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 4 日，一朵红色的蘑菇云在贝鲁特港口腾空而起，这座有 6000 年人类文明史的城市为之震动。 2750 吨硝酸铵在港口储存近 7 年，海关官员 6 次要求搬离未果，事故终以惨烈的方式发生。

8 月 9 日，黎巴嫩贝鲁特爆炸过后的港口区景象。 新华社 / 法新

卫星地图上，黎巴嫩第一大港周边已成废墟。这个国家 85% 的粮食储备被毁， 160 余人死亡， 30 万人流离失所。 200 公里外，震感明显。

感受到“震动”的还有距黎巴嫩万里之遥的人。澳大利亚纽卡斯尔镇居民发现，居住区 800 米外，存放着 6000-1.2 万吨硝酸铵；印度人意识到，金奈港仓库存放 740 吨硝酸铵，已达 5 年；也门附近海域，漂着一只载有 110 万桶原油的废弃轮船。

普通人与危险化学品之间的距离，没有想象中那么远。

01

人们离不开危险化学品。

有的危化品让当代生活更加清洁、便利、美观。打开煤气阀门可以点火做饭，买一瓶医用酒精可以给伤口消毒。有了打火机或火柴，告别燧石。一箱汽油能让轿车跑出 500 公里，古人得步行半个月。危化品在你身上喷的香水、手上涂的指甲油、脸上抹的化妆品里，危险也藏在人们注意力的缝隙中。

A4 打印纸，纸浆漂白剂连二亚硫酸钠能自燃、爆炸；化纤制成的速干运动服，最初是黑乎乎的原油；化肥需要屡酿大祸的硝酸铵。

危化品带来过不少灾难。

1947 年 4 月，美国得克萨斯城港口一艘货船冒烟， 2000 吨硝酸铵爆炸，引燃附近油库，至少 581 人在事故中丧生，超过 5000 人受伤。

2001 年 9 月，法国工业重镇图卢兹市的一家化工厂仓库内， 300 吨硝酸铵与 500 公斤具有强氧化性的二氯异氰酸钠混合存放，发生猛烈爆炸，造成 31 人死亡， 2500 多人受伤。

2019 年 1 月 18 日，墨西哥伊达尔戈州一条输油管道破裂，燃油泄漏、爆炸， 107 人死亡、数十人严重烧伤。

事故已经发生，灾难的影响可能持续。

1984 年，印度博帕尔邦农药厂发生氰化物泄漏，致死两万余人，致残数十万人。事故过去 20 多年后，农药厂附近仍残留上百吨有毒物质，当地居民还在承受毒害物质泄漏的后果，博帕尔邦生育缺陷率十倍于全国平均水平。

危险有时很隐蔽。

2015 年，针对“天津 8·12 爆炸事故” , 国家成立应急管理项目，由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吕超负责。根据他的经验，贝鲁特爆炸事故后，首先要尽快确定危化品的种类、浓度、污染的边界，科学处置事故地附近的表层土壤。因为随着危化品在土壤和地下水中迁移，可能会在时空变化下发生二次反应、生成毒性更大的物质。也就是说，夏季气温高，危化品事故高发，其后秋冬来临，气温降低，土壤中残留的危化品可能较为稳定；待到来年春夏，气温升高，危化品可能又发生新的反应。

爆炸事故往往伴随燃烧，房屋、汽车、家具家电等燃烧后，生成的物质可能会与危化品相互反应，形成的新化合物毒性可能更大。在危化品事故中，这种次生反应往往会被忽视。天津港爆炸事故后，研究人员已在现场发现毒性更大的新化合物。

在出版于 1986 年的《风险社会》一书中，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 · 贝克写下对工业社会的担忧：“在今天，文明的风险大多难以感知，这种风险定居在物理和化学方程式内（如食物毒素、核威胁）。”

这种风险，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自然灾害等风险，个人很难对其作出判断。贝克写道：“就算是那些看似清楚明白的东西，也需要……由具资质的专家来确认其‘客观性’。新近出现的许多风险（核污染、化学污染、食品污染、文明疾病）完全脱离了人的直接感知能力。”

