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8年，是邓小平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其间，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0年4月，任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他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抗战的岁月中，邓小平以太行山为基地，指挥根据地军民，积极主动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粉碎日伪军一次次的残酷“扫荡”。他还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干、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

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纵贯晋冀豫三省。山高势险，西缓东陡，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的率领下奉命进驻太行。

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他和师长刘伯承一起率部深入日本占领区的后方。以毛泽东山地游击战思想为指导，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向平原发展。他们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这是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

1．坚持以敌后游击战为主的原则。邓小平到任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继续布置一二九师战略展开和组建游击队。1938年2月初，邓小平在辽县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太原失守以来一二九师的工作，进一步布置开辟根据地和继续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据统计，从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后，到1938年4月粉碎敌九路围攻为止，一二九师有步骤地分遣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邓小平认为，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原则，就是党中央提出的“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他指出，由于采取以游击战为主的原则，因此，我军必须由正规军的武装形式，变为包括游击队、自卫队等在内的多种武装形式。这些武装形式缺一不可，只有他们的密切配合才能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机动灵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是抗战中邓小平一贯的军事思想。

2．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敌进我进”的方针。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邓小平、刘伯承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敌进我进”的方针，为党的抗日游击战争策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我军采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但当日寇摸清了我之“敌进我退”的规律后，我军在一些战斗中就吃了亏。针对这种情况，刘伯承、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敌进我进”的策略。即当敌人主力来扫荡时，我也派主力打击敌人的后方和交通线。

邓小平对这一方针给予了认真总结、系统阐发和全面推广。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从1942年开始，晋冀鲁豫边区派出上千支小部队、武工队和众多的干部到敌占区，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公开或隐蔽的斗争，建立隐蔽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开展锄奸反特斗争，加强政治攻势和瓦解伪军工作，领导群众进行反掠夺、反劳役、反抓丁斗争，争取和控制了一些日伪据点，许多村镇建立了隐蔽的抗日政权。

3．实施革命的两面派策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日寇的“总力战”，邓小平提出“以政治斗争为主，以武装斗争为骨干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政治斗争的形式之一就是实施“革命的两面派”谋略。邓小平认为“革命的两面派”政策就是深入敌人内部的进攻政策，它的实施就是“打入”的工作：打入到敌占区群众中去，打入到敌占城市中去，打入到伪军伪组织中去，打入到黑团、帮会、土匪中去，而以伪军为当时打入的主要目标。这是抗日战争中瓦解敌伪，化敌为友的挖心战术，可以收到战场上无法收到的效果。推行革命的两面派政策，打入敌人内部，在敌后发展势力。在抗战的对敌斗争中，对瓦解敌人起到了很大作用。

邓小平对根据地的各项建设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也做出了卓越贡献。

1．党的建设是一切工作的核心。邓小平十分重视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1938年初，邓小平刚调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之后，立即和中共冀豫晋省委书记李雪峰一起研究发展党组织问题。在邓小平的帮助下，冀豫晋省委首先健全了省委机关，使之成为精干高效的办事机构。接着，邓小平又立刻指导组建了中共晋冀边特委、冀豫边特委、晋东南特委、晋豫边特委和太岳等地的党组织，极大地增强了党的领导，使冀豫晋地区党员人数大大增加。

2．政权是根据地得以形成的四种力量之一。邓小平十分重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认为政权建设对于有效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权是一个革命根据地得以形成的四种力量（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之一，“敌后方的政权问题，是一个敌我的严重斗争”，它“关系于能否坚持敌后抗战，关系于能否削弱敌力与增强自己，关系于民心之维系、抗战之胜利与民族之复兴”等大局。1941年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辽县召开，会谈根据中共北方分局和邓小平的指示，决定将鲁西33县（即晋鲁豫区）划入本区，会议因此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并制定了政府施政纲领和一系列条令法令。会议选出临时参议会正副议长和15名委员。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正式宣告成立。统一的边区政府的建立，对战胜困难，持久抗战起了巨大作用。

邓小平在领导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总是把经济工作看作是政治、军事胜利的保证。同时，他还认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必须制定正确的政策和做好精细的组织工作，才能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

1．大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处理土地问题、发动农民抗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的基本政策，也是当时扭转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坚持敌后抗战的基本措施。由于战争等原因，晋冀鲁豫边区，包括腹心区太行区的减租减息一直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为切实贯彻减租减息政策，邓小平不仅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经常深入太行分局和北方局直属的太行区抓这项工作，而且还冲破敌人的道道封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先后远赴太岳区和冀鲁豫区检查指导那里的减租减息运动。

经过邓小平和边区各级党、政、群团组织的正确指导和全力推动，晋冀鲁豫根据地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从1942年下半年起，先后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经过一年多的运动，调动了各个阶级、阶层的生产积极性，为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各项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厉行精兵简政。1941年以后，由于战争日益残酷，根据地面积缩小，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精兵简政对于太行革命根据地能否巩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至关重要。

邓小平对认真执行精兵简政政策做了细致的规定：调整整编紧缩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充实战斗连队，并规定精简的比例；加强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各部队在缩编时，只保持一定数量的老干部作骨干，尽量留用缺乏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新干部，让他们在工作中得到锻炼。邓小平还派人分赴各军分区，具体指导精简工作。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共进行了三次大的精简工作，顺利完成了精简任务。

3．大生产运动。由于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和严密封锁，1941年、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抗日军民的处境非常困难。1942年至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许多地区又遭到百年罕见的旱、蝗、水灾。根据地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中共中央号召根据地人民广泛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邓小平领导下，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晋冀鲁豫军民，迅即展开大生产运动。

1944年，太行军区共开垦荒地12万余亩，太岳军区开荒5.8万余亩。太行军区生产的杂粮、山药蛋、蔬菜和手工业、商业的收入，共折合米970.92万斤。部队的办公费、杂支费等各项费用，已全部从生产收入中解决。此外，还建立了油坊、粉坊和豆腐坊，并制造子弹，甚至还试制成功了迫击炮。除了供给自身需要外，还支援延安“太阳造”步枪、子弹、棉衣等军需物资。晋冀鲁豫边区战胜了自然灾害，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了经济准备。

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中，邓小平、刘伯承领导下的一二九师进行了数千次大大小小的殊死战斗，在华北战场牵制了几十万日军和大量伪军，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的抗战。到抗战胜利前夕，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正规部队发展到30余万人，“刘邓大军”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邓小平作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每个关键时刻都能扭转危局，稳定局势，从而使太行抗日根据地成为屹立于华北敌后的坚强抗日堡垒。

（摘自《北京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