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为什么成为法西斯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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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认为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总是目光短浅，应依靠无产阶级政党里的“超人”；民族主义思想是他转向法西斯主义必不可少的因素；他支持意大利参加一战，理由是这场战争能推动历史的进步，能促成革命。如果一位革命者不能肃清自身思想的各种落后残余，不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不坚决和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划清界限，那么事物内在的辩证法就可能再一次发挥出它的魔力，墨索里尼等人的事迹就有可能再现。这也许就是我们从墨索里尼的早期思想中所能吸取的教训。转向法西斯主义者之前，墨索里尼曾是意大利社会党左翼的一位领导人。在接受埃米尔·路德维希（就是那个也采访过斯大林的德国作家）的采访时，早已成为资产阶级打手的墨索里尼就提到了他之前的“革命社会主义”岁月。
（墨索里尼）……不可避免地，那时我竟成了一位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一位布朗基主义者，事实上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我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枚印有马克思头像的像章。我觉得我那时把它当作是一种护身符。（路德维希）如果你现在看到这样的一枚像章的话，你对马克思会有什么看法？（墨索里尼）他有着深刻而批判性的智慧，在某种意义上是位先知。……[1] 本文也正是要在墨索里尼那个时期的思想里找出其中的那些可能导致他后来成为法西斯分子的因素（这些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转变是另一回事）。专注于阐述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社会党左翼生涯的中英文著作向来很少，不过以Di Scala和Emilio Gentile为首的一群资产阶级学者几年前曾出过一本有英文版的《墨索里尼1883-1915：一名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成就和转变》（Mussolini 1883-1915: Triumph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Revolutionary
Socialist），这为任何想了解墨索里尼年轻时期的人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资料和分析；也正是在这本书的指引下，我无聊时翻阅了《贝尼托·墨索里尼全集》（Opera Omnia di Benito Mussolini）前七卷中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下面就来总结一下在墨索里尼作为社会党党员时他思想里面埋藏的唯心主义因素。早期的墨索里尼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暴力革命，但他却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索雷尔一样，墨索里尼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过于注重从人类的经济利益方面解释历史，它太“宿命论”和“决定论”了；而且这会导致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怀有过多的信心，从而使人们信奉主张渐进的改良主义。一个革命社会主义者应该把历史看作是一种以意志为主导、由机遇组成的不可预测之物。在墨索里尼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门意志与征服的学说：不然就很难解释所谓的、古板的宿命论和马克思一生的实际成就之间的荒谬矛盾了。”[2]墨索里尼赞赏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索雷尔那种“反智的、甚至是虔诚的社会主义”（这里以及下文中的“虔诚”也许可以译为“宗教”）。相比以科学的态度看待社会主义，他更想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意志、一种“神话”；他认为无产阶级群众需要的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知识，而只是对社会主义的忠实信仰，“我们想要信仰它，我们必须信仰它，人类需要一个信条。信仰能移动山峰，因为它给人以山峰能被移动的幻想。幻想也许是生活唯一的现实。”