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黄剑 发自山西、北京
消失2014年5月的一个午后，我在太原平阳路一家酒店的套房看到武全旺时，他躺在沙发椅上鼾声如雷。我并不认识他，那时我正在采访山西一家煤矿的前矿长。武全旺老是忽然停下鼾声，转过他的圆脸，骂两句我和前矿长谈到的那名煤炭商人，然后继续响着鼾声。
当我结束采访后，他从沙发上坐起来，要跟我继续聊这个商人。武全旺身材不高，壮硕，脸黑而圆，说话粗鲁，无所顾忌。为了拉低我们提到的这名煤商，他甚至不讳言自己有一年做过前者的马仔：为帮他打击竞争对手，试图收买媒体；介绍山西煤老板帮他在澳门赌场“托底”(这个潜规则在澳门赌场是被禁止的)；2012年，这名商人在澳门召开董事会，武在凯旋门大酒店开了28间房共两晚，并租了十几部好车接送，花费32万元。
但进入2014年，武全旺宣布跟老板势不两立，变身为竞争对手张新明的马仔，开始攻击自己的前东家。
2014年8月1日，我原本约了武全旺在北京采访。他接到电话，有些心不在焉，称有事要回山西。之后，他匆匆从北京赶往太原，与山西金业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新明见面，后者大概已经察觉到了某种危机。
3天之后，张新明在位于太原长治路的住所，被数名警察带走，之后毫无音信。自华润集团宋林案爆发之后，他已多次被带去协助调查。张新明是山西古交人，外号“二汉”，是山西最知名的煤炭商人之一，2005年曾为山西首富。在2010年的胡润财富榜中，他的身家为31亿元。
武全旺返回北京，在贵宾楼饭店与张新明的另一个“朋友”谢江见面，一起找人为张新明的事帮忙。无果。武驾车返回珠海。在这期间，我曾再次约访武，他以要去外地为由婉拒。
8月13日，武全旺在珠海一家酒店被警方带走。他曾坐过一次牢，那是因与张新明产生赌博纠纷，后者向古交市公安局报案称他诈骗。武因此入狱一年多。武全旺是张新明的初中同学，也是多年好友。他曾经在古交市投资过煤矿，不成功。之后，一直在澳门赌场做“沓码仔”(中介)，专为赌场介绍山西煤商前去赌博。武曾经多次作为中间人为张新明在澳门赌博“托底”。他最近的身份是张新明的下手，为后者制造舆论，打击竞争对手。不过，他自称是珠海熙熙珠宝投资公司董事长，主要在珠海经营玉石珠宝生意。
与武全旺分手之后，谢江准备前往美国，但被边检拒绝，限制出境，回到大同后也被警方带走。谢江曾多次向张新明提供拆借资金，在张新明与华润和吕中楼等矛盾中，他都曾作为中间人出现，一直被外界视为山西煤炭领域的隐形富豪，极少出现在公开报道里。工商资料显示，谢江是大同市诚致信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和法人代表、股东。
“张新明被抓影响挺大的。一方面，让一些煤老板感觉到危机；另一方面，他是山西最有名的企业家之一，他出事了，让人们觉得山西真是烂透了。”临汾一名民营企业家认为。
2014年，随着山西官场地震持续，山西企业界已先后多人被带走。
张新明被抓后不久，山西吕梁的3名企业家也遭遇同样的命运，在同一天被带走调查。2014年8月26日，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同时被带走的还有：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贾廷亮、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前董事长邸存喜和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贾廷亮曾在2006年被“胡润能源富豪榜”列为山西首富。在此前一个月，离柳焦煤集团现任董事长郭继平已被抓。
3月12日上午11时左右，煤商邢利斌在太原武宿机场准备搭乘飞机前往深圳时，被警方带走，至今音信全无。邢利斌是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在2012年以“7000万嫁女”为外界熟知。无处可逃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车应喜说他不会涉足煤炭行业。
2014年12月初的太原，早晨的阳光干冷。车应喜刚吃过早饭，喝了点开水，坐在床上，开始依序把一沓打印文件、旧报纸装进公文包里。棕色的公文包已经有些破损。屋子里的租客正在收拾东西，他们都是上访者。他租住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面的大王村，屋子没有粉刷，狭窄，有一个大通铺，住了4个人，一人每晚交10元租金。
即便条件简陋，73岁的车应喜仍把自己收拾得很整洁：一丝不苟的头发，脸刮得很干净，深棕色皮夹克和黑色旧皮鞋。他彬彬有礼，说吕梁方言，语调温和，眼睛低垂。在附近的一家酒店大堂刚坐下，他便翻开皮包，递来举报材料，讲述自己的遭遇——承包煤矿，改建，验收，强制关停，躲避债主，上访，蜗居农民屋……这些故事，他重复了很多次。
他在吕梁的煤矿，已经废弃多年，荒草丛生。自2003年关闭之后，除了他，少有人再去。
车应喜出生于山西柳林县孟门镇穆家坡村，曾经是柳林铁路系统的职工。因为有一次给村集体所有的穆家坡煤矿安装变电器，接触到煤矿业，开始对煤矿产生兴趣。
1998年，柳林县穆家坡煤矿资金断裂，对外寻求承包人。已经退休的车应喜得知消息，决定进入煤炭领域。他承包了20年经营权，租金50万元，分期支付，第一年付1万元。煤矿原煤储量594万吨，已经停工5年，证件不全，设备老旧，巷道部分倒塌，年产能只有3万吨。
车应喜前3年一直在改扩建煤矿，到2001年完工，年产能达到6万吨。他原本计划在2002年复产。这一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新政策(晋政办发【2002】49号文)，要求改扩建煤矿年产能不小于9万吨。车应喜只能继续投资扩建。包括承接煤矿原债务、员工工资、改扩建费用等，他前后投资约600万元。期间，他还给村里盖了一栋两层的校舍。
