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发现“敦煌汉简”，到1930年代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掘的“居延汉简”，再到195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武威三简”、 天水放马滩秦简、敦煌悬泉汉简……甘肃简牍的每一次发现无不震惊世界。近二十年来，甘肃学者对甘肃秦汉简牍进行了有计划的整理出版。随着《武威汉简集释》的正式发布，标志着历时8年的“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圆满完成，这是甘肃目前最新的整理成果。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在接受“澎湃新闻·古代艺术”(www.thepaper.cn)专访时，就甘肃简牍的整理工作、汉简对当代国学研究与书法创作的意义等相关问题作了详细解答。对于即将在2021年建成开放的甘肃简牍博物馆，朱建军表示，“简牍学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显学，目前我们对展厅陈列构思已形成了四大基本陈列，分别为简牍时代、丝路见证、边塞生活、简牍书法。”
与敦煌学一样，简牍学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显学
澎湃新闻：甘肃是中国简牍大省。新中国成立以来“武威三简”、居延新简、敦煌马圈湾汉简、天水放马滩秦简、敦煌悬泉汉简等的发现，无不震惊世界。伴随着这些汉简的不断发现，能否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甘肃简牍的现状与收藏，为什么甘肃简牍出土量最大？今后还有可能有重大发现吗？
朱建军：甘肃自1907年以来，共有8万多枚简牍出土。其中又以汉简为最，总量达7万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80%以上。甘肃简牍既是我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也是古丝绸之路开拓兴盛的实物佐证，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甘肃简牍博物馆共收藏文物50129件（组），包括秦、汉、魏晋简牍39465枚以及与简牍相伴出土的其他相关文物，主要包括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和临泽晋简，以及纸张、纺织品、木器、漆器、铁器、骨器、陶土器等。其中一级文物1679件（组），二级文物3160件（组），三级文物27096件（组）。
悬泉汉简
甘肃简牍出土量大主要有几个因素决定。首先，甘肃简牍发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从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长城烽隧遗址发掘出土第一批敦煌汉简开始，期间又有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瑞典人贝格曼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酒泉金塔地区汉代张掖郡居延地区长城烽隧遗址发现的1万多枚居延汉简。1949年迄今，又陆续在甘肃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天水等地区发现了秦简、汉简、晋简等不同时代的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约4万枚简牍，以及万余件相关文物。其次，甘肃简牍出土地域广，出土性质多样。从甘肃东部的天水、渐次向河西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区均有数量不等的简牍出土。简牍出土地既有墓葬，也有长城烽燧遗址，还有驿置遗址等。再次，甘肃的气候条件和地质环境适宜简牍保存。
天水放马滩秦简
今后，甘肃简牍还是有可能有重大发现的。举例来说，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在1990年-1992年发掘出土23000多枚汉简，以及1万多件相伴文物。根据悬泉汉简记载，像悬泉置这样的驿置构在敦煌郡境内一共设置了九处。或许哪一天，我们就能发现掩埋于黄沙中的其他几个驿置遗址，发现汉简和其他文物。
悬泉置遗址
澎湃新闻：对于甘肃汉简的整理历史有着怎么样的过程？过去出版整理过哪些甘肃汉简？是否留有遗憾？
朱建军：甘肃汉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初，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探险家斯坦因首次在敦煌北汉长城烽燧沿线掘获708枚汉简，现在这批残简已经公开刊布，习称为“敦煌汉简”。第二次在1913—1916年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酒泉汉长城烽燧遗址发掘了189枚汉简。这两批汉简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第三次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汉代张掖郡居延边塞遗址（今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和内蒙古额济纳旗辖区内）所发掘的1万多枚汉简，习称“居延汉简”。此批汉简现保存于中国台湾史语所。
居延汉简
与敦煌学一样，简牍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在国际汉学界，1909年，斯坦因把所获的敦煌汉简交给法国汉学家沙畹进行整理释读，于191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A·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沙畹去世后，由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负责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在敦煌、酒泉烽燧所获的汉简整理工作，于1953年出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一书。
在国内学术界，罗振玉与王国维则在1914年合著出版了简牍学的奠基之作《流沙坠简》，该书不仅仅停留于文字的释读，还对简牍文献中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工作，为今后简牍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范式。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今甘肃和内蒙古的汉代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土万枚居延汉简，居延汉简的发现是轰动一时的重大考古发现，在那个风云激荡、民族危亡的时代里，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和保存的艰难过程也是中国学术界觉醒、抗争、奉献的成长过程。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当时代卓有成绩的学者如马衡、劳榦等参与其中，完成了居延汉简的基础整理和研究工作。