不相信物质利益能左右人类社会发展的墨索里尼也自然会在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里参杂一些反对物质利益的“理想主义”观点（暂且这么叫吧）：他赞赏“党（教会）的虔诚灵魂”而反对党内“企业界代表们的现实实用主义”[3]；他谴责改良派“拒绝了作为社会主义高贵标志的利他主义观念……他们故意忽略了理想主义的小东西（bric-à-brac）。但是，一个被物质利益所奴役、没有被内在信仰所启迪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历史之光的无产阶级。我们要求党承担起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维护和培育革命理想主义的任务。”[4]对“革命”的唯心主义信仰正是墨索里尼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极端崇尚行动的原因，以至于他把自己所热衷的“革命”行动（在坚定信仰下以夺权为目的的群众暴力）当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高于社会主义本身。甚至“革命”的具体诉求都是不重要的，任何意识形态只要符合他心目中的“革命”就不会有什么过错；一个革命社会主义者必须从当前现实出发，摆脱教条成见而行动起来，参与一切重大的历史事件、抓住一切机遇，用自己的意志操纵历史的走向，才能引起一场壮观的“革命”。[5] 另一方面，虽然墨索里尼坚持认为党应该充当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主张工会至上、排斥政党的工团主义不同；墨索里尼和工团主义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也是《墨索里尼1883-1915》所特别纠正的一点），但是他的这些观点都有帕累托精英思想和尼采超人思想的痕迹。墨索里尼曾说自己的本性“更喜欢一个小而坚定大胆的核心，而不是一种人数众多却混乱、无组织且懦弱的群体。”[6]钟爱帕累托的理论的他认为“历史不过是精英的更替。”[7]而“人类社会内部的斗争一直是、以后也会是少数人之间的斗争。指望有数量上的绝对多数是荒谬的。”[8]所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精英和资产阶级精英的斗争，社会主义者应该“在无产阶级内部创造一个足够大、足够清醒、足够大胆的少数派，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取代资产阶级少数派。庞大的群众将跟随他们、服从他们。”[9]与索雷尔工团主义的精英思想不同的是，墨索里尼把无产阶级政党看作是无产阶级精英的载体。他早在还受到无政府主义的较大影响的时候，就指出意大利社会党应该做“无产阶级的警觉的先锋队。”[10]而后来的他更是认为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它们想用经济组织（工会、合作社等）消解社会主义政党，但是“经济组织——无论它们的名头是什么——都是改良主义的，因为经济现实是改良主义的。党对这些经济组织给予了太多的活动，这些组织缩小了工人的精神范围，使他变成了一个消极的小资产阶级，对理想的呼唤充耳不闻。一方面是索雷尔工团主义，另一方面是合作社改良主义，这些都扼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这就是非常可悲的事实。”[11]为了挽救陷入改良主义危机的社会主义，就有必要赋予无产阶级政党以领导作用，避免它被经济组织“吞噬”。正是因为墨索里尼这样坚持党的地位，他才敢说自己“对改良主义和索雷尔主义进行了斗争，这两者都导致社会党消亡。”[12]然而，墨索里尼眼里的社会党却是要成为一种“智慧和意志的贵族”，其使命在于“用社会主义浸透经济组织，用英雄而虔诚的气氛来包围无产阶级的飞升运动，为无产阶级军队中的大多数充当先锋队，直到这支无产阶级军队能从自己内部挤压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警觉的先锋队来。”[13]墨索里尼当然把自己也看作是这群“社会主义贵族”中的一员。他的文章里时不时表达有这样的思想：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群众总是目光短浅，对资本主义现状无动于衷，容易受到经济利益的诱惑。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政党里的“超人”（“‘超人’是尼采的伟大创造”[14]）才能掌控群众，传播信仰，带领无产阶级走向革命。无论是意志论还是精英论，墨索里尼的这些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自始自终是比较公开的。在他看来，受到所谓“实证主义”影响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已经陷入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改良主义和金钱的陷阱，背离了“无私、信仰、牺牲和英雄主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付出和收获的会计员大会。”