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洞穴群中产出丰富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特别是广西布兵盆地和崇左地区，近年来发现大量更新世不同时期的哺乳动物群，为了解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的演化奠定了基础。根据对广西布兵盆地中山岩厦遗址(14,523~8,472 BP cal)出土哺乳动物牙齿化石的详细鉴定可知，该动物群共6目17科31种，以大中型哺乳动物为主，其中灵长目和偶蹄目在动物群中占主体地位。布兵盆地内以中山岩厦遗址为代表的更新世末期-全新世初期动物群的主要特征是完全让位于现生物种。自早更新世以来，布兵盆地的一系列洞穴动物群呈现出灭绝种比例渐次下降、现生种比例逐渐增长的趋势。对中山岩厦遗址动物群的研究，填补了更新世化石动物群向全新世现代动物群过渡的生物年代序列空白，为研究华南第四纪哺乳动物群的演化建立了一个重要基点。遗址内丰富的灵长目和鹿类化石类型和数量，反映了以森林为主的多样化生态景观，暗示了末次冰期后盆地内植被的恢复，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优质的环境资源。

长期以来，我们对华南地区洞穴化石的来源、埋藏过程及其性质知之甚少，限制了对该区域不同时期动物群埋藏学的深入了解。本研究对广西布兵盆地早更新世吹风洞遗址（约1.9 MaBP）出土的近千枚哺乳动物牙齿和碎骨化石的埋藏学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通过对优势种群的牙齿磨耗程度鉴定死亡年龄，根据种群死亡年龄的分布分析其死亡原因。结果显示，犀牛的死亡模式为磨耗型，偏向于自然死亡的模式；鹿类动物和猪属动物的死亡模式为壮年居优型，这些死亡类型极有可能是不同食肉动物对不同体型猎物的选择以及自然死亡等多种因素叠加造成的结果。从吹风洞化石的表面痕迹发现，碎骨表面存在食肉动物的咬痕和大量豪猪咬痕，以及牙齿化石不同程度的风化和磨圆痕迹，表明食肉动物和豪猪的搬运是吹风洞遗址化石积累的主要原因。吹风洞遗址动物群的埋藏学研究为探索华南地区第四纪洞穴化石堆积的来源、沉积过程及其形成机制提供了科学依据。

广西娅怀洞和白莲洞两处遗址延续的时代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本研究基于 ¹⁴ C年代框架模型分析这两处遗址所出土的动物遗存，尝试了解近5万年以来遗址先民为应对周围环境变化而采取的应对策略。研究发现，两处遗址附近都存在水域，且散布有低山丘陵和森林灌丛，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先民开发利用包括哺乳纲、鸟纲、鱼纲、爬行纲、腹足纲和瓣鳃纲在内的多种动物，其中以鹿科等哺乳动物占据绝对数量优势。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距今20000~12000年），先民在捕获利用哺乳动物之余，也扩大了对鱼纲、腹足纲等其他动物种类的利用强度；同时，这一时期先民充分利用遗址周围包括野生水稻在内的多种植物资源，演进为广谱经济模式。这一系列动物资源利用的变化，体现着古人类在应对周围环境及资源丰度变化时所做出的适应性改变。

为进一步探索广西早期人类的生业经济模式及石器的功能与用途，本文综合运用AMS ¹⁴ C年代学分析、植硅体分析、碳化大植物遗存浮选及石器形态功能分析等方法，系统考察了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不同文化层中人类对植物资源的利用策略及其演变过程。研究结果显示，遗址的年代框架可划分为4个阶段，AMS ¹⁴ C测年数据表明其跨度为43000~4000 BP cal。通过对石器表面残留植硅体的分析，揭示了不同阶段人类对不同类型石器（如研磨器、砍砸器、刮削器等）的功能开发及其在植物加工中的具体应用。 遗址浮选出的碳化植物遗存中鉴定出野生葡萄属果实蘡薁( Vitis bryoniaefolia )，这是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利用野生果实的直接证据。综合沉积物植硅体组合、石器微痕分析及大植物遗存的研究表明，该遗址早期人类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模式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在第1~2阶段(43000~21000 BP cal)，人类主要依赖木本植物及禾本科植物；而到了第3阶段(17000~14000 BP cal)及第4阶段(4000 BP cal)，禾本科植物及藤本植物果实（如葡萄属）在人类食谱中的占比显著提升，可能反映了环境变迁或技术革新对生业策略的影响。本研究揭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广西地区从广谱采集向特定植物资源强化利用的过渡过程，为广西地区史前人类植物利用方式提供了关键性实证数据。

