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7-28日，《财经》年会2022：预测与战略在线上举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出席并演讲。

共同富裕的初衷

蔡昉指出，共同富裕是共享发展成果，不是要从做大蛋糕完全转变为分好蛋糕，而是强调共享发展成果，其前提当然是做大蛋糕。第二，共同富裕是以分好蛋糕来支撑做大蛋糕，从而更好的分好蛋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第三，三个分配领域的重点不完全一样，有各自的定位，是互补的。第四，要把改善民生，提高生产率，同时促进社会流动结合起来。既从供给侧、也从需求侧能够给我们带来改革红利。

谈及共同富裕的三个领域，蔡昉认为，初次分配是最基础的，因为初次分配是配置生产要素、配置资源，决定各种生产要素获得多少报酬，创造出激励和效率。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社会福利供给是政府作用的重要方式，这是生产率分享的必要途径，也是共同富裕的终极手段。

而第三次分配，蔡昉认为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有益补充。但当前对其的认识有一定误区，“它不仅仅是一个百分数，现在很多企业觉得自己要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家就纷纷拿出钱来，这很重要，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按GDP的占比来说，我们的捐款、慈善事业确实不够发达”。

但蔡昉强调，第三次分配包括自愿捐助、慈善事业、自愿者行动、社会责任等等，它是一个全面的，对企业来说，社会责任、以人为中心、更加关注员工、更加关注社会，同时兼顾社区、兼顾自己的伙伴、客户等等，这可能是更重要的。

那么，共同富裕要达到什么目标呢?

蔡昉认为，经济发展要保持在适度的、合理的增长区间。而且，基尼系数要降到0.4以下，“如果高于0.4，没法说这是共同富裕”。

蔡昉强调，要想达到上述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利用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各种手段和途径，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建造起一个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初次分配领域

从初次分配领域来看，蔡昉分析称，初次分配的关键是以人为中心的资源重新配置。在这其中，蔡昉强调了人口的重要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2030年实现不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原因是中国的生育率显著低于美国，此外，美国有移民政策，可以从外国引进劳动力，而中国没有这种政策。相应的结果是美国的劳动力是增长的，中国的劳动力是负增长的。因此，人口作为一个生产函数中的重要贡献成分，就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迅速回落，回落到大体上跟美国一样，就没法赶超它了。

蔡昉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中国并不适合大规模采取移民政策。此外，上述观点认为“劳动力的供给来自于劳动人口”的说法也有缺陷。“对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劳动力从农产业低生产率的就业中转向非农产业更高生产率的就业中，这是主要的来源”。蔡昉举例称，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是1%，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是23.4%，一个百分点的提高对中国来说，就对应着800多万的劳动力。

此外，从需求侧来看，未来中国城市化率还会显著提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率水平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也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我们的发展阶段是中等偏上的，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城镇化率”，蔡昉称，目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63.9%，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4%，两者之间18.5个百分点。如果让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水平，就可以增加2.6亿城市户籍人口。

为何要这么做呢?“已经在城市的农民工，当得到了城市户口，即使工资没有上涨，其他的改善没发生，仅仅因为解除了后顾之忧，消费可以提高30%。另外，这种预期会加速人们向城镇的转移，从农村转到城市，还没得户口之前，仅仅因为转移消费也可以提高30%，因此从需求侧城镇化给中国经济带来明显的更好的支撑”，蔡昉解释称。

蔡昉还回应了部分行业的热点问题，他提出，城镇化更加规范也就意味着就业更加正规化。“目前我们就业还有不正规的趋势，比如城镇就业分成不同的形态，其中那些没有被登记在内的，临时雇佣、不签定劳动合同的人，加上个体就业，可以说不规范的程度比较重，意味着工资没有保障，就业不够稳定，社会保障不够健全，这部分人是影响他们的收入，影响他们的社会流动，影响他们的消费，这部分加起来占30%，其他部分也存在着不规范的地方。因此说，改善这种状况是提高社会流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举措”。

再分配领域

再分配领域的核心是健全一个全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过去西方人讲从摇篮到坟墓，我们讲的是七个有所，从幼有所育，一直到老有所养，七个方面是全周期覆盖的，含义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蔡昉说。