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甘肃简牍发现的数量的增加，国内从事甘肃简牍整理研究工作的人员、队伍、机构也日益增多，参与居延汉简研究的队伍壮大，国内以劳榦、陈梦家、陈直等为代表，国外学者则以日本的大庭脩、英国的鲁惟一（Michael Loewe）等汉学家为代表，成绩斐然。近二十年来，甘肃学者对甘肃秦汉简牍进行了有计划的整理出版，“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就是甘肃目前最新的整理成果。
过去由于技术设备条件和释读研究水平的限制，整理成果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有很多简牍的照片是模糊的，释文有不少错讹等，这些都影响了我们对汉简的深入研究，其历史价值、文献价值、书法艺术价值也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澎湃新闻：那“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在编排及释读等方面又有哪些独特性？
朱建军：“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是2012年开始起动的，计划出版四种十册（《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1册、《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1册、《居延新简集释》7册、《武威汉简集释》1册）。该丛书由于体量大、研究难度大、参与学者多，陆续进行了八年之久，至2020年8月《武威汉简集释》的正式出版才标志着“甘肃秦汉简牍集释”项目圆满完成。
《甘肃秦汉简牍集释》
《甘肃秦汉简牍集释》设定的目标一是原简图片的清晰度和欣赏性，二是简牍文字释读的原始性和准确性，三是版式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四是简文内容的研究性和集成性。
在原简图片的清晰度方面，本书的最大贡献是公布发表了最清晰的红外图片，这在出土文献整理尤其在竹木简牍的整理方面是一次革命。过去很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简牍变色污暗和文字笔划轻重难以辨认的地方，在红外图片上即可一目了然。研究观览者有此一册，日月乾坤尽在书中，不必千里来访察看原简。有些分册尚未提供红外照片者，或是由于简面褪色、简质损坏，红外照片难以收到上述效果；或是由于固化在玻璃管里一时难以操作。但这一部分数量较少，且我们从各个时期留下的照片中选用了最为清晰者作为补充，不影响正常释读。除了红外照片外，本书同时出版了彩色图片，原简原色原大，实现了对简牍使用的那个遥远年代各类文书的直观性和欣赏性。
《武威汉简集释》
在简文释读的原始性方面，依照原简文字照录原字，各种异写异构不以现行通行字代替。在编排方面，此次排版所有原简图片不管长短、大小、宽窄一例按照原简编号顺序排出（天水放马滩秦简例外）。在简文的释读方面，也通过校记、集释、说明等形式对文字内容进行解读。
汉代屯戍劳作与酗酒斗殴等都可在甘肃简牍中找到记录
彭湃新闻：您如何理解甘肃汉简的历史意义及学术价值？
朱建军：我馆藏有一枚简，记载了龟兹王和夫人途经敦煌悬泉置时住宿情况。龟兹王夫妻二人为何会留宿悬泉置？说来话长……元康元年（前65年），龟兹王和王夫人在悬泉置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悬泉置为龟兹王夫妻专门准备了相应的坐卧生活用品。在堂上放置有一八尺卧床，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四张卧床皆张帷。除此以外，在传舍门内供人坐用的床亦张帷，专供贵人使用。龟兹王夫人弟史是解忧公主的长女，是汉家血脉，汉宣帝作为娘家，没有理由不为汉家公主返乡而高兴，沿途驿置为龟兹王夫妻提供最好的接待自是情理之事。
简牍上的解忧公主在汉代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汉书》中也有记载。解忧公主她一生经历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曾嫁予三任丈夫，皆为乌孙王。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半个世纪，她一直活跃在西域的政治舞台上，积极配合汉朝，遏制匈奴，为加强、巩固汉室与乌孙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年逾七十之时，上书给汉朝皇帝陈述思乡之苦，请求把自己的遗骨埋葬在故国，甘露三年即公元前51年解忧公主如愿回到汉朝。天子怜悯她的境遇，亲自出城迎接解忧公主的归来。
汉简中关于粟特故地康居的记载也极为丰富。敦煌悬泉置出土一件完整的《康居王使者册》，7简组成，编绳尚在。据张德芳先生释文，全文293字，记录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贡献，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9年7月到9月汉成帝时期。虽然反映的是康居使者入境时发生的一桩矛盾和纠纷，但它折射的是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不仅是我们研究汉与康居以及两汉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亦是今天的中亚各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不仅如此，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们的屯戍劳作、衣食住行、酗酒斗殴、往来书信简牍上都有记载。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文献，是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也是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澎湃新闻：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从中可以见出汉简在国学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对于终于完整出版的《甘肃秦汉简牍集释》，你如何理解这一系列工作对当代国学研究的意义？
朱建军：现在都讲国学，而国学的研究要回到原点，返本溯源，要从先秦诸家原始经典中主要是儒道法墨中了解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在甘肃整理出版的汉简中有很多关于对传统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儒家思想精华的记载，如《武威汉简集释》中收录的儒家经典代表《仪礼》简，记载了儒家思想对当局统治的重要意义。总的来说，《甘肃秦汉简牍集释》及一系列汉简牍整理出版工作既为学术上进一步研究国学流变打下了坚实的“溯源”基础，也为现代社会和现实人生贡献传统智慧和力量，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仪礼》简