[15]墨索里尼坚信，为了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活力，就有必要抛弃唯物主义（以反对“实证主义”之名），吸收当代流行的唯心主义思想“精华”（包括帕累托和尼采的观点），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思想与时俱进。正是因为这样墨索里尼才公开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异端，他自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和党，而不是什么宗派主义；相反，“正统，纯粹的正统”才是真的宗派主义。这也是为什么他坦率地把自己的这些思想称作“革命修正主义”，表明他想从“革命”的方向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修正”。也无怪乎他曾说自己的“虔诚的社会主义观念与我许多朋友的庸俗革命信仰相去甚远。”[16] 除了这些思想之外，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他转向法西斯主义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正是墨索里尼公然鼓吹民族主义、支持意大利参加一战，他才被开除出了社会党，从此在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此之前，无论他怎么兜售“革命修正主义”，只要他还坚持社会党内革命派的基本路线（包括反民族主义路线），他就还能说是革命派的“同志”。的确，墨索里尼曾是个表面上坚定无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持极端反对立场。他曾说“祖国是一个虚构之物，一个骗局，一个陈腐的谎言。……科学、艺术、经济、时尚和体育都没有爱国主义的边界，那为什么社会主义该有呢？一个国家与自己的军国主义有密切的关联。它们是不可分割的。谁要是谈论祖国，谁就是在谈论军国主义。我们正在用另一个概念来取代祖国的概念：阶级的概念。我们是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者。当马克思喊出：‘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摧毁了爱国主义的旧意识形态。”[17]墨索里尼在利比亚战争中的立场也最为人所知：利比亚战争爆发后，当时作为意大利弗利地区社会主义领导人的墨索里尼曾激烈反对这场战争，他在当地积极参与反战总罢工，因此被意大利当局逮捕，出狱后还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名声。[18]在1912年7月的社会党雷焦艾米利亚全国代表大会上，墨索里尼控诉改良主义者支持了意大利政府进行利比亚战争，也正是在他的提议下，毕索拉蒂等沙文主义、改良主义者被开除出党。他也谴责工团主义者吹捧意大利的这场殖民战争，把这场战争当成了“可爱的战争、神圣的战争、美好的战争。”之所以墨索里尼这么热情地支持国际主义，也许部分是因为他那时一定程度上真心信仰国际主义；但是这也是因为墨索里尼身为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先是地区性的，后来是全国性的领导人），就在一定程度上有必要把自己装成是一位信奉国际主义的“正统”社会主义者。意大利未来主义画家Gerardo Dottori给墨索里尼画的《Il Duce》（领袖）。意大利未来主义艺术家之所以追随法西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法西斯能使意大利实现高速的现代化。实际上墨索里尼看似热忱的反民族主义立场背后早就暗藏着民族主义的毒素。他从小就受到过马志尼式的革命爱国主义的影响，对意大利的民族神话怀有热情。墨索里尼也曾在当时被奥匈帝国统治的特伦蒂诺（一个意大利文化地区，在意大利民族统一战争中没有被意大利拿下）待过，当地有一些社会党人士主张意大利领土收复主义，强调要在奥匈帝国面前捍卫特伦蒂诺的意大利民族特性，这些思想都触动了墨索里尼。在他的一篇演讲里，墨索里尼一边强调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必要，一边却承认祖国是“文明族群所达到的的最高共同有机体”，而“首先废除祖国的是资产阶级”。[19]他早就表达过自己对使自己的祖国意大利实现现代化的渴望，甚至对意大利新兴的“现代资产阶级”赞赏有加，觉得这种“现代的、先进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打算“准备好意大利的未来。”[20]他赞颂意大利是“天才的共同故乡”，是“北方所有伟大天才崇敬朝拜的目的地”，尼采等等“欧洲其他国家的创造者在一种不可抗拒的思乡之情的吸引下，转向了‘地中海母亲’。”他还欣喜地看到“意大利人加快了进入体育场的步伐，在那里，各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着马拉松比赛。……意大利正准备在人类的历史上开创一个新的纪元。”[21]从特伦蒂诺回国之后，墨索里尼曾在一份非社会党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篇在他的整个“社会主义者”生涯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之一，《一位社会主义者眼中的特伦蒂诺》（Il Trentino veduto da un socialista）。