蔡昉强调，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再分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终极手段。“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靠初次分配是做不到的，在任何国家都没有靠初次分配做到，OECD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在初次分配之后都在0.4，甚至0.5以上，经过了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以后，普遍降到了0.4以下，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除了美国略高于0.4。他们降幅再分配，把吉尼系数下降的幅度可以高达30%”。

蔡昉认为，在我们提出的“七个有所”当中，“学有所教”是最根本的部分——因为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公平归根结底是阻断贫困代际循环，提高社会流动性的关键之举。

在蔡昉看来，延长受教育年限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一点呢?因为目前有一些人认为年轻人负担太重，个人也没有时间生孩子，不能及时就业，所以主张缩短受教育年限，减少在学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蔡昉批驳称，我们曾经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有普九，有高校扩招，这是我们一段时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劳动就业人口的负增长，人口减速非常快，改善人力资本的速度明显放慢。

蔡昉以日本举例称，1990年之后，日本经历了“失去的10年”，蔡昉认为，普遍认为这和经济泡沫破灭、老龄化有关系，但其实还有一种解释，即日本在人力资本培养上犯了错误，它曾经在50年代、60年代大规模发展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那时候主要是普及中等教育。随后开始了扩大高校的发展，采取了扩招的政策。

但扩招以后出现跟中国类似的问题。第一，高等教育质量有所下降，人们很抱怨。第二，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人们也抱怨。因此文部省遭到了很多批评，结果政策制定者接受了批评，明显有意识的放慢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结果到了80年代后期，日本的教育水平的提高跟美国差距的缩小明显又扩大了，过去的赶超减速了，跟美国的教育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日本在90年代达到了最接近美国的人均GDP水平之后，就不再增长了，差距越来越大。

不止日本，蔡昉认为，美国也经历过类似教训。制造业工人曾经是美国的一个很好的职业，当时有一部分人们认为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中学毕业就可以充当制造业的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因此美国出现了一个口号，叫做从中学到中产，很多人不再念大学了，因此导致了美国教育的两极化，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收入分化和社会分裂，政治分裂，这也是美国的教训。“我们必须吸取这些教训，继续扩大我们的教育年限”，蔡昉强调。

第三次分配领域

蔡昉强调，不是捐多少钱的问题，而是要强调更加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蔡昉认为，社会责任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做到科技向善。“科技向利很容易，每个企业家都是科技向利的，我们过去30多年的一个基本的规范，就是企业是对所有者对股东负责，对他的利益最大化负责，因此实际经营中利润最大化”。

蔡昉举例称，从人工智能到互联网平台，所谓最近出现的元宇宙，非同质化代币，所谓的UFT，这些都是无所不能，既能创新又能应用。但是，所有的这些技术创新的导向，都还是利润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没有变成所谓的科技向善，关注自己的员工，关注消费者，关注供应商，关注合作伙伴，关注社区，关注社会，关注全球化，关注气候变化，“这些因素如果放到企业家的生产函数中就可以叫做科技向善”。

谈到现实中的问题，蔡昉分析称，15岁到59岁是劳动就业的最好年龄，在人口学中，这也是生育年龄，其中，20岁到34岁是旺盛生育年龄。但这个时间段，从劳动力市场上来看，其劳动收入正处在上升的曲线中，意味着最好的生育年龄段的人们，大部分时间还在努力攀登收入阶梯，没有达到自己职业的最高点和收入的最高点。此外，这个阶段也是家务负担最重的，逐渐攀升的阶段。因此，人们的收入预算、时间预算都不利于自己改善人力资本，在就业中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也没有时间生孩子，没有时间消费，没有时间提高自身，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在这里头，企业是有责任的，而且是有能力的”，蔡昉强调，2018年国家统计局做了时间分配调查，全体城乡居民平均下来，每天有大概有300多分钟要花在有报酬的劳动中，也有100多分钟花在没有报酬的时间中，而无报酬劳动从宏观上说不创造GDP，从微观上说就是家务劳动、照料活动等等。

蔡昉认为，消除“996”等现象是“三赢”。第一，拓展家庭时间预算，增加读书、旅游、购物、三育(生育、养育、教育)时间。第二，提高而非降低生产率。第三，提升全社会福祉和全体人民的幸福感。

“这些转化成社会化可以带来GDP的增长，也把人们大量的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可以提高她的三育时间：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时间，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可以购物、旅游，刺激消费，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也可以提高社会的总福利。在这个基础上是一个三赢的格局，而企业在其中可以做出足够多的贡献”，蔡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