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升级战略研究-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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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是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重要议题，该项目是当年仅有的两个“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立项课题之一。这也是我们研究团队首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五年间，国内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几经沉浮，我本人与科研团队对项目的理解也经历了多次的“自我否定”和“自我革新”。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判断后，“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再次引发关注。成为解读中国经济现实状况与未来战略的很要视角，尤其是如何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现“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成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本书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也集中于此。 2014年，我们重新调整了研究框架，在既有理论基础上引入结构升级，使之与既有的价值链升级相并列;在研究线索上将“结构调整—平稳增长”作为关键线索与原有线索“全球价值链—优势变迁”相并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原计划的研究内容和范围，延长了研究期限。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成倍增加，本书的内容也经历了颠覆性的调整。概括来言，本书在“中等收入陷阱”基础理论、产业升级现实背景和战略对策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地融合了理论经济学的学术逻辑、现代统计指标下的经验事实、战略研究的对策思路，使“中等收入陷阱”与“产业升级”两个学术热点主题在理论、实证和对策研究方面真正融为一体，能够为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制订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主要内容、重要观点和对策建议 本书的研究内容观点和对策建议可以概括为价值链升级和结构升级两个研究思路交叉融合的内容体系(详见图2)。 1.基于价值链升级思路的观点与建议 产业升级研究存在“价值链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两派观点。前者关注产业链各环节和企业内部的生产效率，后者关注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的结构比例。我们原有的研究计划与2012年前后多数国内学者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和“产业升级”认识相一致：以价值链升级为中心，主要关注“中国制造”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比较优势断档风险”。价值链升级关注的是如何提高产业能力和附加值水平，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得更高的地位。以此为基础的产业升级理论与“微笑曲线”关系密切，认为“中国制造”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位于“微笑曲线”中间部分的加工制造环节面临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竞争，位于“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和营销环节又难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面临“比较优势断档”风险。在这一思路下，我们认为产业升级的突破点在于“价值链细分”：按“微笑曲线”的“研发—加工—营销”来划分生产经营流程，战略研究所关注的优势往往集中于“技术(专利)—劳动—渠道(品牌)”等传统比较优势上，但是如果进一步将三个阶段“打开”，对其具体流程进一步细分，则可以发现新的优势，从而明确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所具备的“过渡性比较优势”，即“资本—市场”优势(见图1)。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累积了大规模的资本存量和巨量的潜在购买力，西方发达国家面临资本短缺、需求萎缩的困境，新技术向中国“世界工厂”推广、新渠道在中国集中建设;在全球价值链向发展中国家延伸的过程中，作为全球加工制造中心，中国具备经验和渠道优势。这些都有助于中国投资新技术开发和新渠道建设、整合技术推广渠道和产品供销渠道，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研发”和“营销”环节，实现产业升级。以此为基础，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可以概括为：依托“资本—市场”优势，以注资和需求拉动的方式盘活发达国家处于困境的研发、营销团队;依托中国作为全球加工制造中心的经验和渠道优势，以直接投资和渠道延伸的方式引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企业竞争力，培养高素质员工，为本国居民提供稳定的就业保障和高层次的发展机会。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种按“产品差别”和“流程差异”划分竞争优势的“产品空间”思路，往往走向“离散性优势”视角。相对而言，以乔治·斯托克为代表的“方式空间”思路，关注的是生产方式的变迁，能够形成“连续性视角”。产业升级的优势变迁过程是“离散性优势”与“连续性优势”的有机统一。克服“比较优势断档风险”，既需要立足“离散性优势”在“方式空间”中确立“过渡比较优势”，又需要结合“连续性优势”推进生产方式的连续性变革。两种视角的统一将政策建议指向了工资份额提升与收入差距缩小——这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路径。 2.基于引入结构升级思路的观点与建议 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判断提出后，我们开始重新审视结构升级视角。结构升级视角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双轮驱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普遍关注的产业结构“服务化”涉及如何看待我国的工业化阶段，城乡经济结构则涉及我国特有的“农民工”就业和城市化道路。同时，经济“新常态”关注结构调整与增速放缓的联系，从而将结构升级与保持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联系。结构与速度的关系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议题，结构升级上升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绕不过去的主题。