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B站UP历史调研室的曼纳海姆（下）?

刚好最近打算填了两年前开的卡累利阿反芬抵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坑，顺带以笔者手头现有的资料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历史调研室在它那堆砌了一个半小时多的资料和出处的最新视频当中如是说：

……在芬兰内战前，经过民主选举选出的是右翼。芬兰内战中打赢的是右翼，芬兰内战后长期执政而没有被推翻的还是右翼，那就说明，在这一时期，芬兰人民就是更支持右翼，这就是人民的选择、这就是人民创造的历史。

然而，当时的芬兰的政治状况却与“芬兰人民就是更支持右翼”完全相反，更谈不上“这就是人民的选择、这就是人民创造的历史”。

芬兰右翼统治下的1918-1940年的芬兰

1917-1918年芬兰革命失败之后，整个芬兰笼罩在右翼的白色恐怖当中。内战时期建立的国民警卫队（ 其人数达到了8-10万人，远远超过了2.5-3万的芬兰正规军 ）比用来点缀的议会和选举更能体现这个“欧洲最民主的国家”的实质。芬兰共产党自然被宣布为非法（尽管直到1930年才由议会装模作样的走了一个“立法”流程），紧接着的就是统治阶级之间的狗咬狗大赛盛大开幕——君主主义与共和主义、军事统治与文官统治、资产阶级民主派与法西斯分子为了争夺主导权相互争斗；包括在历史调研室口中“毫不恋权”、“功成身退”的曼纳海姆，其本身就以“摄政王”的身份参与了 一部分右翼分子和军官策划、支持其（借助德帝国主义的支持）武装侵略苏俄建立“大芬兰”并在芬兰扶持德国王室成员复辟君主制的政变计划 。

和自由而独立的波兰第二共和国一样，尽管芬兰宪法上面冠冕堂皇的写着“芬兰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由聚集在议会的议员所代表”，但 卡累利阿人显然不属此列， 此处按下不表。至于那个“代表芬兰人民”的资产阶级议会，连芬兰右翼自己都当垃圾一样踩在脚下：

在整个20世纪，资产阶级保持着“对秩序的牢牢控制”，对芬兰共产党展开了一系列攻势， 甚至打破了关于议员豁免权的法律 ，如所谓的“悬崖勒马”（Kallion leikkauksessa）。然而，资产阶级的攻势由于其自身阵线的分裂而变得紧张和削弱。虽然它通过依靠大量的、主要是农民的中间阶层来保持自己在议会中的地位，但它认为自己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相对于议会来说太羸弱了， 议会的特点是狭隘和短视的政党斗争，另一方面，法律中也有许多漏洞，阻碍了他们的审议。 例如，法西斯分子斯文胡夫德（Pehr Evind Svinhufvud）公开谈论“ 议会制的危机时期 ”。

在这种情况下， 无视议会秩序的趋势变得更加强烈，尽管议会从未被废除 。出现了一种军事管理的趋势，例如， 通过法律将护卫队纳入国家机器（1927年），或者在曼纳海姆领导下的三巨头将军上台的阴谋失败。拉普阿法西斯运动不断壮大，并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权力，而联盟（kokoomukselainen，代指民族联合党Kansallinen Kokoomus）则试图保护“民众运动的合法目标不受过度行为的有害影响”。基维梅基（Toivo Mikael Kivimäki）政府在1930年代还提议实行法团主义化（korporativisoimisen），但该提议在议会中被否决。

这种“无视议会秩序的趋势变得更加强烈，尽管议会从未被废除”的情况也绝非发生在芬兰一家。在今天的印度、菲律宾、土耳其和秘鲁四个国家，存在着由毛主义革命党领导的持久人民战争，而这四个国家的毛主义革命党却无一例外的认定本国的社会性质是法西斯主义——尽管这四个国家同样存在着议会。

回到正题，从损失惨重的内战当中逐渐恢复元气的芬兰共产党虽然处于地下状态，但并没有停止活动。芬共首先以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党（SSTP）的马甲组织参加议会选举，在1922年第一次参选就获得了 13万票和27个议席。 芬共在后来以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和小农选举党团（STPV）等马甲组织在议会和地方政治中保持其存在。除了议会斗争，20年代的芬共也组织了一些罢工活动。

