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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科举与传播：中国俗文学研究 》

“救赎”，英文作“atonement”或“redemption”。在宗教与神学史上，是一个反复再现的主题（recurring theme），也指人们排除障碍、复归上帝的过程。在世俗的价值观中，常常具有道德上趋善去恶之性质。如果说，宗教意义上的“救赎”标志着重新建立或增强教徒与圣主的联系，世俗意义上的“救赎”，则意味着向特定社会主流道德价值观的回归。这后一种“救赎”，则是我们在《聊斋志异》等传统叙事文学中所常见的。

“救赎”作为主题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已为读者熟知。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主题在作品的叙述中如何被建构，其呈现过程中带有怎样的叙述特征？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议题。以下将以《聂小倩》 《青凤》为例，讨论《聊斋志异》中的“救赎”主题及其叙述建构。

救赎主题及其叙述建构

《聂小倩》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叙述书生宁采臣与女鬼聂小倩之间的爱情故事。浙人宁采臣赴金华府应试，“会学使按临，城舍价昂”，遂栖于城外北郭一荒郊野寺，夜遇女鬼聂小倩。小倩先以其年轻美色（“十七八女子”“仿佛艳绝”）引诱宁采臣，遭拒后，再以财（黄金一铤，实“非金也，乃罗刹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诱之，亦遭拒。若宁生受之，小倩便可害宁。与宁生同时居于同一寺庙东厢房的兰溪生（候试者），因受小倩诱惑，遂为其所害，“至夜暴亡”。作品设置兰溪生死于色诱，显然与宁采臣拒绝色诱作对应。

在叙述人的描述中，故事女主角聂小倩是鬼的特征与人的特征的结合体。其鬼的特征表现为：摄血，无所不知；其人的特征则是外貌美丽，有灵魂，有性格。人之特征与鬼、狐特征交织一体，是《聊斋志异》众多故事角色的鲜明特征，一如鲁迅所言：“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出于幻域，顿入人间。……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蒲松龄对聂小倩鬼性特征的描述，显示出时人对于鬼类的想象与呈现；对聂女人性特征的描述，则来自现实生活的经验，突显其道德寓意。

构成叙述的事件颇具写实性：色诱、财诱、信义三项考验，均涉及道德性质。就聂小倩角色而言，她以色与财害人，在叙述人及读者的立场看，显然是不道德和有罪的。至于宁采臣，作品开端便交代其形象是“廉隅自重”。这种“廉隅自重”的形象特征在后面，通过宁生拒色拒财和守信义的行为得到证实，由此打上鲜明的道德色彩。在作品的开端，叙述人便为这一对具互动关系的角色打上道德的烙印，从而为后面的叙述提供方向性的规范：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浪漫爱情叙述，其中蕴含深刻的道德寓意。

爱情叙述与道德寓意之相互呼应，相互发明，是这篇小说叙述的重要特征。聂小倩由害宁生到爱宁生，其转变原因是宁生在拒色、拒财与信守承诺三方面体现出的正面道德质量，此反映出叙述人及其身后作者所持有的道德立场，亦与当时社会的价值观相吻合。宁采臣由拒绝聂女到接受她为妻，亦因聂女曾帮助他避免夜叉之害，遂以移葬小倩骸骨作为回报，继而将她接纳为妻。作品对两者关系的叙述，于女方重在叙其爱情，于男方重在叙其信义。这或许是《聊斋志异》叙述男女爱情故事之重要特征，我们从《连城》 《青凤》等其他作品中亦能见之。

拯救与被拯救

然而，这仅是作品寓意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品中的爱情叙述与救赎叙述之相互关联，更加值得关注。我们不禁要问：爱情与救赎在深层寓意上如何建构起小说的主题？作品的叙述表层告诉我们，聂小倩由鬼变成人，变成良家妇女。然而，为何有此改变，又如何改变？两个故事主角间的道德与爱情关系为何得以产生，又如何可持续地发展？这一点，需要从两者间的互动关系予以考察，因为一篇小说的叙述结构，往往是在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中建构起来的。

在我看来，这种互动关系实在带有“拯救”与“被拯救”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导致这篇小说呈现出“救赎”主题。

小说开端，聂小倩被赋予既有色又有财的表象，与专事害人的鬼的实质。这样的形象组合，隐然含有“财色害人”之寓意。以财色害人作为一种道德符号，被赋予堕落、罪孽、鬼类（而非人类）等负面特征，于是引出“赎罪”或“救赎”这一寓意性的情节叙述，开启了后面的“救赎”历程。

