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评论员 杨弃非

这个假期，淄博堪称顶流。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的烧烤热度，在爆发性的旅游热情中愈加旺盛。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淄博每日接待游客约20万人次，知名“打卡地”八大局便民市场登顶全国景区“排队榜单”；淄博站累计发送旅客超24万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8.5万人次，增幅55%。

追逐流量的城市，纷纷开始造访淄博、“拆解”淄博，思考复制淄博的可能性——目光最后落在“地摊”上：两年前，淄博政府曾在多个区新增66处早市、夜市及便民疏导区，允许当地市民“练地摊”。在外界看来，这一举措为如今淄博出圈埋下了伏笔。

近日，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拟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条例允许街道办根据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的原则划定摊贩经营场所。

消息一出，“深圳将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的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不少人将之与淄博的走红关联起来，有网友点评：“淄博的烟火气、烧烤味，一线城市同样也该拥有。”

其实，早在去年底，上海已先一步立法，允许“有序设摊”；今年初，北京提出“在重点商圈组织开展外摆试点”，也曾引发相关联想。随着一线城市纷纷“放下身段”，有关城市如何对待“地摊”的问题，再次引发讨论。

“烧烤摊”的隐喻

追捧淄博烧烤，追捧的是什么？

舆论已给出诸多答案。“小饼烤炉加蘸料”的特色“三件套”似乎说服力不足，有人辩称徐州才是同类烧烤的发源地；社交媒体的狂轰滥炸更像是小概率事件，难以解释淄博成为新一个网红“神话”的奥秘。

视线进而被投向赶往淄博的人身上。有人追溯源头发现，淄博烧烤的第一波热度是今年二三月份开始，由大学生从外地坐高铁前来撸串而引爆全网。

大学生为何能成为“流量缔造者”？事实上，不止是淄博，大学生“特种兵式旅游”正带动曾经的“小透明”城市接连出圈。有分析认为，这是因疫情被压抑消费的集中释放，大学开学后，返校的学生陆续结伴外出春游，开始了集体“消费狂欢”。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需要一种回归日常生活的“仪式感”。淄博烧烤这种大家围坐、大口吃肉的“地摊”美食充满城市烟火气，恰好能构成他们对生活想象的投射。

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象中，“地摊”总与浓烈的市井风情相关联。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挑担的、支摊的、吆喝的来往错杂，令北宋繁荣的街巷经济跃然纸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烟火气息，也使清明上河图成为传世佳作。

更难得的是，如同淄博一般地摊扎堆的景象，并非随处可见。

就在淄博烧烤热度上升的同时，山西晋城却因“禁止露天烧烤”引发关注。一时间，“烧烤能造成多少空气污染”“露天烧烤应该一网打尽吗”等声音不断发酵。

淄博也曾为“地摊”烦恼。据当地媒体报道，为了解决地摊占道经营、噪音扰民、环境污染等问题，自2015年开始，淄博下大力气引导露天烧烤“三进”（进店、进院、进场）经营，并使用无烟环保炉具。到现在，淄博独具特色的“烧烤大院”，容纳了大量过去在街边游走的烧烤摊，并被统一管理。

有统一管理，也放开准入。2020年，在全国“地摊经济”浪潮下，淄博曾公开允许市民“练地摊”。在今年初的新闻中，当地仍坚持“在划定区域内严格按照定时间、定地点原则”，引导商贩有序限时经营。

如财经作家吴晓波分析，淄博市政府允许烧烤摊上街，从而放弃了城管的某些权力，这也促成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的平民式想象”。

大城市的“阴影”

对于淄博这样的城市，为“地摊”守住一方土壤弥足珍贵，对于多样人口聚集的大城市，作出类似的抉择颇为艰难。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地摊经济”的两面性，即解决就业的同时，给城市带来“脏乱差”，甚至被一些城市称为“牛皮藓”。在“文明城市”测评中，“占道经营”也被列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反面指标。

2020年，中央文明办曾在当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但当时，一线城市是否应该跟进“地摊经济”，仍然引发不小争议。央视财经发布的评论指出，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强化特大城市对中国经济发展带动力的关键阶段，简单化一哄而起地让“地摊经济”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看似能解一时之急，但如果此风猛吹，后患无穷。