对于芬共活动的镇压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1923年8月，在芬兰资产阶级当局的暴力袭击下，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党被迫停止活动。1929年底，拉普阿运动—— 一个由大中型农场主、富农、中农（历史调研室口中的“白军基本盘”基本上就是这些人）和一部分城市中产阶级组织和参与的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 ——在芬兰南部兴起并不断壮大，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权力。它们组织了一波 得到芬兰当局和国民警卫队默许（一些国民警卫队成员甚至赤膊上阵）的有组织恐怖行动，特别是绑架和袭击活动 ，有三人被杀。受害者的总人数上升到254人，其中五分之四的受害者是真实的或者被抹红的“芬共成员”，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和小农选举党团也被迫停止活动。芬共成员和那些被抹红成“芬共成员”的人全部被剥夺了结社自由。芬兰当局也借助拉普阿运动发起的暴力活动宣布封杀了所有存在“共产主义嫌疑”的出版物。

依靠暴力活动，拉普阿运动成功在1930年7月初把斯文胡夫德为首的右派政府捧了上去，后者向拉普阿运动的代表提供政府职位作为报答，但由于内部分歧，其成员拒绝了。不过，斯文胡夫德在上台之后，马上就对芬共议员实施逮捕，所有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有组织活动都被系统地镇压。甚至连历史调研室口中“稳健、温和同时又富有进步主义色彩”的芬兰社会民主党也没有逃过一劫。在拉普阿运动发现自己即将被当局抛弃之后，它们转向反对社会民主党，呼吁在芬兰消灭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遭到绑架和袭击的总人数当中的五分之一是社会民主党成员。

1932年，垂死挣扎的拉普阿运动在赫尔辛基附近发起了一场武装叛乱，要求政府辞职，并成立一个 以曼纳海姆担任国家元首、“非政治”和“爱国”的新政府 。很多国民联盟党的领导人、包括其指挥官在内的大部分国民警卫队领导层以及许多军官都团结起来支持叛乱。但是拉普阿运动的叛乱最后依然失败了。人民爱国运动（IKL）成为了它的后继者，在议会中只有 8-14个议席 。

1939年12月，苏芬战争爆发，芬兰资产阶级当局公开走向了法西斯化。芬兰共产党遭到了灭顶之灾。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被扣上“莫斯科的傀儡”的帽子遭到逮捕，被关进暗无天日的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芬共成员建立了反法西斯游击武装“森林近卫队”，选择操起枪杆子打爆芬兰资产阶级当局的脑袋。

芬兰国家的法西斯化甚至影响到了芬兰人民的日常生活。1939年12月，芬兰资产阶级当局发布了禁止所有人举行舞会的禁令，同时派出大量警察上街将禁令积极落实到位， 数千人因组织或参加地下舞会被警察逮捕，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 。“舞蹈禁令”直至1944年底才在表面上宣布废除，但直到1948年才正式允许群众重新举办舞会。

可能这就是芬兰特色“人民的选择”的表现形式之一吧。

至于所谓的“苏芬战争让芬兰民族不分左中右联合起来”，则更是一个无比滑稽的童话故事：

今天，我们谈论着“冬季战争精神”，它调和了“内战的创伤”，团结了芬兰人。这是一个捏造的谎言。需要说明的是，在战争开始后，芬兰东部被红军解放的许多地区都为解放欢呼雀跃，甚至在赫尔辛基，也有一些人支持芬兰共产党领导的芬兰人民政府。当时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奥托·维尔海姆·库西宁解释说，“芬兰当局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雇佣兵一起，通过激烈的恐怖主义和震耳欲聋的民族主义嚎叫，设法镇压国内的反战民众运动，并孤立其支持者。“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短命的芬苏和平友好协会的经历。 该协会成立于1940年5月，于当年年底解散，拥有多达5-6万名会员，是芬兰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的两倍多；该协会的报纸《人民之声》（Kansan Sanomat）有27000名订户，而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喉舌的发行量从25000降至微不足道的9000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加深了： 像毛利·里奥迈（Mauri Ryömä）这样的左派开始赞扬苏联，而像卡尔·哈拉尔德·维克（K.H. Wiik）这样的中派则抨击丹纳（Tanner）的战争煽动 。此外，在继续战争期间，在绝对非法的最困难的条件下，还有一个 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小规模的、勇敢的抵抗运动 ，开展反战教育工作和破坏性攻击，涌现了许多烈士，其中最著名的是 维科·波伊斯蒂（Veikko Pöysti ）和玛塔·科斯基宁（Martta Koskinen）。 靠暴力维持的边缘团结，剩下的就都是神话了。

