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式指挥2.0版：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
作者 安东尼.金
安东尼.金（Anthony C. King）系英国华威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系教授，专门领域为战略研究。原文刊于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季刊，第47卷第1期，2017年春季号，页7〜19。
摘要：本文借检视麦克里斯特尔与马蒂斯的将帅风范，阐述21世纪任务式指挥的特质，内文案例将历史上众所瞩目的临机战术任务，对比于今日的应用，涵括了各层级指挥官之间的深厚与持久之互赖，因而上下之决心体紧密的契合。
任务式指挥于1980年年代调整之后，成为美国乃至于西方武装部队主流的指挥哲学。美国陆军条令指出： “任务式指挥是联合地面作战的基础之一。这种指挥哲学可提升指挥官用人的能力，以创机造势并统合战力，达成指挥官之意图与所望之目标。任务式指挥藉由严守主动，强调在统一的意图下分权执行。引领着领导者圆满达成任务。“ 藉由在上级之意图下，下级可在局部下达决心，任务式指挥加速了决策流程，同时维持作战的一致性。因此，在一个复杂多变的战场上，此被视为一项最佳解决方案。
任务式之指挥，是德国老毛奇元帅根据德国军事传统衍生出来的，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胡蒂尔将军的暴风突击队战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的”任务式战术指挥“开花结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德军作战行动的研究指出，在1970年年代与1980年年代，任务式指挥的概念正式引进西方的条令中。然而，在接受历史的前车之鉴之同时，世人普遍地认为今日的任务式指挥，不能只是仿照20世纪的实践方式。在作战，组织及科技上的转型─其连续性是显而易见，尤其是在原则上─任务式指挥的实务必有今日的特点。任务式指挥已然进化了。
本文认为20世纪的任务式指挥条令，意味着在临机的战术任务中，授权极其有限。相形之下，今日的任务式指挥不仅包括地区性，个人主动，而且在各级指挥官之间还有一种深远的互赖。在过去的实践过程中，决心不单只是下放而已，还要在各层级内外齐一意志与协调一致，以确保全体的连贯性。21世纪的任务式指挥涉及了一种新层次的组织整合性，而需要指挥官之间专业性团队密切合作。本文检视20世纪任务式指挥的实际状况与传承，并透过检视麦克里斯特尔与马提斯的将帅风范，试图说明当代任务式指挥的实践特点。
20世纪任务式指挥
在冯克瑞福德的著作中提及任务式指挥时，他将德意志帝国陆军的实践方式与英国远征军进行对比。他把后者任务式指挥的实践方式形容成"前所未有的极端形式"，而” 将巨细靡遗计划，严格不违地奉行，做为克服战场上发生无可避免的混乱之方式 。“相对地，德军发展出一个高度分权的体系， ”从最高层级将自由合作的精神发扬光大。 “下级指挥官被赋予最小的目标，然后鼓励他们要能临机应变。重要的是，冯克瑞福德强调个人主义是任务式指挥体系的核心。他在1906年的教则中指出："作战需要有能独立思考的领导者与部队，能够独立行动。"甚至还有一项更为明显的例子，冯克瑞福德从1908年的教则中援引一段重要的句子：”从年轻士兵到以上各阶层，在生理或心理上都必须完全独立投入。“对冯克瑞福德而言，德军的任务式指挥是一个分权，个人主义的体系，旨在因应作战的混乱，下级指挥官被赋予行动上的自由，个人视当前相关之环境适时下达命令。