他所有的资金几乎都来自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其中，民间借贷(俗称“高利贷”)，利息在20%至50%之间。2003年，煤矿扩建完工，设计年产能达到15万吨。在当年7月通过当地主管部门验收。月底获山西省安监局签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加上之前已取得的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矿长安全资格证、营业执照和矿长安全资格证，证照齐全。2003年煤价大涨，车应喜庆幸赶上了好时候，他估算，一旦开业，他每年将收入9000万元。
然而，他等来的是告别。
2003年8月19日，柳林县煤炭工业局派人前来整顿，查封了车应喜的绞车，扣押六证。他的煤矿被政策性关闭。
当地政府文件显示，这次关矿是由工作人员误报所引起。2013年柳林县政府下发的一份文件显示，本应关闭的是“柳林县吉家乡穆家坡煤矿”。工作人员误以车应喜经营的“柳林县穆家坡煤矿”上报，导致关停。孟门镇政府发现问题后，向上级机关发报告，要求解除关闭决定。时任柳林县领导同意保留穆家坡煤矿。当年10月，柳林县煤炭行业关井压产领导小组向当时的吕梁行署关井办发报告，称“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关井任务，误将穆家坡煤矿列入关闭名单”，要求保留后者，获得主管单位吕梁行署煤炭工业局同意的批复。
真相明了，车应喜却没有等到想要的结果。柳林政府并没有解除对穆家坡煤矿的关闭决定。2006年，在新一轮的煤矿整合中，这座煤矿并入了附近矿主刘玉其的成家庄煤矿，之后以1.2亿元的价格被当地民企凌志集团收购。
依照当地政府的处理意见，车应喜将得到400万元补偿款。车应喜不接受，他期望的赔偿共计1380万元。过去十年，他一直坚持上访，柳林、吕梁、山西、北京，每个地方去了无数次，找过很多部门，收效甚微。2011年8月11日，柳林县煤管局以书面发布处理意见： “县关井压产办公室根据省市有关精神对穆家坡煤矿实施关闭是正确的、合法的，但是考虑到当时的特殊背景，县关井压产办公室出具了‘关于保留穆家坡煤矿的报告’，报告中使用了‘该矿误列入关闭名单’一词是错误的。”车应喜的抗争劳而无功有。
他继续上访。“现在对我来说，补偿款多少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就要一个说法。”他的事情被柳林县政府列为“疑难事项”，县委书记曾专门主持会议讨论他的问题。按照柳林县“三大活动办”的说法，他的事情已经“了案结事”。当地政府称，按照“五五分成”(车与穆家坡村)，车应喜“应得的200万元已补偿到位”。车应喜则称，自己没有收到赔偿。
十年抗争，车应喜请律师、差旅、打印材料，花费了15万元。他没有任何收入，还负债400万元，“不包括民间借贷的近1000万元利息”。债主们常常去家里堵他，他还不了，只能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一边上访，一边躲债”。十几年过去，这些债主也“懒”了。“只是对不住家里。”车应喜说，想不到自己七十多岁了，却成了这样。聊到这些时，他眼眶湿润，取出手帕擦拭，停顿了一分多钟。
和车应喜一样，陈斌也一直在四处躲债。
2014年末，在山西临汾的一家星级酒店里，陈斌与曾经一起做煤矿的朋友闲聊着天，渐渐显出疲态。他从兜里取出一个塑料袋，再从中翻出一堆东西：锡纸，打火机，小袋子，铅笔粗的白色圆筒。他从小袋子里磕出一点白色粉末在锡纸上，用打火机在纸下烘烤，待白烟冒起，拿起圆筒深吸一口，然后闭目享受。
“你吸毒？”
“这是筋儿，不是毒品，不上瘾，很便宜。”
当地一名医生介绍，筋儿学名甲卡西酮，是毒品的一种，容易令精神亢奋，经常吸食对身体有害。
45岁的陈斌是山西运城人，已经在外漂泊了5年多，或者住在朋友家，或者窝在某个廉价宾馆里，每年只偷偷回家一两次。他的社交圈只剩下一些同样在躲债的前煤矿主。他没有工作，靠家人接济，或者向朋友借钱度日。陈斌曾经是当地的一家煤矿矿主。2007年，他购买了一座中型煤矿，资金主要靠向亲友、村民集资，以及民间借贷筹措。
2007年底，山西洪洞县原新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05人遇难，山西省煤矿集体停产整顿。陈斌的煤矿一入手便开始改建，到2009年山西煤炭整改，煤矿最终也没能正式投产，只“出了几百吨工程煤”。他前后投资了8200万元，最终到手的补偿款只有一千多万元。
“民间放贷公司，村里的人到处在找我，你说我敢回去吗？”陈斌介绍，近两年民间借贷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也跑路了，找他的人稍微少些。
很多投资煤炭的商人，都像陈斌、车应喜一样，最初的资金多来自于民间融资。除了向亲朋好友集资，也会选择民间放贷企业。如果借贷的煤炭商人没钱了，很可能引发民间借贷公司资金链断裂。最近，山西和利创业投资公司幕后老板马爱斌失联，公司账面上的1.07亿元同样失踪。这家公司目前仅能向放贷者支付利息，无力兑付本金。过去几年，这样的案例不断出现。大整合山西省煤炭产业重组风暴始于2008年。9月2日，山西省政府颁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煤企整合被提上日程。
2009年4月16日，山西省政府下发“10号文件”，即《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省长王君挂帅担任刚成立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组组长，正式启动山西省煤矿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整合。王君2008年9月到山西省任职，他是山西大同人，曾任大同矿务局局长，在煤炭系统工作近20年，此前担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
