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言众多，但是各方言的使用人口却千差万别。官话的使用人口数高达8亿以上，覆盖中国整个北方和西南地区，位居第一。而东南地区的方言一般只占一省之地，龟缩一隅。在这些东南部的方言中，以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分布的吴语使用者数量最多，达到7000万人以上。
由于现代吴语的分布地区大致在长江南侧，与江北的江淮官话划江而治，正应合曹丕所谓“天设长江所以限南北”的老说法。因此吴语在本地被认作江南话，以区分于被称作江北话的各类江淮官话。在老一辈吴语人眼中，语言上的分隔远比地理上的更为重要，南京和镇江虽然地理上地处江南，但是由于说江淮官话，因此南京人和镇江人也是“江北人”的一员。
众所周知，江南地区自古以来是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这样的一个地方居然说着一种和全国主流迥异的方言，可说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那么，这种行之于江南的方言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变越为汉
汉语是一种发源于北方的语言。整个夏商时期，中国历史都是围绕着今天的河南、山西和河北南部、陕西东部和山东西部的中原地区转。江南地区在那时属于遥远的边鄙，不入中原人的法眼。而当时江南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断发文身的百越人群。
称“百”，自然是说明这个族群的多样性。不同的百越部落，其文化、发展状态都千差万别，其中今天浙江的一支百越发展较快，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家架构。这也就是后来的“越国”。
根据一般的历史记载，越国是个夏朝时就存在的古国，到战国被楚国灭掉时已经经历了1600年，可说是一个极为长寿的小国。这个长寿小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则是在其北面的吴国。
吴国在周朝时自称自己祖宗是为了让位从陕西北来的周朝宗室成员泰伯，故事虽然非常吸引人但却令人疑窦丛生——在当时的条件下，泰伯从陕西安全地跨越整个中原，并落脚江南，还成为当地部族领袖实在不是件能轻易办到的事。泰伯奔吴之说很可能是后来的吴国王室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冒领的一个祖宗。这种冒认北方贵胄祖宗的戏法在吴语区乃至整个南方后来还将不断上演。
当时的吴越地区说的什么语言以现有的资料并不能完全复原。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吴越王室说汉语似乎都相当流利，和中原诸国交流并没有遇到什么严重困难。吴国的延陵季子更是饱受中原饱学之士的赞誉。
如此说来，当时吴越的民众已经在说汉语了？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越绝书》中有一篇叫做《维甲令》的记录，大致意思是越王勾践督促越国民众厉兵秣马，准备迎战，全文引用如下：
维甲者 治甲系断 修内矛者 赤鸡稽繇也 越人谓人铩也 方舟航买仪尘者 越人往如江也 治须虑者 越人谓船为须虑 亟怒纷纷者 怒貌也 怒至 士击高文者 跃勇士也 习之於夷夷 海也 宿之於莱 莱者野也 致之於单 单者堵也
可以看出，《维甲令》中大量成分难以用汉语解读，里面越人谓船的“须虑”之类的词显然不是汉语。
可能更加难察觉的是，江浙地区司空见惯的地名往往也暗藏玄机。
“姑苏”、“无锡”、“余杭”、“盱眙”、“余姚”、“富春”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比起“大兴”、“汴梁”、“曲沃”、“咸阳”、“长安”、“洛阳”之类的中原地名，这些地名会如此难解？
其实这些地名都是古越语的地名，在吴越地区彻底汉语化后，地名却往往能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种情形在历史上一再发生，如今天的东北地区已经几乎完全汉语化，但哈尔滨这种来自满语的地名仍然得到保留。
根据语言学家郑张尚芳的解释，无论是《维甲令》中的怪词，还是今天江浙的各种怪异地名，实际上都可以在泰语等侗台语言中找到根源，如“须虑”为“船”，和泰语的sra/rua相合。而“姑苏”则为“令人称心”的意思。
今天以小龙虾出名的盱眙在上古时代也是属于吴越文化圈的一部分，而“盱眙”两字义为善道。无锡则更为传奇，“无”上古音是ma，其实即为侗台语“巫”的译音，而“锡”通“历”，锡山即为历山，整个无锡的名字是“历山之巫”的含义。
就吴越两国的情况看，在春秋时期上层已经至少可以说很好的汉语，而民众则继续操着百越自己的语言。如此说来，吴越贵族说的汉语应该是现代吴语的祖先了？
并不完全这样。
经过秦朝和两汉的发展，吴越地区的汉化程度越来越深，居民已经开始整体转用汉语，百越只在地名和某些词上有保留，如温州话把柚子称为pheo（㯱），即为越语遗迹。两汉之交王莽下令把“无锡”改为“有锡”，则充分说明“无锡”的本义已经被人彻底遗忘，而作汉语地名解了。