文章里，墨索里尼摆出了一副反对意大利收复特伦蒂诺的姿态，然而他之所以反对领土收复主义，不是因为他在原则上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主要是因为他觉得特伦蒂诺的大部分群众对特伦蒂诺归属的问题毫不关心；他们屈从于被异国压迫的现状，主张意大利收复特伦蒂诺的始终没有多少人，所以墨索里尼认为领土收复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墨索里尼又攻击特伦蒂诺的意大利资产阶级不够关注意大利的民族事业，没能在群众中广泛传播意大利领土收复主义理想。也就是说，墨索里尼对于当地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批判归根到底并不是在批判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是在批判他们忽视意大利民族利益、批判他们不够民族主义。[22] 墨索里尼的这些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倾向（也许特别是民族主义倾向）最终会导致他在一战爆发后公开与社会党决裂。在一战刚开始不久时，墨索里尼以他一如既往的激情在意大利社会党党报《前进报》上刊登了许多篇遵循社会党路线而强烈反战的文章，他叫道：“打倒战争！”然而，第二国际中的一些社会主义政党纷纷支持本国参战，这极大地动摇了墨索里尼：“社会主义国际死了……不过它有活过吗？它是个愿望，不是个现实。它在布鲁塞尔有个办公室，每年都用三种语言出版一两次令人昏昏欲睡的公告。没有别的了。”[23]另一方面，墨索里尼私底下认识的一些好友纷纷表示支持意大利在法国一边参战，这也动摇了他。他自己也“不羞于承认，在这悲惨的两个月里，我的思想出现了震荡、不定与惶恐。”同时他还直接了当地承认自己是个“亲法派”。[24]的确，墨索里尼一开始就把德国和奥地利当作一战的元凶，而不去考虑一战中英法一边也是同样邪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受到意大利民族主义影响的他恐惧奥地利的壮大会威胁意大利，因而他早就表示一旦奥匈帝国入侵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应该保卫意大利疆土。在1914年10月18日，墨索里尼终于按捺不住了，他破天荒地在《前进报》上公布了一篇公然鼓吹意大利参战的文章，《从绝对中立到积极而活动的中立》（Dalla neutralitàassoluta alla neutralitàattiva ed operante），正式表明了他立场的转变。因为这篇文章以及其后他的一系列教唆（此外他还被说是收了协约国和意大利参战派的钱，不过经济因素在墨索里尼的转变中具体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至今都没有定论），他终于被逐出了社会党。墨索里尼在这个时期的具体观点是怎样的呢？[25]他在第二国际的崩溃里看到了所谓“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我们社会主义者之前从来没有研究过民族问题。”但一战把民族问题提到了现实的紧迫层面上来了，清楚地表明了“民族”作为一种集体其实比国际主义者所想的还要强大：“民族代表了人类进步中的一个阶段，至今从未被超越……民族情感是存在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他列举了波兰社会主义者争取波兰解放的例子还有捷克族社会主义者和日耳曼族社会主义者发生冲突的例子来证明“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也存在民族问题。”而意大利未能收复的特伦蒂诺正是意大利方面民族问题的体现之一，且意大利有权从奥地利手中夺走特伦蒂诺来促进解决民族问题。如果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坚持中立、不参加一战、不解决民族问题，那么“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一定要支持”意大利参加一战，因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必须把资产阶级推向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方向。甚至战争也可以是一种革命的手段。”也正是民族问题的存在使得第二国际分崩离析，而社会主义是时候和第二国际倡导的不切实际的国际主义思想分道扬镳了，“我想知道国际主义是否是社会主义概念的一个绝对必要因素。未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可能会试着在民族和阶级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的力量。”为了给自己的反国际主义思想壮胆，墨索里尼还叫嚷道“旧的反爱国主义以及已经过时了，甚至社会主义伟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写过几页关于爱国主义的文章，会震惊你们的！”