815日元（247元）、6111日元（313元），仅以通常盘的价格来计算，2019年的销售额就达140亿日元（约7.1亿人民币）。

而这仅仅是杰尼斯旗下一个团体一张专辑一年的销售额，还是以最低售价来计算。

如果对比国内的娱乐公司，就能看出来杰尼斯的业务收入之巨。

国内著名已上市娱乐公司乐华娱乐2022年总营收为9.8亿人民币，按BBC公布的数据来看，乐华娱乐约等于1/4个杰尼斯。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上去颇富商业才华的巨鳄，伴随着BBC纪录片的播出，让世间更多人再一次了解到了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在纪录片播出后的4月12日，原杰尼斯Jr.冈本カウアン在东京都内的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进行作证，表示自己在2012年-2016年期间，受到了喜多川15-20次左右的性侵。

冈本呼吁“希望事务所的高层人士也承认（前社长）的行为，让娱乐圈不再向这种方向发展。”

然而，对于这一切，日本主流社会和传媒似乎集体陷入了沉默。

在BBC的纪录片中，记者街访路人，并告知了喜多川性侵男孩一事，但大多数路人都逃避这个话题，有一位路人直言“听说过这些传闻，但他已经去世了，我不想讨论相关的话题。”

所谓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再也没有比这八个字更贴切的词语来形容纪录片播出2个月后的日本社会。

集体沉默的原因

人们的记忆里，喜多川一直以戴着墨镜，只能从网上流传的几张照片里，才能看到他的容貌。然而，他的故作神秘，在过去数十年中不是没有被揭露的时候。

早在1967年，日本杂志《女性自身》就曾报道过一部分，1988年，原男偶像组合Four Leaves成员北公次（已故）在著作《致光GENJI》中也进行了告发，成为很大的话题。

1989年，原杰尼斯成员中谷良（已故）在著作《杰尼斯的逆袭》中继续告发，1996年另一位练习生平本淳也出版了《杰尼斯的一切》三部曲。

告发事件的高潮是1999年，由日本著名的杂志《周刊文春》连续刊载发起。然而，喜多川选择的不是针对报道提出的疑问点进行说明，而是以名誉损毁罪硬碰硬，起诉了杂志社，声称杂志发布了10项错误指控，包括了喜多川性侵儿童的指控。

这场官司持续了4年。最终，东京高等法院裁定周刊文春的报道里，10项指控中有9项属实，其中就包括了喜多川性侵杰尼斯旗下未成年练习生的指控。

由于这只是一场关乎名誉的民事诉讼，案件裁定之后，喜多川并没有因此被起诉任何罪行。

这桩诽谤诉讼的结果在当时的日本媒体界中依然是鲜有人关注的情况，只有《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区域性报纸《中国新闻》等进行了报道，每家报道大概维持在300字左右。案件之后警方也没有任何调查行动，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法律直到2017年才承认男性也能成为性侵受害者。

那么，为何日本主流媒体对喜多川的丑闻选择视而不见呢？可以从商业捆绑、以及社会意识、以及政客推动三方面来看。

商业捆绑上，日本以电视台为首的主流媒体和杰尼斯拥有着广泛的共同商业利益。

杰尼斯旗下130多位艺人，每周会登上日本大大小小100多个电视节目，打开电视很难不看到杰尼斯艺人。杰尼斯艺人的出镜对各大电视台、报社而言，就是收视率、销量和广告收入的保证。

如果报道杰尼斯的丑闻，以后则会面临着无法邀约杰尼斯艺人上节目、做采访的状况，意味着电视台将失去这方面的资源和利益。

与之相对的，杰尼斯对艺人的肖像权把控得非常紧，电视、电影、广告铺天盖地，但能使用的照片少之又少。

只要是旗下艺人涉及的电影、电视剧、唱片、广告、综艺，相关的网站和新闻都无法刊载艺人的照片和视频资料，就连经纪人的照片都无法出现。

就算艺人给杂志拍摄了封面，但也仅限实体杂志使用，在进行网络宣传时还是不能刊载，因此经常会出现杂志封面照片杰尼斯艺人只有人形剪影的情况。

这种对肖像权的严格把控，除了保护旗下艺人，更多作用在于商业变现。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不失为一种饥饿营销，当你想获得偶像的照片，就得乖乖掏钱购买官方周边，如此一来，变现转化速度直接拉满。

看似与电视台无关，实际上在赚得自家利益的同时，也保证了电视台综艺等各类栏目的收视率。因为粉丝只能在这看到。

在杰尼斯的严格把控下，媒体们只有多和杰尼斯套亲近，才能换来旗下高人气艺人的出镜和专访。

除了商业上的捆绑外，日本对男童遭受性侵害的不重视，也是全社会忽视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把男性当作性的受害者，男性之间的性暴力，最多只被社会大众当作是一种娱乐绯闻来看待。虽然到了现在有诸多法律来保护男性受害者，但潜意识仍然延续至今。