但是此时江南地区的汉语仍然和中原地区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这时的江南汉语与其说是现代吴语的祖先，还不如说是现代闽语的祖先。而真正让当今吴语打下牢固基础的事情，其实是发生在两晋之交的永嘉南渡。
北来的中原人和中原话
永嘉南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吴语的影响非常巨大。在南渡过程中，大批北方家庭南下，定居于设置在江南的各侨郡侨县，如今天的常州就设置了南兰陵郡，安置从山东兰陵南下的避祸难民。如同今天大量的外地人涌入长三角地区对当地语言生态产生重大影响一样，永嘉南渡的大量北方人也深刻影响了江南地区汉语的发展。
与今天的外地人往往处于社会下层不同，永嘉南渡的南下北人中有大量的士族家庭，其政治文化地位更高于江南土著，因此他们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说当时中原汉语的群体。这些家庭往往力图避免江南地区“语音不正”的汉语对家庭年幼成员的影响，来自山东琅玡的颜氏家族就是典型。
《颜氏家训》的《音辞》篇着重强调了正音的重要性和颜氏家族对正音的执念，所谓“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下，南下士族的语言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持。
由于当时北方不断动荡，语言变化剧烈，到了颜之推的时代，南下士族的语音已经比留在北方的人保守不少。其“正音度”更胜中原，故而颜之推会有“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之叹。只是由于毕竟在江南已久，小范围的“南染吴越”难以避免，譬如《颜氏家训》中提到“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不分”，即dz/z不分，这种特征在今天的不少吴语中仍然存在。
永嘉南渡过去几百年后，当年南渡士族带来的中原语音渗入下层，把江南地区的汉语彻底洗了一遍，原本的江南汉语就此退出江浙地区，江浙地区的语音和中原的距离拉近了不少。
到了唐宋时期，今天的吴语区长期处于一个行政单位内，唐朝开元二十一年江南道拆分后，今天的吴语区几乎全部属于江南东道。而到了宋代，吴语区又属于两浙路，只是这次南京被划入江南路，埋下了南京和吴语区分道扬镳的伏笔。
整个唐宋时期，吴语区语音变化的速度仍然比中原地区慢得多。陆发言的《切韵》本来是以中原汉语为基础，但到了唐朝后期李涪居然出了一本《刊误》指斥其为“然吴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又有字同一声分为两韵”。
李涪之所以产生如此误解，主要原因是《切韵》中的浊音上声字和浊音去声字如“道”和“盗”分得很清楚，而在中唐以后，这两类字在北方话中逐渐合并。而《切韵》当中不少能分的韵母，如“东冬”之分，在当时的北方汉语中也已合一。但江南地区的语音更加保守，仍然能分，加之“陆”乃江南著姓，所以竟让李涪误以为实际上出身代北的汉化鲜卑人陆法言是在用吴音著书了。
走上独立道路
吴语保守的面目一直维持到了明朝。明朝早期昆山地区的地方韵书《韵要粗释》显示，当时的昆山话-m –n –ng -p –t –k六个中古汉语的辅音韵尾一应俱全，和今天的广州话一样。加之吴语声母向来保守，保留了中古汉语塞音声母的三分格局。
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的话，今天吴语就会当仁不让地可称是保留了最多古汉语语音的汉语方言了，北方人嘲笑江南人分不清前后鼻音那就更不可能。只是，在这关键时刻，吴语区一直以来的文化中心——苏州掉链子了……
明朝冯梦龙记载的苏州民歌《山歌》显示，当时的苏州话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m –n –ng开始混而不分。山歌中经常出现-im （如“金”）、-in（如“斤”）、-ing（如“经”）混押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保守的文人看来简直令人痛心疾首——尤其是明朝流行昆曲，昆曲相当讲究收音到位，昆曲中心苏州发生这种严重影响收音的音变相当叫人绝望，他们痛心疾首“吴人不辨清、亲、侵三韵”。所幸当时的曲家还能在苏州隔壁找到安慰，苏州附近的常州和绍兴当时都还能分。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苏州在江南地区的文化核心地位，很快大家有样学样，都学坏了。自此吴语和北方话的距离再次越拉越大——这次不是北方变得快，而是吴语上了音变快车道，一骑绝尘了。
明清时期，随着吴语的快速音变，现代吴语的各项特征开始形成，如韵尾模糊、元音数量多等等。同时，北方话也在继续给吴语施加影响，如上海话“人”口语说nyin，但是“人民”中则是zen。不过，此时吴语在江南地区已经根深蒂固，北方话的影响比起永嘉南渡时彻底的清洗已经极为有限了。同样，苏州继续维持着吴语区一贯以来的文化中心，只不过，危机正在酝酿当中，太平天国即将给吴语区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
阅读链接：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