赭石的使用是早期人类行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彰显了早期人类认知能力的进步及对艺术和精神世界的追求。本文对广西娅怀洞遗址新近整理发现的史前时期赭石标本开展了系统研究，拉曼光谱和能谱分析结果显示，娅怀洞赭石标本的主要矿物成分为赤铁矿。研究识别出72件有明确加工痕迹的赭石，痕迹类型包括研磨、刮削、敲击等，展示出复杂多样的赭石原料加工利用行为。此外，还发现20件与加工和利用赭石密切相关的配套石制品类型，其中研磨棒和磨盘主要用来制作赭石粉末；而穿孔石器孔壁上沾染的大量赭石残留物显示，其很可能与赭石的用途有关。娅怀洞遗址赭石标本的发现与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东亚地区史前人类加工与利用赭石行为的理解和认识。

广西史前遗址中常发现有玻璃陨石，但缺乏相关研究。本文首次系统地研究了广西娅怀洞遗址出土的玻璃陨石制品，深入探讨了这些玻璃陨石制品的成分组成、剥坯策略、修理逻辑、用途及后埋藏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娅怀洞玻璃陨石与广西其他地区的玻璃陨石化学组成较为一致。在石器制作环节，遗址内的先民们采用砸击法和“打击-转向”剥片法两种剥坯策略，并根据实际需求采取了全面精细或局部的修理方法。埋藏学研究显示，玻璃陨石在埋藏过程中受到一定的磨蚀。使用功能方面，玻璃陨石制品主要与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关。文章讨论了玻璃陨石的独特性及娅怀洞先民选择玻璃陨石制作工具的原因，指出它在古人工具套中的重要地位，认为玻璃陨石的利用反映了古人类在适应环境和经济策略选择方面的能力，同时为探讨南方地区石制品小型化趋势和现代人类扩散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穿孔石器广泛发现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史前遗址中，通常和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等遗物共存，是该地区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各遗址发现的穿孔石器数量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其深入研究的可能性，以致学界在关于其功能和用途方面存在多种不同看法。近年来，在广西娅怀洞遗址发现数量较多的穿孔石器，不仅年代早至距今约2.5万年，而且形制多样，并保留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本研究综合分析了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穿孔石器的形态特征、制作技术和使用痕迹，并结合遗址背景初步揭示了它们功能的多样性。研究推测穿孔石器可能作为制绳、取火和掘土工具使用，同时可能兼作石锤、石砧和研磨器等工具。穿孔石器功能和用途的多样性不仅体现了史前先民对工具的创新使用，也反映了他们适应环境的智慧与生存策略。

20世纪80年代，在柳州白莲洞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含小型石片石器工业技术的石制品。原料为燧石，个体普遍较小，又被称为“小石片石器”，包括刮削器、尖状器、使用石片以及与加工石器相关的副产品。由于石片石器工业技术被认为是北方地区的主工业传统，而以广西为代表的岭南地区被认为是砾石石器工业传统分布的核心区。因此，白莲洞遗址的发现在学术界掀起了关于小型石片石器技术来源及其与砾石石器关系问题的讨论。近年，隆安娅怀洞和柳州凤岩等遗址的发掘，证明了小石片石器工业至少在距今4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广西地区。同时，柳州凤岩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厘清了本地区含小石片石器与含砾石石器的地层之间的关系。通过系统梳理广西地区含小石片石器的遗址，以及对比分析广西周边地区相关遗址的分布规律及地理环境。有理由相信，晚更新世晚期以来以白莲洞遗址为代表的广西地区的小石片石器很可能来自云贵高原地区。