此一论点影响深远，确实也在最近大多数有关任务式指挥的著作中被重新提及，沙米尔即是。他回顾过去任务式指挥的演进途径，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乃至胡蒂尔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暴风突击队“战术。甚至老毛奇的论点，都是了解任务式指挥传统概念的重要泉源。虽然老毛奇审慎与其幕僚规划各场战役，但他也了解一旦战争爆发，预料之外的状况就会接踵而至。
沙米尔指出，” 如果探讨老毛奇的指挥风格，不将他挥军进攻奥地利时，正气定神闲地在沙发上静静地看书一事点出，将是一件憾事。 " 诚如富勒所言，老毛奇"完全交出其指挥权。 “由于作战规模与通信限制阻碍了老毛奇对其麾下部队直接行使指挥;不干涉的作法有其必要。因此，由于战役设计的缘故，老毛奇不得不赋予所属的各军团司令，在任何危机中都能独立作战的全权;在决定性时刻将不必层层回报要补充说明的是，决策方式并不是一种刻意的分权行为。地区指挥官一旦遭逢临机状况，就可以依照自身的判断径自而为。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通信设备虽有大幅改进，但作战步调也随着机械化作战而改变。因此，德军采取一种类似老毛奇个人主义风格的任务式指挥，让当地的指挥官可以独立行动：”德军的领导统御一直存在一项特色，下级指挥官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通常上级指挥官甚少，甚至从不责难其下级，除非有重大闪失。“沙米尔坦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务式指挥有衰颓趋势，但他认为任务式指挥或许仍是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力的核心："这种分权化的传统，使得德军即便在统帅部已然瓦解的状况下，仍能有组织地有效抵抗。
福莱瑟闪击战传说的文章则支持了沙米尔的论点。闪击战或多或少是来自1940年年的意外，任务式指挥使地区指挥官能主动作为，以因应当前的状况，而无须浪费心力在思考或了解大的情势。例如，第7装甲师师长隆美尔在进军法国期间，”开发出装甲师指挥的新方式“，这个案例被视为任务式指挥的典范。值得注意的是，在缪斯，阿凡斯内及阿拉斯等地，全都独断专行，连军长霍特跟军团司令克鲁格将军也时常搞不清楚隆美尔的所在位置。的确，纳维曾描述隆美尔的方式为”纯然投机主义。“在德军中，隆美尔确实是属于极端的人物，而诸如巴尔克等其他的装甲部队指挥官，在运用典型的任务式指挥时也都是较不墨守成规，尤其是在高度分权体制下的临时交办任务。
穆斯在近期的著作中，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军与德军的军官教育进行对比。他拿位居劣势的西点军校跟德国军官训练来做同等比较。 直至1940年代，西点军校才有粗糙的教学法出现，但学生所学习到的只是粗浅与整齐划一。当时陆军致力于灌输学生强制性的纪律与僵化的阶级服从，个人主义几已荡然无存。相对地，德军对军官不仅施以训练，而且还循循善诱他们。培养每一个人都聪明且勇于质疑，使其具备创造性，灵活性及适应性。 有别于普鲁士人的陈规，德国军官的训练在于创造具有思考力的官兵，并鼓励他们应该要坚持自身立场，能临机应变，不能永远只是听话照做。 在这些学者所有的著作中得知，20世纪的任务式指挥可诠释为基于独立自主与直觉意识的一种个人主义实践。
21世纪的任务式指挥
