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陆上还残留着二百多万国民党残余势力，包括政治土匪、潜伏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以及反动道会门。他们不甘心反动统治政权的丧失，与台湾国民党遥相呼应，采取爆炸、破坏、暗杀、投毒、武装暴动等手段，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一些反动道会门头子也趁势煽动群众入道，发展组织，制造散布谣言，进行反党、反人民政府的活动。特别是其中的“一贯道”，在全国各地发展道徒近千万，制造谣言，破坏社会治安，扰乱人心。一贯道在山西的反革命活动表现得尤为猖獗,居于全国之首。

一贯道的名字很多，有先天大道、孟孔圣道、中央大道、白阳教、性理大道、明理道、明一道、老母道、真天道等等。

追根溯源，一贯道是近代社会的产物，由于各地创立时间不同，大体上出现于清咸丰、同治、光绪时期。当时的满清王朝由于疲于应付外患，对内忧无暇顾及，这就为各种道会门的活动和发展提供了机会。清光绪三年（1877年），山东青州人王觉一创立了东震堂，他承袭了先天大道的一套戒规，著书立说，为一贯道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王觉一的徒弟刘清虚执掌东震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改名为一贯道，后来经过路中一、张光壁、孙素贞的接力发展，到民国年间，已由原来只在鲁、豫、苏交界处的农村活动，一跃成为流传全国的第一大道会门，当年有信徒一千五百多万，占全国三百多个秘密道会门道徒总数的一半以上。

清王朝被推翻后，国内军阀混战，一贯道活动加剧，大规模扩展势力，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贯道首领张光壁（又名张天然）卖身投敌，充当汉奸，乘机以“道劫并降”、“入道可以躲灾避难”为号召，破坏抗战，愚弄群众，扩展组织。受其蛊惑的一批商人、小知识分子为避战乱，成为传道中坚，致使一贯道组织迅速发展，队伍不断膨胀，并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城镇乡村，此时的一贯道进入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受其影响，一批批汉奸头目纷纷入道，他们在道坛中大肆宣扬“祖师不久主持三期收园，要坐朝听政了”，狂妄地叫嚣“各地道首将来都是朝廷的官员”，要积极“开荒”，“开荒一县当县长，开荒一省当省长”，从此由思想传播向政治实践过渡，提出了夺取政权的政治纲领，加快了以道权夺政权的步伐。抗日战争胜利后，一贯道又同国民党官吏相勾结，千方百计洗涮自己的汉奸罪名，并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

一贯道最早来山西传道的是路中一，在他传道初期，曾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省交界处活动，但规模不大。后其弟子郝宝山（汾阳人）于1919年奉师命回汾阳传道。1930年在孝义县马庄营村建坛传道，之后，在晋西地区进行大规模活动。一贯道在山西的广泛传播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介休人古广生和李玉生开辟道场，进行传道。1939年2月，薛洪受一贯道尊师张光壁派遣，为山西总领道务，从此，一贯道在山西开始了大规模的传播，并逐渐形成拥有庞大组织的独立系统。

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山西境内的一贯道组织庞杂，派系繁多，主要有六大派系。一是薛洪的暗线系，是一贯道的自成系，为山西实力最强大的一派，道徒人数在一百万以上。他们设立柜坊组织，总柜设有“四贤”、“八俊”、“十明”三个柜坊，各柜坊组织又下设仁、义、礼、智、信五大常柜。该系以阳泉、崞县（现原平市崞阳镇）、代县、太原等地为基地；二是明线系，即古广生系，道徒三十万左右，分别在介休、运城、新降等地区活动，规模仅次于薛洪系；三是郝宝山系，道徒有五万左右，分布在孝义、介休、汾阳、平遥及晋南的河津等十余县；四是周炳文系，道徒有一万多人，分布在新降、乡宁、河津等地；五是绥远的张衍派，有道徒六万四千多人，其中道首就有两千八百多人，主要传至大同、雁北十三县。同时还有北平支系张范卿系，亦分布在雁同地区各县。至此，山西成为全国一贯道组织最庞大的基地。

一贯道在怀仁县共分三个派系。一是绥包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河北的刘振岗及右玉的王天宝首先来怀仁设立“德胜坛”点道，共点了岳庆泰等十人，次年又点了六十多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将道徒分为南北两线，南线点传师刘振岗，北线点传师薛海云。南线分别在磨道河、尚希庄、宋家庄、万金桥、碗窑、吴家窑等三十多个村落设立三十一个坛进行点道；北线在里八庄、秦城、南米庄、高镇子等村设坛点道。二是大同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二月，河北人王焕章由大同来怀仁设“仁义坛”点道，共点道三十余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开始在乡村设坛点道，分别在尚希庄、何家堡、赵庄等村设坛六处，后共设坛三十二处。三是太原线。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贾生宝由崞县来怀仁，在县城设坛，点道八人。