通过兼并重组，山西煤矿企业主体已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矿井数量由2600座减至1053座。年产30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被淘汰，平均单井规模提升至年产100万吨以上。这场重组整合，为“以掠夺性开发资源为主”的山西煤炭黄金十年画上了句号。
在此过程中，大部分民营煤矿被兼并入少数整合主体企业，主要为中煤集团、阳煤集团、晋煤集团、同煤集团、潞安集团、焦煤集团、晋能集团、山西省煤炭进出口集团等几家大型国有企业，只有少数几家大型民营煤企被列为整合主体。民营煤炭商人大多已经告别煤炭。
4年时间里，山西省政府将煤矿企业的“准入门槛”抬高了三次，单井年产能从9万吨提升到30万吨，再到90万吨，不但改变了全省的经济格局，甚至连社会格局也为之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对煤炭需求量剧增。1980年，国家作出建设山西省能源基地的决策，重金支持煤炭产业。1983年，又放宽了对煤炭行业的管理政策，鼓励发展乡镇小煤矿。山西省小煤窑大量涌现，到1997年，仅有证煤矿数量就达到10971座，还有无数私采的小煤窑。大量小煤矿私挖乱采，重复生产，导致资源浪费。
不过，在这一阶段，私人是不被允许开设煤矿的。人们要开煤矿，只能挂靠单位。比如，以村集体的名义建矿，完成各种手续，实际上是私人投资。
1993年，国家放开了除电煤以外的其他煤炭销售价格，随后煤炭价格达到历史顶峰。
1998年，山西省开始整顿煤炭产业，关井压产，取缔私开煤矿1453座。次年，再关闭1565座布局不合理的煤矿，压减生产能力4399万吨。
“可以说在02年之前，开煤矿的没有运煤的赚钱。”兴业银行太原花园大酒店支行行长郭玉峰介绍说。
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煤炭需求迅速增加，价格开始回暖，并不断攀高，产量大幅提升。乱采、超采现象日益突出，随之而来的是环境、安全等问题日益恶化。
“比如阳泉很多地方煤层浅，拿最原始的工具也能挖到煤，有人开着三轮车就去了。”太原一名业内人士称，当时“黑口子”很多。
2002年，山西省发生煤矿事故184起，501人死亡。2003年，发生煤矿事故159起，死亡496人，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为1.18，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8起，死亡234人。
2004年1月12日，张宝顺出任山西省代省长，当天赶去参加山西省煤炭工作会议。他上任不到1个月，便遇到矿难事件。2月5日，临汾市汾西县和晋中市灵石县交界的两个村，私开矿井相互打通后，为争夺煤炭资源相互扔炸药，造成29人死亡。
4月16日，在张宝顺主导下，山西省政府出台《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继续深化煤矿安全整治的决定》，首次提出对山西省煤矿进行“资源整合、矿权有偿使用”。此后，山西的煤矿大多进行产权改革，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煤矿主出现了。
两周后，临汾市隰县梁家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36人在事故中死亡。张宝顺赶往现场指挥救援，并决定以临汾作为试点，推行其主张的矿权有偿使用的改革。
“最早个人挖煤是非法的，都是个人牵头开办，但是工商证上都是集体的。本质上都是个人企业。牵头的都是些村干部，或者地痞。”上述业内人士介绍。
2004年，山西省关闭了四千多座非法煤矿，并将年产能3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全部关停，此举意在通过整合遏制频发的矿难。资料显示，2004年山西省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为0.98，其中国有大矿0.12，地方国有矿1.28，乡镇煤矿1.91。
2005年，于幼军出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他主张“以市场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实行资源有偿使用，推进煤炭企业整合”。他在继承张宝顺煤矿产权改革的同时，发力引进外地资本投资山西煤炭，促进煤炭企业产权、股权的多元化。
这一年，大量浙江商人通过山西政府招商引资到山西投资煤矿。据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调查，到2009年整合时，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商企业有450多家，投资总额在500亿元以上。上述太原业内人士介绍，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商以平阳人为主，最初一批给煤矿做巷道工程的人，看到利润高，就开始专做煤炭；更多则是2006、2007年煤价处于高位时来到山西。福建福清人大多在这一时期进入山西煤炭领域。
2006年2月，于幼军提出煤炭产量“零增长”，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要求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出局，并整合20万至30万吨中型矿。