对20世纪的任务式指挥，学者们有详细的定义。当讨论以色列国防军及其晚近战史时，也认为以军的任务式指挥与今日我们所认知的有所不同。 在1973年年以前的传统战争中，以军将指挥权下放的任务式指挥运作还算不错，也证明个人主义是有用的。以军培养出一批极度务实的军官层级，主要根据实务与经验，而不讲理论，完全依照个人风格遂行作战。 然而到了21世纪，无论在黎巴嫩，约旦河西岸，加萨走廊等地，这种方式的任务式指挥已不合时宜。战争型态更为复杂，敌人也更聪明，”现在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实践型士兵已经不足以因应当前情势了。“
沙米尔在近期与班夏隆合撰的文章中指出，典型20世纪的任务式指挥与当代实践之间的区别对于两位作者而言，当代任务式指挥不只是涉及老毛奇式的放任：”任务式指挥还需有相当程度的教育与共同语言。“不过，以色列军官团从未开发出一套真正的专业精神。军官团教育明显不如西方同侪国家。于是，”在指挥官依其自身认知而行，而非任务，造成某种程度上与任务式指挥背道而驰。“就个人主义而言，以军证实经典式的20世纪任务式指挥，愈来愈不适合现代作战。事实上在诸多案例显示，随着以军丧失在自身任务式指挥体系的信念，渠等也沦落成为指令式，集权式的极端指挥种类。
在沙米尔对以军的探讨中，认为今日任务式指挥的实践已经大幅演进了。虽然他了解这些改变，他却没有对这个词作出精确的定义，尤其是关于西方的军队。诚如在沙米尔的专题著作中，主要聚焦于英军与美军在过去30年来执行任务式指挥作战行动的失败经验，并直指出长期既有的统制体系。同样的，穆斯的著作虽然内容着重于战前时期，但他采取的是兼容的立场。他直认为美国陆军仍是执着于指令式的指挥体系。由此可见，学者们认为任务式指挥处于转型过程，但他们并没有深入检视其立论依据，并对这种改变的特质或规模进行定义。
事实上， 任务式指挥在20世纪不再只是权力下放与个人授权的特有表征，而且是更接近指挥官之间的整合与互赖。 重要的是，今日任务式指挥涉及指挥官之间渐增的互动与协同。对当代任务式指挥而言，教育与共享概念是不可或缺，如此一来，各层级指挥官在他们局部的决心中都是以系统性的作用为导向。 和上一世纪的个人主义实践不同，今日任务式指挥涉及团体主义，指挥官们是围绕着共同定义和见解分享上，团结合作。
两个案例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无法提供通用而描述性叙事，笔者特别挑选出两件文献完整的案例研究：时任伊拉克巴格达联合特战司令部司令麦克里斯特尔中将（2003年〜2008年），以及攻打伊拉克期间（2003年）时任第1陆战师师长的马蒂斯少将（现国防部长），以说明任务式指挥的转型。麦克里斯特尔与马提斯在伊拉克实施任务式指挥，建构了新型的指挥体系，以因应当代作战的挑战。他们两人指挥的组织可说是大相径庭。第1陆战师遂行传统的机动作战，联合特战司令部则是执行反恐任务。因此，要在两个指挥机构中厘清一个兼容的任务式实践，这种重要性是不证自明的。
再者，在两位将军身上还有另一项优点：麦克里斯特尔曾对其司令部有全面的记述，而美国陆战队的文献中则记录了马蒂斯的指挥。因此，才有可能充分了解两人的指挥方式。这些案例不仅对任务式指挥的转变提供有效证据，而且也以实际案例来说明任务式指挥确切的特质。诚如所有案例一般，麦克里斯特尔与马蒂斯都是局外人，无法反驳笔者在此所提出的见解。然而，他们都会接受任务式指挥的转型可能是极普遍的现象，已经逐渐变成集体式的实务。
麦克里斯特尔写到，如同其他组织一般，武装部队是如何受到新兴全球威胁的严峻挑战。尤其是在20世纪的发展是因工业战争而兴起的层层节制所引起的，传统任务式已经逐渐不合时宜。20世纪的战争是复杂多变，涉及了大军的协同合作。这种任务在行政上有所要求- 稍有不慎就酿成大祸- 但是任务相对单纯相较之下，21世纪的军事问题已经是由不同因素所组成，总之就是错综复杂：在各个组成要素中”互动“之数量大幅增加─互赖也让病毒传播与兴起银行挤兑现象;这些都是让事物迅速变得无法预测的原因。