他援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普法战争的一些信件，试图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有点受到了泛日耳曼主义的影响”。此外墨索里尼又结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战中的表现以及引用了倍倍尔的话“我们先是德国人，后是社会主义者”，来论证国际主义根本不能深入人心。“总之，国际主义的教条必须被自由地审视。” 墨索里尼之所以支持意大利参战，还有一个理由是这场战争能推动历史的进步，能促成革命。他认为意大利参加对奥地利的战争有利于打击奥地利反动制度，“我必须提醒社会主义者们，奥匈帝国是欧洲反动的真正和最大的堡垒。”（借口反抗头号反动国家来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战争”吗？）意大利加入协约国参战也会有利于保卫法国等国家的“先进制度”，以法国为首的协约国能打起一场雅各宾式的革命爱国战争（题外话，墨索里尼的确一直以来都很崇拜法国大革命和雅各宾派，据说甚至喜欢被称为“无产阶级的马拉”。这又是和索雷尔非常不同的一点，索雷尔毕竟还是受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局限性影响太大了，他在《论暴力》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国家恐怖的担惊受怕态度的确有点好笑，无怪乎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把索雷尔奉为所谓“自由的热情捍卫者和专制政府的敌人。”[26]）。墨索里尼还“教导”自己的同志不要盲目害怕一切战争，理由之一是革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参与国际战争：“谁又能保证任何革命后的政府不会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洗礼呢？” 在酷爱行动的墨索里尼看来，意大利社会党官方的国际主义立场是在搞教条主义，逃避现实，无视眼前出现的民族问题；第二国际的崩溃已经最终表明了各国无产阶级根本不能发起一场激动人心的国际主义“革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如果要成为历史的主角，那么就不应该在这场世界大战中袖手旁观、停滞不前，而应该抓住机遇积极插手这场历史上的大事，把意大利拉入这场战争：“马克思认为，‘谁为未来制定方案，谁就是反动分子。’……公式适应于事件，但试图让事件适应于公式则是无用的自慰，是虚妄的，是愚蠢的，是可笑的。……如果我们不想让自己陷入静止不动的境地，我们就不能在一个公式中‘作茧自缚’。我们有生活在世界历史上最悲惨时刻的独特特权。作为人和社会主义者，难道我们想成为这一宏大戏剧的无动于衷的观众吗？或者说难道我们不想以某种方式和某种意义上成为主角吗？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请注意：有时会发生‘文字’杀死‘精神’的情况。如果会扼杀社会主义的‘精神’，我们就不要挽救党的‘文字’。”《墨索里尼1883-1915》一书中的作者们曾提出一个不无道理的猜想，认为墨索里尼在一战爆发之前曾竭力以“反军国主义”为旗号来煽动一场他想象中的“革命”，却遭到巨大的失败，这使得墨索里尼开始怀疑国际主义对于“革命”的价值（参考墨索里尼在“红色星期”即Settimana Rossa中的狂热表现）；而一战的爆发使本来就受到过民族主义影响的墨索里尼更加相信民族主义才是他心目中的“革命”的动力，一个“革命”政党必须紧抓民族旗帜才能登上舞台成为历史的主角。我们的确不难想象，这个生性狂野、爱走极端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就这样抛弃了国际主义的“教条”，日后逐渐培养出了具有暴力行动色彩的法西斯“民族革命”观念（同时不可避免地逐渐抛弃了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最终抽象地把民族看作是高于阶级从而是调和阶级的东西）——一种资产阶级在一战后残酷压制无产阶级斗争所急需的观念，并从此开始转变成为我们所熟知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Duce墨索里尼。墨索里尼的例子印证了辩证法教导给我们的一个道理：任何事物只要在特定的条件下就能够转变为自己的反面。据说，列宁曾说过墨索里尼“是个一流的人，他本来是会带领我们党在意大利取得政权的”[27]；一直仇视墨索里尼的那些社会党改良派也承认他在党内曾获得的成功，指出墨索里尼本被人们看作是一位“革命的领袖，被选中来振兴社会主义队伍的人，l'excubitor domitantium（先遣队的哨兵），使党振奋的人，使《前进报》焕然一新的人……受党内所有人尊重的人”[28]；而对于广大的进步党员来说，墨索里尼曾是最受欢迎的意大利社会主义领导人之一，甚至能激起他们心中的“偶像崇拜感”[29]。然而，正是这个家伙最终建立了法西斯主义政权，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帮凶，走向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反面。