彩蛋：1944-1949年“危机时期”的芬兰社民党

尽管历史调研室的视频内容主要是在1918-1940年这个时间段，但是 由于同样长期执政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在1944年-1960年代中后期实际上被以“战友派” ^[1] 为代表的右翼完全控制和把持 ，因此完全符合历史调研室所说的“ 芬兰内战后长期执政而没有被推翻的还是右翼 ”这一条件。但是历史调研室在描述芬兰社民党的时候，却用上了“稳健、温和同时又富有进步主义色彩”之类的辞藻，将其吹得天花乱坠，仿佛芬兰社民党是什么温良恭俭让的亚撒西男角色。

然而，那个早在1937年参加卡扬德尔政府之后就已经公开反对工人阶级一切行动的芬兰社民党，会在1944年之后“迷途知返”吗？

在继续战争的枪炮声沉寂下来的1944年10月，以巴锡基维为首的芬兰当局签署了《莫斯科和平协定》，在后来进驻的、苏联主导的盟军管制委员会的压力下被迫正式宣布芬兰共产党为合法政党，条件是遵循芬兰当局的“民主程序”。同月，已经右转且答应了合法化条件的芬共回到赫尔辛基，与 被开除或者脱党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 和其他民主人士一同组成芬兰人民民主联盟（SKDL）参加议会选举。芬共还一度与农民党、和社民党发表合作宣言。 1945年3月，芬兰民盟参加大选，获得39.8万余张选票，占总票数的23.5%，获200个议席当中的49席，其中芬共占到了40席 。在极端丑化芬共和苏联的《芬兰史》当中所引用的芬兰官方的统计数据也不得不承认芬共在议会选举游戏里的“战绩”：

在这一次大选过后建立的芬兰政府当中，包括4名芬共成员在内的8名芬兰民盟成员参加了第二届巴锡基维政府，而其中最令芬兰资产阶级如鲠在喉的就是由艾摩·阿尔托宁担任副局长的国家警察（VALPO,Valtiollinen poliisi），因为该组织除了负责维护国内治安以外，还兼顾情报部门的功能。1946年3月，芬兰成立以芬兰人民民主同盟成员皮可拉为总理的联合政府。民盟11名成员出任政府部长。

芬共、芬兰社民党和农民党的蜜月随着1947年9月盟军管制委员会宣布撤离芬兰而迅速结束。芬兰社民党和农民党与国民联盟党合作，随即开始了针对芬共的一系列反攻倒算。尽管芬共已经愿意参加到资产阶级议会选举的过家家游戏当中，但是它们并没有因此打算放过芬共，而是极力打击和排挤。 ^[2]

1947年3月，芬兰社民党发起了一场名为“受够了”（Jo riittää）的政治宣传运动，以皮可拉政府的经济控制监督委员无法遏制当时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与由于物资紧缺和黑市加剧了的物价飙升为突破口。由于这时担任内政部长的是芬共成员马蒂·胡塔，因此这一场政治宣传运动从一开始就有着浓厚的反共色彩。瑞典社会民主党为芬兰的弟兄们提供了资金援助，芬兰广告公司也和芬兰社民党合作进行宣传活动。

1948年4月25日，芬兰社民党炮制了一份文章，大肆宣传芬共内部的“少数派”曾经在1944-1945年的“某个时刻”试图发动政变，但最后却因为“时机未到”而按兵不动，而现在时机已到，文章里还给出了这次“政变”的发生时间：4月26日——4月27日，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据称”。

不管诸位读者同志们相不相信这篇逻辑混乱的奇文，但是当时的巴锡基维总统和芬兰军部都假装自己相信了，并且认真的着手准备“反政变”。4月26日晚上，社民党、芬兰军部和芬兰警察部队联合发动了后来被称为“四月警报之夜”（huhtikuun hälytysyönä）的特别军事行动。以芬军总司令阿恩·西沃向警察局长加布里埃尔森发出“政变开始”的警报为开端，全国各地的军队和绝大部分警察倾巢出动，一些被扣上芬共成员或支持者帽子的警察被强迫缴械，芬军的火炮、坦克和军舰等重武器也做好了开火的准备，仿佛发动政变的是这些势力而非芬共。芬兰社民党也发表了“反对政变”的硬汉言论，甚至在芬兰军部的默认下将社民党员们武装起来准备粉碎“政变”。

