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永州是一本“书”，而零陵古城则是这本书精华之所在。这里，春秋战国时期属楚之南境，位居楚粤要冲，自古乃楚南一大都会。大文豪欧阳修誉为美于“画图”之郡，名贤高士，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历经千年沧桑，她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一 古邑考
零陵这一地名的由来与上古五帝之一虞舜有关。太史公司马迁为撰写《史记》，曾游历九嶷，追根溯源，他考证的结论是：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也就是说，舜帝死后葬在九嶷山，舜帝的陵墓叫零陵。古时帝王坟墓皆称陵，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为何舜陵要冠以一个“零”字?对此，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一说是，零陵得名于潇水文流古泠水。《水经注》“泠水南出九疑山”，而在上古“泠”与“零”是通用的，“泠水”又作“零水”。因舜帝葬于泠(零)水之源，舜陵因水而名，故称“零陵”。这一解释是颇有说服力的，因山因水命名，是地名学的基本规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因境内有舜陵一一零陵，而设立零陵县，辖地包括九嶷、潇水流域，零陵县最早的治所在今广西全州咸水乡。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辑录的重要古地名，“零陵”，是我国夏以前就已出现的全国三十四处重要地名之一。可见，零陵之名极其古老。
零陵古城是公元前124年开始修建的，至今已有2129年。其建城历史在湖南仅次于长沙。史载汉武帝元朔五年六月壬子，即公元前124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封长沙王刘发之子刘贤为泉陵侯，置县级泉陵侯国于此，辖今零陵、冷水滩、双牌、祁阳、祁东、东安县地。泉陵侯国都城在城北二里(《永州府志·城池》)，今零陵城内泉陵街一带，传为泉陵城故址。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置零陵郡，泉陵侯国属零陵郡管辖。当时，零陵郡的治所设在今广西全州。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改泉陵侯国为泉陵县，将零陵郡治所移至泉陵县城。此后直到清末，零陵均郡(府)县同城，且城址始终没有迁移。两汉时期零陵是一个大郡，辖7县4侯国，后增至13县，辖地包括今邵阳以南的资水上游，衡阳、道县之间的潇水、湘江流域，广西桂林市永福以东阳朔以北区域，面积达9万余平方公里，大致包括今永州、邵阳、衡阳、娄底和广西桂林五市的广大区域，北端一直延伸到湘乡。三国时，零陵郡辖区经历两次大的变更：吴甘露元年(265)分零陵郡南部置始安郡，即今广西桂林市；宝鼎元年(266)划出零陵郡北部置昭陵郡(今邵阳市)，又划出湘乡、重安、蒸阳三县置衡阳郡。隋开皇9年(589)废零陵郡，置永州总管府，废全州的零陵县，改泉陵县为零陵县，将谢沐、冯乘二县即今江永、江华从临贺郡划入。至此，永州行政区域基本定型。唐宋时期，境内分为永、道二州。自隋置永州总管府后，历代或称郡，或称路，或称府，永州、零陵之名，常交替使用。永州得名的由来，最权威的解释是永州境内有“永山、永水(在今双牌县内)”，所谓“永山永水之所出州也”。“泉陵”作为县级区域名称，从西汉元朔五年置泉陵侯国至隋，前后沿用了713年。
零陵城前临潇水，环以群山，延以林麓，地当楚粤门户，自古号称“不墉而高，不池而深，不关而固”，一座巍峨方城，气势非凡。汉唐以来，零陵城累经修筑，今见诸史志的就有几次大的增扩。东汉初年，零陵郡治所移至泉陵县城，城区规模大增。三国时，孙权遣大将吕蒙取零陵，太守郝普凭险拒不投降、吕蒙遂在城北二里筑“吕蒙城”守候。后通过郝普好友邓玄之以谎言诱骗郝出降。吕蒙夺取零陵后，对城廓进行了修建。据说，当年吕蒙的“吴军司马将军府”设在千秋岭的古龙兴寺，唐时怀素曾从龙兴寺古井中淘出“军司马印”汉铜印一枚，从此爱不释手，常在其得意之作中钤盖。后历经两晋南北朝的经略，到唐代城厢格局基本形成。宋嘉定年间，刺史赵善谧增修里城。此后，数十年间，频遭战乱破坏，几成废墟一片。南宋景定年间，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筑城活动。这次筑城起于景定元年，到景定五年即公元1264年工程才告结束，历时五年之久。新城落成，参与其事的教授官吴之道特作《永州内谯外城记》，以纪其盛。吴文对修城始末及城池规模记述备详：全城略成方形，周长1635丈，达9华里，城门四座，正东为和丰门、正西为潇湘门、正南为镇南门、正北为朝京门，还开有五条便门，以利交通及取水。远观“女墙云矗，雉堞天峻”，里城严严翼翼，官舍民间鳞次栉比，俨然都会气象，所谓“宋有天下三百余年，而后方有斯城”。零陵宋城的规模形制，在荆湖南路，除长沙城外，其它州郡无与伦比。直到一百年后的明洪武年间，常德府城才达到9里13步，岳州府城周长计仅7里；而衡州府城在零陵宋城两百年后的明成化年间才增扩到周长7里30步。这些，都是见之于清光绪《湖南通志》的史实。