经过这一轮整合，山西省市以下煤矿数量由2005年整合前的4389座缩减至2626座，淘汰了所有年产能9万吨以下的煤矿。
然而，于幼军任省长的两年，却是山西矿难的高发期，相继发生了数起特大事故。其中2006年，大同市左云县新井煤矿井下透水、晋中市灵石县蔺家庄煤尘爆炸、大同煤矿轩岗焦家寨瓦斯爆炸3起事故，分别造成56名、53名、35名矿工死亡。
2007年，山西政府出台《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工作总体实施方案》，鼓励国有煤炭集团重组、合并；对私人小煤矿，则鼓励采取国有煤企托管、兼并等方式。这一年，同煤集团兼并了大同、朔州、忻州3市23座煤矿
王君2008年9月接任山西省代省长后，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领导山西省完成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从那时起，民营资本逐渐撤离煤炭业，山西煤炭商人的命运彻底改变。首富们贾廷亮曾在2006年被“胡润能源富豪榜”列为山西煤炭商人首富。除了煤炭，他还涉足房地产等多个领域。
对于贾廷亮来说，他的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土河焦化)比大多数同业都要幸运。经过2009年的这次整合，他的煤炭公司实力不但没受到影响，反而增强了不少。
这次整合政策规定，兼并重组整合后企业生产规模应不低于300万吨/年，所属矿井至少有一个规模不低于120万吨/年。这一规定让大型民营煤企在整合中少受影响，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也被列为整合主体。
贾廷亮的公司也是整合主体企业，借助这次整合，他将自己的煤矿重新洗牌，淘汰小煤矿，兼并优质煤矿。2009年，他有5座煤矿被其他人兼并了，但他也兼并了其他企业的6个煤矿，把原来的煤矿连成片，实力大增。
煤商张子玉甚至送给了贾廷亮一座小面积的煤矿。张的煤矿在整合前基本已处于停产中，只偶尔能生产，因为规模小，井田面积有限，无法整合，他只好送给了贾。
大土河焦化总经理吴连平提供的数据显示：整合前，公司共15座煤矿，产能为498万吨，平均单井规模为33.2万吨/年；整合后，保留矿井6座，其中，120万吨/年的有4座，90万吨/年的1座，60万吨/年的1座，总产能高达630万吨/年，平均单井规模为105万吨/年。
在贾廷亮的规划中，他的煤炭公司到2015年末产能将达到1000万吨。他曾经有意重组附近的一些煤矿，但遭遇阻力，山西省政府主导的此次大整合给他提供了机会。他无疑是受益者。但在2014年8月26日，他与多名企业家被带走调查，同日，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也被带走。
邢利斌也是整合受益者。在2012年前，对于公众而言，邢利斌是一个陌生的名字。2012年3月18日，邢利斌花费巨资在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为女儿举办大型婚礼，请来很多明星到场，这场奢华的婚礼被媒体称为“7000万嫁女”。他是山西联盛能源集团(下称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在2013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邢利斌排名第336位。胡润中国能源富豪榜数据显示，他的财富曾超过40亿元。
邢利斌是山西柳林人，搞过文学社，1990年从山西大学毕业后，借钱在吕梁市中阳县承包私人小铁厂，几年间赚了一千多万元。他用这些钱租了柳林县金家庄乡办煤矿。真正让他实现财富飞涨的一步，是以8000万元的“白菜价”，购得储量1.5亿吨的国营企业柳林县兴无煤矿。这让他成为柳林首富。
邢利斌的联盛集团是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的第一批整合主体企业。在2009年以后，很多柳林附近的煤炭商人主动找来，希望被收购。
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为了解决资源整合主体的资金问题，山西省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银行为整合主体贷款。
邢利斌更愿意收购大型企业。他通过信托融资，以49亿元的价格收购了商人郭亚辉的山西楼俊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后者也是山西煤炭整合主体企业，有3座煤矿，包括泰业煤业有限公司、担炭沟煤业有限公司、赵家庄煤业有限公司，年总产能300万吨。
2009年6月，他还与华润集团合作，通过旗下子公司与后者子公司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38亿元，成立山西华润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华润联盛)。他持有42%。的股份。这家新公司在山西交口、中阳、石楼等地收购39对矿井，成立了12家煤业子公司，年产能达3000万吨。
邢利斌与张新明关系熟稔。在邢利斌的牵线下，张新明与华润原董事长宋林敲定合作。2010年，华润联盛斥资79亿元，收购张新明的山西金业煤焦化集团80%的资产。这一交易事后被人举报，涉嫌致数十亿元国有资产流失。
邢利斌大量重组并购之后，煤炭行业却步入低谷，煤价持续下跌。而邢利斌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各类融资。据《南方周末》报道，截至2013年9月底，联盛对外融资总额达268亿元。
2013年11月，邢利斌的联盛集团因资金链断裂，提出重整申请。2014年3月12日，邢利斌在太原武宿机场被警方带走调查。