那一线城市是否不需要“地摊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提到深圳的城中村。到2020年末，深圳还有70%的人住在城中村，大量流动人口以低廉价格解决居住问题。每天清晨，摊贩们都会沿城中村墙根排开，满足民众各种生活所需。

上海更是在几个知名夜市被接连取缔后，陷入“夜上海”的本体性迷失当中。曾在夜市中寻找上海市井风情的人们，失去了物美价廉的小吃摊，更难寻露天、摩肩接踵、物资与信息交换等要素齐备的社会体验场所。

但上海的例子，可以呼应一线城市的难题。

作为上海北部最大的地摊聚集区，彭浦夜市高峰时期流动设摊数量一度达到上千家，在两条马路上绵延2公里。然而，食客所乐见的浓烟和噪音，引发了周边居民的巨大反弹，二者矛盾难以消解。这也成为压垮彭浦夜市的一根重要稻草——2013年，彭浦夜市成为被消灭的“负面典型”。

大城市的声音更为多元，治理更为复杂，面对类似的问题也更多。公开信息显示，彭浦夜市此后被“升级转换”进一个“美食广场”当中，并被外界称为上海首个“正规马路夜市”。但有媒体采访了解到，商家搬入后生意大不如前，并且限于广场对餐饮业用火的严格要求，大部分餐饮摊贩并未搬入。

去与留的新解

眼下，一线城市的难题已不仅仅是平衡本地居民的需求。面对日益挑剔的外来人才的需求，对地摊的“一禁了之”显得更加不合时宜。

在有关淄博的讨论中，“大学生”的出现频率极高。《中国青年报》一则评论提到，淄博独特的烧烤方式满足了年轻人喜欢新鲜感的心理和社交需求，抓住了年轻人的“胃”。而在get到年轻人的“打卡”热情后，淄博的各项行动，更展现出其服务年轻群体的信心和能力，抓住了年轻人的“心”。淄博一系列举措，正释放出不少城市希望打造的“青年味”。

而淄博烧烤的“平价、好吃”，和与三五好友共叙的场景，则击中了大部分年轻人最基本、最质朴的生活向往。

反观上海、深圳等城市，上海被认为是“平价美食荒漠”，大部分本地餐厅价格偏高，而深圳则因历史较短，缺乏培育本地美食的基础。地摊不失为其打开局面、重新靠近年轻人的载体。

眼下，两座城市都迈开了第一步。据马亮分析，一般看来，“地摊”属于一种非正规经济形态。由于“地摊经济”的灵活、多变和原生态特质，无法套进一个标准化的“模具”，也难以将其纳入正式体系当中，或者按照正式规则管理。

通过立法，非正规的地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走出灰色空间，进入更阳光化的语境当中。如马亮所说，它事实上让“地摊经济”的治理回归到多方互动磨合的关系当中，大家首先对于哪些是底线，哪些能商量有共识，并经过不断摸索、往复，让监管部门认为能达到要求，消费者觉得方便，摊贩能够拓展业务，由此形成一个相对规范和健康的市场秩序。

而即便有淄博现成的经验在前，这个过程也难以被缩短。在马亮看来，城市对于地摊的发展策略，应该是具有很大差异性的，不仅需要因城而异，不同的地区、街道都应该有不同的解法。

事实上，关于地摊，一直存在两类不同的解法：如新加坡一般，将小贩引进邻里饭食空间——“食阁”，不仅发展成为如今各地大食代的前身，成熟的小贩文化还被新加坡成功申遗；抑或如中国台北、泰国曼谷一般，在街头划定特定流动摊贩区域，在给定时间允许其经营，并被标进地图。在当地不同的文化之下，二者均得到了有效的发展。

回过头来说，通过入驻大院，淄博让烧烤摊走向兴盛，但在上海，类似的做法就不一定见效。马亮认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能否给基层执法人员足够大的自由裁量权，实现动态监管，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由此，让现有条例中的指导方针进一步落实、细化，并可能进一步形成成文的条例、制度或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