吕超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消防员的危化品基本知识及危化品应急处置能力培训，以便他们能更好地处置危化品事故，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2

自 2010 年起，中国化工产品总产值居世界第一， 2018 年化工行业产能占全世界的 40% ，仅浙江台州一地， 2015 年出口危化品货值折合人民币近亿元。

10 部门共同制定的《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版）中有 2800 多种危化品。危化品的生产、储存，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道路运输、水路运输许可，由交通运输部门负责；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由公安机关负责；废弃危化品处置，则由环保部门监督管理……在 2013 年 12 月颁布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共 8 个部门负有危化品管理职责。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赵来军认为，部门分割，看似职责明确，实际还存在管理缝隙。

危化品和危险货物分属《危险化学品目录》和《危险货物目录》，分别由原国家安监总局和交通运输部制定。 “比如 MDI （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在《危险化学品目录》中，但纯 MDI 和聚合 MDI 都未列入《危险货物品名表》。” 这两个目录不完全一致，一些从业人员对于某种货物应参照哪个标准运输而感到困惑——参照标准不同，存储、运输车辆、运输人员的要求就不同，更高的要求意味着需要种种资质、证书，也就是更高的运输成本。

“ 应该一竿子插到底，所有与危化品监管的相关环节都由应急部管理。”赵来军建议。

一些区域间的危化品信息交流也仍不畅通。

近几年大数据发展迅猛，国内多位专家呼吁建立危化品的全周期在线监控系统，但实践起来并不容易。 赵来军提到，如今危化品运输车辆普遍装有北斗系统，各省可以监控归属于本省的车辆，但无法监控来自外省的车辆，但化工品跨省运输相当普遍。

多年来，长三角、环北京七省市都在努力构建危化品运输区域联防联控机制，赵来军也参与相关课题研究， 但截至目前，这些区域联防联控机制都未能有效运作。

另外，法律规定，大中型危险化学品仓库应与周围公共建筑物至少保持 1000 米安全红线。虽然天津港 8·12 特大事故之后，很多地方都对危化品仓库进行了安全整治，但实际上执行这条规定依然很难。有企业负责人告诉 赵来军 ，目前很多地方还只是针对爆炸品仓库保证这一安全红线，其他的都实现不了。城市发展太快，原先地处偏远的化工厂逐渐被居民区包围，是导致这一安全红线“执行难”的关键。

10 多年前，赵来军为上海市制定《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十一五”规划》时提出让危化品企业“进区入园”，将分散于城市各个角落的危化品生产、仓储企业集中到远离人群的化工产业园区和化工物流园区，便于集中管理。 原国家安监总局制定的“危化品生产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出新建企业、搬迁企业要“ 100% 入园”。

但也有研究者担心，园区化管理反而可能放大危险，若一家企业出现事故，会危及其他企业，多种化学品混合，处置起来更为复杂。

03

“ 只要是危化品，总有出现事故的可能性。”赵来军说。 2005 年以来，他持续关注危化品管理问题，并建立“全国危化品事故案例数据库”，积累了 1 万多个事故案例。

危化品的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废弃六大环节，运输环节事故量最多，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每天有 30 万辆危化品运输车辆在路上行驶，堪称“流动的炸弹”。生产环节死亡人数最多，近几年，储存环节大事故频发。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健曾专门统计过发生于存储环节的危化品事故， 2010-2019 这 10 年间，国内危化品仓库发生过 275 例事故。“十二五”期间，危化品存储环节的事故量，约为运输环节的 1/3 ，但死亡人数 5 倍于后者、受伤人数两倍于后者。

赵来军说，危化品仓库一旦发生事故，极易“火烧连营”。港口环境较一般仓库更为特殊，有堆场、进出口货物，损失更为惨重。 2015 年天津“ 8·12” 事故后，全国各港口附近的危化品企业搬迁了许多。