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主要包括人类头骨与肢骨化石、大量石制品、骨制品及动植物化石等，地层堆积年代为43~14 kaBP cal；本文是对石制品的专项研究。石制品计7529件，原料包括石英砂岩、砂岩、玻璃陨石、石英、燧石等，基本为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产品。该遗址石器组合以刮削器为主，较小，整体表现为小型石制品组合特征，是近年来岭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考古发现之一。此类小型石制品还见于岭南、长江中下游、云贵高原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同时期遗存中。综合比较结果显示，娅怀洞与华南及东南亚大陆地区所见小型石片石器遗存表现出相似的原料、技术与类型特点，体现了晚更新世晚期石制品小型化的全球趋势，而对燧石等优质原料的强化利用、简单石器作复合工具可能性的存在或与华南晚更新世现代人的扩散及其行为复杂化相关。

娅怀洞遗址是近年来中国南方地区发现的一处文化内涵丰富、时代跨度较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包含三个时期的旧石器文化层。对打制石制品的分析显示，遗址中并存两套特征鲜明的剥片系统：以砂岩和石灰岩为原料的陡刃锤击石核剥片系统，以及以玻璃陨石、燧石、石英、水晶为原料的砸击剥片系统。砸击技术主要用来生产小型石片和石片石器。该遗址以砸击技术为特色的小型石制品组合在东南亚、南亚，以及我国南北方不同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均有发现，很可能指示了早期现代人跨区域迁徙扩散的过程。研究娅怀洞遗址旧石器时代石制品，为揭示中国南方地区早期现代人的技术与文化面貌，以及深入认识东亚早期现代人行为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重要材料和证据。

娅怀洞遗址位于广西隆安县乔建镇博浪村博浪屯的一座孤山上。是一处跨越旧、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以旧石器时代文化堆积为主。2015~2018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进行了发掘，分为A、B、C、D四个发掘区，总揭露面积50 m ² 。发现旧石器时代墓葬、人类化石和用火遗迹，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化遗物及动植物遗存。本文报道的文化遗物主要是原生地层出土的（不含扰土层），包括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蚌器、陶器等，以打制石器为大宗。打制石器制品的原料多样，以石英砂岩、玻璃陨石为主。采用锤击法和砸击法剥片，石器的修理以锤击法为主。石核以单台面为主，存在修理台面。石器多用石片制作，以单面加工为主，修理简单。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凹缺器、锯齿刃器和石钻等，以刮削器为主，尺寸小，多在5 cm以下，总体上属于中国北方小石片石器工业传统。文化遗存可分为四期，年代在43000~4000 BP cal。娅怀洞遗址的发掘为了解广西地区晚更新世人类的体质特征及史前文化面貌、探讨华南及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演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南非地区是早期现代人的重要活动区域，自然环境多样，地理环境优越，三面环海的地形更是孕育出了特别的生计适应策略。如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仅为个体发育提供了必须的营养和能量，而且在获取和加工动物资源的过程中还能促使人类行为的复杂化。本文旨在梳理南非石器时代中期的早期现代人开发动物资源的行为，探讨早期现代人如何适应环境并制定生计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回顾和评述了中国晚更新世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据此认为当时的古人类已经开始积极利用周围各种自然资源，初步展现出不同地区古人类的生计策略选择倾向。最后，本文倡导国内的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工作着重复原特定环境内的人类生计模式，并深入探讨古人类的环境适应性及其所反映的行为演化进程。

牙齿磨耗是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颌骨上常见的生理现象。目前国内外诸多学者对古代人群的牙齿磨耗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牙齿磨耗依形态可以分为扁平磨耗、倾斜式磨耗、圆角磨耗、勺形或杯形磨耗、沟槽式磨耗等宏观磨耗形态，以及分为条痕和凹坑的微观磨耗形态。影响牙齿磨耗的因素包括年龄、食物结构、食物加工技术、社会经济类型等；另外，个体行为方式、牙齿的咀嚼方式、咀嚼频率、上下颌咬合关系以及牙齿本身的发育状况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牙齿磨耗。对牙齿磨耗的研究可应用于推断个体死亡年龄、探索古代人群饮食结构及社会经济模式、解释古代人群劳动行为和社会分工、重建儿童断奶模式与喂养方式，以及上下颌牙列咬合关系的功能复原等方面。国内对古代人群牙齿磨耗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同质性较明显，未来可在研究领域、研究思想与研究方法上加强创新，以求填补空白取得进一步的成果。