此外，生活在日本社会，这种对他人性暴力新闻的公开讨论也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禁忌，人们担忧讨论会给他人带来麻烦，造成负担。

还有一点令心理学界关注的是，社会走样的心态。这种心态关乎父母对孩子，也关乎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

纪录片中平本淳也指出，一些望子成龙的父母在了解到喜多川的癖好后，故意把孩子献给喜多川，还教孩子如何进行性取悦。

在周刊文春采访过的十几位受害者中，有一位受害者提到，喜多川到他家做客，而他父母却把喜多川的被褥和他的放在了同一个房间，“那天晚上，你很难相信，当时我父母就睡在隔壁房间。”

对于遭受了性侵害的男童们来说，喜多川本应是他们厌恶、憎恨的人，然而几乎所有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对喜多川的尊敬和爱戴。

在周刊文春与喜多川的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席的受害人们在被律师问到：“此时在法庭里，你对喜多川有什么想说的吗？”时，一位男孩回答：“我希望他长命百岁。”

BBC的另一位受访者Ryu甚至直言：“我不讨厌喜多川，甚至很喜欢，即使到现在我依然很爱他。”

这不难令人联想到《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被补习班老师李国华长期性侵，强迫自己努力爱上他的房思琪。

有心理学专家将此心理称之为grooming犯罪模式，意思是犯人与受害者建立亲密关系，继而利用这种亲密关系心理操控受害者。这种荒诞感，虽然令人不可思议，但真实存在。

其三就是日本保守政客基于政治利益的推动。

2019年，喜多川因病去世，日媒用大幅头版头条来报道他的逝世。他的追悼会不但有演艺圈知名人士到场，甚至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也发去唁电。在安倍眼里，喜多川这样的人士创造了日本的荣耀。

上行下效。基于他在娱乐商业上做出的成就，一些日本民众更是把他和杰尼斯当神一样崇拜，直接无视他犯下的罪行。

▲ 图 | 喜多川死去时，各大新闻争相报道

巨鳄消失之后的选择

虽然主流媒体鲜有报道，但在网络上，讨论杰尼斯丑闻的文章也还有一些。或许是感受到一定的舆论压力，4月21日，日媒报道，杰尼斯将出具内部调查报告，并在之后向大众公开内容。

以目前Twitter上流露出的文件内容来看，杰尼斯已先行向合作企业进行了报告，文件以现任社长藤岛景子的名义发布，包含了事务所对指控的看法和回应。

疑似曝光的报告中有点轻描淡写地表示，由于喜多川已故，很难确认性侵的事实，但“并不是就没有问题”、“真诚接受了媒体的报道和告发”。

杰尼斯事件后续如何，目前还难断定。但有一点已经显露出迹象，喜多川缔造了杰尼斯，但也因为他的死去，杰尼斯这艘大船开始动摇。

近几年，杰尼斯旗下艺人性侵、吸毒、出轨等事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曾经的中流砥柱相继退社、退圈，新推出的男团难以独挡一面，杰尼斯呈现出颓势。

有业者评，当一家公司只有一位巨人时，他可以以自己的地位来做决策，提升公司的商业效率，并且形成公司的精神图腾。但这位巨人消失时，公司运营不但会面临后继者是否能服众的问题，还会出现人们相继离开的窘境。

内外困境下，杰尼斯的一部分目光，也开始瞄向海外。

相比较于韩国艺人的全世界布局，日本娱乐事业的目光向来局限于四岛。这背后一个原因是认为仅凭日本国内市场，就能满足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但显然这种想法已经落后于全球化时代，在具体决策上，杰尼斯造星长期隔绝于网络，也为今天自身的全球化发展扯了后腿。

熟悉杰尼斯模式的人知道，这家公司与当下互联网浪潮中的娱乐圈营销方向是脱钩的，控制肖像权、仅发行实体专辑、艺人没有公开的社交账号等，曾经引领时代潮流的特色，如今明显与时代脱节。

为了更好为进军全球市场做准备，杰尼斯近段时间来开始忙不迭地推出海外演唱会、海外综艺、让高人气艺人开通社交账号，粉丝纷纷吐槽“村通网”。

虽然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改革措施，但从整体上看还是太慢，杰尼斯似乎是不敢一次性押注网络化运营模式，从2018年木村拓哉第一个开通中国社交账号至今，拥有SNS账号的艺人仍不过半。

BBC纪录片的上映，无疑为杰尼斯日后进军海外，制造了所谓的阴云。因为在海外，那是一个迥异于日本四岛的法制和社会环境。如果要当地粉丝接受杰尼斯，可能需要杰尼斯履行说明责任。

可以压得住日本国内的舆论，但无法压得住海外的关切。接下来这一日本娱乐巨鳄的选择，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自己的未来，是困于四岛，还是走向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