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剑桥大学做了两次“妇女与小说”主题的演讲。讲座里的一句话流传至今——“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一如宣言般振聋发聩的断言，至今影响着女性作家乃至众多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女性。“一间自己的房间”也成为女性经济独立与精神独立的象征。
伍尔夫是意识流小说代表作家之一，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的先锋。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豆瓣读书共同举办了一场题为“女性为何写作：伍尔夫的怕与爱”的读书分享会，邀请作家止庵、文珍和译者林燕共同谈论伍尔夫与女性写作，分享私人阅读体验，并探讨在我们这个时代阅读伍尔夫的意义。
活动现场（从左到右：止庵、文珍、林燕）
女作家为什么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曾提出一个假设：如果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她会怎样？她会写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吗？文章最后，伍尔夫痛苦地写到，“当一个女人的躯体里跳动着一颗诗人的心时，其结果可想而知——她痛苦不堪，最后在一个冬天的夜里自杀了”。
对于女性一直以来“附属”的命运，伍尔夫在文章中
用论辩的语言写到，“在想象中，她最为重要，而实际上，她则完全无足轻重。从始至终她都遍布在诗歌之中，但她又几乎完全缺席于历史。在虚构作品中，她主宰了国王和征服者的生活，而实际上，只要父母把戒指硬戴在她手上，她就是任何一个男孩的奴隶。在文学中，某些最有灵感、某些最为深刻的思想从她的唇间吐出，而在实际生活中，她却几乎不识字，几乎不会拼写，而且是她丈夫的财产。”
文珍对此印象深刻。她表示，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没有财产权，容易陷入贫穷状态。现代女性的生存境况虽然改善了很多，但女性缺少自主权的现象依然存在，职场同工不同酬之类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与此同时，在父权制的阴影下，女性的写作也被无情遮蔽。伍尔夫
同样有极为犀利的表达，“只要读到女巫给人溺死，女子遭魔鬼附体，兜售草药的看相女人，甚至出类拔萃的男士背后的母亲，我想，追踪下去，必会发现埋没的小说家，受压抑的诗人，某位默默无闻的简·奥斯丁，某位将血泪抛洒在沼泽地里，或者在路边游逛，装神弄鬼，给自己的天赋折磨得发狂的艾米莉·勃朗特。”
作为女作家，文珍对“一间自己的房间”代表的寓意深有体会。她举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为例，说明女作家如何需要不被家长、丈夫或孩子打扰的创作时间。门罗是小镇上典型的家庭主妇，时间几乎被孩子和丈夫占据，写作只能在忙完家务活后进行。通过见缝插针的写作，门罗到四十岁才出版第一部小说，最终靠自己的勤奋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伍尔夫文集》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止庵认为，女作家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既是经济层面的需要，也是精神层面的需求，实实在在的屋子意味着独立的空间。“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举的很多女性作家前辈，像简·奥斯丁、艾米莉·勃朗特等，都是在有限的生活条件下超越自我。女性如果不解决物质自由的问题，精神也不可能得到自由。”这让他想起鲁迅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里提到的那句话——“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女性需要精神独立，在伍尔夫之前很多人都讲过，但伍尔夫说得特别好，把观点表达得特别清楚，她对世界看得很清楚，这是智者的想法。”止庵进而谈到，从日本女作家紫式部创作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起，女性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一直占据着很大一部分。他对女性写作特别尊重，佩服所有女性作家。他不由想起爱德华·阿尔比的名剧《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带有性别歧视的味道。在止庵看来，伍尔夫一点不可怕，讲的话句句在理，充满智慧，“健康”的读者不该反感，反而应该充满敬意才是。
林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便开始看英语世界女性作家写的小说，像爱丽丝·门罗、多丽丝·莱辛、安妮·普鲁等，她读的都是原文。在她看来，这些女作家的写作丝毫不亚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第一次高屋建瓴地谈到女性写作的问题，对她的人生产生很大影响，让她意识到女性精神独立的重要性。
“从伍尔夫写作的年代到现在过去近一百年，世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女性地位有了实质提升。但不可忽视的是，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平权很不容易。” 林燕认为，如果奥斯丁、勃朗特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条件，她们可能会有更大的成就。她希望中国的年轻女作家能写出像阿特伍德那样的作品，影响中国读者和世界读者。
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吗？
“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这不是伍尔夫的原创，而是引自诗人柯勒律治的话。这成为嘉宾讨论的焦点。
文珍自认为是幸运之人，自小家庭环境不错，一直受人照顾，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机会和男性“同台竞技”。文珍很晚才有性别意识，她提到了一件小事：高中文理科都很优秀，往往考年级段第一，有次路过理科班，就听到某位不认识的男同学放下豪言，说要在物理成绩上超过她。这让她开始意识到性别差异，一个女孩物理成绩第一是不是让男孩子们失去了面子?