在整个转变的过程中，墨索里尼在作为社会党党员时的意识形态肯定发挥了或多或少的作用，本文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探讨了墨索里尼是如何从一位“社会主义者”转变成法西斯主义者的。固然，墨索里尼的早期意识形态对他的转变具体有多大影响还是一件尚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有所不足；这也是本文中一些地方可能略显模糊、缺乏联系的原因。不过我们的确可以在后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思想里找到一些和之前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关联的东西。比如，之前的墨索里尼总是谴责社会党改良派过于“实证主义”而忽视了“意志和暴力的力量”；而在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学说》里，他认为法西斯“是一个心灵上的观念，它来自于本世纪对19世纪唯物实证主义的全面抗拒。”再比如，之前的墨索里尼曾抽象地反对只把人看作是一种“经济上的人”（Homo oeconomicus），也反对把社会主义运动看作是一种存粹经济方面的改良运动；在他后来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里墨索里尼则继续强调“经济上的人是不存在的。人是完整的：他是政治的，他是经济的，他是虔诚的，他是神圣的，他是好战的。”[30] 或许墨索里尼后来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和他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之间最有意思的联系在于，在他建立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已然崩溃后墨索里尼说过自己自始自终都没有背叛社会主义：1945年3月（也就是他死在无产阶级游击队手中的一个月前），墨索里尼在采访中吹嘘说自己“创造了一个民族，一个真正的民族，在这个民族中，仅有的一点东西被人道地分配。在法西斯主义下，工人们得到了八小时工作制、高工资、工作的连续性、福利规定、年假、下班后的郊游、特殊的治安法庭，而他最娇弱的孩子则被送往山区或海边的度假营地。”这就是为什么墨索里尼声称法西斯主义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的白卫兵，这是最无耻的谎言。我捍卫了工人的进步（我凭着良心来肯定这点），这比意大利资本的不良状况所允许的要多，我们决不能忘记它不是美国或英国的资本。”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某些工业和金融资本的国贼“在疯狂的自私中惧怕和憎恨法西斯主义，认为它是他们的残酷利益的最大敌人。”[31]稍后，墨索里尼在采访中赞美了一番意大利劳动人民的“英雄主义”，然后坚称他自己“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指责我出尔反尔是站不住脚的。抛开形式看本质的话，我的行为是始终如一的。我已经使社会主义适应了现实。随着社会的演变推翻了马克思的许多预言，真正的社会主义从possibile退到了probabile。[32]社会主义方面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是法团主义，它是私人利益在集体利益方面的汇合点、平衡点和正义点。我把最先进的民族都无法梦想的东西给了意大利工人。然而我在这里却被和极端的反动派联系在一起。”[33]（法西斯果真喜欢披红皮……）在一个持法西斯立场的意大利语网站上出现的尼古拉·邦巴奇相关图片。图片上方的大字是“民族的社会主义”，而下面的文字是邦巴奇1945年3月15日演讲中的一段话，意思也非常典：“社会主义不会由斯大林来实现，而是会由墨索里尼来实现，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二十年来他受到了资产阶级的阻碍，后来资产阶级背叛了他……但现在墨索里尼已经摆脱了他所有的叛徒，需要你们工人来创建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换句话来说就是：墨索里尼本身是好的，之前被蒙鼓了而已；责任全在资本家，关Duce什么事）需要提醒的是，墨索里尼不是最后一个从革命方面转到法西斯方面的人。事实上后来的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尼古拉·邦巴奇就走了和墨索里尼一样的道路。早在还是社会党党员时，这家伙就结识了墨索里尼，和墨索里尼一起成为了党内左翼的成员，站在了反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前线。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后，邦巴奇因为支持法西斯“革命”而被开除出党；最后在墨索里尼的支持下他还参与制定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法西斯被意大利统治阶级抛弃之后在意大利北部建立的一个纳粹傀儡国家）的“左”翼纲领，这种所谓的“社会化”（socializzazione,也可翻译为“社会主义化”）纲领至今都是一些意大利法西斯的遗老遗少所热衷于吹捧的东西。