另一方面，作品开端交代宁采臣是“廉隅自重”。此引自《礼记·儒行》“近文章，砥厉廉隅”语，言宁生乃勤学自励的正派儒生，并暗示他具有对聂小倩实施道德拯救的潜在能力。至于聂小倩，故事叙其“十八夭殂，葬寺侧，辄被妖物威胁，历役贱务；觍颜向人，实非所乐”。所谓“十八夭殂”，明其为鬼而非人类，“被”字的使用，说明以色、财诱人等不道德行为非其本愿，“觍”，何垠注：“本作腼，音腆，面惭也。”暗示其有道德耻辱感。这样的叙述旨在说明，聂小倩具有被救赎之可能性。小说后面的叙述逐步证实了这种可能性。

既然有“救赎”，那么是谁拯救谁呢？注意到聂小倩被“救赎”，仅是叙述的一面；同时应看到，聂小倩之所以被拯救，是因她拯救了宁采臣。当寺内三名男子中，兰溪生“暴亡”，燕赤霞有剑箧护身，宁采臣别无选择地将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时，是聂小倩事前警告宁生：“今寺中无可杀者，恐当以夜叉来。”并嘱宁生当晚“与燕生同室”而卧，遂免为夜叉所害。若无聂女如此救助，宁采臣当晚必死无疑。作为回报，宁生答应聂女的请求：“囊妾朽骨，归葬安宅。”宁采臣实践其承诺，正是拯救聂小倩之开端。

聂女的“救赎”，既有她“被拯救“的特征，又有其自我拯救的特征。她的尸骨“归葬安宅”，标志其“被拯救”；她到宁家后，无论是“朝旦朝母，捧匜沃盥”，或是白日“代母尸饔”，夜间“诵楞严经”，均显示其自我拯救的过程。

从宁采臣与聂小倩的互动关系看，这种“救赎”是双向的，是两者间的相互拯救。聂小倩拯救宁采臣免受夜叉害命这一行为本身，也就开启了她的自我拯救，具道德意义的自我拯救（不再以财色害人）。宁采臣将聂女葬于寺侧的遗骨“归葬安宅”，乃是将聂氏鬼魂从“妖物威胁”、逼其害人的罪孽环境中拯救出来。这样的情节设置告诉我们，救赎是双向的救赎，具有互动的特征，在聂小倩是由堕落（诱人与杀人）转向救赎（拯救与赎罪），在宁采臣是由被拯救（被聂小倩拯救）转向拯救女方由鬼回归为人。

此后，聂小倩在宁家所为，又标志其自我拯救的持续发展。她被娶为宁妻，可视为进一步被拯救；她为宁家先后生二子，又拯救宁家免于“不能延宗嗣”之灾，因为宁生久病的前妻，生前并无生育，宁家遂有绝后之危机。聂小倩婚后生子事件的设置，既完成了聂女的救赎过程，又与宁采臣当初对聂的救赎（移其尸骨，归葬安宅）相互呼应，回报了宁生对她的拯救。“救赎”主题就是这样在叙述过程中逐步呈现和完成的，两个角色间的相互拯救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叙事结构：聂小倩拯救宁采臣性命的同时，也赎了自己害人的罪孽；宁采臣在被聂小倩挽救性命后，也通过对她的接受，拯救了她的灵魂，并帮助她由鬼复归为人。因此，聂小倩赎罪的过程正是其由鬼变人的过程。

变鬼为人的双重意义

聂小倩由鬼复归为人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生理形态上由鬼复原为人，一是心理形态上由不道德的“财色害人”回归为恪守妇道的良家女子。叙述人安排她初到宁家，便“朝旦朝母，捧匜沃盥，下堂操作，无不曲承母志”，显然肯定这样的妇道行为。对这种妇道的肯定，还体现在宁妻死后，叙述人安排聂女嫁作宁妻，并生二子。