上述太原消息人士称，邢利斌最初被调查是因为资金问题，但一直以来他与山西官场相熟，尤其与聂春玉、张中生关系紧密，或牵扯其中。
与邢利斌相熟的张新明，曾经在2005年被“胡润能源富豪榜”列为山西首富。
因与华润重组，在宋林被抓之后，张新明被多次喊去询话。他一直想出国，但边检限制出境。2014年5月底，张新明向记者透露，原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欺负了他5年，不过，他不愿意再进一步透露。
张新明是山西古交县吾儿峁村人，生于1963年。20岁左右在山西繁峙县一座金矿打工。1990年代中期，张新明回古交做煤炭运输，当地焦煤资源丰富。几年后，他开始做焦煤开采。2001年，张新明成立金业集团，持股50%，任董事长。经过多年发展，金业集团资产一度达百亿元，涉足采煤、洗煤、焦化、发电等多个行业。
张新明与山西另一名煤商吕中楼的官司一直备受关注。张新明介绍，他的一名前员工是吕中楼的情人。吕中楼通过后者找到他合作。两人签订协议，张新明把自己持有的山西金海能源有限公司46%的股权转让给吕中楼，两人一起投资大宁金海煤矿。后来，产生股权纠纷，张新明以吕中楼违约为由，将吕诉至法院，要求返还股权。这个官司打了4年，至今也没有完全结束。
两人在这期间，为了打击对方，相互举报对方，花费不少。最初，吕中楼总能发一些负面信息，使张新明张受损。张说，因为这些负面信息，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他，他在新疆投资的项目，已经差不多垮掉了。
2014年初，张新明找到武全旺，让后者在北京组建一支舆论团队，专门“举报”吕中楼涉嫌在山西沁水县国有煤矿改制过程中侵吞巨额国有资产。张希望借负面新闻损害吕的信誉，以使吕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作为报酬，张新明借给了武2000万开珠宝公司。不过，武全旺把这支团队完全交由胡斌负责。
胡斌出生于1988年，是武全旺的助理，浙江衢州人，胆大、心细，自称在杭州读过大专。他主要负责联系媒体，提供任何对吕中楼不利的“爆料”。他通过各种手段调查吕中楼的私生活，曾多次前往吕在沁水的煤矿，寻找负面消息，第一时间发布至网路，包括2014年5月26号晚发生了煤矿冒顶事故。他的团队在论坛、贴吧、微博和QQ群里大量发布信息，“举报”吕中楼。
张新明、武全旺被抓之后，胡斌的电话便一直关机。据《财经》杂志报道，胡斌在武事发后跑到了香港，向吕中楼当面认错，承诺立即删除所有的人身攻击帖子。失落的大多数2009年2月29日，时任县长郭宏代表汾西县人民政府，与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临汾分公司(下称“煤运临汾”)签订了“煤炭资源框架协议”。山西煤炭运销集团(2014年更名为晋能集团)是山西全省8个整合主体企业之一。
3月，汾西县全部21座煤矿，10座关闭，11座被整合为5个矿区，设计年总产能为345万吨。据了解，从2001年至2009年，经历了山西省政府一系列的整改措施之后，汾西县煤矿数量从198座逐渐减少到58座，到2009年只剩下21座。
对汾西的私营煤矿主来说，这是一场“煤企国有化运动”，他们必须接受主体企业整合。在煤矿主陆满泉看来，在这场整合中，矿主们失去了资产和话语权。
2005年，国内平均煤炭销售价格为296.20元/吨，比上年增长25.96%，平均生产成本只有150.30元/吨。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暴利行业。2006年，煤炭价格继续增长，全年煤炭价格上涨了45元/吨，涨幅接近10%；一些优质煤炭的报价达到750~760元/吨。
贺全兵在2006年进入煤炭市场，相比很多煤炭商人，已经有些晚。在此时的山西，很多人都蠢蠢欲动，但只有少数人能凑够钱，进入这个市场。
贺全兵是山西运城人，不满50岁，喜欢把外套披在肩上。2006年以前，他一直在运城做矿工，看到老板做煤矿赚钱容易，他满怀热情，渴望自己也成为煤老板。2006年，他向亲友、乡民集资和向民间借贷，筹集了8480万元，买下汾西晋宝联营煤矿。“我是被汾西县招商引资进来的。”他说。他把煤矿改名为山西安宝煤业有限公司，继续借钱，投入到煤矿改建中。到2011年，他先后投入了1.5亿元。
洪洞“12·6矿难”后，临汾当地的煤矿全遭关停。贺全兵的煤矿投产遥遥无期。除了在扩建过程挖出的少量工程煤，贺全兵还没出过煤。他没能赶上开业，便遇上了山西这次煤炭大整改。他在煤价高涨的时候投资煤矿，最后差不多砸在手里。
陆满全比贺全兵早3年进去煤炭领域，他做煤矿的时间轨迹几乎与中国煤炭业的黄金期吻合，但他也没赚到钱。
陆满全已年近古稀，是汾西县瓦窑疙瘩煤矿二坑的负责人。他的煤矿位于县城东南7公里。自2010年底，煤矿已疏散员工，只有一名看门老人，矿区里的杂草已经疯长了4年，爬上了洗煤机等设备。偶尔，陆满全会去看看这座煤矿。
他是临汾人，曾经在一家小工厂做厂长。2002年，汾西县政府招商引资，为瓦窑疙瘩煤矿二坑寻找投资人。陆看到行情好，出资接盘。他先后投资1.3亿元，改造、扩建瓦矿二坑，年产能达到21万吨。但直到2008年6月，他才完成改造，取得各类证件。就像他的很多同行一样，他准备开业时，附近洪洞县的那场大事故，致使所有的煤矿被强制停产整顿。煤价也在这年奥运会之后开始滑落。
他的煤矿在7年间只挖出了3万吨工程煤。他经历了山西煤炭业的黄金十年，却只是失落者。
贺全兵等成了汾西煤炭业的最后一批私人企业主，与他们走过相似的人生轨迹的还有9名煤老板。陆满全等人与汾西煤运签订了一份“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采矿权转让合同”，在工商局办理变更手续，汾西煤运向矿主们各支付了100万左右的“订金”。
之后，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汾西煤运组成谈判小组，分别与各矿主谈判，协商股权转让价格。双方几经讨价还价，最终确定了“都能接受的价格”。
