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名冠市场，并不是凭借其超人的经济理论，而是源于1990年一场事关中国向何处去的经典辩论。
1990年，刚刚经历价格闯关失败、恶性通货膨胀的中国，正处在历史性抉择的风口浪尖上，“改革是否出现方向性错误”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
7月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自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专场讨论会。会上，有学者率先发言，厉陈改革的方向性错误在于市场导向，包括恶性通化膨胀等诸多问题均源于此。在东欧社会主义不少国家休克的大背景下，这一结论深得当时主流舆论的响应。
更具挑战性的是，当时中央已经准备将改革方向定调为“计划与市场相调节”，但第二个发言的吴敬琏言辞灼灼，他坚定地反击，指出所有问题的原因不是改革走了市场取向，而是恰恰相反，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到位。
颇有横刀立马之势的吴敬琏一不做二不休，他批驳“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称谓不妥，要求改回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法，而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
当时与吴敬琏持同一立场的只有刘国光与已经年迈的薛暮桥，讨论会很快变成了三英辩群儒。也正是在这一场极具政治导向的经济辩论会后，吴敬琏被扣上了“市场”的帽子，只是当时颜色是黑的，因为当时主流舆论仍认为“市场”姓资，“吴”与“资”同姓，其凶险不言而喻。
在1990年这场争锋之前，吴敬琏已经为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呐喊多年。1984年曾直接参与马洪的《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一文，此文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努力下，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走进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
1990年戴上“吴市场”黑帽子之后的吴敬琏更是旗帜鲜明的主张市场经济。1991年起，多次向中央直接进言。1992年春，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吴敬琏的黑帽子瞬间翻红，他4月30日向江泽民、朱镕基等中央领导提出的《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在十四大上变成国策，成为整个中国未来的方向，这使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与影响力一时间空前绝后。
之后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报告的拟定，吴敬琏均保持了极高的国策影响力，成为当之无愧的政府经济学家，他本人也不断通过对比较制度学的研究，对“市场经济论”与“整体改革论”的论证，对政府越位的批评，对权贵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倾向的反击，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呼唤与引导，对坏的市场经济的防治等，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吴敬琏小传
吴敬琏出身名门，早年从复旦大学经济系分到中科院经济所，先后受过前苏联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阿·毕尔曼熏陶。1981年，吴敬琏被政府选派到耶鲁进修，自此成为中国真正从传统计划经济学转向现代市场经济学的第一人。多年来，吴敬琏不仅担任《改革》杂志主编，还编著有《通向市场经济之路》、《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转轨中国》、《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等。
作为中国第一个提出股份制改革构想的经济学家，厉以宁为股份制改革思路的推行奋斗了整整18年。
1980年，为了应对2000多万城市待业人口的就业问题，中央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寻求解决办法。在会上厉以宁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会议期间厉以宁还写了一首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充分表达了他对尽快解放思想，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期望。
当时，尽管中国已经有了股份制的初级实践(1980年8月人民银行抚顺支行代理企业发行211万元股票)，但股份制一提出来，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很多人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搞私有化。甚至有人说，厉股份实际上是在 “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爆发了关于股份制的激烈争论，厉以宁积极参与论战，经常写了检讨再回去上课。他明确提出，股份制本身没有什么社会性质，其性质取决于投资者的性质，二者的关系如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样。1986年，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介绍中国的文章，文章中把厉以宁称为“股份先生”。消息传到国内，“厉股份”的绰号不胫而走。
在厉以宁等经济学家的论战和政策支持下，股份制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试点，部分企业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转变。中国改革又一次在理论结果之前摸着石头过河。1986年，邓小平会见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时，赠送给范尔霖一张飞乐音响股票，这是新中国第一张股票。上世纪90年代，股份制改革在全国轰轰烈烈，然而直到1997年十五大，才提出“混合所有制”，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作为一个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其一，他对股份制的坚持，使得中国改革方向进入所有制改革阶段，释放了中国企业的经营活力；其二，他推动了对股份制的认识进步，打破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促进了思想解放；其三，他推动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国的亿万股民，可谓是影响最深远的经济学家之一。