我们围绕工业化、城市化、结构调整、“结构—速度”关系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结论是，当前中国并未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关键是继续推进“工业化”提高工业生产率;以“农民工”就业为典型特征的“半城市化”既是中国高增长的体制背景也是中等收入阶段将逐步退出的“积累体制”，“农民工市民化”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动力;结构调整的本质是技术进步推动的专业化与深加工过程，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从正向推动作用转向负向迟滞作用，增速放缓有其合理之处，权衡“稳增长”与“调结构”有可供参考的“关联参数”。 3.价值链升级与结构升级相结合的内容体系 同时将价值链升级与结构升级纳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框架，需要处理两种升级路径的内在联系。我们认为将价值链升级置于微观与产业层面，将结构升级置于宏观层面难以准确把握两者的关系。我们进一步挖掘并梳理了两类升级的理论本质：两者兼具效率提升与比例变动的本质特征，价值链升级关注效率提升后的“投入—产出”比例，结构升级关注效率提升后的部门间的“产业结构比例”。两者都是经济效率提升的实现路径与外在表现。具体而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为企业内部的价值链升级提供外部驱动与宏观背景，价值链升级过程中的竞争优势变迁与产业能力提升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奠定生产方式基础和开拓国内外发展空间，同时，一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生产方式和积累体制又是价值链升级所需的优势条件。最终，价值链升级的产业优势变迁、结构升级的经济结构调整将统一于“生产技术提升—生产方式变革—分配格局调整”的矛盾运动之中。价值链升级与结构升级的有机统一，构成本项目的整个研究框架和本书的基本逻辑架构。具体而言，本书的十二章内容，分为“理论基础篇”、“战略背景篇”和“战略对策篇”三大部分，分别讨论研究的基础理论，中国的基本现状与升级背景，以及具体的战略路径与升级对策，三篇内容中价值链升级与结构升级两条线索交叉推进，共同服务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主题(见图2)。第一至四章为理论基础篇，明确“中等收入陷阱”与产业升级的基本理论。第五至七章是战略背景篇，考察中等收入阶段中国产业升级的优势条件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实背景。具体而言，在价值链升级方面考察“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优势，在结构升级方面考察产业结构视角下中国的工业化现状以及城乡结构视角下中国的城市化现状。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关于两者的考察也是关于价值链升级动力的具体考察。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是战略对策篇，从对外开放、结构调整、结构—速度关系、优势条件变迁和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探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升级对策。 三、本书的价值、社会影响和效益 第一，在基础理论方面，为“中等收入陷阱”和“产业升级”两个热点研究主题，确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本书立足“多重均衡”模型，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确立一个恰当的理论基础，本书深入企业内部的微观决策层面提出了“纵向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相统一的研究;在企业升级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价值链升级和结构升级相统一的产业升级理论框架，为两类产业升级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本书关于产业整合的研究实现了价值链升级与结构升级在战略理论上的综合与统一，是“价值链细分法”和图1战略研究在具体战略研究领域的贯彻和具体化。第二，在实证和经验研究方面，深入考察了我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潜在风险的现实背景、时代机遇与潜在风险。我们具体考察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Lafay指数为基础的考察表明“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整体地位依然偏低，中国产业升级的优势条件相对不足。我们从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指出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生产率提升速度较慢，中国不但没有完成工业化，而且需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才能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升级，要毫不动摇的抓住“中国制造”这个战略载体。我们从城乡就业结构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以“农民工”就业为典型特征的“半城市化”进程是焦点，指出中国特色的“半城市化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国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认为这一体制的退出即“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动力。第三，在对策研究方面，探讨了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攀越升级，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对策。在这一部分指出产业升级视角下的产业间结构约束构成价值链升级视角下对外开放、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动力机制;确立产业升级的战略方向在于“不断延伸的深加工”过程，而“创新驱动深加工”则是实现这一升级过程的关键路径，产业升级需贯彻“迂回生产”与“消费增进”的战略路径;考察了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关系，确认当前条件下中国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符合“Baumol—Fuchs”假说，即两者呈“负相关”关系，需认真权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对立统一关系;引入“连续性优势”视角，从根本上确立化解“比较优势断档风险”的战略对策，认为开发供应链优势接续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是中国顺利实现竞争优势转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出路;以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将离散性优势与连续性优势相统一，综合考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升级路径，认为应适当允许工资“跑过”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报酬份额，降低基尼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