贺全兵与汾西煤运代表前后在汾西见过3次，在临汾谈了2次，最终确定他的煤矿转让总价为1.508亿元，他希望以此弥补自己过去几年高达1.5亿元的投资。陆满全则称，他与汾西煤运谈判了5次，他的煤矿最后定下的“转让总价是1.7亿元”。
2010年8月20日，贺全兵、陆满全等9名矿主，与汾西煤运代表举行集体会谈。汾西煤运派出的代表包括经理崔春泰、律师徐凯等人。双方在确定最后交易对价之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和采矿权转让协议。汾西煤运代表表示，需要将协议带回公司盖章。不过，贺全兵等矿主均称之后再没收到这份协议。
几个月后，汾西煤运聘请山西诚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收购的9家煤矿进行资产评估，提出以评估价值作为股权收购对价。根据评估结果，陆满全的煤矿资产价值变为5600余万元，贺全兵的煤矿资产被评估为2136.31万元。9名被整合矿主均称，评估过程没有经过自己同意，现场勘查记录没有双方共同签字；同时第三方机构仅评估煤矿设备和建筑价值，有失公允。他们不承认评估结果。
上级部门曾下文要求在2010年底前完成整合。汾西县政府为完成任务，在这一年12月初，组织贺全兵等9名煤矿主在临汾斯麦尔酒店开会。各单位干部连续多天，对矿主们进行“一对一辅导”，劝他们早日与汾西煤运签订煤矿股权转让协议。矿主们拒绝。最后，汾西县煤炭安监局提出，汾西煤运根据各煤矿保有储量，以每吨煤3元的价格补偿矿主们。另一名矿主称，干部们十来天如影随形，自己甚至遭遇口头威胁，几个人最后“无奈”在协议上签字。
同时，他们还与汾西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领导组办公室签订另一份协议，当地政府背书，争取保有储量补偿。本刊记者看到的这份协议显示：汾西煤运提供的这笔补偿款，是从“整合后的煤矿生产收益中”，分期5年发放给贺全兵等人。然而，现实情况是，9名矿主的煤矿自2010年末被汾西煤运接收之后，一直处于关停状态。
“我们汾西这次被煤运公司整合的煤矿，据我所知，5年来没有一家在生产。”汾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韩敏向本刊记者介绍，目前汾西县自用的低供煤只能从外地购入。
晋煤集团党委宣传部部长翟安发也向本刊表示，从汾西县整合的煤矿，他们可能5年内没法复产。“汾西地质不好，开采难度大，小煤矿只能关了，加上现在煤炭低迷，即便开采也可能会赔钱。”
过去4年多以来，陆满全、贺全兵等人一直不接受汾西煤运确立的股权转让价额。并且，他们多数只收到了最初1000万元左右的“订金”，其他款项迟迟未能入账。他们多次找汾西煤运、晋煤集团，以及山西各级政府，但收效甚微。他们都债务缠身，贺全兵称自己负债1.5亿元，陆满全也欠了超过1.2亿元贷款。9名被整合的矿主债务总额超过10亿元。他们四处躲债，“我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现在家在哪。”陆满全说。
“(他们)没领到钱，具体问题都很复杂。涉及到国有资产问题，不能他私下谈多少就多少，是要审批，数额大还要报国资委，你要溢价怎么办？这将来都可能出问题，这里面有没有腐败问题？说不清，不是我们定不了。国家不是在审计山西的资源交易嘛。”翟安发向记者表示。
2015年1月，汾西煤运找到9名原矿主，商讨“遗留问题”，但依然没有结果。陆满全也怕如果把事情闹大，又影响与汾西煤运的谈判。
“如果补偿款要不回来怎么办？”
“没办法，就是等。”“带着人上北京嘛，上访嘛。”“打官司。”套牢“尽管我是受害者，但我认为整合是对的。”刘玉是少数在2009年山西煤炭企业整合中选择坚守的煤炭商人。48岁的刘玉，头发、眉毛、胡子都已有些白。
2014年末，刘玉见了多家银行的负责人，寻求贷款。他想把自己被整合的煤矿收回。
他现在的身份是山西煤销集团巨同塬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同塬煤业”)第二大股东。2009年的山西煤炭企业整合，汾西煤运收购刘玉个人公司山西海腾煤业有限公司51%的股份，并将这家公司的资产整合至空壳公司巨同塬煤业，成为第一大股东。刘玉持有巨同塬煤业49%的股份。
汾西煤运控股巨同塬煤业后，曾有一次找他开会，要筹备董事会。整个会场有十几人，除了他，都来自汾西煤运。董事长、总经理均由煤运公司方担任，对方让刘玉当董事会监事。刘玉则要求做副董事长。他说自己的股份只比对方少两个百分点，被拒。
其后，汾西煤运代表称，计划双方总投资17.5亿元，将煤矿扩大产能到120万吨。让刘玉投资8.4亿元。二股东比大股东出资还多，刘玉觉得太过荒诞。
过去4年，刘玉只收到1200万元资源补偿价款。他曾要求对方支付其余款项，没有回音。自重组以来，新公司旗下3座煤矿，从没开过工。
他一直对这次整合耿耿于怀。刘玉称，这次整合并非他自己的意愿，这是汾西县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这名煤炭商人称，他希望市场化整合，而不是国有企业借助政府，采用行政手段来强迫他转让股权。他的3座煤矿累计投入了两亿多元，却被整合主体估值为7100余万元。
2009年12月底，县政府、安监局、公安局带着汾西煤运的人来接收他的煤矿。在此之前，整合主体汾西煤运没有任何人主动接触他，而一直是由汾西县政府在主导。
几年来，他找过各级部门，答复都是让他等待处理。山西省信访局一名副局长建议他去北京找国家信访局。他每年都去，但递交的材料都转回山西。
刘玉准备通过法律手段要回自己的煤矿。因为双方签订的合同上，汾西煤运一项也没能执行，如今已超过3年，他们之间的协议其实已经失效。他曾去找临汾法院，但对方不受理。他在山西省政法学院找了一名律师。刘玉说，他和律师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汾西煤运。法院接待方称，凡是涉及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产生的纠纷，他们不受理。刘玉透露，曾有官员主动问他要钱，说可以帮他解决。但刘玉已经拿不出钱来了。“我现负债3个多亿，加上利息。”他被套牢了，什么也不能做。