在伊拉克，麦克里斯特尔发现传统指挥方法对复合式作战而言已不合时宜，而建立了一套新网络架构： ”我们必须舍弃许多以往我们对战争及世界运作的看法我们必须拆除熟悉的组织架构，以全然不同的路线重新建立组织架构，同时将僵化的架构转换成充满生气的弹性架构，因为这是面对复合威胁崛起浪潮的唯一方法。“
在这个网络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麦克里斯特尔本身的指挥团队。在该团队身上，传统的领导统御模式已过时与窒碍难行：”以个人能力与意志力，在战场上挥洒，在会议室里一言九鼎的英雄世代，已经被不断加速，错综复杂，而必须互赖的战场环境所击败。“不过，麦克里斯特尔采用的任务式指挥相当新颖。为了实现这种意图，麦克里斯特尔不仅下授决策权限予部属，使他们能在自己的主动下作为。他还创立“共识”，以协助部队理解与因应战场上的互赖关系。
麦克里斯特尔创立共识的核心手段之一，就是每日战情简报，在会议中来自各相关部门的代表，共享他们对战役的评估。这种简报是“原本供位于布拉格堡后方总部，华府若干官员及位于伊拉克及阿富汗大型基地之间的小型视讯会议”;“历经领会其价值，且基于资讯的品质及互动，观测员及情报人员列席者增多。最终多达七千人参加这项每日举行，长达两小时的简报。”
麦克里斯特尔将简报视为产生共识的主要手段，借此行使一种新型态的任务式指挥的确，他主动采取特定作为，以激励集体参与感与共同认知：“我采取一种我称之为『放声思考』的作法，而我可以从中归纳出我所听到的。”“对高阶领导人而言，『放声思考』可能是一个令人却步的想法”，因为将冒着一无所知与不确定性的风险。不过，在联合特战司令部的环境中，则出现一个有益的指挥效应：“观测员与情报员可强化整体讯息来源，一旦我们遇上问题，透过他们的帮助，我们就可以了解并解决麻烦。”
麦克里斯特尔坦承即使身为司令，他也不可能无所不知：“每当醒来要做出生死决策时，就更加确认我身为领导者的角色，这让我觉得自己是重要且为人所需要─这是大部分管理者渴望追求的，但是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开始质疑我处理事情的价值。除非我一直都能掌握前一个晚上的目标，否则我通常只记得幕僚早上告诉我的事情......我的本质就像一个只会盖准字的橡皮图章，还会推延流程，有时候会使我们错失稍纵即逝的机会。”
他曾告诉麾下指挥官，“舰长只要能将战舰与敌并列，就大致不会出错，但若未经数十载养成他们的决策本质，或对自己的部队及战场欠缺整体了解，则大方向就可能搞拧。这就是纳尔逊的共识分享，也是何以战况危殆之际，经授权的各舰长仍能目标一致奋勇向前的主因。”
虽然麦克里斯特尔提及“决策者的个人特质”，但在此特别要指出的是，他并没有用纳尔逊这种放任式的任务式指挥来当成典范。 相反地，麦克里斯特尔在伊拉克创造出一种指挥官联盟模式，在一个密切整合的网络中将彼此链结，使提示能反应共同目标的任务他的部属执行他们的决策者个人特质时，是完全在一个整合的团体之中： “赋予权力这个词在一个管理领域的世界中虽然招致不少批评，但真正实情却是单纯只解除限制会更加危险。唯有获得授权者能明智采取行动，才有可能剑及履及。”
因此，为了要有条不紊地分配授权，却同时能保留指挥的一致性，麦克里斯特尔研拟出一种“眼到，不插手”的策略。 他督导所属，只确认他们的行动与上级意图相同，而不去管他们的大小事。麦克里斯特尔对其所属指挥官采取自由态度，同时将他们带进他与他们同僚所形成的紧密关系中。依照这种方式，各个层级的决策都是密切同步的。麦克里斯特尔调整且精进任务式指挥的概念，使用了一个像是“共识”与“赋权”的新词汇。为了代替个人授权，他创造一个专业的团队，其中的成员相互引导对方，最后达成集体的共识。