自宋末零陵大规模拓城后，元、明、清时期又有几次重修，城廓有所拓展。但由于自宋明以来，楚粤通衢重心东移江西、福建，永州交通优势日渐丧失，加之境内战乱、天灾等因素影响，经济文化发展放慢，逐步拉开了与先进地区的距离，府城建设失去活力，所以，终明、清之朝，零陵城始终未能整体上突破宋城主体规模。
如今，从清康熙年间绘制的《零陵城厢图》上，我们还依稀可见当年零陵城厢的概貌。到清末，城内有12街18巷25坊，重要街道按“两纵八横”布局，纵向有正大街、北正街、后街，横向有府正街、新街、文星街等，河西有柳子街；城中胜迹则有众所熟知的“九井三槐”、“五码三台”等；城内主要建筑有府衙、县署、万 寿宫、高山寺、濂溪书院、府学宫……。历史上零陵城不乏著名建筑，名气最大的要算潇湘楼、钟楼、鼓楼和镇永楼了。
潇湘楼，在城北潇湘二水合流处萍岛的东岸，是一座千年古建筑，具有非同寻常的文化底蕴。最早建于唐代，五代以后湘口驿站驻此，清康熙年间，因湘口驿迁于城内，楼遂塌废。潇湘楼是古人游览潇湘必登之所，刘禹锡、柳宗元、沈辽、范成大等名家游此均有题咏，宋范纯仁贬居永州期间，登此楼题额“江天一馆”，故又称“潇湘馆”。
鼓楼位于正大街，始建于宋咸淳三年(1267年)。这一年，郡城贡院忽产硕大玉芝一株，邑人视为祥瑞之兆，此后，零陵便有“芝城”之称。传说，元御史伯颜九成曾题“芝城”两大字于楼上。钟楼旧在府衙后面的万石亭旁，明弘治十二年知府王爵迁建于府衙东侧，即原零陵军分区院内。历史上，钟、鼓二楼累遭兵火，历代宰官多有修葺。最后一次重建钟楼和鼓楼是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由永州知府李策鼎主持修建。两楼为姊妹楼，均系砖木重檐结构，陡拱彩绘，“飞甍隆栋，高出云表”，为古城两处重要建筑。志载，钟楼之上，置巨钟两口，其一原为太平寺钟，钟上刻有汪藻铭文；鼓楼之上悬大鼓一面。其时，每晨击钟报时，暮时击鼓。“晨钟暮鼓”，历来为太平盛世之写照。
镇永楼，俗称转角楼，在府城东北角的鹞子岭上，明永州知府彭世济始建于嘉靖二十四年，后经重修扩建，成为一个建筑群，除主楼外，有山门、土皇阁、玄帝殿及两旁道院等建筑。镇永楼耸立于地势高峻的府城第十山头，前对嵛岭，襟带潇湘，煌然巍然，为零陵一大胜迹。平时，它是名人雅士及百姓大众登临赏玩的地方，战时又是望敌台。有诗咏道：“两岸城垣烟雾里，千家楼榭画图中。”据考，此楼存世近400年。1918年，湖南督军谭延阊为纪念在护法战争中牺牲的永州镇守使刘建藩，将楼下的庙宇改建成“护国祠”。次年，又在镇永楼傍建“崑涛亭”(崑涛为刘建藩别号)，亭分两层，呈六角形。
二 通衢考
零陵城在历史上作为楚南一大都会，系由地理交通与经济、人文因素促成。
这里，“北扼荆湘、南控百粤”，是古代楚粤交通的重要门户。广东广西古称百粤，又因地处五岭之南也称岭南。由两广进入内陆腹地必经逾五岭。在我国历史文献中，“五岭”往往不仅指横亘南北的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和大庾五座大山，也指由北到南入粤的五条通道。《晋书·地理志》、唐杜佑《通典》等都采此说，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更为清楚：“五岭之说，旧以为皆指山名，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入南雄，二也；自湖广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州入广西之贺县，四也； 自全入静江，五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骐骧认为，—在这五条路中,由全(州)入静(桂林)，由道(州)入贺(州)两条通道是最主要的，也是开发最早的。据湖南省社科院郭仁成《楚国经济史新论》一书考证，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版图已延伸到南越，一处达广西全州以南地区，一处达道州以南的苍梧地区，而这两处正是楚越两条通道之所在，即是说，其时两条古道事实上已经形成。郭的这一观点，也可从二十世纪两广地区出土的大量春秋战国文物中得到佐证。