这场“反政变”的武装猴戏最后自然是一枪未发、无疾而终，但是这一场武力恫吓和前一年的“受够了”运动一样打击了芬共。在当年7月的议会选举中，芬兰民盟第一次遭到了失败，获20%的选票和38个议席，皮可拉内阁被迫下台，芬兰社民党和农民党趁机宣布取消三大党合作，并公开与国民联盟党合流。1948年7月29日，社民党在没有芬共和芬兰民盟参与的情况下组建了以法格霍尔姆为首的一党少数派政府，随即对国家警察进行清洗乃至完全解散，以芬兰安全情报局（SUPO）取而代之。

然而，议会之外的芬兰社民党可就没有像历史调研室所说的那样“稳健、温和同时又富有进步主义色彩”了。1948年9月，赫尔辛基的阿拉伯瓷器厂爆发了由芬共基层成员组织和领导、矛头直指芬兰社民党政府的罢工。由芬兰社民党控制的黄色工会“芬兰工会联合会”（SAK）的头头们公开宣布禁止罢工，在强迫工人复工无果后，芬兰工会联合会搜罗了一大批工贼试图闯入工厂强行开工，芬兰社民党政府同时还出动骑警暴力镇压罢工工人，还命令陆军做好镇压准备，农民党的报纸公开叫嚣要通过出动军队对工人来一场大屠杀，以此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1949年8月，芬兰的凯米发生了一场因工资纠纷而举行的罢工。芬兰社民党政府以“浮木堵塞河道增加城市地区的洪水风险”为由强令领导罢工工人的林业和浮木工人工会结束罢工，芬兰工会联合会则再次搜罗工贼准备故技重施。8月18日，约2000名工贼在凯米举行游行示威，叫嚣着“将罢工的人扔进海里”，并试图强行闯入停工的木材分拣站。当这伙工贼与外面的工人纠察队引发冲突的时候，芬兰社民党政府派出镇压罢工的警察向罢工工人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两人，打伤二十多人。发生在米凯的罢工最后以这场“血腥星期四”（Veritorstai）事件收场，也为芬兰的“危机时期”画上了一个沾满鲜血的句号。在凯米罢工被镇压不久之后，社会民主党政府派来的警察强行闯入木材工人工会正在召开会议的会场，抓捕了大批“未经授权”的“非法”工人代表，同时还从芬兰工会联合会里驱逐了激进的运输工人工会与林业和浮木工人工会。

到这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芬兰右翼真正的统治基础不过就是稀松平常的枪炮、刺刀、集中营和绞刑架，即使历史调研室已经很努力的给它们喷上“人民的选择“和”人民创造的历史”的香水，也掩盖不住浓厚的血腥味。在芬兰资产阶级当局公开鼓励和支持以及反复进行的政治暴力的威胁下，芬兰人民当然只能“更支持右翼”了。历史调研室的这句话跟在火车上采访乘客有无买到车票有什么区别吗？

参考资料：

《芬兰共产党重建后的理论探索》，冯瑞华

《欧美共运风云录（1945-1991)》

Risto Aiapuro，State and Revolution in Finland，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2019.

OSMO JUSSILA，SEPPO HENTILA，JUKKA NEVAKIVI，From Grand Duchy to a Modern State：A Political History of Finland since 1809，Werner Soderstrbm Oy, Helsinki, 1995.

https://punalippu.noblogs.org/post/2019/11/22/punaisen-antifasismin-puolesta-kansansota-kommunismiin-asti/

https://punalippu.noblogs.org/post/2023/03/11/porvarillisen-demokratian-kehitysprosessi-suomessa-ja-kommunistinen-vaaliboikotti/

https:// fi.m.wikipedia.org/wiki /Jo_riitt%C3%A4%C3%A4

https:// fi.m.wikipedia.org/wiki /Kemin_veritorstai

https:// fi.m.wikipedia.org/wiki /Arabian_lakko

参考

1. ^ 又称“战友社会主义者”（Asevelisosialistit)，其一度与国民联盟党、人民党等右翼政党以及自由派组成的亲西方政治联盟被称为“战友轴心”（Aseveliakseli）
2. ^ 类似的事件同样也并非发生在芬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尼泊尔，美国曾向尼泊尔大会党施压，要求其与尼共（马）、尼共（马列）为首的左翼联合阵线决裂，转而独立参加尼泊尔大选。说白了，资产阶级怎么可能甘心让一个哪怕已经完全顺从其游戏规则、仅仅只是名字叫“共产党”的组织上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