据说他在被共产党游击队枪毙前也不忘混淆视听，临死前高喊：“墨索里尼万岁！社会主义万岁！”[34] 而本文中的这些事实只不过是说明了，如果一位革命者不能肃清自身思想的各种落后残余，不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不坚决和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等唯心主义思想划清界限，那么事物内在的辩证法就可能再一次发挥出它的魔力；墨索里尼和邦巴奇的事迹就有可能再现，尽管可能是以新的时髦形式再现。这也许就是我们从墨索里尼的早期思想中所能吸取的教训。 [5] 《墨索里尼1883-1915：一名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成就和转变》（Mussolini 1883-1915: Triumph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Revolutionary Socialist），第180页。 [6] 《墨索里尼全集》第二卷，第75页。 [7] 《墨索里尼全集》第一卷，第128页。 [8] 《墨索里尼全集》第四卷，第134页。 [9] 《墨索里尼全集》第六卷，第81页。 [10] 《墨索里尼全集》第一卷,第52页。 [11] 《墨索里尼全集》第四卷，第147页。 [12] 《墨索里尼全集》第四卷，第247页。 [13] 《墨索里尼全集》第四卷，第124页。 [14] 《墨索里尼全集》第一卷，第181页。 [15] 《墨索里尼全集》第四卷，第182页。 [16] 《墨索里尼1883-1915》，第264-265页。 [17] 《墨索里尼全集》第四卷，第155页。 [18] 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19] 《墨索里尼全集》第二卷，第169-170页。 [20] 《墨索里尼全集》第一卷，第185页。 [21] 《墨索里尼1883-1915》，第270-271页。 [22] 《墨索里尼1883-1915》，第116-118页。 [23] 《墨索里尼全集》第六卷，第321页。 [24] 《墨索里尼全集》第六卷，第382页。 [25] 关于墨索里尼在这个时期的观点，我所引用的墨索里尼原话主要在《墨索里尼全集》第六卷，第393-403页，第427-429页，第430-432页（文中提到的墨索里尼所援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件见于第431页）；第七卷，第180-182页。 [26] 见网页https://www.encyclopedia.com/people/social-sciences-and-law/political-science-biographies/georges-sorel#B中第一篇文章的自由派作者对索雷尔思想的阐述。 [27] 真假性尚待考究，据说是列宁在墨索里尼于1922年进军罗马后接见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时说的话。此外也流传有其他类似的说法，比如列宁在接待尼古拉·邦巴奇时把叛党之前的墨索里尼叫做意大利“唯一一个能引导人民走革命道路的社会主义者。”Wikiquote给这些说法注明了详细来源，不过由于精力所限，我没有追查它们的来源，详见https://en.m.wikiquote.org/wiki/Benito_Mussolini#Quotes_about_Mussolini [28] 改良主义分子Giovanni Zibordi的话。《墨索里尼1883-1915》，第290页。 [29] 在米兰的一次社会党集会上，面对着热烈而持久的欢迎，墨索里尼说道：“我决定不了我是该来，还是该躲开。我不想唤起你们心中的偶像崇拜感，相反，我们必须与偶像崇拜感作斗争。拆毁旧的教堂而只为了另建新的教堂是不值得的。”《墨索里尼1883-1915》，第289页。 [30] 墨索里尼关于法团主义的一篇演讲，英文版见于https://arplan.org/2020/02/21/mussolini-corporate-state/amp/ [31] 《墨索里尼全集》第三十二卷，第171页。 [32] 这两个词都可以翻译为“可能”，但它们意思的具体差别是什么呢？据说probabile比possibile的意思要肯定一点，我不清楚。知乎网友@mangiamerd的补充：possibile和probabile都是“可能”的意思，且完全可以互换使用，唯一的小区别是possibile强调的是“存在这种可能性，无论看起来有多么不可能(improbabile)”，而probabile则是在possibile的基础上强调“不仅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很可能会发生” 总体来说，probabile比possibile更主观那么一些 [33] 《墨索里尼全集》第三十二卷，第178-179页。 [34]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Nicola_Bombac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