秦汉以降，历代王朝对这两条通道的修筑倍加重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征服岭南百越各部，命监御史禄率众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凿渠运粮”，于公元前214年建成举世闻名的灵渠，从而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成为古代中原到岭南最为重要的通道。由零陵湘江水道向南可入漓江、达西江，而抵番禺(广州)；向北可出洞庭而抵中原。湘一一漓水道，平时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发挥重要作用，战时又是大军和粮饷传输的通道。至于陆路，由于从零陵向西经全州到桂林，是一个较大的山谷地带，地势平坦舒展，其间有一条千古不变的旱道，也是历来的官驿大道。明代大地理学家徐霞客详细记载了此路由零陵进入广西一段的走向：“黄沙铺、深溪铺、太平铺、全州、界首、塔儿铺；兴安万里桥、严关、灵川”。以上水陆两路，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湘桂走廊”。
另一条通道，由零陵南经道州入粤，则更为便捷。秦朝的驰道已修到零陵境内。《方舆纪要》曰：零陵驰道在“永州府东南八十里，阔五丈余，类今之河道”。它是与古深水即今潇水并行的一条官道，向南过道州逾岭入粤。依据有关文献资料，由道州进入南粤，大致又分为三条古道：一是曲道州双屋凉亭，经江永麦岭、青山口、黄龙至富川古城，路宽1—1．5米，多为鹅卵石铺面，也有用青石铺成的，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开凿的“新道”，全程170公里；二是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通桂岭古道，由道州经江华大圩，到贺州八步与桂岭河水路相接，然后顺贺江，直下珠江；三是东汉大司农郑弘奏开的峤道，由道州、经萌渚岭与九疑山之间的山谷，抵广东连州，具体线路失考。这三线，主路是“新道”一线。“新道”也称“潇一一贺古道”，是穿行五岭间的山地大道，虽无贯通一气的水路，但它一端连接道州峤道、北通云梦，另一端连通临贺古郡、南极苍梧，可出粤港东南亚地区，其间无须翻越太多的高山大岭，从零陵沿潇水谷地到道州，过谢沐、临贺，马车一溜烟便到达广信(梧州)。该路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被视为中原入南粤的重要路径，自公元前213年开通，到公元729年张九龄开凿赣粤梅岭驿道前的1000年间，是它的全盛时期，唐宋时代仍为“岭口要道”。西汉陆贾两次出使南粤，均走此道；汉武帝平定南越时，王义侯田甲一军也取此道“下苍梧”。如今，道县双屋凉亭的那段“新道”，仍保留着鞋底磨出的锃亮光洁的凹痕，人们不难想象当年人流浩荡的景象。
以上两条入粤通道均交汇于零陵城。这座古城为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楚粤门户”。零陵城西门外的黄叶古渡，就是向西进入“湘桂走廊”的必经之处，明万历年间知府叶万金在此建造浮桥，并请郡人户部尚书周希圣作记，名日“平政桥”；城南两里的百家渡，历来为南下道州的重要官渡，旧志上，苏轼经此留有《百家渡》诗作。
考察历史上的楚粤古道，不能不提到的是，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双牌大型水库，改变了永州境内南北交通的整体格局。从双牌县城沿潇水而上，原本有一条20多公里的峡长谷地，其间地形平缓，无大的起伏，它连接北部的零祁盆地与南部的道江盆地，是永州唯有的一条贯通南北的峡谷地带，也是一条历史交通孔道。从秦时的弛道、汉代的峤道，到后来的官驿大道，无一不是采行此线，故较易通行。民国35年，修建零道公路也是循潇水谷地穿行的，其线形平坦直捷，零陵县城至道县里程仅为80余公里。1962年水库建成，淹没了潇水谷地，致使零道公路改道翻越都庞大岭，于是这条公路变得陡峭险峻，里程也因此延长13．5公里。
综上所述，零陵自古处于南北交往的孔道之上，所以继秦皇汉武用兵南越、取道零陵之后，两晋南北朝避乱和经商的人流，以及唐代李靖平定岭南，宋代潘美统一南汉，无不由此而南。在中原先进文明向岭南传播的历史进程中，起着桥梁和“中继站”的作用，因而永州也成为南方开发较早的地区。
三 经济考