后来，再次受到来自男性的敌视，是某位男作家和她讲“写小说是男人的事”，让她感受到被冒犯。自此之后，她开始对女作家是否要“雌雄同体”产生了警惕意识。从前她可能会认同这个观点，但之后她反倒觉得应该突出自己的女性意识，写出大多数女性没有机会说出的东西。
《伍尔夫作品集》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止庵将这个问题纳入规定情境下讨论，认为“雌雄同体”在文学领域是简单的事，只关涉作家的创作立场和视角。譬如《傲慢与偏见》便是站在“雌雄同体”的立场，奥斯丁没有为达西或伊丽莎白任何一方说话，她两边都批评；还有《水浒传》里对女性心理描摹特别真切，让人觉得施耐庵可能也是“雌雄同体”的。“作家不能局限于自己的性别……雌雄同体对作家不难，应该是基本状态。”
林燕对此回应到，伍尔夫所说的“雌雄同体”指的应该呼吁男女在精神上实现平等。“无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雌雄同体都是不可能的，但精神上可以。精神上的女性，不只是说经济独立，即便有了自己的房间，很多女性仍然做不到精神独立。”男女真正的平等是精神上的平等。
正如文珍所说，她“写作时会忘记性别，在好作家的赛道里和优秀同行竞争。”恐怕这才是文学领域的“雌雄同体”。
《奥兰多》是伍尔夫给自己的“假期奖励”？
《奥兰多》是林燕翻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此前她的翻译多是官方文件、画册等。头次翻译文学作品就拿到《奥兰多》，对她来说很有挑战。
“伍尔夫的语言是诗的语言，知识面广，文字精致，涉及很多英国历史。如果不了解英国历史，读起来都困难，翻译更是巨大考验。”翻译讲究“信、达、雅”，林燕一直想着用什么样的汉语把伍尔夫诗般的语言传达出来。再加上《奥兰多》把英国文学反讽的传统表现得淋漓尽致，更增加了中文翻译的难度。
林燕介绍到，伍尔夫在写完《到灯塔去》《达洛维夫人》后深感疲惫，便用几个月时间写了《奥兰多》。《奥兰多》超越时间、空间和性别的界限，跨越从伊丽莎白时代到二十世纪初前后三百多年的历史，神采飞扬，有奇绝的想象力。
止庵深有同感，认为《奥兰多》是件完美的艺术品，在伍尔夫的创作里可以算“特例”。当他向别人推荐伍尔夫的作品，《奥兰多》肯定会列入其中。在他看来，“伍尔夫的写作大部分时间都很痛苦，这是作家不断挑战极限导致的”。
从《远航》《夜与日》的现实主义阶段，到《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的意识流阶段，再到《海浪》进入一种无法被定义的文体，“像是一部不让自己活的作品”，最后又回到偏现实主义的作品，如《岁月》。“总的来说，伍尔夫的写作可能不太有愉悦感，但《奥兰多》是例外，伍尔夫给自己放假了。还有一本作家写给爱犬的小说《弗勒希:一条狗的传记》也是如此，伍尔夫的写作彻底放松了。”
“一件伟大的作品不受性别限制，是全人类的遗产。”止庵主张阅读伍尔夫从《奥兰多》开始，“伍尔夫重复利用她的精神障碍，探讨人的精神世界，这样的探索精神是后世作家所缺少的。”
文珍则认为，伍尔夫在《奥兰多》里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理解了英国男性的生存状况和英国女性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写得相当现代，影响后世很多小说。结合当下现实，她不禁让她感慨，“人类的想象力能用在文学上多好啊，但很多人把想象力用在了坏处上”。
伍尔夫肖像
《海浪》vs《奥兰多》，哪本才是心之选？
伍尔夫的哪本书会最能得到对谈嘉宾的青睐呢？文珍和止庵都表示自己面临选择困难。在文珍看来，伍尔夫的作品需要当作一个整体阅读。如果真要选择一部，她可能会选《海浪》。“这是一部充满力量的作品，有着非常细腻的描写，在阅读时会有一种沉浸感。”
止庵对此很有同感，他认为《海浪》是伍尔夫所有创作里最难完成的。“这本书可能是在伍尔夫一生中最接近理想状态时完成的，并不好读。读者需要完全和作家保持在一个频道，才可能进入这本书。”《海浪》并非止庵的理想之选，他更愿意向普通读者推荐《奥兰多》，认为这是可以拿来消遣、带来很大的阅读愉悦感的严肃性文学。
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伍尔夫作品，他并没有选择最有名的《到灯塔去》或《达洛维夫人》，而是选择了《普通读者Ⅰ、Ⅱ》。“伍尔夫写作这两本书主要以读者的姿态探讨阅读感受，不同于批评家或学者的研究视角，不是传授知识，仅仅把读书当作消遣。”
止庵笑称自己不是中文系出身，平日仅以普通读者自居。他认为这并非自谦之词，而是事实。在他看来， “普通读者和书的关系，出于消遣，而不是研究”，不需要把阅读看得那么功利。另外，普通读者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他和其他读者分享阅读感受时，只分享观点，而不试图说服对方，改变与自身不同看法。
林燕表示，她没有看完伍尔夫的所有作品。三十多年前，她读了《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的英文版，阅读《奥兰多》则是因为出版社的约稿。即便如此，对她影响最深的还是《奥兰多》，翻译时反复读过多遍，理解很深。《一间自己的房间》对她影响也比较大，看完后对女性生活和女性写作有很多新的想法。
（注意：伍尔夫也被译为吴尔夫，本文统一为伍尔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