聂小倩由鬼向人转化的过程，亦是她在道德上改恶从善的过程。此过程起始于她帮助宁采臣避开夜叉危害，这在叙述人看来，无疑带有道德层面上改恶向善的性质。聂小倩由鬼变人的改造过程，是到宁家后通过恪尽妇道来实现的，这个复归过程在作品中逐步展开，聂女被宁采臣及其家人接受，至宁妻死后她被娶为妻，均显示了她向人性、道德性之逐步复归。婚后为宁家生子，标志其完成向人的回归。由鬼向人的蜕变的过程，与道德上改恶从善的过程相互交织，又相互呼应，互为因果。聂小倩变鬼为人具有的这种双重性，传递出叙述人所持有的道德立场：以财色诱惑而害人，是鬼类行为；只有抗拒这些诱惑，人们才能全身保命；帮助他人抗拒色与财的诱惑，是道德的升华，这种升华足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吉凶，甚至能使其由鬼转变为人。因果报应的观念与传统社会中“劝善惩恶”的道德说教融为一体，建构了这篇小说的寓意。

中国式“救赎”

以上讨论了《聂小倩》的“救赎”主题及其叙述建构，再来看其“救赎”主题所带有的民族与文化特征。“救赎”，作为个人或社会从痛苦和己所不欲的状态下获得解脱，在不同宗教与文化中具有共同性，《聂小倩》所建构和呈现的“救赎”，则带有中国文化的传统特征。从比较的角度观之，基督教认为人类需要上帝的救赎，《新约圣经·罗马书》称：“因为大家同有一位主；他厚待所有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聂小倩》中的救赎，则带有自我救赎之特征，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此一特征或与佛教之“解脱”观念有关。“解脱”又称“度脱”，梵文作“Vimoksa”或“Vimukti”，意指摆脱业障之束缚和生死流转的苦痛。《维摩诘经》卷一僧肇注：“纵任无碍，尘累不能拘，解脱也。”所谓“纵任无碍”，“尘累不拘”，须凭借当事人的自我修养。聂小倩由鬼到人的蜕变，亦是她摆脱业障的过程，这一切需要她在宁家的自我改造来实现。至于宁采臣，他能得到聂小倩鬼魂相救而避过夜叉之害，亦是因为他拒色拒财的行为感动了聂小倩，他的得救，亦源自他自身的“圣贤”行为。其次，基督教认为人类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新约圣经·罗马书》说：“正好像罪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人类必须通过赎罪，才能获得救赎。《聂小倩》的救赎，则并不含有原罪观念，其赎罪并非赎原罪，而是赎现世的罪，或现实生活的罪，因此，这种救赎带有世俗的性质，而非宗教的性质。简言之，《聂小倩》建构和呈现的是中国式“救赎”：其一，是具有世俗性质的救赎，拯救者是人类自身而不是神；其二，是人鬼间的相互拯救，背后蕴含人鬼相通的观念；其三，是具道德性质的拯救（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相吻合），而非宗教意义的拯救。

《青凤》通过讲述另一个故事，强化了《聊斋志异》的救赎主题。作品叙述耿去病向狐女青凤求爱，为青凤叔父所阻，后于清明上墓，途遇青凤为犬所伤所逐，几被犬食。耿生救之，两者遂交好同居。后遇青凤叔父遭耿去病友人猎获，命在旦夕。耿生救之，叔父感恩，遂允青凤与耿生合好。

在作品中我们同样看到，耿生拯救青凤，遂使自己因受阻而濒于无望的爱情亦得拯救。此叙述模式亦为：一、故事角色自我拯救，而非神的（上帝的）拯救；二、故事角色之间的相互拯救，而非单向的甲方拯救乙方；三、拯救具世俗的道德性质，而非宗教性质。

《聂小倩》叙述人鬼间的爱情，《青凤》则叙述人狐间的恋爱。《青凤》叙述的寓意在于：狐非人类，要经修炼，才能成人，成仙。而此修炼，亦为一拯救过程。关于《青凤》之救赎主题及其呈现，与前面所论《聂小倩》部分互有异同，限于篇幅，兹不赘论，下面将讨论《聂小倩》 《青凤》中狐妖鬼怪形象设置之寓意。