古代零陵城市的兴盛，与本地封建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永州地处五岭北麓，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经济发展可谓得天独厚。早在远古时期，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灿烂的文明。1995年，道县玉蟾岩出土的距今1万年前的古稻谷遗存证实，这里是人类最早种植水稻的地方；同时出土的原始陶片，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陶制品。从秦汉到唐宋的整个中古时期，永州经济发展在湖南一直居于前列。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弥足珍贵的两幅古地图，其中《地形图》的中心区域，是今永州南部潇水流域，图上明白标有8个县治及70多个乡里级居民地。考古学家张修桂经对《地形图》深入研究，结论是：“秦汉之际，潇水流域已是一个久经开发、人烟稠密的重要经济活动区。”人口繁衍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具体反映。到汉末，零陵已成为长江以南为数不多的百万人口大郡。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湖南境内置有四郡，总人口281万，其中零陵郡人口为1001578，是桂阳郡50万的两倍、武陵郡25万的四倍，仅比长沙郡少5万人。
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经营开发，到唐宋之时，永州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水平较一般地区为高，时称“湖南名郡，甲永(州)乙邵(州)”。农业方面，永州、道州一带大量荒地得到垦复，梯田显著增加；生产工具不断改进。从柳宗元《田家三首》诗中可知，这里的农民在中唐已普遍使用较先进的曲辕梨耕田。宋代，永州各地出现了水力筒车，南宋文人张孝祥游永州，写有《湖湘以竹车激水》之诗；至宋末又代之以功效更大的风力水车。由于耕作面积的扩大和生产条件的改善，永州的粮食自给有余。“人家储粮，皆及数岁”。唐刺史韦宙在永州“筑太平仓收谷”，以应国家不时之需。《府志》对永州粮食多次外调，均有记载。其它如柑桔、杉木、茶叶等，也已广为种植，“江华杉条”远近驰名；《说郛》记述：“金桔出营道者为天下冠广卜争工业方面，永州葛、细紷、绸缎等丝织品产量可观，因质地优良、“漂染皆宜、他邑无有”，列为贡品。《宋史·食货志》：“衡、永岁入中平小罗各万匹。”宋永州官窑遗址中挖掘到的瓷器，坯胎涂有底粉，施半截青黄或淡黄釉，证明陶瓷制作工艺已具相当水平。北宋建隆元年(960年)，永州庠刻《柳河东文集》30卷，这是湖南采用雕版印刷的最早史籍记载。永州矿严资源丰富，采冶业发达。江华多锡，在《水经注》中被称为“锡方”，锡的加工很有名气，有“湖南锡器推零陵工巧为最”之说。境内多数县产铁。宋时，道州为全国20个官设铁冶贸易机构一一“务”的州县之一，铸冶技术先进。唐宋两代，其地私人铸钱在五岭南北地区大肆流通，震动朝野，为此皇帝多次颁诏“禁道州私铸钱”，民间铸钱能以假乱真，其工艺技术之精湛可见一斑。商业方面，因永州地处楚粤之交，两地间的贸易往来源远流长，随着本地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境内商业贸易活动更趋兴旺。一者，本地一批新型圩镇开始出现，民间形成了商品货物交换的固定集日，俗称“赶闹子”；再者南来北往的商贾，多会集于此，或采购本地特色产品，或将所贩运货物进行中转。到明初洪武年间，零陵城内建有大小旅店、商铺达76处之多（见《永州府志·城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永州商业兴旺的景况。
唐宋时代永州经济社会繁荣，最有力的史实就是朝廷划定重要县份的数量。当时根据各地区 位、户口、赋税的多寡，将全国州县划分为不同等级，其中重要县份有“望”、 “紧”、“上”之名。唐代，今湖南境内有上、紧、望县共23个，其中有零陵、祁阳、弘道、延唐、江华县，加上郴州蓝山县，今永州市占6个；宋代，全省重要县份17个，永州占5个，且零陵县为全国85个“望”县之一。唐宋两代，永、道二州所辖区域与现永州市相当，而两州人口占湖南14州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一时期的永州，与潭州(长沙)、衡州被史家列为湖南三大经济发达区(据《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工商物产分布图”)。
上述情况表明，中古时期的永州，封建经济颇为发达。正如杨万里《曹中永州谢表》所云：“家娴礼义而化易孚，地足渔樵而民乐业”，“视中州无所与逊”。作为来自先进地区的杨万里，且任职零陵，认为当时的永州与中原先进州郡相比毫不逊色，应当说他的这一评价是中肯的。
四 先贤考
楚故多材。永州山川奇秀，地灵人杰，才俊之士，代不乏人。他们或以文学显，或以功业著，名垂于后世。