厉以宁是站在改革浪潮前沿的经济学家，他的学术生涯也照例充满争鸣和论战。除了股份制这个“中国改革的最重要发明”之外，厉以宁还有很多著名言论，如两套房理论、穷人仇富论以及靓女先嫁论等，导致他成为挨骂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
厉以宁小传：
1930年出生于江苏省仪征市，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还在多个委员会任职。厉以宁先后出版50余部著作，代表作为《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该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中国改革自农村发端，30年后又以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掀开了新的篇章。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浪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一次次考问着中国改革的底线。
1989年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连续3年下降，这在改革后还是第一次，全国上下对农村改革的前途和命运掀起一轮空前的反思，温铁军就在此时开始崭露头角。
1993年，作为政府安徽农村调查组的成员，温铁军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题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文章，认为农村问题主要受宏观政策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1995年，温铁军又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策建议，得到中央主要领导肯定并成为国家重大政策，“三农问题”就是在这段时期作为一个概念进入公众的视野。
1999年，温铁军的博士论文《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在12月份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不仅把现在的三农问题，也把100多年来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作了分析。
温铁军此文一出，“三农问题”刹那间成为全国上下尤其是政府和知识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而头一个阐述“三农”概念、从理论上梳理“三农”问题，以11年农村调查经验推动“三农”问题进入决策层和理论界视野的温铁军，顺理成章地以“温三农”的称号成为全国知名的三农经济学家。
温铁军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理论贡献，最主要的是其对三农问题的演绎。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所有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这种体制矛盾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是“农民、农村、农业”，而非主流的提法“农业、农村、农民”，意图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的意见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调查和反思为他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夯实的实践基础。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深刻了解和寻求中国特色解决办法的执着，温铁军给出的解决办法是进行新乡村建设，让三要素回流，让农民稳定在农村。他喊出：18亿亩土地红线不能动，如果土地私有化，城市将出现贫民窟，农民无地则反。
温铁军对中国“三农”问题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即推进了农村调查研究运动成为“用脚做学问”的著名经济学者。
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农民的代言人，温铁军受过不少质疑和攻击，但他义无返顾。
温铁军简介：
温铁军，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1999年获农业部颁发的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03年获CCTV颁发的“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奖”；2004年获杜润生基金会颁发的“农村发展研究奖”。
尽管在企业改革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但张维迎在中国经济学界首发贡献却是提出价格改革的双轨制理论，给了襁褓中的中国市场经济一纸出生证明。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但由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需要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价格机制。
价格，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就是资源配置的信号，就是马路上的红绿灯，价格机制搞不定，计划经济转商品经济就转不成。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就不断对价格改革进行摸索，但国企与民企，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价差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但发现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起，进退两难。
不得已，1984年9月3日到10日，《经济日报》等媒体牵头在浙江德清县举行了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召集全国124位改革派青年精英专门讨论价格改革问题。由于此地曾是干将莫邪铸剑之地，所以此会议在中国改革史上被称为“莫干山会议”。张维迎作为一个年轻的经济学者，因为该年4月写就的《以价格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而入选124位学者之列。
在论文中，张维迎系统地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一个连续的逼近过程。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就完全合理，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趋向于合理。
在莫干山会议上，经过“调”、“放”两派的激烈争论执，最终张维迎的观点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同与支持，会议将张维迎的观点写成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被认为这种改革思路“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价格双轨制由此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