在更易造成伤亡的生产环节，隐患依然存在。

贝鲁特港爆炸事件次日，在 6000 多公里外的中国，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要求，各地对“ 8·12” 天津港爆炸事故整改措施“回头看”。

此次会议之前，国务院安委办专家走访危化品重点县时就曾屡次发现化工企业的重大安全隐患：某企业有 2 台 5000 立方米的液氨球罐，这属于一级重大危险源，但两台监控器均处于黑屏状态——该企业因检修而关停了全厂的配电站，罐区的有毒气体报警、消防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也全部关停。在其他危化品重点县，专家们还发现有的工作人员不具备从业资质、不懂安全操作等种种问题。

以营利为导向的企业，总要面临安全和成本的权衡。

李健为一些单位做过危险品运输的道路风险评估，他需要综合考虑路况、近期天气、周围环境、与水源地及居民区的距离。“确保不出事故，即使出事故也可以降低风险。”这么高的安全等级需要投入高额成本，“企业不可能承担得起”。

在一个化工专业论坛上，有人发帖抱怨：某种新出现的化学品，在现有的危化品目录中查不到，根据腐蚀性、闪点等判断可能有危险性；去危化品中心做鉴定又太贵，老板不大可能出钱。

另一个人劝楼主花些钱做鉴定，并现身说法：运送沥青时，承运方认为这属于危化品，要价很高；鉴定后发现不属于危化品，于是省了一大笔钱。

印度博帕尔邦毒气事故发生前，工厂面临停产，为节约成本， 70 多个仪表盘等装置，只由一人管理，工人培训周期由半年缩减为半个月。事故发生时，工厂内的安全系统，如报警装置、冷却设备等都没有正常运作。

04

2017 年以来，中国关涉化工企业搬迁的政策密集出台。

原国家安监总局要求“化工企业进区入园”，搬迁企业、新开企业一律进园区。

国务院要求“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中小型企业和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大型企业全部搬迁改造， 2020 年年底前完成。

工信部要求“长江经济带化工企业和园区搬迁改造”，到 2020 年 , 长江经济带中小型企业和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大型企业搬迁改造工作基本完成。

曾有人估算，全国化工企业的搬迁费用可高达 40 亿元。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李健统计了“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的危化品事故，他发现，浙江、山东、江苏、广东等东部省份的事故量均居于前列，其次为四川、湖北、陕西等中西部省份。随着产业转移陆续进行，与化工厂产生的 GDP 共同搬迁的，还有安全风险。

2019 年江苏响水爆炸事件后，危化品企业搬迁改造提速。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是化工产业转移的普遍趋势。数十年来，发达国家的化工产业陆续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今，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开始发生类似的转移。兰州新区曾明确表示要抓住“危险化学品搬迁改造”的机遇。

中西部地区更低廉的土地价格、更高的税收优惠，具有一定吸引力。但工信部相关负责人曾提到，也存在化工园区承接能力不足、部分园区基础设施薄弱、安全环保水平

高等难点。

原国家安监局制定的“危化品生产十三五规划”判断，由于化工行业往中西部转移的势头将进一步加大，“产业转移与人才短缺的矛盾会日益显现，直接影响安全生产”。

“ 人员素质不匹配不是关键，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只要是危化产业，总有出现事故的可能性。”赵来军说，“而危化品事故就是‘万无一失，一失万无’。”

化学工业作为自然科学最初的门类之一，堪称现代文明的果实。而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 · 贝克看来，现代社会如同“在文明的火山上”，“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分析了工业社会现存的种种弊端后，他说，“在诸多领域，我们仍旧按照工业社会的剧本来演出。”

如今在黎巴嫩，爆炸留下的“余震”还在继续。这场由政府不作为导致的灾难点燃了人们的怒火，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本周一，黎巴嫩总理迪亚布及其内阁集体辞职，黎巴嫩总统奥恩接受了辞呈。在此之前，黎巴嫩司法部长、财政部长、新闻部长等已宣布辞职。

在经历了 15 年内战、叙利亚入侵、与以色列对峙后，这片历史悠久又伤痕遍布的土地注定迎来又一段动荡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