他投资煤矿时，向自己的亲友借了1.2亿元，包括他的5个兄弟、7个姐妹，以及他妻子的5个兄弟，还有老乡。他的父母都已年过80，还需要他照顾。
他说自己并不灰心，“这一届政府应该有合理的说法。”他相信，山西省新领导会有所作为。
刘玉是临汾洪洞人，排行第四，一家人几乎都做过煤炭生意。他父亲是乡镇干部，1984年三中全会后，申请停薪留职，承包了村集体煤矿。那时，煤炭价格很低，“从山里挖出来的煤才卖十多块钱，带运费，还结不了账。”刘玉说，最优质的煤每吨也只有30元左右。家里有辆小卡车，他读完初中便开始开车帮父亲运煤。十五六岁，他开着家里新买的卡车从大同往天津港运煤赚钱
1988年之后，煤价上涨，1993年升至历史最高点。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煤炭的第一波行情。这个阶段，他的父亲赚了不少钱。到1989年，他父亲甚至开了一间焦化厂和一间铁厂。
1990年，刘玉离开洪洞老家，独自去太原闯荡。最初摆地摊，1991年开始跟人做煤炭运销。刘玉介绍，他在太原做煤炭运销，行情最好的时候一吨煤可以赚17块钱。
“可以说在2002年之前，开煤矿的没有运煤的赚钱，从1996、1997年以后，煤炭价格一路狂跌，跌到2000年以后才稍微抬头。”郭玉峰介绍。
他在给景德镇焦化厂煤气公司发运煤炭的时候，接触到了景德镇陶瓷。1997年，他在太原迎泽区省委大院附近租了个一百多平米的店铺，开了一家景德镇陶瓷专卖店，这是山西第一家。生意火爆。后来附近搞拆迁，类似的店也多了，他的生意渐渐淡了。最后一车陶瓷卖不出去，只好分发给亲友。
2000年，刘玉前往苏州创业，投资1000万元，成立了一家教学用品公司。他原本做得不错，但受不了南方潮湿的气候，又怕热，最后把这家公司转手给一个浙江人。这个项目他赚了100万元。
回到太原后，他开过服装店、汤店，饭店。做了十几年生意，他渐渐累积了数千万的资产。直到2006年，汾西县政府招商投资煤炭，他才重返煤炭行业。
2006年初，刘玉在汾西收购了一座年产量3万吨的小煤矿，之后扩建为年产量9万吨。第二年改造完投产，只出了7天煤，便因为洪洞县新窑煤矿瓦斯爆炸事故，被要求停产整顿。还没等到复产，他的这座小煤矿便被迫关闭。新的整合政策强制淘汰9万吨产能以下的煤矿。“9万吨这个是白改造了。”刘玉说。
他看到隔壁有个年产量30万吨的煤矿，以1.9亿元收购了这家。为了防备以后因为政策被整合，他又以95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一个温州商人的年产量为15万吨的煤矿。打算以后把这3座煤矿进一步整合。
不过，刘玉终究没有躲过去。转移股权被兼并了，山西的前民营煤炭商人该何去何从？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曾经被视为山西煤炭转型的标杆工程。
2010年，在吕梁政府的鼓励下，当地三十多名煤企老板共同出资50亿元，组建了山西中汾酒业投资有限公司。按照规划，园区占地近5平方公里，年产白酒10万吨，销售收入100亿元，园区2015年底建成。同时辐射周边地区农业种植。
然而，除了看守人，园区如今已荒无人烟，投资方中汾酒业投资有限公司的10位煤企老板股东未再继续投资。其中3名股东山西大土河集团董事长贾廷亮、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和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均已在2014年被带走，项目负责人、吕梁市前副市长张中生也已被带走调查。
这项“一号工程”变成了烂尾工程，多名煤炭商人的“煤转酒”之梦，也碎了。
在吕梁，另一名前煤企商人则在煤炭企业整合后完成转身。
1996年，煤炭行业的低谷。1980年代以来，乡镇及个体小煤矿数量迅速增长，小煤矿滥采、盗采，导致国内煤炭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煤炭价格下滑。很多煤矿被迫关停。
这一年，煤矿工人郭治山想借机抄底，自己做老板。郭治山是吕梁孝义市下堡镇南头村人，1990年从吕梁市农业学校毕业后，进入了当地的一家国营煤矿。
他找来两个好友，筹资购买了孝义的一家小煤矿。2002年，煤价上涨，他的抄底开始获得高额回报。2004年，他与好友分家，各自发展。煤炭价格持续上行，两年后，郭治山在吕梁市石楼县投资兴建了一座年产能30万吨的煤矿。
他在煤炭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已经见识过很多次山西煤炭政策的变动，比市场上的后来者有更强的危机感。在投建新矿的同时，他一直在做第二手准备。2006年，他从一名农业专家那里认识到淀粉行业的前景，产生兴趣，先后前往多省考察。2007年，他投资1.1亿元，开始在孝义建设淀粉厂房。
2008年6月13日上午，孝义安信煤业有限公司在主井底使用矿用炸药，不慎引发爆炸，事故造成35名矿工死亡。这家小煤矿的不规范经营，让孝义市所有的中小煤矿被迫关停整顿。
郭治山的新煤矿即将完工，不久将投产，却只能被迫关停，遣散工人。他只能四处打听复产时间，但毫无消息。焦急很快变成绝望。事故两个月后，山西省政府公布了更大规模的煤炭整合通知。他的煤矿注定要被兼并。
2009年，郭治山的煤矿在煤炭资源整合中，被一家国企兼并，他仅获得1亿元补偿款，远不及投资额。这一年9月，他的淀粉厂建成投产，设计产能为年产玉米淀粉12万吨、玉米蛋白粉8000吨、玉米胚芽4800吨、麸料26000吨。郭尽管在煤矿整合中损失较大，但顺利转型。因为符合孝义市政府的产业转型条件，他还获得了一笔政府补贴。在一段时间里，他甚至被很多人视为“煤老板”成功转型的范例。然而，他的淀粉生意发展速度不如预期，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常见。这是他的新难题。