价格双轨制不仅在中国建立了自由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而且成为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双轨制并不局限于价格改革，而是扩展到外汇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等。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就成为了一个双轨制经济。
务实的双轨制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剧烈振荡，由此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双轨制也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
正是张维迎极度现实的改革逻辑导致其自从提出价格双轨制以来就一直生活在争议当中。
如今，张维迎无疑是一个公认的主流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他参与政府决策咨询，对政府重大措施出台具有影响力。综观张维迎的思路属于纯粹的市场逻辑，说的得都是实话，但良药苦口，实话难听。
张维迎小传：
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奖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30年，有一条主线一直没变，这就是国有企业改革。
如何能在市场经济深入的同时，国有企业生命力又不断增加，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各大经济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
30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河里，中国摸过两块石头，一块是股份制，一块是承包制。事实证明，这两块石头是两块真金。前一块成就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人称“厉股份”，后一块则成就了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培新，人称“杨承包”。
在市场经济与股份制真正立足之前，中国改革的重大命题是，如何既保持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又能让企业有竞争力。而当时的现实却是，看起来规模庞大、资源丰富、历史悠久的很多国有企业，却在刚刚萌芽的民营经济体面前显得竞争乏力，令政府一筹莫展，改革遭遇的阻力空前。
就在整个改革遭遇巨大争议与困惑之时，原本一直研究金融的杨培新提出了一个看似中庸，却相当大胆的思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仍由国家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但把经营权转移到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简单说就是所有权不动，经营权下放。
杨培新在提出改革方向与具体方案的同时，还将改革要诀简化成 “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十六个字，深得政府赏识。
杨培新的改革思路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盈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这一改革首先在不少地方试行，效果上佳，1982年，国务院批准在首钢、二汽等8家大中型国企进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但1983年以后，政府又决定同时试行“利改税”，两项改革比武。“利改税”一度占据上风，但从1985年起，利改税使财政收入出现连续22个月滑坡，而同期一些继续实行承包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却显示出强大活力。
获得市场认证后，1987年，政府将承包制改革正式推向全国。
到1987年底，全国实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已达到82%，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达到60%以上，当年财政收入就开始转为回升。
杨培新的承包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但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彻底取代计划，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被新思路替代，那就是股份制，但即便是1994年股份制彻底占据主流地位之后，杨培新仍对他的承包制充满留恋。
[BOX]
杨培新：中国当代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和嘉应大学校长。1922年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1938年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时，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就职上海《文汇报》经济版编辑、香港《文汇报》发行人。1949年起，研究金融政策， 创建金融研究所。
[作者]朴华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蜕变历程中，《破产法》的横空出世就是一个重要的蜕变节点。让当时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有生有死，优胜劣汰，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完成这一转变的经济学推手正是曹思源。这位当时年纪最轻、级别最低的经济学者，因为对《破产法》的推动，获得了“曹破产”的美誉。
1980年12月20日，曹思源首次在《财贸经济丛刊》倡导破产淘汰理论，提出部分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由于“社会主义企业永不破产”，他们靠财政补贴苟延残喘，导致贷款和补贴规模越滚越大，形成恶性循环。
曹思源认为，如果不对亏损企业关、停、并、转，只会弄垮国家财政，使更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得不到银行支持，破产问题其实是经济改革的一大关卡。
随后的5年时间里，曹思源陆续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如果想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商品经济，企业必须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必须独立自负盈亏，这是打破旧的计划经济模式的重要标志。
不仅如此，如果不实行破产淘汰，落后的企业长期生存不仅浪费社会资源，还会扭曲整个物价体系，价格改革也将陷入被动的局面。