澎湃新闻：除了在国学中的重要地位，汉简在当下也越来越受到书法界的重视，您如何理解甘肃简牍的书法风格与多样性？您认为此次在《甘肃秦汉简牍集释》中的一系列高清图片的公布，对于当代书法研究与书法创作有什么意义？
朱建军：从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简册中我们可以看到形体匀整、瘦劲挺拔的篆书，字形多变、气势豪放的隶书，字字独立、大小不拘的草书，大小相兼、疏密得体的行书……这同简牍所记载的时代分不开。汉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恢弘壮阔的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呈现出从未有过的飞速发展和多样变化，书法风格也在书体的演进中呈现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形态模式，这些书法风格的演变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汉简作为重要的史料弥补了书法史上这一段时期的书体演变和发展的缺失。
高清图片的公布使我们在时隔两千多年以后，依然能近距离地看到汉人墨迹的真实面貌，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汉代书法发展的演变过程，拓展了我们对传统的新认识，也给当代书法学习和创作提供了借鉴、取法的宝贵资源。
从“有馆无舍、馆展分离”到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建设
澎湃新闻：甘肃简牍博物馆一直存在着“有馆无舍、馆展分离”的状况，2019年9月，甘肃简牍博物馆建设项目顺利开工建设，经过一年的建设，甘肃简牍博物馆进展到哪一阶段？何时建好？
朱建军：甘肃简牍博物馆建设项目于2019年9月24日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的45%，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完成率100%，地下室主体结构施工完成85%，地上一层主体结构施工完成50%，地上二层主体结构完成20%，主体结构施工正有序推进。预计2021年建成并面向社会开放。
甘肃简牍博物馆效果图
澎湃新闻：目前对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展厅陈列有何构思？如果评定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系列“镇馆之宝”，你认为最重要的是哪些？
朱建军：目前我们在展厅陈列构思已形成了四大基本陈列，分别为简牍时代、丝路见证、边塞生活、简牍书法。“简牍时代展”主要介绍简牍在汉唐时代的作用，挖掘简牍背后的故事，同时也会对甘肃30多批次简牍的出土情况做一个基本的介绍。“丝路见证展”主要是通过简牍来看古丝绸之路。甘肃简牍记载的内容，清晰地反映了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域三十六国有效管控，以及汉帝国和三十六国交流往来的历史渊源。同时，简牍对汉代的政治、军事防御体系、律法制度等内容都有详细的记载。所以，可以说简牍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和兴盛。“边塞生活展”通过简牍文献展现真实故事，还原官员、士卒以及普通民众工作、生产和生活的场景，反映当时边塞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简牍书法展”主要讲述简牍所体现的中国书法发展的源流和最高成就。以便深入了解秦汉简牍书法艺术风格发展，再现丝绸之路的简墨风貌。
甘肃简牍博物馆效果图
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一级文物1679件（组），每一件都对我们研究秦汉历史文化有着重要作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有：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壁书——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召条》，该壁书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代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新莽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为研究汉人的饮食构成、接待规格、劳边制度以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永光五年康居王使者自言献驼直不如实册》为研究西汉王朝与康居等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元致子方书》是两汉地下出土物中保存最完整、字数最多的私人书信。
敦煌悬泉置壁书《四时月令召条》
《新莽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
《元致子方书》
澎湃新闻：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后如何进一步强化对汉简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可以继续在汉简与丝绸之路的对比研究中花功夫，您如何看待汉简研究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朱建军：首先会推出高质量的基本陈列展览，发挥博物馆应有的教育传播功能，让公众认识什么是简牍，简牍对当代社会的重要意义价值，让简牍文化真正走进百姓生活。日后也会通过与各方合作，不断搭建简牍保护研究与弘扬利用平台，共同推进中国简牍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工作活起来，如充分利用5G等新技术，开展数字文物保护、技术应用和业务模式等前沿课题研究，打造优质数字文物保护内容产品。通过数字化手段，对简牍文物进行数字化信息整合管理，运用大数据、AI等方式，搭建简牍文物数字化整合信息研究平台等。
丝绸之路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从长安（洛阳）经河南、陕西、甘肃到敦煌；中段从两关以西到葱岭以东；西段为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南亚以及北非和欧洲。在甘肃简牍中，数万枚西北汉简明确而详细地记载了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对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军事防御、邮驿交通体系的支撑措施，对西域诸国的有效管理以及与中亚、西亚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等，为研究两汉丝绸之路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
来源：甘肃省文物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