狐妖鬼怪形象设置之寓意

聂小倩的形象，一为鬼：“十八夭殂，葬寺侧”；二为女人；三具妓女特征（色诱宁采臣称：“月夜不寐，愿修燕好”）。作品以鬼、妓、女人三种特征组合成此一形象，并以妓、女人为其表象。与之相似的是青凤形象，一为狐妖，二为女人，并以狐为本性，女人为表象。我们于此看到，无论是青凤或是聂小倩，叙述人将鬼、狐妖之实质与女人、妓女之表象相组合，建构起这两个角色，其中蕴含的寓意耐人寻味。在我看来，这种组合隐含着叙述人对于女人或女色的态度：假如女子以色诱惑男人，她就是不道德的女人，就如同妓女一样的堕落，就是狐妖（或“狐狸精”），就是“鬼”，而非人类。这样的寓意，既反映当时社会关于男女情欲关系的道德观念或主流意识，又带有男权中心的性别观念。所谓主流意识，亦即传统社会中官方提倡的道德意识，例如禁阻淫欲等；所谓男权中心意识，涉及在男性中心之文化观念中，女性作为“他者”，被边缘化。尤其是具有美色诱惑力的女性，更是危险的、借色害人的“尤物”，是“物”而非人类，具体化之，便如狐妖、鬼类。这些在当代生活中被视为荒谬的观念，在蒲松龄生活的社会里，则是影响巨大的道德法则。以《聂小倩》 《青凤》为代表的作品，则通过狐妖鬼怪形象的设置，传递出这样的道德寓意。角色形象的设置及其蕴含的道德意涵，与作品的“救赎”主题相互呼应，既显示出叙述人及其身后作者所持有的叙述立场，也强化了《聊斋志异》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

将女人、妓女、色诱合而为一的形象组合，由此建构“救赎”主题的叙述，这并非由《聊斋志异》开其先河。更早的作品可见于唐传奇《李娃传》。常州刺史荥阳公之子，因迷恋妓女李娃而捐弃科举前程，沦落绝境之际，获李娃所救，遂复归科举正途，最终金榜题名。从叙述的一个方面看，是李娃拯救了沦落绝境的官宦公子；可是另一方面，李娃若未拯救公子，她也不能脱离妓院，更谈不上晋封汧国夫人。《李娃传》亦是通过叙述故事人物间的相互拯救，带出作品的救赎主题。

相似的作品还见于明代“三言“中的《玉堂春落难逢夫》。作品在人物形象特征、其互动关系的建构及其寓意等方面，多承续《李娃传》。宦家公子王景隆贪恋烟花玉堂春，丧尽钱财，流落京城讨饭度日。后经玉堂春资助回家，发愤攻书，终成举业，任职山西巡按，并将涉嫌人命官司、命在旦夕的玉堂春救出狱中。从作品叙述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当官后的王景隆救了落难的玉堂春，一如作品篇目所称：《玉堂春落难逢夫》；可是另一方面，王景隆由街头乞讨的败家子转变为科举成功的官员，则缘自玉堂春的拯救与她对王公子走功名仕途的鼓励。两人都曾经落难，两人都在难中被对方拯救。玉堂春对王公子的拯救导致王公子的科举成功，王公子对玉堂春的拯救则回应了玉堂春当初对他的救助。两次救助以互为因果的关系并置于小说中，成功地建构起作品的叙述，从而有效地引出作品的“救赎”主题。

沿着这样的叙事传统，我们看到《聊斋志异》中相似的主题建构和主题呈现。不同的是，《聊斋志异》于女人、妓女、色诱等特征组合的传统女性形象基础上，增加了鬼、狐特征，从而强化了女性形象的负面特征。从叙述表层看，被拯救者或是妓女（如李娃、玉堂春），或是鬼狐（如聂小倩、青凤），拯救者是人，多为男性。在叙述背后我们注意到隐含的寓意：其一，妓女是沦落者（如聂小倩对宁采臣称：“妾堕玄海，求岸不得。”），需要拯救，转变身份，成良家妇女。这样的寓意代表传统社会对于妓女的主流看法。其二，既然是鬼，则需拯救，方可复归为人。如前所论，将鬼赋以女性形象特征，隐含着叙事人视“色诱”为鬼祟的性别观念；又将其赋予妓女形象特征，使我们看到，聂小倩集鬼、女性、妓女为一体，作为沦落群体的代表。由此亦可见叙事人对女色诱惑的负面态度。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聊斋志异》对狐妖鬼怪形象特征的设置，显示出叙述人、作者对于色诱的道德立场，此一立场与当时社会的正统观念相互呼应。小说对故事人物间互动关系的建构，呈现出“救赎”主题。这种“救赎”是世俗社会中人们的自我救赎，而非来自上帝的救赎；是人们相互间的救赎，而非单向的拯救与被拯救；是道德意义上的救赎，而非宗教意义上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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