一贯道组织的扩大泛滥，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对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造成极大威胁，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秩序带来了极度的混乱和恐慌，他们组织道徒四处散布谣言，制造恐怖消息。时逢朝鲜战争爆发，一贯道趁机散布谣言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美国侵略军要血染鸭绿江，东北要大杀三阵，尸横遍野。”“父在子丧，父丧子亡。”“身穿海潮兰，九女缠一男”（预言青壮年男子都将死于战争，会出现九女抢一男的现象）。

山西一贯道总头子薛洪还提出“以道治国，以道化党”的狂妄主张。他说：“一贯道十八子出世坐天下（指道会总领李文斯），万道归一。”山西另一道首古广生说：“共产党的天下只有三年六个月，到1953年就完了。”“今年是牛八当道，要死好多人。”（1949年是牛年，牛八合为朱字，影射朱德总司令）说什么“今年刀兵大灾，瘟疫流行，饥馑旱涝，蝗虫水灾遍地，种种灾难即将降临，要刮七七四十九天天罡风，血雨腥风，飞机不能起飞，大炮打不响，闹到天崩地裂”。种种妖言惑语的传播，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在一贯道的谣言中，最为恐惧的是1950年春季在华北地区传播的“割蛋”谣言，说什么“中央派人下乡割蛋（男子睾丸），取女子乳房、小儿的肠子送给苏联制造原子弹”。谣言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从察哈尔传到绥远、山西、河北、京津等地。一些道首还把猪羊肠子挂在树枝上，把豆腐染成红色丢弃在路上，以此来恐吓群众。凡谣言殃及到的地方，群众惶恐不安，无心生产，社会秩序动荡混乱。特别是到了夜晚，乡下群众不敢入室睡觉，男人都睡在房顶上，站岗放哨，轮流休息，女人孩子们则集中住在一起。在寂静漆黑的夜晚，一贯道还用抓来的麻雀、老鼠浇上煤油燃放，恐吓群众。有的道徒用红布包住手电筒沿大路乱跑，吹着口哨制造恐怖气氛。每逢此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吓得息声屏气，紧紧挤到一起，生怕灾难降在自己头上。

还有一些坏分子装神弄鬼夜间袭击群众，抢劫财物。怀仁县尚希庄火车站（现金沙滩车站）、宋家庄火车站下了夜车的旅客行进在乡间小路上，突然从树林中跳出一个身穿白衣、口衔红布条的“吊死鬼”，他手拿扇子，嘴里还发出咿咿呀呀的怪叫声，一蹦一跳地向行人袭来，不少的单身行人和妇女孩子见状，往往吓得毛骨悚然，丢下包袱逃走了，这些家伙趁势抢走旅客丢下的包袱财物，致使好多下车的旅客不敢走夜路，直到天明才敢上路。不久，这些家伙被我化妆成旅客的公安人员抓获并严惩。

在崞县贾头村，一贯道道徒秦世凤夜间在家中睡觉，恍惚中见一个黑影掌着煤油灯，扒开小儿子的两腿正在干着什么，他猛地意识到有人在骟小儿的蛋，慌忙爬起身同黑影扭打起来，煤油灯被打灭了，两人在黑暗中打得不可开交，住在隔壁的弟弟闻声赶到，手提木棍踢开房门，见是哥哥和嫂子厮打在一起，在弟弟的断喝声中，夫妻俩才松了手。原来是小儿屙在炕上，妻子在打扫，不想丈夫在睡意朦胧中怀疑有人在割孩子的蛋，慌忙翻身爬起同妻子扭打起来。

1950年7月3日，雁北行署水利局工程师曹克维到怀仁县霸王店村考察水利。时逢“割蛋”谣言正传得甚嚣尘上，曹克维进村后，因他操着外地口音，被村里民兵关押起来。曹克维掏出介绍信让民兵干部看，然而这些民兵干部没一个识字的，后来让一个叫王国珍的人看后，他见介绍信上没盖政府的大印，只有行署水利局的印章，就含糊其辞地说：“没问题。”在场的人们理解成“此人是个割蛋的，没问题”。结果被人们围攻殴打，其中一个叫王子山的坏分子，外号“三干头”，这家伙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他出手最狠，专拣要害处打。很快，曹克维被打得奄奄一息，昏死过去。后有该村孟某的女婿、绰号“寡白菜”的外村人，用打狼的二股铁叉在曹克维身上乱戳一阵后，见人已死，就丢弃在一个土坑里埋了，就这样，曹克维被活活打死。

事后，县里侦破此案，将王国珍、王子山判了死刑执行枪决，其他凶手也被判了重刑。曹克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立碑以记。

还有一天，有个河北省的后生行路，路过应县南河种村，天热走得口干舌燥，到井台上讨水喝，人们听他是外地口音，便盘查起来，还对他进行搜身，结果搜出一包白药面面，硬说是蒙汗药。众人见抓到了“证据”，立刻围住殴打，不一会儿后生被打了个半死，浑身血渍斑斑，面目全非。碰巧应县三区几个干部路过，将这个后生带回区里审查，才得以保住性命。