隋唐科举制度推行以前，朝廷选拔官吏，主要是地方荐举，即所谓通过“举贤良方正”、“举茂才”等，推荐优秀人才直接从政为官。据康熙《湖广通志·荐举》所列名录，今湖南、湖北两省经由荐举官至公卿士大夫的，两汉三国时期为36人，零陵郡有曾谭、刘优、蒋晋、熊尚、刘巴、刘敏、赖恭、黄盖等8人；两晋南北朝27人，零陵6人，中有泉陵人唐宏官至大司徒；唐代18人，永、道二州占6人。
隋唐开启科举考试后，与这一制度并行的是地方遍设官学，规定应试者必先入官学。零陵素有重教传统，这里至迟在唐代就办有官学。明隆庆《永州府志·学宫》明确记载，永州官学是刺史韦宙于唐元和年间创办，旧在城外，宋太守柳拱辰迁建于东山之下；道州州学在“州西门外，唐薛伯高创制”，柳宗元作记。宁远、江华、永明三县唐代已有县学，其它各县也都于宋代建起官学。宋代私人或官府创办的书院兴起，零陵城内有东邱书院，道州有濂溪书院。公元1261年，宋理宗赵昀亲赐“道州濂溪书院”御匾。到明代，永州各地书院达15处之多。由于官学、书院的兴办，加之柳宗元、范祖禹、范纯仁、胡安国、蔡元定等一批名家硕儒，在此聚徒讲学，积极传播思想文化，本地大批人才得以脱颖而出。据清光绪《湖南通志·选举志》列名统计，唐代湖南考取进士25人，今永州占9人；宋代今永州考取进士373人，占全省937人的40％。在科举史上，永州籍人士曾留下许多世所传颂的佳话。宋代有6科进士考试，湖南登科者均系永州、道州举子；南宋大学士道州人何友兰，斗家两代有七人考中进士，四人在朝廷做了高官，理宗皇帝赐联“三科七进士，两世四中丞”，特加褒奖；与周敦颐并称为“潇川二先生”的永明人周尧卿，一家三代先后有11人考取进士。唐文宗大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27年，延唐县(今宁远)举子李邻，应进士科考试，一举夺魁，时年20岁，成为湖南最早的状元。经查阅《中国历代状元录》，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最早的状元，湖北杜陟唐大和五年(831)状元及第，江西卢肇唐会昌三年(843)癸亥科进士第一，广东莫宣卿唐大中五年(851)钦点状元，广西赵观文唐乾宁二年(895)考中状元，四人皆在李邰之后。据此，李邰也是今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五省区第一个状元。
秉潇湘山川之灵气，受舜帝道德文明之熏陶，永州历代多出骨鲠担当之士，同时也孕育出周敦 颐、怀素等文化艺术宗师。
如果说，我们在“濂溪悟道”中领悟到了周氏理学的博大精深与辉煌，那么，我们从黄盖身上则进一步读出了永州人的智与仁。孔子说得好，“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正是黄盖献上火烧曹船的“苦肉计”，促进了三国鼎立格局的形成，黄盖的智谋和担当精神，谁都佩服，尤其是让吴国人敬仰不已，因此才享有“图画盖形，四时祭祀”的殊荣。
三国的另一位顶尖级风云人物蒋琬，零陵郡人，从小寄住在外祖父零陵太守刘优家，故居在城内千秋岭。青少年时代即以才学闻名于郡县，后以州书佐从刘备入蜀，诸葛亮称其“社稷之器”。孔明攻魏，琬留守，常筹集充足粮草保证军队供给。诸葛丞相临终前密表后主，言琬可托付大事。诸葛亮死后，代为执政，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死后谥“恭侯”。如此众多光彩照人的头衔，人们不难感觉到他在蜀国的份量。
在魏国，则有零陵人刘先官居要职。刘先自幼博闻强记，明通典故。初为刘表射驾，献计刘表依附曹操，刘犹豫不决。曾出使许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于大庭广众之中驳斥曹操对刘表的责难，使曹无言以对。汉献帝时，官授武陵太守，后升为尚书。凭刘先的实力和凛然之气，后来竟做了魏国首任尚书令。
唐代开湘状元李邰，20岁时即登上荣誉的巅峰，本可以安安稳稳做个京官了，但他却偏要上书，愿将自己进士第一让与同科考生刘簧，因而得罪宦官，被排挤出京。后任贺州刺史，升吏部侍郎，授正义大夫。晚年辞官还乡，寄情九嶷山水。为政惟观民风，做人惟守正义，将正大之德置于自己梦寐以求的功名之上者，李郐也。
宋代抗金英雄陈遘，零陵县人，21岁进士，有文武才。初为莘县、雍丘县令，以政绩升广西转运判官，因得罪蔡京被罢职。不久复官，以龙图阁直学士经制东南七路财赋，创设历史上有名的“经制钱”，并在杭州大兴水利。靖康元年(1126)，加授资政殿学士，光禄大夫。是年冬，金兵大举攻宋，康王赵构亲任天下大元帅，陈遘任兵马元帅，驻守河北重镇中山府(今定州)。在外无援师的情况下，坚壁固守达半年之久。京都失陷后，朝廷命陈适(陈遘弟)临城谕旨，令他放弃中山，但陈遘誓与中山共存亡，率部全力抗战。不幸，部将沙振判敌，乘夜持刀闯入府中将陈遘及一家17口杀害。金兵入城后，将陈遘葬于铁柱寺，称之为“南朝忠臣”。