曹思源的观点引起国务院的关注，1985年，39岁的曹思源被调到国务院担任《破产法》起草小组组长。在曹思源等一批经济学家与政府的双重努力下，1986年12月2日，新中国第一部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于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获得通过，曹思源也由此得名“曹破产”。
也正是在1986年，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例破产案，震动了计划经济在国人心中的根基。是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一时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热点。
不过这部破产法的先天不足，使其在立法后并没有立即发生更大作用。迟至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出台，其才正式生效。其间，曹思源不得不与缓行派一再交锋。
直到20世纪90年代，破产才正式成为企业退出市场的途径。至2000年前后，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数平均达6000件左右，有的年份甚至突破1万件。
“破产法的制定与实施是一国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基本确立的重要标志之一。” 全国人大财经委企业破产法起草工作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说，“破产”这个概念，从被视为“猛兽”到能被社会接受，并最终成为法律，这是观念的革命性突破。
虽然反对者，如北京大学徐滇庆教授等认为，仅以一部《破产法》，很难促进国有企业之间展开有效竞争，但不可否认，破产是企业优胜劣汰的重要一环，而且这一环堪称“计划经济企业”与“市场经济企业”之间的楚河汉界。
曹思源，汉族，1946年1月出生于江西，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1988年下海创建民办研究机构，担任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1985年出任国务院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
[作者]王治平
在中国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的道路上，有一个足以与股份制齐名，与上交所和深交所成立并重的里程碑事件，那就是1998年的两会一号提案，提案人正是当时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
成思危不是科班的经济学家，但在政府与经济学界均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1998年3月的一号提案《关于借鉴外国经验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被当年的两会高调接纳，中国资本市场喜得贵子，“成风投”之名也不胫而走。
在一号提案之前，成思危已经关注风投行业多年。风投是转化科技成果的重要力量，而风投的投资重点也应该是在投资科技创新型企业上，这是中国创造自己的创新能力、创建创新型国家所必需的。在如何发展中国风险投资的问题上，成思危认为中国风投发展应该循序渐进，他最早提出了中国风险投资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建立风险投资公司，为海内外投资者评估并推荐风险投资项目，并受投资者的委托对项目进行管理；第二步成立风险投资基金；第三步则是建立包括创业板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出路。这三大步走完，需要十年左右。
尽管在1985年中国就由政府主导成立了首家风险投资公司，但在其后的十几年间，中国风险投资事业一直发展缓慢。
1998年后，以“一号提案”为契机，中国风险投资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北京、上海、深圳三大风险投资“基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创业板经过十年怀胎，也推出在即。目前，中国约有360多家风险投资企业，拥有超过660亿元的投资规模，其中八成资金投向高科技企业。伴随着一轮轮风险投资浪潮，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来源问题得到解决。作为一种创新金融工具和鼓励创业活动的重要“孵化器”，风险投资在为促进中国创新经济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在成思危的领导和支持下，民建中央一直把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今，民建中央和科技部每年联合举办一次风险投资论坛，还成立了风险投资研究院，办了风险投资杂志，出版风险投资年鉴，出版风险投资实务丛书，建立网站等等。成思危被媒体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BOX：成思危小传]
成思危，湖南湘乡人，1935年出生于北平，成思危的人生中，有三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是成思危1951年只身从香港回到内地，参加新中国建设；二是1981年赴美留学，学习管理，从一名颇有建树的化工专家转换为一名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学者；三是1995年，当选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并从那时起，历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敏锐地洞察到一个发展趋势，他第一个提出了“信息时代(Age of Information)”的概念。但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一概念所蕴含的深邃思想，更不清楚“信息时代”预示着什么。
2001年，年轻的经济工作者王吉绯提出了“规模需求”这一原创概念。当时，听到这一概念的人们只认为，这不过是“互联网造词运动”中的一个自创词汇。只有极少数人捕捉到这一概念所闪烁的思想火花。
2001-2003：
寻找商业实践普适性
王吉绯在原创“规模需求”概念时，他的初始观点很朴素：现代信息技术可以把需求信息的搜集触角遍布各个角落，还可以将搜集上来的零散信息形成规模汇聚，再通过梳理和分类形成更有效更具价值的规模需求。
王吉绯最初发现，在信息技术不发达和信息系统不先进的时代，厂家与商家也渴望“按需定产”，但因规模需求的采集与汇聚过程相对成本高昂，因此失去经济价值。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后，规模需求的信息搜集变得更全面更快捷更便宜，反向配置给规模生产更及时更准确。原来的不可能变成很可能。
尽管王吉绯超前提出，在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产能过剩时代后，“我们更应深刻理解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商业规则变化”。但当时的中国并未有多少人意识到王吉绯创见的价值，大多数人尚未察觉这一变化，更谈不上把规模需求的搜集变成一种主动的自觉意识。
正因如此，王吉绯认为必须将自己的见解在商业实践中验证普遍有效。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热衷于将自己的创见转化为各种可应用的创意，运用于具体商业实践中解决具体问题。终于，众多的商业实践成功案例证实了“规模需求”的创见具有普适性。