东亚是直立人的关键生存演化区域，出土了一系列更新世直立人化石。然而，迄今我国发现的早期直立人化石稀少且保存较差，制约了对东亚直立人演化历史及其演化上的系统地位的探讨。湖北郧县学堂梁子遗址先后出土三件保存较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对认识东亚直立人的演化、迁徙扩散以及环境适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回顾了郧县人遗址的年代研究历史及结果，发现采样分辨率、测试精度和方法以及样品可靠性是造成年代争议的主要因素，但区域地层对比的不确定才是最关键原因。由此提出，精细地层对比，建立区域综合地层序列，开展多方法测年和交叉检验是解决郧县人化石年代问题的关键。汉江阶地发育历史及区域人类活动时限的综合对比分析可望为郧县人年代及其文化联系提供重要证据。

以手斧、薄刃斧、手镐、大型石刀为代表的大型切割工具，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标准化、定型化工具，其出现反映着人类认知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飞跃。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的汾河谷地、百色盆地、洛南盆地、丹江口库区等多个区域相继发现了不少大型切割工具，它们长期受到考古研究者的关注，同时，围绕着这些遗存也产生了不少的讨论和争议。本文在简要梳理中国大型切割工具的发现的基础上，从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中国是否存在手斧、中国大型切割工具的生产策略、大型切割工具所反映的人类社会行为及中国大型切割工具与旧大陆阿舍利工业的关系这几个问题入手，回顾已有的讨论与研究成果，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大型切割工具的年代问题和区域性特征提出思考。

河西走廊在现代人扩散北方路线的讨论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区域少有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鉴于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开展了河西走廊地区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工作，新发现旧石器地点二十余处。其中，新发现的南营水库遗址具有较好的地层信息，采集石制品丰富，故而本文主要报道该地点的地层、年代和石制品。遗址发现石制品530件，原料以脉石英和石英岩为主，类型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工具。剥片和修理均采用硬锤锤击法。据初步 ¹⁴ C和光释光年代测定，该遗址年代为距今约90~80 kaBP。调查工作显示河西走廊埋藏有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后续的调查和研究将为探讨河西走廊地区古人类的技术特点和生存适应方式提供丰富素材。

2007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水洞沟第9地点进行了正式发掘，揭露面积20 m ² 。遗址文化层堆积较薄，表土层下即为文化层，414件石制品均出土于该层。根据发掘与石制品情况分析，第9地点石制品属于原地埋藏，但受到一定程度扰动。石制品研究确认，该地点文化面貌与第1地点相同，石制品原料以硅质白云岩为主，除了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研究还发现有以硬锤打击法从预制石核上系统生产长石片和石叶的技术，也有小石叶生产的相关产品被发现，加工工具仅3件。光释光年代结果显示文化层年代在距今29000年左右，但根据遗物埋藏较浅这一特点推测这一年代很可能被低估了。第9地点的发现是水洞沟遗址12个地点中继第1地点后又一处以石叶技术为主的石制品组合，为研究中国北方石叶技术、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文化和干旱区史前人类行为演化都提供了重要材料。

为探究元代山东地区人群的生存压力，本文对山东广饶十村北墓地2021年出土的19例元代人骨标本进行了人类骨骼考古学研究和稳定同位素分析。通过C、N同位素分析，发现该墓地人群基本以粟和小麦为食，人群肉食资源较为充足、营养较好，但内部的肉食资源摄入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生存压力研究方面，在该墓地人群的生长发育过程中，大部分个体未因虚弱而死亡，仅有少数个体因营养水平等原因早逝。结合骨学悖论和生命史研究，将该人群按照是否成年分组进行分析。研究显示，4例未成年个体之间承担压力的能力存在差异，但经历生长压力较重的事件后均未能形成较强的抵抗力和调整能力。得益于营养充足，其余未成年个体在成年后进入了健康期，体能和生理健康处于最高水平，恢复力较强，具有一定承担和适应压力的能力。15例成年个体受社会地位等因素影响缺乏足够的文化缓冲机制，面临较重的生存压力。