吾人或许可以主张麦克里斯特尔能够采取这种特殊的集体型任务式指挥是科技进步所致。他享有历史上任何一位美军指挥官前所未有的最先进通信与资讯系统。事实上，由于数字化通信与监视跟麦克里斯特尔的指挥方式息息相关，所以科技将影响他的指挥方法。换言之，数字科技潜在地使麦克里斯特尔能准确地遂行高度集中化，直接式的体系，因为他能掌握即时，高拟真的影像。相较之下，他主动地建构一套联盟式的指挥体系。他虽然善用科技，但却不去监控所属，而是去统合他们的行动与协调他们的决策，塑造出一个紧密明确且具弹性的网络。科技并非用来削弱个人主义，它可以用来发展出一个整合式的指挥社群。
虽然马蒂斯所处的作战条件大不相同，但是他在第1陆战师所做的一切与麦克里斯特尔有异曲同工之妙。发人深省的是，麦克里斯特尔的指挥体系利用美军现有最先进的数位科技，但是马蒂斯的师相当缺乏资讯科技的资源。马马蒂斯的部队虽然最后引进了“蓝军追踪者”系统，但师在作战之前，还是会以购来的商业视讯电话，视讯会议套件，以及铱卫星电话建构专属的通信系统。从第1陆战师的信息与通信科技相对缺乏的状况中得知，虽然数字通信必定有助于任务式指挥的修正，但任务式指挥的效能不必然会受到数字通信的影响而减少。当代任务式指挥的意涵是在专业知识，作为上的转型，而非仅视可用的科技为何。
和麦克里斯特尔一样，马蒂斯也了解到运用任务式指挥的准则，陆战队第1号条令出版物“战斗”30也对任务式指挥进行解释，“马蒂斯的指挥风格是从“战斗”条令中，衍生自陆军与陆战队机动作战而来的一种指挥概念功能。他『适切地』遵循那些条令，其讲求意图与指导。经由他的意图与指导，每件事应该如何做，都能藉由直接与指挥官们进行沟通。机会稍纵即逝，你必须确认各个指挥官能一次到位，而不用再去猜测他们的决定为何”（意文需要上级直接的指令）。的确，马蒂斯察觉到自己不断在执行任务式指挥的规则：”如同10年前格雷所写下的文字，指挥官意图直接源自于陆战队准则。而且它需要较高层级的学养“。
指挥官意图就是马蒂斯指挥方法的核心。 重要的是，马蒂斯意在为第1陆战师建立以速度为主的重心，并对所属强调其至关重要;诚然，有位马蒂斯的团长，就是因为未能严格执行这项原则而断然遭到解职。在当时情况下，除非陆战师能够在巴格达迅速作出反应，而且击溃海珊政权，否则作战行动将遭遇补给线中断，可能还会引起区域与国际政治的反对声浪。
再者，马蒂斯所属的部队长也能有效地理解，接受及执行指挥官的意图。遵照“战斗“准则，马蒂斯将自己的技能发挥至最大。他也致力于营造指挥情谊，以利执行其意图在调至伊拉克之前，马蒂斯颁布“师长的参谋指导”给所属团长与营长，师部。主管，以及特业参谋该项指导透过一系列视导单位行程中，以口语方式进行传达;的确，在马蒂斯的简报中，该项指导成为他的论述基调。这是一项非常令人瞩目的文件，独特之处为他在第1陆战师中建立了一套团队合作的方式。
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在师里面所有的指挥官都是平等的，马蒂斯极为强调： “我们都是陆战队陆空特遣部队的领导人。 ”不寻常的是，马蒂斯相信不论在任何层级的所有指挥官，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师里面，他们各自构成一个地位特殊的团队，并透过决策责任团结在一起。他致力于与所属部队长建立一种特别的关系，向下至营级，甚至还到连级后来在“师长的参谋指导”中，他详细说明此点： “有人指责我认为下级指挥官一律平等的观点，能勇于表达不同意见的立场是一件好事，但我宁愿承担这个罪责。因为我不需要长时间要求所属人员，就能按照我的意图，获致我所欲之终局。我不想要下级指挥官像一个穿着线的木偶，我期望他们积极地执行我的意图。”
一位在伊拉克第1陆战师曾任营长的军官，而且后来成为马蒂斯的参谋，他指出了不同之处：“在指挥官对指挥官的关系之中，你负有责任，因为你在师里面是一位指挥官。马蒂斯给予你他的意志，品格与力量，还有信任。而这种关系是有别于他和参谋的关系。这比参谋所做的工作要求还要多更多。不管是成为指挥官或参谋，这都是一项殊荣。但是马提斯与参谋之间却是不同的关系“。