从2003年开始，王吉绯以专栏文章方式，总结“规模需求”在商业实践方面的心得，并预见即将出现在中国的商业创新。最为经典的是，他所预设的“中国式团购模型”在2004年开启了“中国团购元年”，正如他所预言的一样“团购不是乌托邦”。
2003-2004
提出经济学新命题
“规模需求”在商业实践中获得普适性验证后，王吉绯力图将实践真知上升为一种理论创见，将“规模需求”研究扩展到影响宏观经济运行。
王吉绯在研究世界零售业巨无霸沃尔玛之类的案例中得出结论：庞大到一个国家量级的规模需求是有可能搜集到的，它将极大地降低全社会的经济成本。
与此同时，王吉绯一直努力地以“规模需求”思维解读各种宏观经济现象。他发现，过去计划经济的弊端在于它将资源单向配置给生产，再单向配置给需求。市场经济的好处在于生产与需求双向互动，双向配置。但由于需求是潜在的随机的，需求信息难以捕捉而造成信息不对称，所以市场机制被称为“看不见的手”，如果需求信息能被规模搜集，“看不见的手”就会日益清晰。
2005年，王吉绯的理论札记首次结集出版为《看见“看不见的手”》，他在自序《需求的世纪》中开宗明义：以标准化产品为中心的工业时代逐渐被以个性化需求为中心的信息时代所取代，资源配置方式由此悄然而变——从传统的“以资源分配为中心”的资源单向配置给需求，转向“以需求搜集为中心”的需求反向配置给资源。
王吉绯称21世纪为“需求的世纪”：谁能即时搜集到定制化的需求信息，谁就创造价值；谁能把相对有限的规模需求汇聚成相对更大的规模需求，谁就能创造更大的价值；谁若能把将要发生的相对无限的需求相对超前地搜集起来，谁就能创造无限的价值。
2005-2007
构建原创理论新体系
从王吉绯2003年7月至今的近百篇分析文章与理论札记，以及两本文集和即将出版的理论专著看，我们不难判断出他的思想脉络以2005年划界而泾渭分明，从概念的原创迈向理论的原创。
从2005年之后，王吉绯专注于潜心创建“规模需求”的理论体系，在耗时两年的理论探索中，初步奠定了自己的理论框架。
王吉绯并没有妄图颠覆传统经济学基本原理，他是从发展的角度建树自己的新创见。他认为，传统经济学没有特别关注和研究需求问题，是因为从前整个世界都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但时至今日，需求和资源同样日益稀缺，所以王吉绯提出“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重新确立‘需求’本该拥有的地位”。他认为：传统经济学的定义是“研究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应演进为“资源和需求的双向优化配置”。
王吉绯的研究发现，信息技术革命使得信息从绝对的不对称演变到相对的对称，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准完全信息”状态，进而重设了曾经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完全信息假定和理性人假定。他提出，“准完全信息”时代已经来临，并将改变我们的思维定式。
王吉绯的研究还提出了“需求的价格”之命题，并原创性地命名为“货现率”。他进一步提出，规模需求被搜集起来以后，匹配给生产和流通企业，就形成货权。从宏观角度看，货权体现了货币的本质，即“货”与“币”的统一，在“币”与“货”的流动性与指向性之间取得均衡。针对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分离日趋严重的现实，王吉绯又原创性地提出了“子币”概念，以此增加货币的指向性，遏制泛滥的流动性，进而建立和谐的多层次货币体系。
王吉绯的“规模需求理论”富有原创性。难能可贵的是，他更看重于建立具有指导实践意义的新经济思想，他崇尚创建“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
2008：
引导拉动内需的实践
2008年，面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王吉绯厚积薄发，以自己的理论系统地解释了运用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疑难杂症。他的《需求的解放》系列文章令人耳目一新，引起极大反响。
王吉绯指出，消费是一种自然的经济现象，是经济循环的终点和起点。扩大消费需求， 就是改变消费需求的自然增长方式，使消费需求非自然扩大。如果强行拉动需求，很可能人为制造虚假需求，为今后的经济运行埋下诸多弊端和隐患。
他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两种扩大内需的主要模式：一个是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另一个办法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但今天反省，上述两种模式的实践结局都不美好。由此，王吉绯提出一个重大命题——“中国内需革命必须从理论革命开始”。同时，他系统地推出一整套可供选择的新思维和新方法，其独立见解不落俗套。
王吉绯点明：“通过‘规模需求’的思维和方式可以收集和组织确定的需求，由此大大降低生产营销成本，使得特定商品有了降价空间，从而可以用货现率贴现。同时，货现率的优惠让消费者选择特定消费，又有效提升了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王吉绯特别指出，“规模需求并非即期消费，而是未来的货权，并且能够随时相互转卖，最后总有人按约定时间去厂家提货。这样一来，货权就成为货币与货物的统一，既充分满足个人偏好，又确定地配置给生产，兼具流动性和指向性，由此形成多层次的货币体系。”
正如认同王吉绯见解的学者与媒体评价：“如此扩大内需，才不会变成饮鸩止渴的伪命题，让生产和需求达成自然平衡。”
面对变化，仅仅解释变化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对变化和影响变化。于是，王吉绯针对新问题以新思维设计了一系列解决方案——
针对三农问题，他首次提出“贷物不贷款”的农村小额信贷模式，整合农业生产的上下游产业链；
针对食品安全，他推荐“引进标准，模拟出口”模式；
针对房价大起大落，他建议用住房公积金子币化“封顶”，用国家住房平准基金“保底”；
针对流动性陷阱，他改良传统储蓄方式，将单纯的货币储蓄变为“货币储蓄+消费储蓄”；
针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他主张国家货币应以货权为基础，国际间汇率应该以货权为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冬今春，全国多个大城市如火如荼形成“消费券现象”，成为拉动内需新亮点，人们从中看到王吉绯频频出现在央视和各大网站的屏幕上，其文章也连篇累牍地发表于各大媒体，他的一系列推动和修正建议在消费券发行中得到及时有效的运用。正如媒体所评价，王吉绯是“消费券理论模型的创新者、运作模式的改进者、未来趋势的预见者”。
面对今天，回答明天，王吉绯视此为“王需求”的必须与必将。
王吉绯小传
男，1969年1月生，规模需求理论创始人。199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0年后致力于原创经济学理论研究，2003年开始公开发表理论文章。现任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市流通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东方微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著作有《握住看不见的手》、《规模需求三十六记》、《需求的解放》、《消费券创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