在“割蛋”谣言大面积传播泛滥的过程中，一些坏分子为了强化渲染恐怖气氛，夜间趁人们熟睡之机，施放硫磺，往屋里吹毒气，敲门打窗，装神弄鬼学怪兽嗥叫，搞得人人自危，户户提防，惶惶不可终日。那时正值盛夏，下地劳动的人们太阳还未落山就得回家关门闭户不敢出门。很快村与村之间互传谣言，这个村说那个村张某人被骟了蛋，那个村说这个村李某家媳妇被割了乳房。还有些人煞有介事地编造谣言说：“我在某村亲眼看到有两筐被割下来的蛋和乳房放在村口处，血淋淋地十分瘆人。”

谣言传播之处，民众高度恐慌，从各地调查的资料来看，其表现形式基本一样：男人晚上站岗，妇女儿童并房睡觉，结伴合伙下地劳动，路上行人不敢单独走路。同时，人们心理上的恐慌也造成了视觉上的草木皆兵，狗叫猫跑耗子闹也疑为是割蛋的人来了，对操外地口音的过往行人严加盘查，不敢放过。

1950年初，一贯道已泛滥成灾，天镇县村村有一贯道组织，全县有道徒三万三千之众，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代县，百分之七十四的农村党支部中有党员参加一贯道，全县不到三千党员，其中就有五百四十多人入道。雁北地委通过抽查，了解到三十九个党组织九百名党员中有五百名参加了一贯道，其中有一百名党员宁退党也不退道。

鉴于一贯道的严重危害，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社论指出：“一贯道是被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匪帮所掌握与利用的反革命工具，是反动的封建迷信组织，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组织。其首要分子多是汉奸、特务、流氓头子、反动地主、恶霸之流。他们利用这一组织欺骗勒诈道徒，敛聚财物，以供自己挥霍；有不少道首奸污入道妇女，使不少受骗道徒人死财空。更主要的是他们进行反革命的政治破坏活动，甚至策动胁迫落后群众参加武装叛乱。基于一贯道的这种反革命性质，人民政府确定了严厉取缔的政策，借以镇压少数首恶分子，并挽救受骗道徒。”

随后，各地人民政府先后发出布告，正式开始取缔一贯道。1950年冬天，山西全省统一部署，市县级政府发布布告，分区分片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取缔一贯道。全省在第一次行动中就发现一贯道地道密室九十三处，没收一贯道商店作坊八十九处，黄金九十两，银元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九元，白银四千六百九十两，粮食二百五十八万石。在取缔工作中，政府一面宣传党的政策，一面揭露一贯道的反动本质和所犯下的罪行，对一般道徒进行登记，组织其参加集训反省，使其真正认清一贯道的反革命性质，悔过自新，退出一贯道。

1950年12月，怀仁县人民政府通过发动群众，调查摸底，全县一百五十二个村庄中，九十七个有一贯道，其中在九十二个村设坛，有道徒五千四百二十八人，点传师、坛主二百五十一人。在取缔工作中，除对罪大恶极的道首进行逮捕审查外，对一般头目、道徒则让其公开登记，在群众大会上当众悔过、找保具结，当时退出一贯道的道徒有三千三百九十七人。在取缔一贯道的同时，对佛教会、清福教、洪福道等封建道会门也进行了取缔。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压反革命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怀仁县随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全县共登记有国民党残留军、政、警、宪、特、反动组织成员计两千一百四十五人。在此次登记中，一贯道道徒一万七千三百八十八人，坛主一百六十六人，点传师二十二人。其它封建道会门道首四十七人，道徒两千四百四十六人。在2月下旬和3月上旬进行了两次抓捕行动，共逮捕五百四十九人，其中土匪三十八人，反动地富五十六人，间谍特务四十三人，反动党团骨干三人，反动道首二百一十人，顽伪人员三十八人，叛徒一人，其它一百六十人。经过审讯，根据其罪恶不同分别予以处理，其中被执行死刑的二十一人，内有一贯道道首刘全仁（城内人）、李占元（磨道河人）、孙忠贤（赵庄人）、武奎（里八庄人）等；判处有期徒刑五十九人，劳动管制一百零二人，教育释放三十七人。至此，在我县兴风作浪、猖獗一时的一贯道终被平息下去。

在怀仁地区，与一贯道先后发展起来的其它反动道会门还有“九宫道”，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由大同传入怀仁，怀仁县下湿庄宋炳忠自命是该道的“朝廷”，他在柳东营、跃进等村设坛传道。先后在东作里、下湿庄、磨道河等村发展道徒四百多人。

“洪福道”原名“先天大道”，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由应县温家坊传入怀仁。洪福道在刘宴庄、窑子头、吴家窑、烽火台、晏头、黎寨等村设六个支股，在全县四十六个村发展道徒七百八十七人。一贯道被取缔后，洪福道仍在暗中活动。1955年，窑子头村道首白福贵、孟家园子村（现该村已废）的孟有财被镇压后，洪福道顷刻作鸟兽散，道徒全部退道。

“中央道”传入怀仁时间不详，在怀仁发展道徒二百多人，主要分布在大盐坊、王皓疃、新发、东作里等村。

上述几个反动道会门随着一贯道的被取缔也相继解散。至此，存在于怀仁县的各种反动道会门烟消云散，还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风清气爽的新天地。