有一段时间，薛德平常被一些人表扬。他是山西省2008年决定进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以来，全省第一个完成重组的煤炭商人，当地政府把他树为榜样。
2008年12月，薛德平主动找到吕梁整合主体企业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西山煤电”)，称愿意把自己的煤矿并入到这家国有煤炭企业，而山西省煤企整合要到第二年春天才正式启动。
薛德平是孝义德威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旗下拥有4座煤矿，年产能高达300万吨，最多时拥有11座煤矿。在山西，他并不是无名之辈。西山煤电董事长李建胜乐意接受这样的合作者。之后，双方请第三方机构评估煤矿价值，做尽职调查，然后坐下来慢慢谈交易对价、方式，办理手续。
2009年7月24日。薛德平与李建胜在重组协议上签字。按照协议，薛德平的孝义德威煤业有限公司更名为吕梁西山德威矿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山德威)，西山煤电收购51%的股份，为控股股东，薛持股49%。新公司在当年10月11日挂牌。截至2013年6月，这家公司净资产为19241万。
薛德平在新公司任副董事长，他原来的搭档原年禄为副总经理，其余8名高管均来自西山煤电。重组后，西山煤电共派遣了111名管理人员顺利进入新公司。西山德威旗下每座煤矿管理层，薛德平的团队都只有一个席位。他并没有话语权。
薛德平今年50岁，是吕梁市离石区坪头乡寺沟村人。他从小家境贫寒，中学学费主要靠借贷筹措。1986年，薛德平从吕梁煤炭工业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孝义国营东风煤矿，从技术员做到经营科长。
1993年，国内煤炭价格达到历史最高，煤炭企业盈利丰厚。薛德平辞职，跳槽进入孝义一家煤矿，此后，在当地多家煤矿辗转，最后在大卫堡煤矿任矿长。
国内煤炭行业经历了多年低谷之后，到2004年，煤价已经连涨了3年。薛德平决定自己做老板。他以贷款和自有资金，组建孝义市德威煤业有限公司，从小煤矿开始经营。他在煤炭领域呆了11年，已经是个老手。
到2007年，他已经有11座煤矿，还投资了房地产和酒店。但因为洪洞县“12·5事件”，山西的煤矿都被要求停产整顿。薛德平有7座煤矿不足9万吨，被强令关闭。
这些年，山西矿难频发。薛德平的煤矿几乎每次都会被要求停工整顿，加上山西省政每年都在整合关闭煤矿，他的煤矿常常被关停，每年只能生产几个月，实际产量只有60万吨，他有些支持不住。如果被大型国企整合，因为不用关停，他的收益并不比现在少。2008年末，他在山西各地考察了一圈，最终选择把自己整合进山西煤电。
有消息称人士透露，薛德平在完成整合之后，常去澳门赌博，至今已输十数亿元。不过，这一说法未得到薛德平回应。
不论如何，相比大多数煤炭商人，薛德平还是幸运很多。
郑文海在2008年退出了煤炭行业，并在2009年整合前及时出手。2002年，郑文海在山西蒲县投资了两家煤矿。
2008年初，看着煤炭政策每年都在变化，他决定卖掉这家煤矿。4月，蒲县煤管局煤管科长冀俊奎把他介绍给买主刘连锁。不久他把自己的宇星煤业和鹏飞煤业两座煤矿以总价7700万元转手给刘。
不过，郑文海从此麻烦不断。
刘林锁接手煤矿不久，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新政策出台，他刚到手的煤矿要被被当地政府关停。次年，他向法院起诉郑文海，称后者提供的煤矿测绘图纸与实测图纸不符，隐瞒此前越界开采，要求确认自己与郑文海签订的购买协议无效。郑文海否认越界开采。
两人相互起诉，各级法院几番审判，到2012年6月，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刘林锁的诉讼请求，并令他支付郑文海剩余股权价款。双方收到判决书后，上诉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刊得到的录音、录像资料显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某法官曾通过中间人向郑文海索贿。之后，郑文海先后通过已退休的前山西高级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王耀武和律师王志萍，前后送了超过30万元(部分后退回)给该法官。案件却迟迟没有结果，郑文海决定举报法官。
在太原的天美新天地商场，郑文海陪着朋友去Gucci专卖店，站在一旁，看着朋友选的近万元的包，摸了摸自己的已经用了好几年的包，一边笑，一边自嘲。
朋友们称他“煤老板”，他也只是笑笑。他知道这个词不好听。
2005年以后，一部分山西煤炭商人赚了钱，常做出一些令人吃惊的消费行为，比如，在北京买房子，一次性买一栋。被外界视为暴发户或者土豪。
“先富起来的，就是胆子大的那帮人，他们没文化，本来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需要富而贵，没人认可他，他就用这种方式吸引眼球，他们需要安全感，所以我要买房什么的。”兴业银行花园大酒店支行行长郭玉峰称，高调的只有极少一批人，大部分很低调，甚而卑微，因为他们没有钱。
去年，医生说郑文海得了胃癌，把他的整个胃都切掉了。朋友说他被骗了。他说，无所谓。他现在每天只是和一些过去的朋友喝喝茶，聊聊天。“又能做什么去呢？”他问。
(文中陈斌应受访者要求采用化名。实习记者王婷婷、赵睿、黄昕宇、曹忆蕾、杨静茹、周甜对本文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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