特别之处在于马蒂斯企图用一个团结一致的团队，来取代传统的军队阶级制度 。的确，马蒂斯运用了运动譬喻来传达团结一致，而不是从上下达作战指令，他认为自己是位教练或是四分卫，在场中指挥比赛进行，在平等之中的首要就是不要成为上级督导。官指挥官在团队中本质上不可能平等;然而，任务式指挥是授权所属能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不要搞砸高阶指挥官的意图，任务与交办事项。”
为了要在所属指挥官之中建立共识，马蒂斯采用诸如“构想预演”演练的标准规划方法。当然，马蒂斯绝非使用沙盘，战术模式，或是“构想预演”演练，从事部队的战备整备的第一人。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师与团的层级中就已经采用这种模式，在较高层级的运用更可以回溯至十八世纪末期。但是马提斯特别强调其重要性，刻意将其所属指挥官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决策社群。
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开始之前，第1陆战师实施了一系列的“构想预演”演练。在 2002年8月，当陆战师预先被告知有可能调至伊拉克时，马蒂斯决定在师部的“白宫”前方设立一座伊拉克缩小模型，并用了6千余块乐高积木代表全师所有车辆，实施机动预演。另外，在抵达科威特后，陆战队员在沙漠中完成两次额外演练，分别在2002年2月7日和27日，使用由推土机推出两个大型奥林匹克泳池规模大小的沙坑。各个指挥官穿着不同颜色，有单位呼号的橄榄球衣，以区别彼此不同。
在这些演练的基础之下，马蒂斯及其参谋能明确推演出合理与不符实际的机动计划。例如，在模拟进攻计划之后，陆战师了解到塔拉瓦特遣队将被派遣至他们的作战区，任务是要确保在纳希里耶周边的通信线畅通。在乐高积木演练的基础上，马蒂斯不同意这项命令。塔拉瓦特遣队加入之后，该部队将会跨越陆战师的前进路线，而且停留在中央;这样将与第1团战斗群相牴触，产生摩擦。我们知道这将会发生，但不知道会有多严重。即便我们有掩护团战斗群的想法。当我们看到塔拉瓦特遣队提报进入陆战队远征军时，我表示：“你们不能那么做因为我们都是主力部队，而你们这时却用了我们的路线。”
这是一个重要的情节： 它凸显演练也可让陆战师内的领导者一同参与且练习做决策。藉由参与非传统的想定，两队橄榄球衣的演练方式，使第1陆战师能预测做完决策之后的情势走向，因此也能加速甚或减少在实际作战行动时的决策时间。 在任务式指挥的应用上，能有效地辨识出决策点的时机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所属指挥官都共同参与决策。所属指挥官都已经预想到他们所将面临的状况，或许也已经演练过各种类型的决策，而这就是马蒂斯将军与陆战师所望之决策方式。“根据指挥官的意图与指导，指挥官们了解第二，第三道命令对决策所产生的影响”。
“构想预演”演练强调马蒂斯的集体导向，意在使所属指挥官能达成一致的行动模式，即便他们没有同时在现场。为了要促成正确且一致的决策，同时符合指挥官意图，第1陆战师也派遣指定的参谋军官至那些在伊拉克的决策点：“我们推演出可能会有摩擦点之处。我本身与甘迺迪上校共同维持陆战师的运作。例如，当陆战师部队在分进线时，就会产生摩擦点。而当部队需要某人来协助时，我就会在摩擦点附近晃荡。”