明朝大臣陈荐，字君庸，号楚石，祁阳县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累官户部尚书、河漕总督。为官以公正廉明、不畏权贵著称。任陕西巡抚时，三秦荒旱，他清理积牍，得四万余金，上疏请献赈灾，救活不少老百姓。
又如周希圣，永州何仙观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初授华阳知县，以政绩升御史。因具疏极陈滥取宫扇之弊，谪灌阳典史，家居十八年，后升为南京户部尚书。旋因弹劾奸臣魏忠贤，被削职为民。老年虽复起用，已无意仕途。其为官卓立不阿，甚为时人称颂。
清代宰辅陈大受，祁阳人。雍正十一年进士。一个汉族文人，官做到兵部、吏部尚书，累官协办大学士直军机处，加太子太保，曾任直隶、两广总督，荣华、风光独占。他本可做个太平宫，但却甘冒风险，所到之处，兴修水利，赈济灾民，撤查贪官，民受其利。深为时人景仰。
还有何凌汉，道州人，嘉庆十年进士，历任顺天府尹、工部和吏部侍郎，后至工部尚书，又转户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立朝正直，廉洁自持，史称“以文章道德，系中外望者数十年”。其子何绍基，为晚清最有影响的书法大师。
提到书法大家，比何绍基更负盛名的是唐代“草圣”怀素。怀素(725—785)，俗姓钱，因曾在长沙住过，在《自叙帖》中有“家长沙”之语，有学者说他是长沙人，大概缘于此。然而，他在《藏真帖》中已明明白白写道：“怀素，字藏真，生于零陵”；《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大典》等专著，也都确认怀素“籍贯零陵”。怀素出家的寺院原在离零陵城西北2 0多里的书堂寺(今岐山头乡)。后来，书堂寺衰毁，宋元间僧人便在零陵城东门外两里怀素故居重建绿天庵，庵内有“怀素塔”，后迁建东山之麓。今天，透过“绿天蕉影”，墨池、笔琢、穿孔漆盘，这类流传了千余年的掌故、物事，我们能感受到一位伟大艺术家所付出的艰辛。“十年怀素学临池”。他自幼勤奋学书，无钱买纸练字，便于庵旁广植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因名其寺为“绿天庵”；经长期精研勤学秃笔成琢，埋于山下，名“笔琢”。
他生逢李唐王朝的盛世，是主体精神有一个相对释放空间的时代。这位出身在僻远山地的“零陵僧”，不但在书法领域对求雅崇格的“大王书风”进行了挑战，也从不为佛界的清规戒律所束。怀素生性嗜酒。他在长安写《食鱼帖》，直陈自己整日喝酒吃肉，虽为常流所笑，仍然我行我素。“酒”使他热血奋张，禅宗的超越精神极自然地与“酒神精神”融合一体。兴到运笔，如骤风旋雨，飞龙走蛇，虽多变化，而法度俱备。今天，人们亦不难想象到他那“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风姿。
怀素的狂草引发了李白、戴叔伦、卢象、钱起等大诗人书法诗歌创作的雅兴。从而开启了一个书法与诗歌完美结合的艺术景象。李白游九嶷在零陵会见怀素，实在是一种艺术奇缘。李白遂作《草书歌行》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潇湘与书法相得益彰。古朴苍茫的永州，山川风云相映成趣的永州，在怀素的挥洒之间便有了大气，有了格调，有了精神。永州万物在他眼里成为狂草纵横可象者之“象”：阿娜杨柳的柔和之美，夏云随风的飘逸之美，枯藤劲松的浑荆、之美，翔雁飞鹤的迅疾之美……全汇合在狂草线条、墨色、结构的无形之“象”中了。今存永州的怀素书法有《瑞石帖》、《千字文》、《秋兴八首》等。
永州历史人物还可以排出长长一串。我们从这些先贤身上，不难找到永州人刚直秉赋代代衍化的踪迹。
五 流寓考
永州本土名贤心灵的传承脉络，自然也会感染来永州的为官者和贬谪者。永州历代守官均不乏勤政爱民、博学贤德之辈。历史上，因这里地极楚南，远离京城，故往往又是朝廷贬谪“罪臣”之所。仅唐宋时期，贬来永、道二州的宰辅人物，就有杨炎、寇准、丁谓、范纯仁、蔡京、王黼、张浚、汤思退、赵汝愚等十余人。众多名流学士仕宦流寓于此，无疑对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翻阅史籍，大文豪苏轼、苏辙兄弟和宰相张浚、张拭父子与永州这片山水有一段难解之缘。苏轼于宋徽宗元年贬永州团练使，后得朝廷恩准，改居成都玉局观；其弟苏辙几乎是在同一年改贬永州，徙岳州，不久复官大中大夫，实未到永州任职。但永州人却没有忘记苏氏兄弟，在朝阳岩建寓贤祠加以纪念。
在张氏父子贬永之前，先来了一位非凡人物范纯仁。范纯仁是范仲淹的次子，官至尚书右仆射。他颇有家父“先忧后乐”之遗风，且宽容大度，曾说“苟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已之心恕人”，即便是自己无辜遭贬也从无怨言。后张拭在城东碧云庵为他建了“思范堂”。永州人就是喜欢范先生这种豁达和宽容。