峙峪遗址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广义泥河湾盆地的西缘，最新的光释光和 ¹⁴ C加速器质谱仪测年结果显示其文化层年代约为45 kaBP。本文系统观察研究了该遗址早年发掘出土的152件动物骨骼的表面痕迹及断裂状态等埋藏学特征，结果显示：1）这批动物遗存受自然营力改造程度低且保留有大量人工痕迹，因此古人类是造成峙峪遗址动物骨骼富集与改造的首要因素；2）峙峪遗址是一处临河的狩猎-屠宰场所，古人类在此对猎物进行了肢解分割及选择性搬运，充分开发利用了这些动物的营养组分；3）峙峪遗址存在一定数量的、被当作骨修饰器(bone retoucher)使用的动物肢骨碎片，但没有发现经过人工有意识打制修整的其他权宜类骨角工具；4）动物骨片上的刻划痕表明，该遗址的古人类存在一定程度的象征行为。

长期以来，学者们大多将考古遗址出土骨骼表面的牙齿痕迹归因于食肉动物或者啮齿动物的啃咬行为。然而，人类在咀嚼和啃食骨骼及其附着营养物质的过程中,在其表面也会产生的改造痕迹。本文是国内学者对人类齿痕进行实验研究的首次尝试。实验结果显示，由于烹饪方式的不同，动物骨骼上人类齿痕的大小、形态、分布范围、深度等都有可能产生差异。将本次实验所得数据与西方学者研究结果对比后发现，虽然人类与食肉类动物造成的齿痕在形态上存在较大程度的相似性，但在合理排除食肉类动物是遗址中骨骼富集与改造营力的前提之下，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分析典型人类齿痕组合在考古遗址中的出现情况，对古人类动物资源利用的能力与方式、烹饪技术乃至探讨古人类的食人风俗等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石器技术模式的形成与演变受制于多重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史前考古学界更倾向于用演化考古学的视角来解释文化或石器工业的区域变异，而忽视行为生态学视角在旧石器考古学，尤其是中国南方地区石器工业研究中的作用。本文结合主客观因素分析，采用两种不同的理论对玉米洞遗址石器技术模式与人类行为的成因进行系统性的解释。从演化考古学来讲，玉米洞石器工业作为中国南方砾石石器主工业体系下的区域变体，可归属为技术模式1的范畴；从行为生态学来讲，这是三峡地区一种本土起源的独特石器技术模式，可视为一种新的石器工业或文化体系。玉米洞遗址石器工业的成因以原料环境、功能需求等被动适应的客观限制因素占主导，而技术创新、文化传承等主动选择的主观能动因素作用有限，两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形成了这种独特的石器技术和工业面貌，强化了中国远古本土文化的连续性与特殊性以及人类生存行为的区域性与多样性。

距今4万年前后是中国华北地区晚更新世人类演变的一个关键阶段，下川遗址下文化层正处于这一阶段，其出土的物质文化遗存对于探讨中国晚更新世的区域多样性和人类行为的演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富益河圪梁地点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文化层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其中，研磨盘和重型石器以石英砂岩为原料，而刮削器、尖状器、凹缺器等轻型石器主要采用黑色燧石制作而成。为了解燧石制品的功能及其相关的人类行为，本次研究对富益河圪梁地点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文化层2014年发掘出土的53件燧石标本开展了全面的微痕分析。结果表明燧石制品功能多样，包括加工木、肉和骨等多种材料，显示出该地点丰富的人类活动。燧石制品使用较为灵活，多采用锋利的非修理刃。加工木材是富益河圪梁地点燧石制品最常见的功能，反映出该地点人群对于植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出现和扩散是人类演化史的关键性事件，备受国际学术界瞩目。“现代人”从与其姐妹种群共存到脱颖而出，成功扩散到了沙漠、热带雨林、高海拔山区等全球多样的生态环境之中，其“前所未有”的行为复杂化和适应能力被认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基于非洲、西亚和欧洲考古学材料，国际学术界建立起对一系列复杂化行为表征的基础认识，并不断探讨如何从“行为现代性”革命最终稳定呈现“现代人行为”。尽管对于东亚地区“现代人行为”发展演化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但近年来的新研究也不断揭示着其本身丰富的内涵和多样性。纵观“现代人行为”的发展过程，可见其伴随人类体质的发展得到放大和增强，但其本身又在整个人类演化史中以不断累进的方式发展，这种积累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