马蒂斯的指挥方式并非独创一格。的确，马提斯本身也认为他所从事的事情并不新颖他所运用的大部分技巧，像是意图，建立指挥团队，以及使用模型，均行之有年。然而， 马蒂斯强化这些方法的程度，使他在伊拉克实行的任务式指挥，走出一条不同于20世纪特有分权模式的路径。 他的所属指挥官并没有根据个人主动或是直觉就采取行动。他们的决策精进方式是他们聚集在一个高度发展的团体，在团体内可以分享对作战的见解。在许多案例中，所属指挥官做出的决策，其实早已经预先准备过了，而且大家在“构想预演”演练的课目中，就已取得集体共识了。诚如马蒂斯所强调的， 任务式指挥体系相当要求纪律与专业素养;它不再只是涉及个人自由与独立性立场与德国元帅老毛奇的传统有所不同。
对于西方传统任务式指挥概念而言，麦克里斯特尔与马蒂斯的指挥方法实属重大的进步。虽然分权的决策原则与修订仍然至关重要，但实践方式涉及要在不同指挥层级清楚传达，同时也需要高程度的专业知识─在各层级的指挥官们都要致力于取得作战共识。结果，麦克里斯特尔与马蒂斯的任务式指挥方式，并不是评估当面情势后依自身想法而行，而是采用广泛部队所形成的共同意图，此一过程是经由审慎的集体准备，参与及共同图像，这些都是经由不断互动，沟通及回馈而来讽刺的是，今日任务式指挥需要强化各层级指挥官之间的专业连结，所以他们才能大幅度地调整彼此;它需要凸显共识的重要性。依此方式而言，集体，体系的期望，显然已逐渐进入直觉式的个人决策领域。
麦克里斯特尔与马蒂斯虽然是属于该世代中最有天赋指挥官的成员，但两人在执行这种强化式的任务式指挥体系中，绝非有别于他人。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许多其他指挥官，也从事类似的实践方式。例如，马蒂斯的长官，联军地面部队指挥官麦基尔南中将，也采行相当类似的体系。当他整备部队准备进军伊拉克时，麦基尔南藉由使用“构想预演”演练与其他技巧，谨慎地参与决策。他致力于跟所属师和团级指挥官进行意图沟通，包含马蒂斯在内，并确保在各个层级决策的统一与一致性。麦基尔南尤其重视与第1陆战远征军的康为中将，第5军的华勒斯中将等人进行的一系列面对面会议，以预演他们的超越接替路线，并预作考量有没有必要进行指挥权介入。是以，克里斯特尔与马提斯绝非特例。
再者，近期发展趋势也强调麦克里斯特尔与马蒂斯所追求的方式。美国陆军当前刻正执行师级的任务式指挥体系，一个网络式的师主指挥所仍然位于美国本土，同时部署各个战术指挥所任务式指挥有许多优点，如减少单位弱点与师部的后勤需求;然而，这种分散式的指挥体系需要在指挥官与幕僚之间，建立较高度的纪律，专业知识及团队合作，精确而言，即便它是极为分散式的，但地区性决策也不会是自主的。反而是，地区指挥官必须持续在决策上与其他部队密切合作，以确保在战术，作战及战略层级上取得一致性。 任务式指挥2.0版不仅涉及分权式的垂直阶层，而且实质上也整合成为一个复杂与多层次的网络。
结论
今日任务式指挥无庸置疑是西方军事准则的核心信条;它是一种专业的指挥方法实情是当西方部队将任务式指挥制度化成为准则时，他们借重历史上的案例，尤其是从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军。然而在承认其延续性的同时，本文也主张新科技促成了作战特征的改变与控制幅度的扩展，凡此种种都深化并强化任务式指挥转变成有别于以往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任务式指挥具有个人主义体系的特征，给予地区指挥官短暂独立自主权去下达临机战术决策，任务式指挥2.0版凭借的是密集的联邦指挥官体系。它是高度集体性的，并在指挥层级中进行决策的统合。它将指挥官们凝聚成专业且彼此紧密在一起的社群，当中的成员以气氛融洽与持续不断的方式调和彼此的意图与情况。不过讽刺的是，为了要增加决策的速度与准确性，任务式指挥2.0版并不是增加所属指挥官的独立性，反而是一种紧密的互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