张浚，四川绵竹人，北宋著名宰相。他在国家民族危难关头，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力主抗金，即使遭贬闲居，也不放弃自己的主张。绍兴八年二月(1138)张浚首次贬居永州，其后又于绍兴二十年、绍兴二十六年两次续贬永州。在永期间，曾连上50疏，反对秦桧与金议和。在永州清冷的“三省堂”，他度过了孤寂的十几年。
俗话说，将门虎子。崇善勇武的父亲，却培养出了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理学泰斗儿子张栻。张栻父长期居永州。他自幼师从胡宏学孔孟仁义忠孝之道。无论那篇自我警策的《希颜录》，还是后来那部厚重的《南轩集》，都表明他的确无愧为宋代理学体系建构的领军人物。难怪当湖湘文化奠基者胡宏读了他的《希颜录》，欣然慨叹：“圣门有人矣!”
在永州的贬谪族中，有一位“累赦不宥”的人，他就是南宋诗人汪藻。汪藻江西德兴人，崇宁二年进士，高宗时召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绍兴二年(1132)谪居永州，朝廷多次大赦而不在其列，前后滞留永州十二年。自忖“湘水有飞枭之集合，衡阳无过雁之传书”，只好在愚溪畔建“玩鸥亭”，以诗会友，排遣愁怀。绍兴十四年，邑人在愚溪重建柳子祠，他作《永州柳先生祠堂记》：“故有唐三百年，世所指尊者，日韩柳而已，岂非盛!”显然，评柳子，也是评自己，其深怀复用之心与柳子几乎同出一辙。汪诗初学江西派，后学苏轼。他那《庚午岁屏居零陵》几首五古诗，已表露出对永州文雅、苍劲山水的新感觉：“暑退潦亦收，潇湘静如染。时观自跳鱼，冲破青琬琰。纤纤初弦月，不受薄云掩。近村应渐寒，已有鸦数点。”
与上述贬官不同，杨万里是考取进士荣任零陵县丞的。杨万里，江西吉水人，字廷秀，号诚斋。绍兴二十九年(1159)调任零陵县，隆兴元年(1163)离开永卅。他到任不久，便结识了张拭。时张浚第三次谪居永州，杜门谢客，杨三往而不见。后在张拭的引荐下，终于得见。张浚勉其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教终身”，不仅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诚斋”，还自号为“诚斋野客”。杨万里一生作诗两万多首，与尤袤、范成大、陆游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他的诗立意清新，语言平易自然，形成了充盈性情、思致的“诚斋体”。而他的“诚斋体”即发端于永州。曾作《东山》诗云：“只知逐胜忽忘寒，小立春风夕照间。最爱东山晴后雪，软红光里涌银山”。零陵山之理趣、水之活泼，牧童之呀语、村夫之俚言，处处都可进入杨万，里灵敏度极高的诗的“快镜”。
唐代杰出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是永州一张最亮丽的名片，也是最让永州人引以自豪的历史人物。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其父柳镇，是一位正直而富有学识的中下级官吏，母亲卢氏出身于书香门第。柳宗元4岁能读古赋，13岁能写出漂亮的文辞，21岁中进士。年轻的柳宗元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公元805年，柳宗元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他壮志凌云，积极参与王叔文等人的“永贞革新”，但不久改革即告失败，王叔文被杀，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自永贞元年(805)贬永，到元和十年任柳州刺史，柳宗元在永州谪居10年。“一代文豪，十年楚客”。这十年，是他对自然、社会、人生深入思考的十年，是他思想升华和文学创作最辉煌的十年。那时，柳宗元才32岁，正是是人生风华正茂时，不幸而处于逆境之中。但柳宗元没有因此而颓丧，他住乡间，串农家，游山水，勤笔耕，并与韩愈倡导“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柳宗元全集》流传下来的670余篇诗文，约有500篇作于永州，其中广为传颂的名篇佳作，大多是在永州所写。他在永州的文学创作，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成就是多方面的：雄深雅健的论说文，如《封建论》、《贞符》；绘时鞭浊的寓言，代表作有《三戒》、《罴说》；传示后世的传记文，有《捕蛇者说》、《段太尉逸事状》、《河间传》、《宋清传》等；“牢笼百态”的山水游记，典范之作是《永州八记》一一《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独具特色的骚赋，如《囚山赋》、《梦归赋》、《惩咎赋》、《天说》、《天对》；清新俊峭的诗歌，如绝妙古今的五言诗《江雪》等。
柳宗元堪称永州山水的千古知音。永州的山水，没有泰山华岳的挺拔，也没有黄河长江的奔腾，但山明水秀，清新隽永。是柳宗元，用简短凝炼的清词丽句，第一次以寻幽探胜的游记形式，以西山为中心，按西南走向的次第，描写西山及其附近的八处胜景。在他的笔下，原本无甚名气的山山水水，无情无绪的自然之物，出神入化地变成了有性有灵、神秘而幽丽的“生态”。瞧，那突兀特出的西山，那屈折东流的钴鉧潭，那水尤清洌的小石潭，那幽绝奇处的袁家渴，那风摇其巅、韵动崖谷的石渠，那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的石涧，那遍生嘉树美箭的小石城山……一草一木、一泉一石，其动静远近，是那么简朴，那么自然，又那么清丽爽心，时时至味，处处至情。在这里，人们可以看见自然山水美学价值的永恒。
对于柳宗元来说，西山是他亲近大自然的开始，西山也给这位忧患而沉重的文学家以无穷的慰藉。他的那种身为“僇人”的“惴栗”感，也在这种境界中得到了暂时的消解。他写山，每座山都有自己的特色；写潭，每个潭都有不同的风采。他“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道之不行，寄情于山水，而山水不仅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也成了作者一腔积愤的寄托与象征。后代的文学家们，凡写作山水游记的，无一不从他这里学习。
柳宗元在政治、哲学思想方面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的光辉；他一生“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理想，认为“道可以济天下，而命不通于天下；才可以致尧舜，而运不合于尧舜”；他提出了“民为君本”的思想，在《捕蛇者说》中对“苛政猛于虎，赋税毒于蛇”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鞭挞。
柳宗元的谪居生涯是孤寂而苍凉的。其两任妻子均在贬永之前不幸先后病故。805年，随同他到永州的有母亲卢氏、女儿和娘、堂弟柳宗直以及表弟卢遵。初到永州时，一家蜗居千秋岭龙兴寺的西厢房。次年，老母染病身故。他的这个家五年间四为天火所迫，不得以在809年搬至东山法华寺即今高山寺。见“量移”无望，他于810年在愚溪旁置地筑房，“甘终为永州民”。不幸的是，这一年10岁的女儿和娘夭折，柳宗元更觉凄楚。自愚溪定居后，柳宗元的境况渐有好转厂先后与两位永州女子共同生活，并生有一对双胞胎女儿。
永州的山水人文孕育了柳宗元这位文学巨匠，而永州也因柳宗元更加名播中外。诚如诗人汪藻所说：“盖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日零陵；言零陵者必日先生”。永州人民对柳宗元怀有深深的敬仰之情，据说，早在唐元和九年十二月，柳宗元将要离开永州时，本地百姓即筹建柳子祠。如今的柳子庙，是清代重建的，近年又按原貌进行修复，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座落在潇水西岸柳子街中段，面对愚溪，背负西山。庙系砖木结构，简洁朴素，石脚、梯阶、台跺，三进三开间，正殿宽宏，高耸巍峨，殿内供奉着柳宗元塑像，挂有“文冠八家”、“福我寿民”等联额，正殿后有“荔子碑”，文出韩愈、书出苏轼、德怀柳子，世称“三绝碑”。春秋社日，四方百姓来此虔诚膜拜。每逢农历七月十三日柳宗元生日这一天，则杀猪宰羊、演戏、赶庙会，以示怀念。
“千古零陵擅风月”。零陵古城经过两千年的历史烽烟，到20世纪初城垣基本完好。抗日战争时期，城内府学宫、城隍庙、镇永楼等多处重要建筑，被日寇炸毁。1950年以后，陆续拆除了太平门、大西门、小西门城墙，用城墙砖修建西关外小学和花鼓剧院，整修码头等。“文化大革命”中，城区名胜古迹进一步遭到破坏。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已聘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制定古城整体保护规划，保护区东起东山一一鹞子岭，西至西山一一芝山，涵括城区潇水河段，总面积为8．8平方公里。保护与整修项目，亦将付诸实施。人们期待，在继往开来的新世纪，零陵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湘南古邑，必将更加生机盎然、璀璨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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